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以索马里为例
文/徐亚莉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推动国家间深度互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族际冲突外溢风险增大，挑战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当前，在西亚和非洲地区，也门、苏丹、索马里等失败国家的治理困境愈益影响地区与国际秩序的重塑进程，而这些失败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并危及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存在且水火不容的族际冲突。族际冲突是族际政治的重要方面，是族类群体基于族类情感认同和不同利益诉求，诉诸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族际互动。
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扼亚丁湾和红海贸易航道，战略地位显要，历来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象。自1991年以来，该国始终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被国际社会视为典型的“失败国家”。长久以来，索马里族际冲突问题严峻，这不仅制约着其国内政治和解与重建进程，甚至不断外溢，使其成为非洲之角和西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博弈场。
本文试以1991年至2017年间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问题为分析对象，探究其复杂的表现、成因及对索马里国家重建的影响，以进一步展现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之间的关系。
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的学理分析
族际政治是族群之间基于族类情感认同和不同利益诉求，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认同和政治影响。正如民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族群及其政治互动则影响着国家内部的次结构生长。族际冲突是指发生在种族、民族、部族、氏族等不同层次的族群内部，某两个或以上群体间为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的政治互动形式。族际冲突可以分为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和跨界族际冲突，其原因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性。
在学理上，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具有同源性，其最重要的共性即二者都与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存在关联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下，族际冲突多源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充分和不完备，而这也是国家失败产生的原因之一。根据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在“主体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族群之间为获取国家主流认同而争夺政治经济权益，导致族际冲突的产生；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或民族国家建构滞后的政治状态下，“民族”概念处于缺位状态，“民族”抑或“主体民族”同样缺乏发展的充分性，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其他族群，在国家运转和发展中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下，国家失败意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冷战结束后，被传统意识形态冲突掩盖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显现，部分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国内冲突激增、分裂主义凸显等问题。鉴于此，有学者试图用“失败国家”定义相关国家，并分析相关问题。
上周（11月12日-11月16日），冬储缓慢推进，二铵市场走势坚挺，局部地区陆续出台冬储价格，报价上调。11月19日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指数（CPPI）为2920.97点，环比上涨7.76点，涨幅为0.27%；同比上涨199.65点，涨幅为7.34%；比基期下跌300.80点，跌幅为9.34%。
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视域下的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关系密切。在许多西亚和非洲国家，以传统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国家运转及发展现实，与西方推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产生了巨大张力，结果非但未能有效推动其部族、氏族等族群转变为政治民族，实现民族身份建构，反而刺激了更多基于部族、氏族等族群的社会动乱，导致诸多国家在西方标准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走向失败。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视域下，以“失败国家”概念定义这些在民族国家建构中不断受挫的国家，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将自由民主价值观视为“拯救”失败国家的“灵丹妙药”，结果不仅未能改变此类国家失败的现实，反而导致族际冲突日趋激烈。
国内外学者对索马里国家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而在次国家层面，只有少数学者指出氏族主义是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索马里国家崩溃的根源，也是索马里国家重建过程的基础性力量。但是，相关研究将索马里族际政治简化为氏族主义，着重分析氏族之间为争夺国家建构主导权进行的斗争，而忽视了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根源与表现的多元性和多层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马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与邻国的索马里人基于族际认同以及利益交织，推动索马里形势愈益复杂化，而周边国家因担忧甚至恐惧而不断卷入索马里内乱，最终使索马里境内的族际冲突外溢为地区动荡。在欧加登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虽然获得自治，但很难融入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内战后大批难民涌入欧加登地区，不仅增强了以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索马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影响埃塞俄比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也因此成为地区国家之间的一大角力点。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在边界争端问题上敌对情绪严重，因此，厄立特里亚利用欧加登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暗中支持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为其提供援助，以抵消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为该地的紧张局势火中投薪。此外，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与索马里艾迪德集团关系密切，并且在南部索马里有大批支持者。为削弱欧加登民族分离势力，埃塞俄比亚持续干涉索马里的派系冲突，或支持艾迪德集团的死敌，或援助拉汉文抵抗军。基于其对欧加登索马里民族主义威胁的担忧，埃塞俄比亚似乎始终坚信，只有使索马里保持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有效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这种源于跨界索马里民族问题的国家间关系，直接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外部势力的卷入反过来又加剧了索马里局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性质及表现
（一）部族认同与殖民历史相结合，催生地方分离主义
1960年6月，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先后独立，之后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在索马里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开始了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但是，在此后30年间，由于索马里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民族冲突、地方政党权力分配失衡、军人政府的政策失当、国外高压干涉等因素的合力影响，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屡遭挫折，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愿望最终落空。其间，原英属索马里的主体索马里兰，在索马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引起索马里兰人的不满。随着法属吉布提宣布独立、欧加登战争失败，索马里兰人逐渐意识到建立包括法属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肯尼亚北部边区等索马里民族聚居区的“大索马里”国家的目标遥不可及，于是，索马里兰人开始表现出谋求独立建国的倾向。他们以殖民历史经历为依据，认为英属索马里即索马里兰有权通过公民投票方式重获独立，成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并获得国际社会对公投结果的尊重。最终，索马里兰在2001年通过立宪公投，宣布政治独立。此后，在国际社会支持的多次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中，索马里兰公开拒绝接受索马里政府的管辖。2017年11月，索马里兰进行了新一轮的总统选举，在索马里政治进程中与联邦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二）基于部族和氏族的利益集团派系化、军阀化导致的长期武力冲突
自1960年索马里建国以来，各届政府内部就充斥着部族和氏族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立国初期，为解决索马里与邻国的边境争端、实现“大索马里”民族国家目标，索马里表现出明显的团结凝聚态势，民族主义一度超越部族主义和氏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但是，欧加登战争失败以及西亚德政府倒台后，根深蒂固的部族及氏族排他性浮现，代表不同部族和氏族利益的派系与军阀之间争端迭起，成为统一国家政治建设的阻碍力量，索马里由此陷入长期混乱，国家动荡而民众涂炭。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因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尼罗河流域控制权的争夺等原因而长期对峙，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双方将角力场扩展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还因为与厄立特里亚的历史纠葛而在索马里展开博弈。2006年，当埃塞俄比亚出兵打击伊斯兰法院联盟时，厄立特里亚对后者表示支持。土耳其、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也因地缘政治引力而卷入索马里事务，以实现各自在非洲之角的利益诉求，从而拓展地区影响力。由此可见，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利用索马里族际冲突展开战略博弈，而外部力量的分散性渗透不仅加剧了索马里的族际冲突，阻碍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甚至有导致索马里进一步走向国家解体之虞。
（三）跨界民族问题导致周边国家卷入，索马里内战“外溢”为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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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9～图12可见，互调发射抑制比收敛程度随线缆长度的不同而不同.在有些线缆长度，互调发射抑制比尚处于发散阶段，如fc=2ft+2fj的0.8m和1m；在有些线缆长度，虽然互调发射抑制比具有收敛趋势，但在频谱分析仪动态范围内无法达到、或无法判断达到稳定值，如fc=|ft-fj|的1m、fc=2|ft-fj|的1m和0.8m；而在有些线缆长度，互调发射抑制比具有快速收敛特性，并达到可靠的稳定值.由此说明信号耦合项对此类互调发射抑制比的影响显著，采用4.2.1节的线缆长度调节方法能够准确地测量此类互调发射抑制比.
（四）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族际和解与国家重建
经过长达八年的过渡，索马里于2012年正式成立联邦政府。但是，索马里在政治重建中仍面临制定联邦宪法和推进议会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挑战。当前，索马里联邦政府主要由索马里兰、朱巴兰、西南索马里、希尔谢贝利、加尔穆杜格、邦特兰六个联邦成员州组成，它们与主要部族的分布基本一致，因而进一步以政治分权的形式强化了部族认同。此外，各联邦成员州之间各有其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并未在政府建构问题上达成妥协或一致；联邦政府也缺乏协商一致的政策或框架，难以解决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争端。
在和解会议的框架下，为解决参会代表席位的分配争执，2000年吉布提会议期间制定了关于参会代表席位分配的“4.5分配原则”，并成为各部族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确立主要体现了哈维耶部族精英及伊加特索马里事务委员会的利益诉求，忽视了各部族人口和发展状况的差异，缺乏对少数部族权力与利益诉求的尊重，引起了少数部族对于共同分配大部族1/2席位份额的不满。其他三个部族也不满足于与哈维耶享有同样比例的权力分配。最终该原则未能写入索马里过渡时期宪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法律效力。
自2000年以来，为解决索马里国家失序困境，重建和平，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多次主导召开索马里和解大会。但是，在长期的和解、过渡和国家重建过程中，各族群之间对于国家体制、议会民主选举、政府机构运行等问题中的权力及利益协调问题一直分歧重重。难以实现族际和解始终是阻碍索马里国家政治重建的重要因素。
早期水利工程建设的灌排渠道长期受水流冲刷及风淤，造成边坡滑塌，渠底淤积严重，断面大小不一，严重影响了过流能力，造成灌溉水利用系数较低。据测算，2014年河套灌区平均渠系水利用系数为0.470，田间水利用系数为0.816，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384[7]。《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和2030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到0.55和0.60以上，河套灌区与此目标相差较大。
索马里族际冲突的深层原因
（一）族际认同及政治诉求的排他性
索马里各个族群的“血缘性”和“地域性”使得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它们视本族利益高于一切，将他族视为对本族的威胁，排斥和无视他族利益。索马里独立后，氏族、部族作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进入国家政权建设，它们与政治建设的结合并未摆脱根深蒂固的族群排他性，导致各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政治诉求各异，成为族际冲突不断爆发的缘由。代表部族或氏族利益的政治派系领导人甚至利用人们对本族的效忠，展开对权力的争夺。此外，传统的氏族或部族认同与现代民族认同之间的巨大张力，则造成了索马里族际政治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冲突。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基本资料及随访终点指标。治疗前与治疗后指标的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节点间的体质量及血清渗透压变化趋势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检验水准(α)为0.05。
（二）周边国家利用族际冲突相互博弈并进行干涉
索马里族际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国家境内族际政治问题，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深涉其中。各自支持不同的族群，进行战略博弈，一度使索马里成为地区国家的“代理人战争”场域。地区国家间博弈与索马里族际冲突相互纠缠，使得原本脆弱的索马里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进程愈加举步维艰。
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周边国家政府或国内其他民族发生冲突而产生的一类族际政治问题，常被称为跨界民族问题。
在各大派系和军阀的割据争斗中，其领导人利用氏族和部族认同，动员本氏族或部族内部成员加入对其他派系的斗争，以获取本氏族或部族对地方甚至对全国的领导权。在此过程中，虽然曾经出现派系内部不同氏族或不同部族之间的联合，但各族群的终极目标仍是企图攫取相应的政治权力，并在随后的国家政治进程中分得一杯羹。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各政治派系和军阀之间的冲突，是氏族、部族认同及其利益分歧的政治化表现，并使索马里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
（三）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企图渔利于族际冲突
2006年至2007年，伊斯兰法院联盟失势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迅速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了索马里大片国土，在非洲之角策划并组织了数百起恐怖袭击，成为威胁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毒瘤”。青年党利用族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人们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加剧了索马里政治安全形势的不稳定。同时，中东恐怖组织也利用青年党内部矛盾，大肆进行渗透，打造东非恐怖主义网络，导致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形势愈益脆弱不堪。
青年党主张建立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中东恐怖组织利用青年党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国际派的渗透、分化和拉拢，不断向其输入资金、武器和人员，声援和支持青年党的“圣战”活动。
青年党虽然是一支由来自多个部族和氏族的“圣战”分子组成的武装，但在本质上是索马里众多族际武装当中的一支。为了兼顾不同族群的利益，青年党吸纳不同部族和氏族成员进入组织管理体系，以弥合组织内部矛盾，并提高宣传动员能力。尽管其最高行政机构的领袖成员来自不同部族，但在青年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伊萨克部族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沿袭了曾在伊萨克部族盛行一时的“大索马里主义”梦想，将宗教信仰与民族情绪相结合，并企图通过暴动手段实现“大索马里”梦想。在行动中，他们经常利用族际认同达到其目的，通过扶植某个部族或氏族来对抗其他部族或氏族，体现了其族际武装的本质。
结语
在诸多受到族际政治困扰的国家当中，陷入近30年的族际冲突和国家失败困境的索马里成为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极端案例。从索马里案例可以看出，一方面，族际冲突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干涉、宗教极端势力等共同作用，成为导致国家失败和国家重建屡遭挫折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失败的无政府状态又削弱了民族与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和国际社会无力推动族际和解，地方性族际认同进一步被强化，由此加剧了族际冲突。所以，在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际冲突与失败国家构成一对“正相关”关系，同时，族际冲突又与国家建构形成一对“负相关”关系，这是索马里及同类失败国家在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时面临的根本困境。
从索马里内部次国家层次的族际互动关系视角研究族际政治与国家建构，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西亚、非洲以及其他地区一些类似国家的族际政治现象和原因，对于国际秩序重塑背景下此类失败国家的重建和治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由于地区相关国家和大国力量的卷入，以及宗教极端组织网络的作用，索马里冲突与也门内战、叙利亚战争存在某种相似性，凸显了本案例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这些国家的和解、重建与治理中，需要充分借助国内国际多个平台，协调族际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调和族群之间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实现族际政治和解，增强社会与国家凝聚力，建立善治政府，为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建设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也要警惕和排除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的干涉与分化，从而引导国家逐步走出战乱频仍的失败困局。
该主变A相在运行中底部其中一个注油阀门阀体开裂，裂口长度约300mm，目前虽未发现绝缘油渗漏，但是已经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如图）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摘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