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923年辞职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蔡元培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8)06-0072-08
蔡元培一生有十余次辞职，其中以1923年辞职影响最大。自此，他再也未曾踏入北大，仅在名义上担任五年校长，即于1927年北平大学区成立之后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蔡元培此次辞职是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在“罗文干案”中践踏人权，干涉司法公正，为保持独立人格，故而采取的“不合作主义”。可以说，1923年蔡元培的辞职是蔡元培与北大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曾引发胡适、徐志摩、陈独秀等人激烈讨论，并由此掀起了一股教育界“驱彭挽蔡”的风潮，也开启了此后数年他与北大教师学生就校长问题的“较量”。
有关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基本史实，已有研究者进行过考证。①亲历此事的胡适等人，多集中于对蔡元培采取的“不合作主义”态度和处理方式做出评论；而后世的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更多是为了凸显蔡元培敢于反抗军阀政府的政治意义及其不畏强权的高尚品德。本文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尝试着从教育史的视角，跳出辞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罗文干案”，重新梳理蔡元培辞职前后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北大内部的实际境遇，以求能对认识蔡元培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五四之后的历史语境
1923年初，当蔡元培突然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之时，教育界一片哗然。只有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胡适、蒋梦麟及邵飘萍等人，深知其中原委。胡适后来回忆道：“蔡先生自去年十月讲义风潮以来，即有去志，他来劝我告假时，曾说自己也要走了，因为不愿在曹锟之下讨生活。……蔡先生去志既决，故于廿五周年纪念，大举庆祝，颇有愿在歌舞升平的喊声里离去大学之意。纪念已过去了，反动的政治更逼人而来。”[1]
1922年11月，因军阀内部斗争，时任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指控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致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蔡元培事后回忆说：“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2]39所以，此时蔡元培仍抱有一线希望，仅有“退”的念头却未付诸行动。1923年1月11日，罗文干受贿一案，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但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使自己能保住总长的位子，献计提出复议，使罗再次蒙冤入狱。1月17日，罗文干再次入狱的第二天，蔡元培愤而向大总统黎元洪递交了辞呈，并向外界发表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不再到校办事。”[3]1月23日，已经抵达天津的蔡元培一面发表谈话，解释自己的辞职并无偏袒罗文干之意，与彭氏亦非意气之争，[4]一面又公布《关于不合作宣言》，称：“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到现在布置得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2]38面对北大教师学生的一致挽留，蔡元培发函：“弟之去志，早为诸先生所洞鉴。此次因彭事而实现，不过提早几日耳。既已决行，不惟彭之去否毫无关系，即再加以如何重要之条件，亦复义不返顾。”[5]由之前种种“罪恶”的忍无可忍已有“数月”，到历数自“五四”至今内心的数次“必退”、“告退”的决心，都可显示出蔡元培此次辞职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是“早有去志”。
蔡元培自己承认“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6]508。不过，正是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蔡元培逐渐改变了北大的风气。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初，将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与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7]到了1922年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又总结了任职几年间北大的变化：一是为提倡学理风气，将工科归并于北洋大学，仅设文、理、法三科；二是沟通文理科，取消学长制，在各系设置教授会；三是贯通中西课程。[8]可以说，即便因经费问题、外部的政治环境问题北大的成绩打了不少折扣，北大的改革正如蔡元培最初设想逐步展开，那么，为什么他还是如此强烈地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若要跳出1923年的辞职事件本身，重建“五四”之后北大所处的外部环境与蔡元培所言之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他此后的种种决定。
一战后，在北大已占据言论核心位置的新文化一派的师生中间，不得不出来谈论政治的看法已逐渐成了共识。具体来说，从教师一辈看，一战后普遍看法是：“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9]胡适后来回忆道：“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谈它。”[10]“五四”后，当时的军阀政府认为“五四事件”是提倡白话文和攻击礼教的结果，所以也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施加压力和威胁，使原想置身政治之外读书人，比此前的看法又进了一步，感觉到非研究政治、过问政治不可。②从学生一辈看，国势衰微，“救国”成了最重要的主题。学生们普遍认为，要想“救国”根本就在于“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于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成立。聚集了《新潮》与《国民》主要成员的讲演团，逐渐将以往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思想争论带上了街头及乡村。③在北大庆祝蔡元培“五四”后复职回校的欢迎会上，学生代表方豪的致词，可谓颇具代表性。他说：“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学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以从事爱国运动。”[11]有研究者指出，在一战后的社会现实中，如何取舍于学术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已愈发困难：蔡元培“一方面竭力使北大成为思想演进的学术机构，使北大师生们专心学术研究，与世俗社会的腐败影响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努力让北大对社会有所影响，以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然而，尽管蔡也许曾想过政治和教育可以相互独立存在，但他在北大培养社会使命感的尝试和对教育平民化的支持却创造了这样一个氛围：在此氛围中，要想分别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政治已越来越困难。”[12]
唤起民智以图救国，可谓时人共识。北大师生间最主要的分歧只在于究竟要选择何种道路、何种方式：是牺牲学术，发起运动，还是更为沉潜的方式，即以学问救国。蔡元培曾说过“对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6]504但这并非代表他希望学生们只是固守书本中、校园内的小世界，更多是希望学生们选择更理性的方式，最为重要的还是以积累知识，探求学问作为根本。其实，蔡元培从就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曾多次强调过大学应该“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3]。他肯定五四运动对学生的影响最大就在“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14]而这两点皆可归结为学问的修养与提升。
直至五四热潮渐渐消退之后，蔡元培的这些设想才得到了北大方面一些响应。1920年暑假，已在美国留学的杨振声给新潮社同人来信，总结了五四后一年间学生思想上的变化，说：“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动了！但是大家都站起来了，向那[哪]一方走呢……所以我想我们以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不但要用杂志上零碎的知识来引导社会，促动社会；还要供给社会一种有系统的知识，有本有源的知识……不是东剽西窃，抄些无头无尾的学说去纯盗虚声。如此看来，我们尽现在多读书多研究学问，造成坚强的有永久性的学识，好预备作社会的真正贡献，倒是更要紧一些了！”[15]类似的思考也可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寻得共鸣。④但是，较之此种理性思考，学潮已渐有泛滥之势。1923年初，杨中明在《民国十一年之学潮》中列举前一年各种起因的学潮就达123次之多。[16]梅光迪观察到，“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虽略呈活泼气象，而教育根本已断丧不少。人性莫不喜动而恶静，乐趋乎呼嚣杂遝、万众若狂之所为，而厌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众罢学，结队游之乐，盖胜于静室讲习，埋首故纸万万。”[17]然而“五四”后，军阀政府更为严酷的压迫和威胁，反而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制造了理由。这点在教育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由“政府发不出教职员的薪水，因此有要求发薪的‘薪潮’，不肯教课上班的‘教潮’，学生也呼应支援而有‘学潮’”[18]，“扰攘不安的岁月”[19]131-138由此开始。学潮、教潮不可抑制地频繁出现在报刊上。就蔡元培的个性来说，这无疑是他最不愿意看到且无力解决的局面。由此，他逐渐萌发的辞职念头，在遭遇到罗文干案后，终于爆发。所以他说此次辞职不牵涉个人意气，也就不难理解。
二、由讲义费风潮引发的心态变化
前引胡适回忆，将蔡元培1923年辞职与前一年北大讲义费风潮相联系，可谓提供了另一条考察线索。所谓“讲义费风潮”，是指1922年10月17日-24日，北大部分学生因不满讲义收费而发生围攻校长办公室，并由此引发了从校长蔡元培到总务长蒋梦麟及其他行政负责人沈士远、李大钊、李辛白等随同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校务陷于停顿的事件。蔡元培将其定性为“多数学生的暴动”，足见此事在他心中所占分量。关于北大讲义费的风潮，已有论者做过考察，但对其影响估价仍嫌不足。⑤可以说，由讲义费风潮而引发的蔡元培心态上的变化，也是造成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因素之一。
1920年前后，“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要之事”。[20]国立八校为“饭碗问题”引发的索薪风潮就未曾中断过，甚至酿成了1921年6月3日的“新华门惨剧”。虽然蔡元培认为“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是“世间最痛心的事”，但在事关国立八校教育经费问题上，亦不惜代价与其他七校同进退。[21][22]国立八校曾多次尝试各种途径筹措经费，但仍是一筹莫展。风潮发生前一月，国立八校又因索薪未果，致使八校校长全体辞职。此时“岁达一万余元”的讲义费，也就成了北大一项颇占分量的开支，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其实，早在蔡元培就任之初就提出过改良讲义的想法，也曾在北大引发过讨论，只因存在部分意见并未达成一致，未能完全执行。⑥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朱希祖等人与蔡元培讨论讲义收费的来往信函。众人皆希望“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蔡元培也表示赞同。蔡元培所属回信日期是17日，应是上午写就付印，此时风潮还未发生。蔡元培同意讲义收费，一方面是因有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学校经费短缺的实际情况，希望“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23][24]讲义收费案，本是评议会已讨论通过的议案，但仍未公布，写信众人并非当时参与讨论的评议员，自然无从知晓。⑦在学校经费愈来愈拮据的情况下，《日刊》此时刊载这样的讨论，可看作讲义即将施行收费的信号。
蔡元培这样描述10月17日下午的风潮：“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25]据在场的顾孟余回忆：“蔡先生辞呈中，说此事只有数十人；其实当日为首者虽只几十人，而附和者实有几百人；其中虽有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然大家拥挤不肯走散，遂使当日秩序大乱。”[26]蔡元培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休休然的谦谦君子，但当日蔡元培却对学生挥拳作势，怒目大喊“我给你们决斗”，已呈剑拔弩张之势。可以想见，蔡元培目睹学生“暴举”应是气愤到了极点。《京报》记者邵飘萍曾在风潮后建议“征收讲义，不如尽废讲义”，蔡元培阅后回信，解释到北大讲义收费是在区分不同学科的不同需求基础上进行的，与私立学校强迫收费不同，认为“似乎体谅学生已极周到”。[27]显然，蔡元培认定，学生应该十分清楚学校正面临诸多难题，但他们不仅未能体谅，还从“内部破坏”，所以“很抱悲观”。
“五四”后，蔡元培就曾向蒋梦麟表示过自己的担心，认为北大“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利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19]125-126蔡元培的这种担心可谓颇具远见，1921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版刊载了一则“校长布告”，正可说明蔡元培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布告说：北大部分学生“在讲堂或实验室中，对于教员讲授与指导方法，偶与旧习惯不同，不能平心静气，徐图了解，辄悻悻然形于辞色，顿失学者态度。其间一二不肖者，甚至为鄙悖之匿名书信、匿名揭帖，以重伤教员之感情。”蔡元培对此种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且语气甚为严厉地责问学生：“为教员者虽抱有满腔循循善诱之热诚，然岂能牺牲其人格自尊之观念。万一因少数者不慎之举动，而激其不屑教诲之感想，则诸君之损失何如？本校之损失何如？返之于诸君自爱及好学之本心，与爱护母校而冀其日日发达之初志，安耶否耶？”[28]事情的缘起，可从11月5日《日刊》发表的北大教授燕树棠、王世杰致教务长顾孟余的信，窥知一二。燕、王两位教授在法律系讲授行政法、国际法时，由以往的“纯粹讲义制”改为采用“简单讲义方法”，即“使其自作笔记，并以余暇翻阅参考书籍”，结果招致学生的不满。为此，两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所采用的“教授方法殊难变更”，并声明“如竟不能得学生诸君一部分或全体的谅解，学校自有维持纪律义务。如竟不能维持，杰、棠等亦不愿牺牲正当方法，备员讲席，以至有负学校之委托。”[29]蔡元培之所以会如此“兴师动众”，正是因为不能容忍学生们“宜顺一时冲激，有自损人格之举动”。在这场争执中，蔡元培担心的正是学生们这些“外乎情理之举动”逐渐显露的激进趋向与态度。
风潮因讲义收费而起，但风潮起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却认为“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24]。他在10月25日风潮平定后的师生大会上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划，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虽然事后蔡元培也承认对于第三条猜测“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但他仍忍不住反问学生：“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30]语气中似怒气未消，也多少表露了一些心态上的悲观失望。在风潮发生前一周，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组织“北大同学会”，希望能以此联络感情，相互提携事业，以求改进校务，更好服务于社会。[31]当蔡元培满怀希望开始尝试改变北大精神涣散，形同散沙的面貌时，这突发的讲义费风潮，无异于“起于内部”的“精神方面”的破坏，对他来说应是不小的刺激。
从时间上分析，罗文干案发正在蔡元培两次辞职之间。自讲义费风潮之后，蔡元培在心态上已开始倾向于悲观，而罗案的发生使他更加“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32]。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影响到了1923年蔡元培做出辞职的决定。
三、蔡元培内心的艰难抉择
1923年1月，蔡元培辞呈与启事公布之后，胡适连续在《努力周报》上刊发三篇文章，支持蔡元培以辞职作为抗议，并借用《晨报》说法称之为“不合作主义”。在胡适看来，“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为抗议’的决心。他这一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33]蔡元培确曾引《易传》所言“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认为近年来的许多纠纷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所以，他才选择“退的举动”，目的就是要“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2]36。胡适读过蔡元培的《关于不合作宣言》之后曾言：“他个人因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的一去，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无论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坚决的。他既以他的一去为奋斗，他决不会回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以不主张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了的；我们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34]尽管在蔡元培内心并不可能完全割舍他在北大开创的这份事业，但他已然认定了“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不合作”的方式，所以他才选择了辞职作为抗争。[33]
照好友吴稚晖的说法，蔡元培选择的是“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的道路，“学术所以救国，救国即为政治”。[35]从吴氏所言分析，此处“政治”是取其广义，并非专指政治活动，更多是一种对待政治的“态度”。⑧章太炎曾评论，自民国以来，蔡元培是“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36]，语气虽略带贬抑，却也大致符合蔡氏一生政学之间的现实境遇。
蔡元培选择走上教育之路，正是目睹了维新变法的失败，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由此“弃官位，立志委身于教育界”[37][38]。但他当时所办的教育，无论是中国教育会，还是爱国学社、爱国女学，虽宣称立足于教育，但在具体实践中更多追求的还是政治上的意图。再加上，此时蔡元培开始接触俄国虚无主义学说，希冀以暴动与暗杀方式进行革命，可谓相当激进。⑨然而，凭着书生意气参加革命的蔡元培始终是“德性有余，而方略颇短”，且“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结果是“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最终选择只身远走德国留学。[39][40]留德期间，他深受德国崇尚学理之风的影响，逐渐修正了以前激进的看法，将注意力集中于教育事业本身，政治则退居“添油作用”，希望能“稍稍致力于政治关系，必不致妨及教育事业，或且稍有裨益”，“间接而得之”。[41][42]
蔡元培早在接手北大之际就已下定了“不涉政界之决心”[43]，但他即便并未卷入政界争斗的漩涡，内心深处却也从未真正与之疏离过，仍不时显露出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之情。此种“关怀”最为显著的表现即是希望引发社会普通民众“求学问道之心”，“以挽救士风，振兴学术”。1917年底，蔡元培发起北京各国立大学组织学术演讲会，尝试以讲演的方式“采平民大学之法”，为普通民众“解事辨物，宗理明道”。[44]到了1918年2月，由在京的各国立大学教员组成的学术演讲会开始组织一系列的讲座。同年4月，蔡元培倡议组织的北大校役夜班开学。他在开学式演说中向校役们说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休戚相关的责任，再次强调了“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45]同年10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组织的《国民》杂志社成立。与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不同，《国民》创刊的初衷是希望“尽量淡化自己的学生刊物身份，有意识向社会上的报刊靠拢”，“致力于提倡已经几成社会共识的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启蒙和常识普及”。[46]在《国民》杂志成立大会上，蔡元培希望《国民》杂志今后要更多关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但他也认可了“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的行为，承认学生的爱国行为也是出于“不得已”。[47][48]从上述蔡元培种种现实表现来看，他曾言“誓不与闻政治，至今已成习惯”[49]之语，恐怕已是食言了。
后人在追忆蔡元培的功业时，多是把他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相联，同时亦津津乐道于他所锻造的民国新教育。但政治与教育维度上“新”与“旧”的更迭显然并不能割断作为完整个人精神上的连续。蔡元培早年沉浸于旧学的求学经历，仍然让他带有传统儒家士大夫气质。从蔡元培平日待人接物时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到他一入北大即极力倡导的“进德会”，都能找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之下，如何平衡“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则是让他一生都难以释怀。对蔡元培来说，仕途之路可谓颇为顺畅，清末的翰林功名、民国教育总长的头衔，都非常人所易企及。但是，他与权位逐渐接近之日，也正是其内心渴慕书本学问最甚之时。蔡元培自认：“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每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2]37-38有论者分析：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冲突造成了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50]这可谓知人之言。
在1923年蔡元培的辞职事件中，罗文干案只是一重要的导火索，而并非引发他辞职的全部原因。尽管蔡元培并不希望北大学生固守书斋，但他学术救国的设想与“五四”后更趋激进的社会风向相比，仍然显得十分无力。所以他才会逐渐萌发去志。而此时北大突发的讲义费风潮，则使蔡元培在心态上更趋失望悲观。再加上他内心时常陷于内圣与外王之间抉择的痛苦之中，正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蔡元培最终选择了辞职。
四、余论
1923年1月中旬，蔡元培辞职消息一经公布，迅即引发学界强烈反应。先是北大教职员一面呈文大总统黎元洪请求罢免彭允彝，慰留蔡元培，一面又发表宣言声讨彭允彝此前之种种“罪行”。接着，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已毕业和在校的北大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皆有类似宣言发表。而北大、法专、医专、工专等校学生更是付诸行动，亲赴众议院请愿，请求勿投彭允彝继任教育总长的同意票，不料却与众议院警卫发生冲突，致使多名学生受伤。学界新一轮声讨又借此展开。“驱彭挽蔡”已渐成一股影响京师学界的风潮。此后，教育部不断有对北大校长新的任命传出，但都被北大师生断然拒绝。2月底，上海《申报》以《北大校长问题之各面观》为题，分析了此次风潮可能的走向，认为：“若是仅就北大一校现状以观，在彼等教职员及学生，固明知蔡氏必不能来，而仍口口声声谓非留蔡不可者，则以其最后有两种目的焉，第一目的在于倒彭，第二目的在于离教部而独立，或即由此创成一种废弃校长，教授治校之理想新制，倘二者不能达其一，则无论何人来长校，皆不能让其安稳接办下去，此则彼等业经决定之主旨也。”[51]蔡元培的辞职，从一开始即非孤立的教育事件，而是蕴含着反抗黑暗政治的意味，至此京师教育界更是将蔡元培的辞职转化为争取教育界权利的一次斗争。经亨颐认为，国会议员对学生、职员请愿、抗议置之不理，甚至藐视，正是因为“他们认学生完全是对手了”，“他们是政客生活中人，并非看学生都是政客，一定是看学生所敬爱的蔡先生是一个大政客。彭允彝也不过是政客，半斤八两，对手八马，所以有此结果。”[52]
到了6月中旬，时局又变，教育总长彭允彝去职。北大师生分别派出代表请蔡元培返校复职。蔡元培颇为北大师生的热诚感动，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53]。但其好友张元济随即来函相劝：“今之政府，万无可与合作之理，能则摧灭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持也。”[54]所以，蔡元培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北大学生和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申明自己不能复职的苦衷，旋即携眷远走法国。至此，蔡元培1923年的辞职事件告一段落。北大校长一职，蔡元培仍援引五四运动后之先例，请蒋梦麟予以代理。这样的安排，又为蔡元培1926年归国后的复职风潮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可参见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0-250页；唐振常：《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当代学者自选文集·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张晓唯：《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旧时的大学与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02-213页。
②参见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于1920年7月联名发表的《争自由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宣言》一开头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③《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以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01，2611页；参见[美]维拉·施瓦支(Vera Schwartz)，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3-108页。
④参见《新教育》第2卷第5期，以“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为题的专栏文章。
⑤关于讲义费风潮，可参见张华、公炎冰：《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述评》，《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2期；张晓夫：《我看讲义费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2期；散木：《也说北大讲义费风潮——兼说蔡元培的小题大做和鲁迅的即小见大以及冯省三其人》，《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2期；张耀杰：《北大讲义风潮的重新解读》，《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页。关于讲义存废的讨论，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6日，1917年12月21日。
⑦关于讲义收费案通过的议决，见《北京大学评议会十年度第九次会议记录》，《蔡元培全集》(第十八卷)，第411-412页。但到8月19日，李辛白给李大钊的信中仍在询问何时刊出讲义收费事的布告，《李辛白给李守常的信》，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第790页。
⑧参见陈平原先生对胡适的政治态度和对“政治”的态度的区分，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89页。
⑨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61-662页；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八卷)，第507页；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清末至民初，这样激进的态度并不鲜见，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24-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