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城乡居民消费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研究居民的消费问题时，将城乡居民分别分析就成为必然。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关于城镇居民消费的研究
城镇居民消费生活方式研究。何明升、王雅林首先以主导程度、约束程度和精神取向、物质取向四个维度建构起一个“消费生活方式位置图”的消费生活方式分类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存在着精神主导、精神约束、精神平衡、物质主导、物质约束、物质平衡、均衡主导、均衡约束和均衡平衡等九种消费生活方式的理论类型。在此基础上，对调查问卷进行因子——聚类分析，获得18个基本因子，经过试算最后总结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生活方式的六种类型，并分析了他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按各类型所占的人数由多至少排列是：①物质约束型，消费水平偏低，约束刚性较强；主导性较差，精神需求受到抑制。②均衡主导型，物质精神并重，无明显偏斜；追求生活质量，主导性突出；善于计划精于运筹。③均衡平衡型，低层次的均衡发展，内外兼顾。④物质主导型，鲜明的个性，被迫节俭，注重计划；物质取向明显，实用倾向突出。⑤精神约束型，精神取向明显，主体导向作用较弱。⑥物质平衡型，物质生活全面发展，新老消费行为融洽并存。[1]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及其演变研究。袁志刚、宋铮运用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等消费函数理论，对改革开放前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受到低收入的制约，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和的60％，大部分收入不得不用于生活必需品消费，而用于储蓄的部分非常有限，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很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转轨时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幅下降，1997年比1987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其必要条件是摆脱了低收入的制约。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的重要原因有，收入路径的多元化变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上升，流动性约束等多个方面。[2] 罗楚亮则通过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收入不确定性，失业风险，医疗、教育支出增长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结论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3]
孙凤对城镇居民消费者行为进行数量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是非平衡的，并采用新兴起的协整技术对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其结论，一是在收入与消费关系上，90年代以后，储蓄的预防动机大大超过跨期消费动机，平均储蓄倾向相当高；同时职工下岗增加，使平均消费倾向又有明显提高，二者轮番作用，导致收入消费比例关系的波动性较大。二是在资产与消费关系上，资产积累规模大、增长快。特别是流动性资产比重提高，使居民的跨时消费成为可能。资产存量对消费有显著影响，而资产增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资产构成看，金融资产存量与增量都对消费有显著影响，而实物资产的影响不显著。[4]
沈晓栋、赵卫亚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1981—2003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及收入弹性进行研究发现，①1981—1988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弹性系数有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该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停留在温饱问题上，因此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大多用于消费支出。②1988年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及弹性系数达到最高，从1989年开始，两者在小幅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他们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以防不时之需，使得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减少[5]。
2.关于农民消费的研究
农民消费结构研究。卢嘉瑞等认为农民消费结构的现状，一是消费水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二是消费行为由传统波动型向稳定发展型转变；三是消费需求由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变；四是消费模式由雷同型向多样型转变；五是消费内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而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是，非商品消费支出比重偏低，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偏大和消费需求梯度不明显。[6] 李锐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其一，20多年来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二，消费行为符合绝对收入假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其三，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较大，除食品和衣着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外，其它六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其中交通和通讯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高达1.51；其四，各类消费品的支出受自身价格变化的影响比较大，而受其它消费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比较小。[7]
农民消费行为研究。张晓山认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但在消费市场中占有的份额持续下降，从1985年的53％下降到1997年的43％。农民基本需求支出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其中食品支出居于最重要、最基础的层次。消费需求的特点是耐用消费品迅速增长，从80年代中开始的以百元级转为90年代中开始的千元级，但又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增长反而减少。[8] 李锐、项海容运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采用GARCH（1,1）模型，对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当持久性收入每增加1元时，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0.694元；暂时性收入每增加1元时，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0.343元。由此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9]
农民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偏低的讨论。刘建国通过统计得出：1985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983，城镇居民为0.9108；1990年农村为0.8518，城镇为0.8468；1995年农村为0.8305，城镇为0.8260；1997年农村为0.7737，城镇为0.8112。可见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四个年份中有两个年份低于城镇居民，有两个年份相当接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提供数据的三个时期中均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若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中国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农民的4倍。这种收入低，同时消费倾向也低的非合理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转型时期制度不完善，农户负担较重，加大了农户预期收入的不稳定；二是农户并没有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难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理性选择，增大了市场风险和预期收入的不稳定；三是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较差，形成较低的、不稳定的预期收入；四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抑制了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致使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户的购买力不能实现；五是在农村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不多，耐用品的售后服务差，影响了农户购买力的实现；六是农村家族意识较强，存在明显的代际互换关系，为了家族的延续和老有所养而压缩消费支出。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比较研究。[10]
王检贵等人并不同意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认为产生这一判断的原因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既包括农民的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包括现金收入，而未包括城镇居民实际消费了却没有进入现金收入统计的消费品和服务，如住房、公费医疗及各种实物收入等，因此造成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被高估。为了统一统计口径，他们采纳国家统计局农调队使用的方法计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出（实际可支配收入），再进行平均消费倾向的计算和比较得出，1985年，农村平均消费倾向为0.80，城镇为0.69；1990年农村为0.85，城镇为0.67；1995年农村为0.83，城镇为0.74；1997年，农村为0.78，城镇为0.67。其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明显要高于城镇居民。[11]
3.城乡居民消费比较
对城乡居民消费特点的比较分析。吴绍中等认为农民的消费特点表现在：第一，收入中必须有一部分用于生产投资，而且享受的社会消费基金要少于城市居民，因此其消费水平较低；第二，由于农民大约一半食物是自给性生产获得，而住房是商品须要买或盖（而当时城市居民住房商品化改革还未开始），致使在消费结构中吃的比重稍低，而住的比重却很高；第三，因季节性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民消费的计划性、合理性较差。而在城镇由于经济较发达，居民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因此其消费特点存在生活消费的稳定性，生活消费品的充足性，生活消费种类的多样性和生活消费的福利性。[12]
高觉民提出我国存在着城乡消费二元结构，并且还在加剧的观点。认为消费二元结构的加剧是城乡群体对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占有的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量和消费设施都处于不对称状态，主要表现在①收入差距、消费不对称及其加剧；②城乡消费设施和公共消费不对称及其加剧。其形成和加剧的原因是传统宗法体系的封闭性与农民消费观念的惰性、亲城市消费的经济体制与劳动力流动的“藩蓠阻断”以及土地制度下政府“经纪人”造成的农民利益缺失，它们归结为制度问题。[13]
对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和消费行为演变的研究。藏旭恒在推论出中国消费函数假说，并建立起分期的、分城乡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基础上，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虽然有些不同，但在基本假定方面是相同的。1978年前的消费者是被束缚的、近视的、原始的消费者，其消费可以被假定为被动的短期行为；1978—1991年间的消费者近似凯恩斯的原始的消费者向新古典理论的消费者转变，其消费可假定为攀附的、过渡性的前瞻行为。[14] 孙国锋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延伸到2000年，其结论基本同意藏旭恒的观点，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很大，很敏感；而农村居民消费显得单调、短视，预算约束大。但无论是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还是表现出共同的演变趋势，即：改革开放前的居民消费行为是近视的，具有很强的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现期收入，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经济“双轨制”时期，居民消费选择权增大，预算约束和流动约束松动，消费行为既受现期收入的影响，还受前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性”，其消费行为较符合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实行市场经济后，居民收入波动性较大，未来消费预期不稳定，跨期消费时间延长，其消费行为会符合持久收入理论。[15]
严先溥指出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出现了分化。城市居民已经形成了五种消费行为主导着消费市场，即持币待购的观望行为、随用随买的理性行为、谨慎的中长期行为、超前消费的潇洒性行为和“买涨不买落”的行为。而农村则存在着消费观念保守、强烈的后顾意识、求同的从众行为、盲目的攀比心理和不良的消费习俗。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化日益加剧。[16]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差异分析。藏旭恒等认为：①在消费水平上，1985年后由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快于农村，因此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1994年以后，城镇恩格尔系数降到0.5以下，达到小康水平；而农村恩格尔系数仍在0.5以上，还处于温饱阶段。②在消费结构上，1985年至今城镇居民食品消费一直以副食为主，粮食所占比重最低；农村居民在1987年以后副食支出开始超过主食，但与城镇相比差距还较大。城镇居民衣着支出及其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均高于农村。城镇居民的居住支出在1992年前一直低于农村居民，92年后转而高于农村，但比重仍然低于农村许多。城镇居民家庭耐用品普及率、拥有量及档次均高于农村居民；家庭耐用品在农村才刚刚起步。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教育投入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追求文化品位的提高，而农村居民尚只能将有限的文教娱乐费用投入到教育中去，但即使如此，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费用也远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的劳务消费支出比重大于农村居民，这不仅包含着城乡劳务消费数量的差异，也意味着劳务消费的质的差异。[17]
段晓强利用回归、聚类和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1992—200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数据，研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城镇居民，食品、衣着的消费支出比例不断下降，医保、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居住的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农村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呈现总体缓慢上升，是仅次于食品的第二大开支。但无论城乡，我国居民正处于消费能力升级转型前的储蓄准备时期，消费结构处于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逐渐转变的早期过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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