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化史的研究立场上考察，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智慧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对话与相互融通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的世界性流动，是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时代即不同的时空中，它们有着各自的形式和通道，并且会有不同的后果。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通，自古以来无时无刻不在那里进行着的，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以“物质文化”为中心，构成古代中华与西亚、欧洲的文化通道，而在古代东亚地区，除了“物质文化”的通道外，还有另一种更为本质化的文化关系，推进着“文化融通”，这就是以“汉字”为核心，以汉籍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构成中华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传递与相互认知。
这种传递的规模和对话的内容，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而无比辉煌的。现今有9世纪后期(876-898)当时日本的大学头藤原佐世(？-898)为日本皇室与中央机关的汉籍藏书编纂的“藏书目”——《本朝见在书目录》存世，这大概是目前所存记录汉籍进入日本列岛的早期较为完整的“目录”。我依据唯一的传本——手抄室生寺本，共检得当时在相关藏书处“火事”后于皇室和中央机构仍然保存的汉籍为1568部，凡17209卷。它依照中国的《隋书·经籍志》，把日本藏汉籍分编为40家，类目如次：
易家、尚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孝经家、论语家、异说家、小学家、正史家、古史家、杂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旧事家、职官家、仪注家、刑法家、杂传家、土地家、谱系家、簿录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医方家、楚辞家、别集家、总集家。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隋书·经籍志》著录编写者当时收集到的国内典籍总计3127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收集到的国内典籍3060种。若与《本朝见在书目录》相比较，那么，在9世纪后期《隋志》著录的50%，《旧唐志》著录的51.2%，此即当时中国国内史传撰写者们权威统计的所存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收藏于日本皇室和有关中央机构中，在世界文化史上，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惊羡的！
其后经过大约10个世纪的传递，1826年(日本文政九年)中国商船“得泰号”停泊日本骏河的下吉田岸，船主朱柳桥与日人野田笛浦有一段有趣的“笔谈”：
野田笛浦：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有夏虫之见者多多矣。
朱柳桥：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尽通也。
——《得泰船笔语》卷三上
如果说，在9世纪时代汉籍的东传，其文本种类为当时中国有关记录全国文献的50%左右的话，那么，19世纪时代，依据书商估计，竟然有70%—80%的汉籍传到了日本。中国学者估计，我国典籍总数，到19世纪中后期，有说为5万种左右，有说在7万种左右，有说8万种左右，最高的说法有12万种左右，我们取其中以8万种计算，则当时输入日本的汉籍已经在5万种以上了。一个国家把本国的出版物的70%—80%的文本种类递送入了另一个国家，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了。汉籍外传的类似状态，也见于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东部。依据我国当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宏伟规划考量，其实，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已经面向世界，至少已经达于亚洲东部广袤的区域。
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的20余年间，我在日本查访自上古以来至于当前传入日本的汉籍，希望估摸到他们保存至今的明代与明代之前的善本究竟还有多少。25年间在百余处进行调查的结果，共得11000余种。依据日本学者的估计，这大概是实际保藏量的80%—85%左右。依此计算，那么日本保存的明代与明代之前的，不算清代的典籍，则在13000种左右这是经过日本国内中世纪时代400年战争破坏，以及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侵略战争中遭遇美国空军毁灭性轰炸后的保存数量。
中华典籍以这样的规模东传日本，在日本文化史上，必然产生持续不断的重大价值后果，催发日本社会文化多层面的“变异”而推进日本“新文化”的发生，从而可以发现和体验中华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行走”的踪迹和它的价值。
依据日本文化史的真实发展状态，我们可以把“汉籍的传递”与“文化的对话”大致分为四个前后连接的时期来加以表述。
第一时期，从上古至8世纪末期，以人种交流为汉籍传播的自然通道。汉籍的传递为日本古代国家政治实体的建立和确立皇家权威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与思想的材料。
“日本”作为公元5-6世纪开始由“大和”民族(Yamato)为主体形成的一个古代国家，它的建国开始究竟在什么时候，学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涉及“大和”(Yamato)和“阿伊努”(Ainu)即“倭”人的复杂的历史关系问题。日本的历史纪年开始于什么时候，如果依照8世纪时代的“记纪神话”的说法，则距今大约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但比较可靠的说法则应该从“雄略天皇”十五年即公元471年开始，“雄略天皇”是《日本书纪》设定的“天皇谱系”中的第22代天皇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代宋明帝泰始七年。作为这一纪年的标志性的事件，则长期从华夏迁徙来的“华夏移民”(主要从事纺织、造酒等)结集成180多个称为集群，服务于当地的首领(王)，王授予封号叫“うずまさ”(聚合丰盈之意)他们使用汉字“太秦”表示。这个“太秦”既是华夏人首领的意思，又是华夏人居住地的地名。这位华夏移民首领的位置位于今天京都右京区，一直保留至今，“太秦”为“东映”电影城，成为游览名胜。
或许说，公元5世纪是日本有历史记载的开始，从此开始的历史就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这个过程，大概到公元794年，恒武天皇迁都平安城，基本上完成了古代日本国家的建制。
日本古代建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历史纪年中有300多年，实际的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日本列岛的居住民中外来的迁徙民即所谓的“移民”愈来愈多。
从文化人类学上考察，“移民”大致由四大部分区域的成员组成：此即亚洲大陆华夏人、太平洋岛屿上的“北漂人”、朝鲜半岛的各个部落人，以及亚洲北部今日主要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包括蒙古草原上的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人。他们互相混杂，并且一方面把原土著民驱逐到东北地区，一方面也有通婚而混血，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大和”(这个“yamato”族群中含有原先居住在九州和本州的零星的“Ainu”人)。其中以亚洲大陆华夏移民具有最高的生产能力——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日本书纪》、《新撰姓氏录》、《续日本纪》等日本上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华夏居民东移日本列岛的记载：
《日本书纪》：
“弓月君百济来归，因奏之曰：臣另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
“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
《新撰姓氏录》：
“弓月君，秦始皇第五世孙也。”
“仁德天皇时，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
《续日本纪》：
“阿知使主，汉灵帝曾孙也。”
目前学界对于华夏迁徙民的数字有些不同的表达，有学者估计最大数在一百万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日本的九州岛地区、关西的琵琶湖沿岸做过“华夏人迁徙民”的调查，至今尚有相当多的遗址。他们在漫长的向日本迁徙的过程中，为日本的原始形态的文化传递了三个层面的先进文化：稻米农耕生产、金属工具、汉字。当然还有其他层面的，如纺织、漆器、造酒、制玉等等器物制造技术。这3个层面也正是文明史上认定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标志意义。
日本保存至今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应神天皇”条有如下的记载：
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迩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
这位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的知识人，便是史载把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第一人。称此人为“吉师”，具有尊敬的意义。据此推测，“汉字”则应该远远早于这一年代儿进入日本列岛。
根据文献的记载，并参照其他的文献与实物的材料，大致可以推断，早期汉籍的东传，最早是由华夏移民经由朝鲜半岛而得以实现的。
华夏典籍中的儒道法诸家文献、自《诗经》至于六朝文学作品、以及“小学类”典籍与汉译佛经为标志开始进入日本列岛，并与日本本土文化发生融通，它以被分解的“材料”的状态参与了日本文化的构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对于日本“源文化”的解析，从中还原出它们与华夏文化的融通与会合。
1.在日本古代国家建立的政治层面上：
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作为国家立国的政治准则和官僚群臣的行为规范。
《十七条宪法》一曰“和为贵”，“上和下睦”；二曰“笃敬三宝”；三曰“承诏必谨”；四曰“以礼为本”；五曰“绝飨弃欲，明辨诉讼”；六曰“惩恶劝善”；七曰“人各有仁，掌宜不滥”；八曰“早朝晏退”；九曰“信是义本”；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十二曰“勿敛百姓”；十三曰“勿妨公务”；十四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十五曰“背私向公”；十六曰“使民以时”；十七曰“事不可独断，必有众宜”。
《十七条宪法》显示了当时日本的统治阶层立国建政的智慧，而其中大量的准则与规范，则来源于中国的已经成熟的政治思想，其中有十三条二十一款的文字，则取自汉籍《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韩诗外传》、《礼记》、《庄子》、《韩非子》、《史记》、《说苑》及《昭明文选》等。
这些都表明，在七世纪初期，中国文献中的主要典籍已经传入日本，其主要内容已为日本当朝的政治家所掌握。
2.在强化日本天皇制的神秘性与权威性层面上：
《日本书纪》中关于若干天皇的传说，可以提供这一主题的若干说法。
该书卷十一记载了在“应神天皇”去世之后，太子莵道稚郎子与他的长兄大鹪鹩之间，为即皇位而恭谦互让，其间有非常有趣的对话：
誉田天皇(即应神天皇)崩。时太子莵道稚郎子让位于大鹪鹩尊。未即帝位，乃咨大鹪鹩尊：“夫君天下以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之，且文献不足，何敢继嗣位，登天业乎？大王者风姿歧嶷，仁孝远聆，以齿且长，足为天下之君。其先帝立我为太子，岂有能才乎？唯受之者也，亦奉宗庙社稷重事也。仆亦不佞，不足以称。夫昆上而季下，圣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也。愿王勿疑，须即帝位，我则为臣之助尔。”
大鹪鹩尊对言：“先皇谓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预选明德立王为尔，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宠其章令闻于国。我实不贤，岂弃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愿乎？”
固辞不承，各相让之。
这一事件所表现的观念、情节乃至对话的台词等，皆与中国文献《左传》、《史记·周本纪》等所记载的周泰伯、仲雍让位于季历事极为相似，甚至可以看作是以《左传》、《论语》、《史记》等为台本的演义。如果没有这些中国的典籍已经在日本流传，5世纪时代的两位日本皇子，是断断不会演出如此精彩的谦恭礼让的场面的。
不惟如此，大鹪鹩即位后即史传的“仁德天皇”，他体恤民情，施行仁政，其活动言辞，全仿《论语》之说。
《日本书纪》记“仁德天皇”事曰：
四年春二月，诏群臣曰：“朕登高台以远望之，烟气不起于城中，以为百姓既贫而家无炊者。朕闻古圣王之世，人人诵咏德之音，家家有康哉歌。今朕临亿兆于兹三年，颂音不聆，炊烟转疏，即知五谷不登，百姓穷乏也。封畿之内，尚有不给者，况乎畿外诸国耶？”三月，诏曰：“自今之后，圣于三载，悉除课役，息百姓之苦。”
七年夏，天皇居台上而远望之，烟气多起。是日语皇后曰：“朕即富矣，岂有愁乎？”皇后且言：“宫垣坏而不得修，殿屋破而衣服露，何谓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是为百姓，然则君以百姓为本。是以古圣王者，一人饥寒，顾之责身。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而君贫矣。”
仁德天皇的这一套“君民贫富观”，以及他为此而推行的罢免民众三年课役的措施，无疑是来源于《论语》。他所说的“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这一席话，正是《论语·颜渊篇》中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生动的“翻版”。
依据这样的天皇“仁政”的传说，以及关于“天皇”称号的确立，可以推考在这个时代，皇宫内一定有汉籍经典的存在和阅读。
3.关于为把“源神话”整合成“记纪神话”体系提供文化材料：
现今保存的日本神话是从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形成的体系，所以称为“记纪神话”，它是世界已知“神话”中最具有体系性的神话。神话愈具有体系性，“人为编辑整理”的可能性就愈大。现今“记纪神话”是由“创世神话”、“皇祖神话”和“建国神话”为主干而构成的，其中，创世神话是以“群婚制”中的“兄妹血族婚”为背景的，却杂有儒家的“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皇祖神话”和“建国神话”中，在以“原始神道信仰”为万物起源的世界认识中，杂有道家的“三极创生”的隐喻系统等等。这是华夏文化与神道文化经过多次反复糅合后获得的成果。
4.为“和歌”从“自由节律”发展为“31音音素律”提供“韵文节律表述”材料：
由于汉字与汉文化的大量的进入，在日本的文化系统中，出现了两个彼此呼应，互相促进的文化系统——“汉文化”与“和文化”。这是东亚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
日本的“汉文化”不是中国文化，是日本人借用“汉文”的表述形式来表现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美意识；“和文化”当然就是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美意识的系统。例如，日本文学中，有“汉诗和歌”两种形态。所谓“汉诗”，不是中国人的诗，是日本人借用“汉诗”形式的一种“韵文文学”形态；所谓“和歌”，则是用日语思维形式来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韵文文学。两种都是日本文学。现在我们还很难说，谁先谁后，依照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可以推断，大概是和歌在先，汉诗在后。
韵文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于韵文的表现一定是具有某种“节律”的。但由于各民族语言表现力的不一样。例如，英语是一种“屈折语”，它主要依靠“音步”与“重音”来表现“节律”，汉语是一种“孤立语”，它主要是依靠“声调”和“押韵”来表现“节律”，日语是一种“粘着语”，它主要是依靠“音素”的变化来表现“节律”。早期的和歌是“自由音素”，但是在华夏的格律诗传入之后，自由的，也即散漫的音素所表现的“节律”，就远远地落后于汉语的“声调”与“押韵”表现的语言的美，所以，和歌为了与汉诗抗衡，开始走向“统一的音素”。依照什么原则“统一”呢？经过几个世纪的较量与摸索，它们从华夏诗歌的“歌骚体”中，一种略带“行进感”的“声调韵律”中受到刺激，并分解汉诗，把5-7与7-5的形式转化为“音素”的规则。
“记纪神话”中的歌谣，完全是自由音素律的歌，8世纪末形成的《万叶集》表现了正在转换中，平安时代形成的《新撰和歌集》，则是完成了这样的“节律”创新。这样一个文学上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中国的原文文学起了重大的侧击作用。
5.为佛教进入日本奠定了精神基础与物质基础(此另为一个专题)：
第二时期，从8世纪末期至12世纪初期，以日本皇室和贵族知识分子醉心于汉文化为核心而广泛收集汉籍而构成的传播通道，从而成为日本文化史中第一个“文化高潮”的基础性“源材料”。
公元794年，日本以平安城即“京都”为皇都，开创了日本文化史上辉煌的“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以前期的“政治立国”与“文化积累”作为起点，它在文化史上的最大的特征则是它依“遣唐使团”为背景，皇室和贵族醉心于华夏文化。
838年仁明天皇首开中国《群书治要》的讲筵，以后又有司马迁《史记》的讲座，天皇参加听讲。君臣之间使用“汉诗”作为问答。
当时著名的贵族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记》(982)中叙述自己的生活乐趣时说：
饭餐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描述。它表现了平安贵族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又全都是依靠汉籍作为载体而得以实现的。
日本《文德实录》“承和五年”(838)记载着古代海关的这样一个故事：
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于唐船得《元白诗笔》献，因功叙位。
这是日本早期的关于海关的一个记录。
海关官员藤原岳守因为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一部《元白诗笔》而升官进爵，这表明当时权力阶级对获得中国文献典籍的重视程度与急迫心情。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皇室和上层权力集团，为了尽快地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残存的原始形态，赶上中国唐代所达到的那样一种文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享受，他们第一次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终于在朝野造成了一片讴歌汉风的风气。
华夏典籍以儒学经典、自《史记》开始的“纪传类”著作以及六朝隋唐笔记体作品与文学作品为代表典籍相继进入日本列岛。
这一时期的典籍，主要参与日本文化构建的层面在于：
1.在皇室与贵族中建立起了崇尚“汉风”的价值观念，并且出现了体系化的“汉文学”创作：
公元814年，嵯峨天皇即位，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便敕令编撰了《凌云集》与《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开启其后三百年间日本汉文化之先河。此后十五代天皇，相继以自身深厚的汉文化教养，着力于本国的文化建设。
827年，淳和天皇又敕命编撰《经国集》，它与前述二集在日本文化史上合称为“敕撰三集”，成为日本文化史上具有体系化的“汉文学”著作。
855年，文德天皇敕命编撰汉文体《续日本后纪》；
860年，清和天皇命全国采用唐玄宗注《孝经》；
879年，阳成天皇敕命编撰仿中国实录体的第一部宫廷记事《文德实录》；
892年，宇多天皇敕命编撰《三代实录》等等。
在汉文化如此发达的形势下，823-833年日本淳和天皇时期，朝臣参议兹野贞主编纂了一部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一千卷。
这是仿照梁朝的《华林遍略》，北齐编纂的《修文殿御览》，隋代编纂的《北堂书钞》，以及唐朝编纂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而编纂的空前的大型类书。由此而在宫廷中造成了崇尚华夏文化的“汉风风尚”。
2.出现了汉籍目录学官方著作：
平安时代最大宗的汉籍东传，便是依托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对汉文化的理念，依靠他们在中国的寻访书籍，然后运归国内。此种态势在奈良时代的后期已经初步形成，当时的贵族吉备真备，曾随第九次遣唐使团赴中国，并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在华学习十余年，回国后又于751年再任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副使来中国。他两次在中国，细觅穷搜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典籍。他把从中国带回的文献典籍，编著了专门的目录，称为《将来目录》。书籍需要编著目录，可见数量之巨。此《将来目录》便是9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的重要参考之一。
9世纪时代，汉文化在日本朝野极为昌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9世纪后期，当时任大学头(大学校长)的藤原佐世编纂了《本朝见在书目录》。这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它记录了9世纪后半期日本国家各公务机关如图书寮、大学寮、弘文院、太政官文殿、校书殿等，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如冷然院、御书所等实际收藏的汉籍目录，并逐一表明著者、卷数等，从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古时代汉籍在日本传播的实际情况。在学术界是极有价值的著作。
3.为日本文字“假名”的建立提供了最基础性的文化材料：
日本民族在9、10世纪之前，还没有自己本民族文字。他们有语言，但是没有记录语言的工具。
大约在公元6世纪左右，日本人开始借用“汉字”作为记录自己语言的工具。这种“借用”有两层意思。
在一个层面上，他们把“汉字”的“音”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例如“牙麻托”的发音，即是日本语中的“Yamato”(やまと)，“倭奴”即是日本语中的“Ainu”(あいぬ)。这一套文字系统，在“假名”形成后，被称为“万叶假名”。
另一个层面则是使用“汉字本义”作为记录语言的意义，例如他们语言中的“少女”，发音为“Musume”(むすめ)他们借用当时汉文中“娘”表示“少女”的意思，于是他们书面记载中，凡是“少女”的意思，皆写作“娘”，这个“娘”，日本人就把她读若(むすめ)。
同理，他们语言的“面孔”，发音为“Oka”(かお)，他们借用当时汉文中“颜”表示“面孔”的意思，于是他们书面记载中，凡是“脸面”、“面孔”的意思，皆写作“颜”，这个“颜”，日本人就把它读若(かお)。
随着日本人的文化意识的提升与文化的积累，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在9—10世纪之间，借用“汉字”的形体与偏傍，创造了记录自己语言的“记音符号”。因为是“假借汉字形体”，所以被称为“假名”。
“假名文字”有两个系统：依据汉字的“草书体”演化而成符号的成为“平假名”，即“あいうぇぉ”；依据汉字的“楷体的偏傍”演化而成符号的成为“片假名”，即“アイウエ才”。
“假名”的创造，是日本民族的伟大智慧，它由此而最终摆脱了文化的“蒙昧”，而进入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时代”。而日本文字的全部材料，则完全在于汉字。
4.为“和文物语文学”的创作(以《竹取物语》和《源氏物语》为代表)从形成到达于峰巅提供了表述材料：
11世纪初期，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完成了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创作。这部小说，以五十四卷(回)、百余万言的宏大篇幅，典型地展现了平安时代以宫廷为中心的上层贵族的生活，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的巨著。它不仅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写实主义长篇小说。从汉籍流布史的视角考察，它生动而鲜明地反映了平安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在小说情节的演进中，透露出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作品中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它们与作者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深刻性。
一般说来，《源氏物语》与汉籍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个层面的关联——局部性的、整体性的、基础性的关联。这三个层面当然是不能分开的，它们往往共存于一个故事组合之中，在情节的进程中或隐或露，融会贯通。可以说，这是平安时代日本知识分子接受汉文化的最具成就的典范。
这张表生动地表明了，平安时代汉籍在日本的流布不仅已经十分地广泛，而且已经深入了日本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中。
设想假如当时日本的知识界并未接受如此之多的汉籍，那么，即使是女作家紫式部本人具有良好的中国文化修养，读者又如何能够理解她在作品中融入的如此之多的来自汉籍的诗文句呢！
第三时期，从12世纪中期至16世纪末期，以中日禅宗僧侣为传递核心而广泛收集汉籍而构成的传播通道，在近400年国家战争纷乱状态中创建了“五山文化”，从而使日本古代文明避免了“断裂”。
日本自12世纪后期起，国家政治权力进入了多元的形态。平安时代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将军为首领，以武士为主体的，长达四百年的互相争伐。全国名义上虽然有一个天皇，但是，天皇不是被将军挟持，就是政令不出京城。自1331年到1392年间，竟然还出现过两个天皇，这就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
战争严重摧残了文化。由平安朝四百年间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几乎被破坏殆尽——在这四个世纪中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如《本朝见在书目》中所著录的一千五百余种唐代以前与唐代的写本，也大部分毁于这数百年间。当时在日本的国土上，唯一远离战火的是寺庙，一线学脉，便维系于此。于是，寺庙文化便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的主流了。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日本的僧侣阶层成了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最主要的传递者。这一时期的佛学宗教交流成为中国文献典籍与文化通向日本列岛的主要渠道。
本来，儒学与佛学曾经长期对峙，互相排斥。然而，这一时代中国大陆佛教中的禅宗日趋发达，而儒学中又兴起了程朱理学。禅宗以见性成佛为主旨，宋学以穷理尽性为本分。儒佛要旨的相容，使文化形势为之一变。
早期传入日本的佛教，为朝臣公卿所把持，又因为注重经典和强调法会，实为有闲知识者所有，故称为“贵族佛教”。将军武士(武家)起而争夺天下，需要一种与朝廷公卿(公家)不同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心理的支柱，禅宗作为首选而获得武家强有力的支援。
13世纪日本镰仓将军幕府，依中国“五山”之名法，在其政治中心镰仓，定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为日本“镰仓五山”，确认了禅宗在日本的地位。14世纪中期，禅宗在与“贵族佛教”几经较量之后，终于突入京都，又定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为“京都五山”。我们把日本文化史的这一时代称为“五山文化时代”。
五山时代的僧侣，对事涉外典的中国儒学，采取了相容并包的态度。他们认为非佛学的汉籍“于道不为无助，虽读外书亦可也”。
所以当有人向五山著名的僧人义堂周信问及如何看待“佛名而儒行者”时，他认为：“若夫先告以儒行，令彼知有人伦纲常，然后教以佛法，悟有天真自性，不亦善乎！”在日本五山寺庙中，阅读和钻研非释门的中国文献典籍，往往成为修行者的一项美德。
禅僧中岩圆月在致五山杰出的名僧虎关师练的信中，是这样来描述虎关师练的学术的：
微达圣域，度越古人，强记精知，且善昔述。凡吾西方经籍取千余轴，莫不究达其奥，置之勿论。其余上从虞夏商周，下达汉魏唐宋，乃究其典籍、训诂、天命之书，通其风、赋、比、兴、雅、颂之诗。以一字之褒贬，考百王之通典；就六爻贞卦，参三才之玄根。明堂之说，封禅之仪，移风易俗之乐，应答接问之论，以至子思、孟轲、荀卿、杨(扬)雄、王通之编，旁入老、列、庄、骚、班固、范晔、太史纪传，入三国及南北八代之史，隋唐以降五代，赵宋之纪传，乃复曹、谢、李、杜、韩、柳、欧阳、三苏、司马光、黄、陈、晁、张、江西之宗、伊洛之学……可谓座下于斯文，不羞古矣。
——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卷三《与虎关和尚》
中岩圆月在这封信中，竭诚赞扬虎关师练于中国的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其学术几乎涵盖了宋之前的所有中国的名流。其中虽难免有溢美过誉之词，但一位僧侣对他佛门中的同道，不是修行佛法，而是学涉外典作了如此崇高与充满敬意的评价，可以明显地显现出这一时代中日本禅宗与中国非佛学文化相互通达的势态了。
令人震惊的是，中岩圆月在这封信中，实际上也是开出了一张中世时代初期流传于日本的汉籍书单子。
华夏典籍以宋明儒人新注说、诸子百家、《史记》两《汉书》直至赵宋纪传、上古至宋元文学创作为代表，大规模进入日本列岛。
这一时期的典籍，主要参与日本文化构建的层面在于：
1.在日本列岛400年的内战中，依托禅宗寺庙，创造了“五山文化”，其文化脉络才得以保存与延续。“五山文化”的核心以“禅宗”与“汉文学”为两大基本支柱：
“五山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
广义的五山文化，指的是以这一时期的“五山”寺庙的禅宗僧侣为中心的一切的“汉文化活动”，例如，汉文学创作、程朱理学的研讨、汉籍的校注与版刻印刷等等。狭义的五山汉文化，主要指的是僧侣哪嘛的汉文学欣赏与创作。
对于当时僧侣来说，学习汉诗并创作汉诗，是自身基本的修养。从而，出现了日本中世纪时代五山寺庙“汉诗创作”的高潮，五山汉文学创作，是“五山僧侣”与中国中唐、晚唐与宋代文学相互对话的伟大的成果。以虎关师练、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为代表，400年间现在有名字可以考定的先后大约有200余位僧侣诗人，成为中日两国诗歌史上杰出的瑰宝。
2.以中国“版刻印刷”为模本，以中国刻工为基本技术力量，开始刻刊佛学经典和汉籍外典，成为日本“外典印刷”的起源：
日本的版刻印刷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还有不同的说法。现在大概可以判定的实物，则是770年左右的《陀罗尼经》的印本，以后400年间，大概有过20来次关于佛经的版刻，未见有关于外典汉籍的版刻。一直到1322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元亨二年)，日本出现了版刻史上第一部非佛学的“外典”文献的版刻本，即《古文尚书孔氏传》，目录学史上称为“元亨本古文尚书”，从而开启日本中世纪时代的汉籍典籍的版刻印刷。
当时，为了适应五山寺庙中僧侣学习禅学与汉文化的需要，刻印汉籍文献便在五山寺庙中盛行起来，出现了一批模仿宋元版的中国典籍的复刻本，我们称为“五山版”。在中日文化史上，“五山版”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五山版”复刻的汉籍中绝大多数是宋元本，只有极少数是明初期的本子，因此，“五山版”基本上保存了中国宋元本的面貌；第二，“五山版”的雕版，主要是先后到达日本的中国刻工操刀的，其中以元代刻工居多。当时，福建、浙江一带的刻工，为避开战祸，常常越海到日本。不少“五山版”本子上可以读到他们的名字，如“江南陈孟荣刊刀”、“俞良莆学士书置”等识文，总共可以查检出40余人，正因为如此，“五山版”在刻书技术上，与中国宋元本事实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3.开始设立由僧侣主持的“程朱学问”的讲坛、撰著阐述“程朱理学”的著作，为17世纪后德川幕府的意识形态奠定文化基础
第四时期，从16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以商人为核心的海上贸易组建成汉籍东传的主要通道。华夏典籍(包括汉译欧洲文献)以全方位的形态进入日本列岛。
日本自16世纪末期起，政权逐渐趋于统一。在这场漫长的争权夺利的战争中，最后壮大起了一位将军德川家康。他于1602年受封“征夷大将军”，驻营江户(今东京)，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
日本的江户时代，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代中，町人崛起，他们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也逐步地进入文化的领域。江户时代的哲学、文学等人文学术，也多少具有庶民文化的特点。原先，文化在平安时代是由贵族所掌握，在五山时代则是由僧侣所掌握，到了江户时代，文化由社会某一阶层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了，其接触面有了较宽阔的拓展，其中包含着有向庶民方向移动的趋势。江户时代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与这一时代文化发展的此种总趋势是同步的。
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步实行对海上的封锁，不准外国人入境，也不准日本人出境。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和荷兰人开放长崎一个港口，允许两国商船在这里贸易，商人登陆后集中居住，不得自由。于是，中国商人便成为汉籍东传的主要担当者。
日本光格天皇文化元年(1804)，日人向井富出任长崎“书物改役”(书籍检查官)。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长崎海关的档案文献，编撰成《商舶载来书目》，从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按年登记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舶所载的汉籍(此文稿现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今按其著录，列表于次：
根据向井富所提供的上述海关资料，在自1693年至1803年年内的111年间，先后共有43组编号的中国商船在长崎港进行过书籍贸易，总计输入日本的汉籍为4871种。
此外，作为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时在日本的西海岸，存在着广泛的走私活动，不少当地的藩主参与其间，汉籍贸易是其中的重要买卖之一。
数量是极为惊人的，所以，到19世纪最初的10年，估计汉籍的70%—80%已经达到日本。
这一时期的典籍，主要参与日本文化构建的层面在于：
1.协助德川幕府政权构筑以“神儒习合”为基本形态的意识形态。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德川幕府是一种特殊的政体。它是天皇敕封的“大将军”，幕府的行辕设置在江户(今东京)，但“大将军”的权力事实上比天皇大，左右着天皇。而天皇住在京都。作为天皇的一个臣子，在万民信奉“万世一系”崇拜天皇的政治实体内，万民却完全听命于幕府。因此，幕府将军需要一种能够解说这一荒谬伦理的“合理主义”统治思想。
幕府行辕发现，原来在五山禅宗中流行的“程朱理学”，有两个层面的论说具有特别的价值，一个层面是朱子学说中表现“阶位”的“正名论”论说，另一个层面是在“忠孝”二义中有解释成“忠为孝先”的可能性，于是他们把“程朱学说”的大本营从寺庙中接出来进入幕府。从而开始了中国儒学真正开始走向世俗社会。
原来是五山僧侣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此时还俗，成为幕府的“学官”。
林罗山强化了“阶位制”的“正名论”，把它阐述成为一种符合武士本位和敬神本位的严格的身份制度理论；把“忠孝”二义不能两全时，强化为“忠为孝先”，从而把儒学的“忠孝观”引入武士道的基本人格精神中。
这是中国儒学首次与日本本土神道结合而形成的意识形态。
2.江户时代的汉籍的传递。同时成为德川时代各种“文人学问”的基本文化素养。
这个时候，日本文化史上的所谓“文人阶层”开始形成，他们在占统治地位的“程朱儒学”外，形成各种独立表述自己思想的学派。在“儒学”内部先后生成了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伊藤仁斋的“古义学派”、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派”；在“儒学”的外部，生成了本居宣长的“国学学派”以及接受欧洲近代科学启蒙的“兰学学派”等。所有这些学派中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接受过“汉文化”的教养。正是在与“汉文化”的对话中，养成了自己的作为“文人”的意识特征。
3.成为町人阶层文学创作如“读本”等的从形式到内容的文化材料，从而成为日本传统文学向“近代”转型的基础之一。
江户时代的文化史上，由于城市的出现与商业的发达，一个市民阶层逐步成熟，这就是“町人阶层”出现。
町人阶层寻求自身的精神生活，“汉文化”成为他们主要的精神食粮。
18世纪中期，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作品已经在日本庶民中广泛地流传，甚至还依明清话本为底本，重新编纂日本的中国小说“新三言”。
1743年，日本人冈田驹选编并刊行了《小说精言》四卷：
卷一 十五贯戏言巧成祸(《醒世恒言》卷三十三)
卷二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卷十八)
卷三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醒世恒言》卷二十一)
卷四 许多寿生死夫妻(《醒世恒言》卷九)
1753年，冈田驹又选编《小说奇言》五卷：
卷一 唐解元玩世出奇(《警世通言》卷二十六)
卷二 刘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卷十)
卷三 藤大尹鬼断家世(《喻世明言》卷十)
卷四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卷七)
卷五 梅岭恨迹(《西湖佳话》卷十四)
1755年，日本人一斋选编并刊行了《小说粹言》五回：
第一回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卷三)
第二回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拍案惊奇》卷一)
第三回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
第四回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拍案惊奇》卷三十二)
第五回 怀私怨狠仆告主翁(《拍案惊奇》卷十一)
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阅读这些中国小说，大阪书林曾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一部中国俗语辞书，题曰《小说字汇》。这部工具书征引当时流传于市巷常见的中国各类文学读本一百五十九种，为之释文。
一百五十九种中国文学读本如下：
水浒传 金瓶梅 西游记 后西游记 痴婆子传 三国志演义 珍珠舶 列国志 一片情 欢喜冤家 封神演义 五代史演义 凤箫媒 照世杯 醉菩提 杜编新书 开辟演义 拍案惊奇 五色石 云仙笑 古今言 百家公案 有夏志传 包孝肃公传 艳史 英列传 点玉音 苏秦演义 禅真后史 两汉演义 玉楼春 水晶灯 归梦莲 禅真逸史 万锦情怀 小说选 白猿传 炎冷岸 锦带文 五金鱼传 龙图公案 隋史遗文 梧桐影 笑谈 定人情 今古小说 幻缘奇遇 女仙外史 清律 灯月缘 韩湘子 传奇十种 春渚纪闻 两山墨谈 西厢记 平妖传 八洞天 荔枝奇逢 僧尼孽海 肠谷漫录 肉蒲团 好逑传 玉杵记 西湖二集 定鼎奇闻 飞花艳想 引凤箫 连城璧 赛花玲 韩魏小史 委巷丛谈 笑林广记 金翘传 南游记 二胥记 觉世名言 醒世恒言 燕居笔记 阴阳梦 生绢剪 五凤吟 平山冷燕 两交婚传 昭阳趣史 幻情缘 鸳鸯针 醒醒花 鼓掌绝尘 南北宋则 金陵百媚 浪史 亚禅 一百笑 洋清公案 隋唐演义 门外春秋 侠士传 遍地金 五支机 玉镜新谈 花陈诗言 怀春怀集 春灯闹 惊梦啼 蝴蝶媒 西湖佳话 混唐后传 注水浒传 妍科传 东渡记 琵琶记 俗呼小录 今古奇观 西洋历术 笑府 麟儿板 狯园 聊斋志异 会真本纪 混唐平西录 利奇缘 情梦折 画图缘 后水浒传 孙庞演义 汧国夫人传 笑的好 杏花天 西洋记 警世通言 虞初新志 俗语雅字 石点头 情史 巧联珠 美人镜 锦香亭 东游记 赛红丝 恋情人 雅笑编 绣异缘 合浦珠 三教开迷 艳异编 滑稽编 双剑雪 风流悟 梦月楼 凤凰记 桃花影 一夕语 玉娇梨 雅叹篇 五色奇文 孤树裒谈 云合奇纵
如果拿这一《小说字汇》所征引的中国文献，与平安时代的《本朝见在书目录》或五山时代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相比较，那么，这一时代，无论是在中国文献的引入方面，抑或是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方面，显而易见，具有明显的庶民文化特征。
这样的中国庶民文化因素很快从中国典籍读本渗透到了日本“假名”文学创作中。当时一种称为“读本”(よみほん)的文学形式即“讲故事”的形式在町人中流行。他们从中国的俗文学中，在文体、结构、人物造型、情节变化、口语写作几个层面上获得示范性启示。著名的《雨月物语》、《南总里见八犬传》等与此具有内在的关联，而这些读本，可以看成是日本近代小说的先声。
当然，“文化的对话”还有其他的层面，但依托典籍的流通而创造的文化沟通，则是“文化对话”的主要形态。“汉籍东传”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活形态”。我们从事“汉籍在日本的研究”和“域外汉籍研究”，正是沿着典籍本身行进中表现出的生命活力，追踪他们的轨迹，揭示内含的精神价值，透视其丰富多彩的时代特征。透过“汉籍东传”，在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中日两大民族共同努力创造东亚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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