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万隆会议期间的周恩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万隆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雅加达东北500多公里上空起火爆炸。飞机上载有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先遣人员和去万隆采访新闻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飞机是在香港机场停留时，被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在货仓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爆炸的。其目标是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
4月16日，周总理率代表团由仰光顺利飞抵印尼雅加达。4月17日，又抵达万隆。
4月18日，亚非会议正式开幕。在印尼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后，各国代表团长相继作一般性发言。发言中，绝大多数国家代表都希望亚非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反映了亚非14亿人民的普遍愿望和一致要求。但也有一些国家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对共产主义大加污蔑，胡说什么老的“殖民主义已经衰亡”，而共产主义则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他们叫嚣：“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4月19日上午，有个别国家的代表甚至攻击中国，胡说什么中国在云南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是对他的国家的一种颠覆活动。这股阴风是从华盛顿刮来的。合众社早在会议之前就已透露，美国希望亚非会议“与会国家的美国的朋友”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制止周恩来”。
这样，会议一开始就面临着破裂的危险。不少人为会议的前途担忧，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中国代表团，都在期待着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大家普遍认为，“会议的命运将系于这个演说”。
4月19日上午，周总理安坐在席位上静静地听着其他国家代表发言，并不时地记笔记。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没有马上离开会场，而是留在席位上亲自起草下午的发言稿。回到旅馆后，也不休息，立即向秘书口述发言的内容，并由译员译成英文。
当天下午，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言。人们争先恐后地来到会议厅，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会议主席宣布请周恩来总理发言时，场内掌声雷动。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健步走上讲台。周总理说他的书面发言稿已经在会场散发，现在是作补充发言。这时会场鸦雀无声，不但各国代表和记者，就连来宾席上有些外交官也都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周总理的讲话内容。
周总理在发言中首先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接着，他指出，亚非国家之间存在着“求同的基础”——遭受殖民统治的痛苦，并提出不应让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上的不同，妨碍会议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协议。周总理还就某些代表针对中国提出的有关思想意识、宗教信仰自由和所谓“颠覆”活动等问题，逐一解释，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在亚非国家中散布的反华谰言，周总理说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看看事实真相。最后，周总理号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而共同努力。
周总理的发言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赞赏。许多国家的代表走到周总理的座位旁边，同他热烈握手，表示敬意。这篇短短18分钟的发言，给各国代表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人们普遍赞同周总理在发言中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就连曾在大会上攻击过共产主义的一些代表，也表示“这个演说是出色的”。人们感到，两天来曾经笼罩在会议上空的阴霾被驱散了。
周总理的发言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拨正了会议的方向，是整个亚非会议的一个转折点，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
对如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维护各个国家获得的政治独立，进而改变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遗留下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是亚非国家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内的讨论中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到4月23日将近中午，离原定会议闭幕日期——4月24日只有24小时了，然而，讨论却仍然毫无进展。
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五项原则是周总理于1953年12月31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时首次提出的。1954年6月，周总理应邀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中正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同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认为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入人心，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和支持。在政治委员会上，缅甸总理吴努正式提出建议，要求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国家的代表支持缅甸的提案。也有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另一些提案，如“七点建议”、“四点计划”等等，虽然措辞各不相同，但同五项原则的精神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类提案共有6个之多。
但也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吹捧帝国主义组织的侵略性军事集团，说什么“小国”、“弱国”要“生存”，只有参加这类军事集团。他们并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和平共处”。有的说，不懂得“共处”包含什么内容；有的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等等。
意见如此分歧，争论这样激烈，而时间又十分紧迫。在其他各项问题的讨论都已取得结果后，亚非会议能否在它的议程的这最后一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呢？大家都知道，早在会议开幕前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已决定会议的所有决议都必须取得29个参加国的一致同意。因此，不少人又在为会议能否胜利闭幕而捏一把汗了。这时，人们的目光再一次凝注着周总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一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重要发言。他指出，在亚非会议上讨论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和合作为共同基础。如果把讨论引到意识形态上去，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周总理说，亚非国家应该通过加强团结合作来求得亚非地区的集体和平，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大家都能遵守的原则。他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赞成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当然，不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每一个代表团都同意这五项原则的措词的，因此，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但是，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周总理向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草拟的《和平宣言》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中国代表团把连日来各国代表的发言中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
周总理的发言，通篇贯穿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针对代表们的思想，既讲道理又提具体建议，既恳切、又生动。周总理的这一席话把会场上的人们都吸引住了，大家都屏息静气地听，生怕遗漏了一个字。坐得较远的人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周总理近旁站着听，一直听到周总理讲完。周总理的发言结束时，他的周围已经站满了人。人们异口同声地赞扬说，这是一篇“令人有最深刻印象的演说”。人们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乌云消散了。
周总理不但提出建议，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推动各国代表取得协议。在周总理发言后，政治委员会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决议草案。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在周总理和其他国家代表的一致努力下，起草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名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草案。宣言中提出了各国实行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个宣言最后得到所有参加国代表团的一致通过。后来，这十项原则就被称为“万隆精神”，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壮大反帝阵线的力量，周总理不但在会内，特别是在会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天的中饭和晚饭时间几乎都排满了约会，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共餐，边吃饭、边交谈，一谈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时候，白天会议上为了某一个问题同一位代表发生热烈的争论，当天晚上，周总理就约他共餐，平心静气地再深入地交换意见。除了个别代表团（如南越）外，周总理在短短7天会期内，几乎同所有各国代表进行了会谈和接触。
周总理在会议的紧要关头一再拨正方向，对会议的成功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各国代表团万分敬佩。大家公认，亚非会议能够在短短七天内获得成功，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黎巴嫩一位代表曾风趣地说：“这次会上人人都犯了错误，只有一个人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周恩来。”路透社说：“大家都承认周恩来的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法新社也说：“周恩来取得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胜利，并且避开了陷阱。”周总理的反帝反殖的立场，求同存异的热忱精神以及诚挚友好的真诚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同他交谈过的各国代表。他们说，周总理具有“巨大的外交魅力”和“政治敏感”，使他们获得很深的印象。有些国家的代表过去受了帝国主义反华宣传的蒙蔽，对新中国有错误的看法，在同周总理谈话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就坦率地对周总理说：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为了对付印度的。他还说，他对周恩来的看法在会议期间已经改变，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没有侵略的意图。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对人表示：“周恩来是亚洲最伟大的一位领袖。”旺亲王还说，亚非会议的结果表明，泰国政治家所采取的一切依靠美国的政策是个大错误。他认为泰国应在短期内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以便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从亚非会议结束到1960年的短短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埃及、叙利亚、北也门、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14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大发展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这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为新中国争取朋友的活动所结出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