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面临的困境及提升路径
于 江
摘要：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系在乡村解体，农民始终在苦苦找寻美好生活的“幸福源”。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要求。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乡村文化存在着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乡风民俗淡化、乡间伦理价值消解、乡村文化主体缺失的“现实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通过确立强化乡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搭建“农民、乡贤、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以此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融合；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为乡村描绘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愿景。2018年9月正式颁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建立了我国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的发展实现了“全面升级”，从而更符合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农耕经济为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社会急剧转型，传统农耕文化渐渐消解。当前，乡土文化正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历史时空。乡村的振兴离不开文化复兴，赋予乡村振兴“灵魂”，使乡村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乐土。
一、乡村文化是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幸福源”
“乡村文化”是相对于“城市文化”的一个概念，是乡村居民在乡村中的不断实践，创造出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四大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都拥有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然而却只有汉文化延续下来并不断进步。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地域广大的农耕大国，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了全世界最具推广价值的农耕技术、最为实用的农耕经验、最是多样的农耕方式，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样态，架构了较为完备的乡村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农耕文明滋养着华夏儿女，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无限活力和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毋庸置疑，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脉”和“根”。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乡村文明占据了主要部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农民作为乡村文明的创造主体一直苦苦追求的是什么？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答案。
在长期实践中，整个社会形成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治理范式，乡村社会则采用“乡绅自治”来实施有效治理。乡村社会中的乡规民约、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社交礼仪、传统服饰等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成为凝聚人心、集中民智、共谋乡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只有地域分布的差别而无性质上的不同。
如今面对经济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乡村文化以支撑农民经济水平。当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乡村”一词替代“农村”概念，这种转变实质是在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实现当前乡村的产业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助推经济振兴的次要方面，而是亿万农民对幸福美好新生活的追求，也是乡村建设的“初心”。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面临的“现实域”
2.2.3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血药浓度作为因变量，把所有考察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结果显示，体表面积和白蛋白水平是血药浓度的影响因素，模型检验F=16.959，P＜0.01，提示模型有效。残差图见图2。通过对标准化残差和标准化预测值绘制的散点图看出，标准化残差的散点波动范围基本保持稳定，不随标准化预测值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认为基本满足方差齐性，残差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
（一）传统生活方式改变
生活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急剧社会变革对乡村社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乡村被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继而也促使乡村与城市连接越来越紧。这种“紧密”，一方面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的联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AP-BEPS)，作为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实施百年以来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行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始终倡导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当前，中国正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税收治理能力，努力应对AP-BEPS成果转化和落地遇到的各种挑战，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积极贡献力量。
在生活环境上，农村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温馨宁静美丽的景象，农村独有的山水、庭院、池塘、鸡舍、树林等景象寥寥。不同风格、富有乡村特色的房屋和村庄布局变得“千篇一律”，农村和城市同质化趋向越加明显。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农村文化。“主流价值观传播的过程也即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乡土社会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各种组织和群体，包括基层政府、基层党委、村委会、农村家庭、农村学校、农村电视传媒等。”[4]政府和党委负责宣传，把握把准政治方向；村“两委”负责落实，结合本村特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乡村学校除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外，也要开展对村民的相关教育；乡村大众传媒则是要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特点，进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此外，在各主体间要建构起协调机制，在传播过程中注意“上行下效”和情感因素力量的综合运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农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在闲暇时间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时间相应缩短，留置农民有了时间，开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体育锻炼、旅行，但也有部分农民参与到宗教活动中去。
在交往方式上，现代交通带来了农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频繁流动，非农就业人员数大幅增长，农民的交往范围由地缘、血缘、亲缘等传统关系扩展为业缘关系，打破了原本封闭的生存空间。随着电子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交通设施的便利快捷，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变为手机、网络等。据CNNIC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0%，规模为2.09亿”。[1]交往范围的扩大，也带来了乡村社会思想传播增速。农民从城市回到农村，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知识。
（二）乡村公序良俗淡化
3.将农民的公共意识培养嵌入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农民不仅是乡村文化的主体，还同时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由“主体性”角色带来的农民“公共性”责任，亟待培育农民的公共意识。改革农村干部考核制度，让农民成为对农村干部进行考核的主体，积极发挥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创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制度，增进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允许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去，在实践中培养培育公共意识。
乡村青年资源的流失，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出，更导致了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的产生：一些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对家中老人漠不关心，不履行赡养之责；一些子女把父母的“一折通”拿在手上，把老人的养老保险、高龄补贴等据为己有；对健在的老人不孝顺、不赡养，对丧事大操大办，冠以孝顺之名。
3.文娱单调。一些乡村缺少乡村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导致群众活动无场地。虽然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配备了大量的文体器材，但很多器材陈旧、老化，甚至不适用。虽然镇镇有文艺社团、村村成立了文化自乐班，但仅仅在重要节日期间开展活动，还很难做到平时正常开展活动。加之修庙建寺、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给农民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担。
2.赌博酗酒。在部分农村，未登记注册的家庭棋牌室增多，虽然大多数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也影响到乡村良好风气的形成。一部分农民认为亲戚朋友聚会，不喝酒就没气氛，但酒后滋事、驾车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给社会安全带来了隐患。
（三）乡间伦理价值消解
许多农民在城市中打工，把城市社会的商品和货币同在的流行文化带入乡土社会。市场伦理代替乡土伦理，市场逻辑代替乡土逻辑，“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走向‘利益人社会’”。[2]乡土社会中的经济结构被市场经济替代，农民也成为了市场经济主体，有些农民的价值观越发受经济理性支配，唯利是图的功利性思想显现出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曾广泛盛行的“互换性帮工”、“互惠性换工”很难找寻，而“雇佣性用工”已经被农民认可和接受。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8.33%明显低于对照组37.5%，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人情攀比。除婚丧事宜外，生日、升学、入伍、买车、乔迁、生孩子、周岁、生病探望等均在操办，相当一部分人乘乡邻春节返乡“挪日子”办事情，收受礼金。随礼钱“水涨船高”，部分地区每年“门户”支出少则一两万，多则三四万，因“礼”致贫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黎跃成，一生钟爱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事业。他时常光顾西南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成都荷花池。作为药材质量现场检验负责人之一，为防止假劣中药材流入市场，黎跃成在完成院内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每周到这里巡查中药材经销商铺摊位。为更加深入了解真实情况，他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卧底”追踪假劣药窝藏处，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处理和汇报。黎跃成还多次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相关司室调派至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进行中药材质量监督检查。曾经提交17篇关于国家级药材市场的调研报告，总结中药材市场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食品药品监管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四）乡村文化主体缺失
近年来，农村风貌在表现形式上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农村合并、农村人口急剧减少。有数据表明：“近十五年，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递减，一些地方出现空心房、空心村”。[3]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和跨区域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要素不断流失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根基。除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力和文化能人等精英群体迁入城市，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文化中坚力量的流失，削弱了农村文化发展“后劲”。青年一代往往感受不到乡村文化所潜藏的丰富内涵，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对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家庭观念、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削弱。
2.在当前旅游经济的管理活动中，企业必须注重突破传统的管理思维与开发理念，尤其是要融入大众思维，从而实现对该活动的真正落实。事实上，当前旅游已经从一种“高端消费”逐渐转变为大众性消费，所以要想做好管理活动，则需要从大众特性出发，无论是该产品的研发方向，还是其中融入的多种元素，都要站在大众消费的角度，通过体系创新和内涵丰富，从而达到管理体系的最佳效果。
三、激活乡村发展因子提升乡村文化“内驱力”
文化作为一种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要真正让农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的内驱力。
（一）确立强化乡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新导向
乡村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影响和整合农村社会多元文化价值观，凝聚农民的价值共识，从而起到价值引领的目的。
此番油价下跌的本质是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相对宽松、库存上升，诱因是“供需状况因地缘政治局势影响而趋紧”的预期被证伪。
1.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延续到农村基层。对农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根本的是坚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农民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决不能照本宣科，空谈口号；必须将理论的先进性和农民群众的广泛性有机结合，增强农民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消费观念上，农民背井离乡“打工”已成普遍现象，种地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的提高带来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消费逐渐向商品化转化，以自我生产为主转为购买消费品。此外，消费需求也有了质的提升，不少农民开始注重消费产品的功能、品牌、档次。部分农民对图书、报纸、电影等精神的消费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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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民俗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农村社会的加速演进、多元文化交织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使得一些不良风气有所抬头。
（二）搭建多元参与的文化建设主体格局
一切文化形式皆是“人”这个主体的创造、创设、创新而产生。乡村振兴战略根本在人，核心是文化，乡村文化的繁荣必须首先解决人的因素。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的主体、创造的主体；乡贤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能够起引导和示范作用；社会组织则是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新生力量，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资源供给、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多方面支持。
文化是乡村社会的软实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加速，引发乡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人情负担问题、老人赡养问题、空巢村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不少地区更多的是注重乡村的经济建设，相对忽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进而遭遇乡村文化之困境。
1.引导农民工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解决“主体”缺少问题。客观说，农民工返乡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利于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一是营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社会氛围，尊重农民工意愿，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树立和宣扬返乡农民工投身农村建设的典型；二是加强农民各类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和创新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培训，提升返乡农民工对现代农村建设的协同性和认同性，提高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三是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结合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挖掘和培养返乡农民工成为产业经纪人，以推动农村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或许，小伊应该感谢上苍给他一次重塑自己的机会。之后，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平庸地活着。无论是甩掉e还是E，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如果仅留下关于e的记忆，他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少年，每天背着被教科书和草稿纸填充地满满当当的破旧书包穿梭在老城区，睁开眼是城市的喧嚣，入睡时耳边循环着从旧录音机里传来的忽高忽低的英语听力，他实在不知道这刺激大脑皮层的噪音怎么会有利于睡眠。如果选E，那他就更无拘无束了，深冬的田野、凌晨的街道、充斥着尖叫和笑声的酒吧，无论人们怎么评价、诋毁，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作为一个DJ，以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活着，已经成为了他的基本职业素养。
2.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解决“领头雁”缺失问题。“乡贤”是指乡村贤达者，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乡村文化的复兴必须聚集起一批乡贤，作为复兴乡村文化的“领头雁”。一方面，在“唤醒”上下功夫。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必须通过宣传、营造浓厚乡贤文化氛围的方式，不断强化他们对于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吸引“乡贤”的回归，致力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在“创造”上做文章。乡村问题治理和乡贤回归是一个互进互助的关系。不能着眼于只是要求通过情感牵引达到人才回流的效果，而要“双管齐下”，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对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同频共振、共同发力，既要在法治化的前提下给予“乡贤”公认的社会地位，明晰责任义务，又要积极为乡贤搭建建设乡村的载体，使新一代乡贤彰显个人价值，达成扎根乡村，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
3.让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解决“中间人”缺位问题。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根据不同条件自发成立所需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增加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明确乡村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广大农民谋取福利、提供便利、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乡村社会组织可以在“关爱留守儿童”、“照料留守老人”、“农村妇女增能”、“农业科技下乡”、“文化送乡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做贡献，并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在农村社会传播“团结、友爱、奉献、互助”的价值观，使广大农民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正能量。
（三）构建乡村文化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体系
后乡土社会绝非单纯从事农业之地，还应具有“文化体验功能”。乡村文化发展本就应包括文化生产、文化经营、文化销售等内涵。后乡土社会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亦是增强乡村文化内涵的有力举措。
1.依托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化传递的过程，游客旅游的过程也是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我国县域的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化及田园风光为发展全域旅游和乡村休闲旅游创造了有利条件。紧紧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满足游客观光农业、农事体验、果园游憩、品尝农家饭菜、采摘绿色菜果等需求。要注入乡村传统文化因子，让旅游者在旅游时感受到、享受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2.依托农村地域文化培育特色品牌。现代乡土文化建设必须走品牌化道路，依托品牌化唱响乡土文化振兴的“号角”。具体来说，可以结合本民族特色、民俗民风和自然风光等资源，积极发展富有乡土特色的手工艺、民族文化文艺和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一村一产业、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的文化乡村。策划整合地域文化节庆活动，相同相似节庆活动联合举办、整体打造、集体发声，相异相差节庆活动错开时间节点、深挖本地特色，同时发挥特色节庆活动对外宣传和经贸合作与交流、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吸引力。
3.依托全域旅游壮大文化业态。“全域旅游要求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实现景点景区、宾馆酒店等配置为主的‘小旅游’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类资源全域性配置的‘大旅游’转换”。[5]按照这一思路，文化与旅游、农业、工业有机结合起来，跳出传统“景点体验”的模式，以高效发展促进旅游资源的集约开发，从而实现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发展起以乡村为“场所”、以田园为“基地”、以庭园为“平台”、以文化为“灵魂”、以农村生活方式为体验的旅游新业态，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种植业、交通业、商贸业、餐饮业、住宿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使乡村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化经济，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线一风光”的全域乡村旅游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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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树俊.乡村旅游发展研究[M].现代出版社，2016.2-3.
作者简介： 于江，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教务处讲师，硕士 (邮政编码 225300）
中图分类号： G122：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359(2019)03-0080-05
（责任编辑 胡爱敏）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乡村文化论文; 融合论文; 文化建设论文;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教务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