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183;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反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阿兰论文,罗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悖
反悖，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的独特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违反或有悖于现实逻辑或故事文本自身逻辑（故事发展、情节转变、人物统一、主题生成等）的叙述方式，我们称之为反悖手法。
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故事文本中，反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法。我们观察到，反悖在罗伯—格里耶小说中不仅是形式因素，也是意义因素。形式在某种情况下，对于意义有无可否认的创造作用。这种反悖手法不仅与叙述原则相关，而且与主题构成原则、文本生成原则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意识
反悖手法首先是一种反悖意识。我们发现，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反悖意识，几乎每种叙述手法、每次叙述形式的转换，都与这样一种反悖意识渗透交融，如果极端一些，可以认为这种反悖手法和意识（它们是互相制造的）支配着他小说颠倒世界中的各种生成因素。
这种反悖意识和手法来源于作家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重新评价——世界的自我调节和不可掌握。
阿兰·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最值得注意的。突然这个事实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袭击我们。一瞬间整个美丽的建筑垮台了，我们睁大眼睛等待着意外，而我们只是又一次地体会到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的现实的冲击。”[①]
如果事物只是自行运转、自我调节，常常出乎甚至有悖于我们的意愿或者规定，不管我们给它规定理性还是非理性意义和因素都不管用，反悖于自然和现实逻辑的意义当然就产生了。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反悖意识和手法，但它当然是与宇宙的自我调节角度相结合的。
谈到萨特的《恶心》时，阿兰·罗伯—格里耶说：“作者不是要求我们把世上生活的灾祸都抬升为至高的必然性吗？如洛根丁的可悲独身生活，他失去的爱，他的被毁坏的生活，自学者悲惨而可笑的命运等等。既然这些不愿遭到灾祸的人完全受着公开的威胁，遇到一种最后的精神判决：被称为狗‘杂种’，那么，什么地方还有自由呢？”[②]显然，罗伯—格里耶认为传统的悲剧形式并不是人追求自由的形式，也没有表现出人追求自由的本质。罗伯—格里耶追求自由和人性的方式，是将它们作为一种外在表现，纳入反悖现实的事物结构中。这种反悖现实的表现，正是作为传统人道主义的对立面才能存在，并以这种独特形式对传统人道主义加以延伸。由于他的故事文本中包含着这种人追求自由和人性、摆脱物质世界羁绊的精神，所以他小说中的物都被物象世界、事实和假象所左右，往往在他们按照世界的逻辑去做一件事时，却恰恰违反了世界的逻辑，于是适得其反，出现了与原先预料完全不同的变化和结局。可以说，反悖手法中潜藏着追求自由的精神，而追求自由的精神孕育了反悖意识，造就了反悖手法的形成。
阿兰·罗伯—格里耶进一步说：“我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被人系统地悲剧化，往往是人们蓄意安排的结果。这便足以使我怀疑任何把悲剧说成是自然事物和绝对事物的论调。一旦发生怀疑，我便不得不进一步寻求解决。”[③]
反悖是他寻求解决的重要手段。通过反悖，他破坏了人关于秩序世界的观念，瓦解了人们对现实的依赖，同时也构成了他自己的精神空间，并使这种精神空间在他特有的虚构世界中被人们重新体验、认识、发现。
故事
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发生的都是违反现实逻辑的故事。
《橡皮》中，警察局长不愿做任何调查，却意外地发现了事件的真相，可他这一发现又毫无意义，因为侦探瓦拉斯已经杀死了杜邦教授。瓦拉斯积极调查、思考杜邦教授被谋杀的真相，追踪并伏击凶手，结果却伏击了伪装死去的杜邦教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杀死杜邦教授的真正凶手，犯了他作为侦探正在调查的罪行。这里处处都与现实逻辑构成反悖，整个故事的反悖手法和效果似乎在暗示：瓦拉斯一开始被指定侦破案件时，冥冥之中已经被派定为凶手了。从这时起，他和杜邦教授的命运都已被规定，他们不过是按照已定程序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操作，这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很相似。阿兰·罗伯—格里耶用反悖手法，已悄无声息暗暗隐匿地返回到古希腊的命运观中。作为侦探之始，也是作为凶手的开端，这是极端违反现实逻辑的。然而，他侦破的是他自己，是人类永远的迷惑，这却又是不违反现实的。
《窥视者》记叙了旅行推销员马弟雅思乘船去一个小岛推销手表。在挨户访问顾客的过程中，他获悉当地一个十三岁的牧羊女雅克莲性早熟，并从照片上发现雅克莲的外貌与他年轻时的女友维奥莱极为相像。第二天，雅克莲赤裸的尸体在海边被发现，马弟雅思产生了自己可能被当作强奸杀人凶手的恐慌。当他来到悬崖上毁灭可能证实他犯罪的痕迹和物证时，雅克莲的男友于连当面认定他是凶手，却没有控告他。这个故事在叙述时显得很混乱，但用反悖手法来理解这个故事却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面貌。
反悖一：马弟雅思来到这个小岛推销手表，却意外地成了杀害雅克莲的凶手。反悖的奇妙基点在于，马弟雅思由一个普通推销员变成了一个必然的杀手。反悖的特点是必然地而不是偶然地违背逻辑，马弟雅思杀害雅克莲与瓦拉斯杀死教授一样，是注定和无可挽回的，并非是由于偶然受到性的诱惑而强奸杀人。如果马弟雅思在故事文本中像人在现实中一样，偶然强奸杀害一个小女孩，就不违反现实逻辑，也没有反悖效果了。
反悖二：马弟雅思可能实际上并没有杀害雅克莲，故事文本中没有任何证据明确说明他杀了人，于连的指证只是于连自己的说法，另一个证人——雅克莲的女友也只在小山谷底捡到了可能作为证据的半根香烟。但马弟雅思却用臆想把自己变成了凶手。
反悖三：雅克莲的男友于连出示证据，证明自己昨天看到了马弟雅思的罪行，但他却没有控告马弟雅思。
反悖四：于连可能是凶手，但却反过来认定马弟雅思是凶手。于连的父亲怀疑于连杀害了雅克莲，于连说，当雅克莲被害的时候，他不在悬崖上，而在家里，当时马弟雅思来推销手表。但马弟雅思知道自己当时没有却于连家。
反悖五：由于反悖三和反悖四产生了反悖五，于连既认定马弟雅思杀害了雅克莲，又证明马弟雅思当时不在凶杀现场。
反悖六：雅克莲没被任何人杀害，也没有任何强奸后被杀的确切证据，但她却死了，这是世界向人们客观地呈现的一个事实。
这一系列的反悖，相互之间又构成了反悖关系，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反悖圈，小说中的任何一件事实都被这种反悖关系否定了，从而与整个现实逻辑相违背。
故事文本中唯一可验证的事实是小雅克莲的尸体，然而这个尸体在一系列反悖之中出现，变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它只是在向人们暗示，并没有具体的说明。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凶手，是岛上的人无形中杀死了她，因为岛上的人普遍用污秽、厌恶的语言来描述她，她死后岛上的人们不仅不伤感，反而感到轻松，只因为雅克莲的行为举止以及相貌体态和岛上其他人不一样。从这样的角度看，马弟雅思若作为凶手出现，是被必然地指派到小岛，满足了人们消灭雅克莲的意愿。另外，岛上有个传说，每年要用一个少女去祭暴风雨之神，而雅克莲死的方式与献祭的仪式非常相似。这似乎在暗示雅克莲的死是必然的，透露出岛上人用她献祭的意识。
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一系列反悖现实的故事：
《嫉妒》中的丈夫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想象，偏执到了可能完全违背事实、脱离事物本性的状态，却又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把物作为人的外部现象准确、细致地呈现出来。但是他勾画的物象世界完全可能错了：因为可能根本不存在他妻子和弗兰克之间的情恋关系，一个嫉妒的丈夫、被嫉妒的妻子和情人，完全可能是嫉妒者臆想的结果，却又以现实的具体情态表现出来。
《去年在马里安巴》中，一个陌生人X来到一个豪华、凄凉的大旅馆，在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中找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A，反复对她说他和她之间去年有个约会——一起出走，迫使A一点点对他屈服。而A最终在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约会、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和一个陌生男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A的丈夫或监护者M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冷漠状态，对他们的出走不加阻拦。
《金三角的回忆》中，应该冷静、客观汇报情况的警察，却随意编造调查报告。
《在迷宫里》的士兵拿着一只普通的盒子努力要把它传递出去，却无法把它送出去，士兵因为这只盒子迷失在城市里。
当这样一些故事完全有悖常理、违反现实逻辑时，一方面使我们震惊、迷惑，一方面引发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注，这种反悖手法构成的故事，奇特地吸引了我们：《窥视者》中的于连为什么没有控告马弟雅思？岛上的居民和当局为什么对雅克莲的死亡漠不关心，不加调查，甚至隐隐露出庆幸？谁是窥视者？谁是凶手？从我们的反悖分析结果看，岛上的每个人都可能是窥视者，也可能是凶手。而这样一种宇宙调节是和古希腊悲剧的命运协调一致的吗？《去年在马里安巴》中，X是个平庸的诱奸者？还是个疯子？或者搞错了人？从X的严肃态度看，他似乎三者都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要将A带走？将A带向何方？A最终跟随而去，是在追寻什么？是希望？还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引导人类的东西？这部故事文本可以看作最为典型地代表了阿兰·罗伯—格里耶对人类永恒精神的探求。
阿兰·罗伯—格里耶所有这些反悖故事中包含的问题都有趣而耐人深思。由于反悖这种形式的故事结局完全彻底地出乎人们的意料，也就根本无法预料一部故事文本的开端和结局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探求人类精神方面就具有令人震惊不已的效果。
情节
故事反悖必然涉及情节反悖，并包含情节反悖。
情节反悖与故事反悖有个区别：故事反悖针对现实。所有的文学故事都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但分离与反悖不同，可以说反悖是一种与现实分离的形式，它违背现实逻辑而形成故事和虚构世界。情节反悖针对故事文本自身，它违反故事文本自身的故事发展逻辑，实际上是破坏原有的故事和虚构。如果极端地说，可以说它们可能在前故事的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后故事，而这后故事与前故事毫不相关；它在原有虚构的废墟上，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虚构。
情节反悖与故事反悖虽然有区别，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它们实际上互相包含。由于故事由情节构成，谈到故事反悖时那些违反现实逻辑的故事，也是典型的情节反悖景观。《橡皮》中的侦探瓦拉斯迷失在事物的假象里，以致自己反成了莫名其妙的凶手；《窥视者》中推销手表的马弟雅思变成了一个蓄意强奸杀人的嫌疑犯或窥视者；《去年在马里安巴》中一个陌生男人和一个陌生女人之间无法解释的关系……当然都有情节反悖的意味，或者就是一种情节反悖。完全脱离反悖现实、仅仅在故事中发生作用的单纯情节反悖，对于说明故事文本自身形式更加有利一些。
单纯从情节的角度讲，情节反悖与情节突变或情节转换不是一回事。情节突变是个古典概念。情节突变中既包含着现实逻辑因素，又包含着故事文本情节逻辑的因素，它不超越、突破故事文本虚构世界的规定性。例如古希腊悲剧中人物突然性的毁灭命运，虽然朝着人们意料之外发展，却包含着故事文本自身逻辑因素。所谓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而情节反悖是非逻辑化的、反故事文本自身、破坏正在建立的虚构整体的。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与古希腊悲剧命运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关照人类命运的总体精神，但却用与古希腊悲剧完全相反的反悖手法来表达。
另外，情节突变和转变是多向度的，可以在可能的限度内任意采取相似或不同的变化，而情节反悖是单向度的、严格限定的，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与原有的情节逻辑完全相反的方向。
典型的情节反悖可以在《在迷宫里》以后的故事文本尤其是《吉娜》中观察到。
《在迷宫里》本来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世界越来越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一个标志，情节反悖的手法也由此愈演愈烈。《在迷宫里》有三个叙述者。第一个叙述者是个作家，他叙述写作的故事。第二个叙述者是士兵，他叙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两个叙述者叙述的士兵的经历和想象中，产生了医生，医生最后也变成了叙述者。这三个叙述者产生了三个情节系统，三个叙述者常常叙述的并不是同一个故事。这三个情节系统互相交错，每次情节转换，不是在自身情节系统内，而是不断地打断、插入其他的情节系统，同时又因此而破坏了自身的情节系统。违反自身情节逻辑，进入其他情节系统，是典型的情节反悖景况。
几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每个故事，都是由后半部情节，破坏了前半部情节，破坏了前半部已形成的虚构世界逻辑，而形成新的虚构世界。情节反悖依靠破坏原有的情节逻辑，打断原有的情节发展，再生一个与原有情节完全相悖的结果来完成故事整体结构。原有情节愈是充分发育，破坏愈彻底，反悖效果愈加奇特。因此，它在原有情节充分发育之后才出现，往往在故事的后半部或临近结尾时才出现。
《橡皮》中，侦探瓦拉斯曾三次去商店买橡皮。第二次买橡皮前，瓦拉斯虽然看不清真相，但一直在按正常逻辑调查杜邦教授被杀事件，故事一直按通常的侦破小说惯例发展，平淡无奇。第二次买橡皮后，事情的真相已经全部在瓦拉斯面前擦去了。他去邮局领了一封误给他的（或者是预先安排的）给安德烈·V.S.先生的信，而瓦拉斯认为安德烈·V.S.先生可能是凶手之一。从这时起，所有的情节都开始反悖发展：瓦拉斯想要破案自己却变成了凶手，凶手格里纳蒂四处寻找侦探瓦拉斯，似乎想要帮助他，木材商马尔萨本答应帮助杜邦却意想不到害死了他，警察局长不想调查真相却知道了真相，杜邦在不该被打死的时候却被打死了。
《窥视者》中，雅克莲的尸体被发现以前，马弟雅思一直是一个普通的手表推销员，这以后他突然成了凶手。
《在迷宫里》前半部似乎一直是幻觉叙述，故事含糊不清。故事快结束时，突然从士兵的角度极大程度地脱离那种虚幻不定、事实与想象重叠的叙述，故事变得较为清晰和有条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三个叙述者飘忽不定的身影。
这种破坏前期情节的反悖手法，在《吉娜》中被创造性地发挥到顶端。《吉娜》的后期情节连续进行了两次反悖。
《吉娜》第八章以前西蒙的男性口吻叙述一直是支离破碎、迷离恍惚、混乱不清的。第八章一开始西蒙便以女性口吻叙述，突然将此前的故事叙述明朗化，明确交待此前的故事都是男性西蒙的幻想和错觉：“去年，当我到法国时，我偶然结识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名叫西蒙·勒戈尔的小伙子，他让别人称呼他鲍里斯，我一直未能知道为什么。刚一认识，我便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他长得相当漂亮，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可算得上身材高大了，尤其是他有一种离奇的想象力，使他每时每刻都在将日常生活和他自己的种种琐事变成流漫离奇的冒险经历，似乎他就置身于科幻小说中。”[④]
这种现实性的叙述有悖于此前的幻觉叙述，但这种暗示故事真相的叙述立刻再次被情节反悖打破，情节在同一章中毫无痕迹地很快回到西蒙的男性叙述口吻中。这种在小说临近结束时突然而强硬的情节反悖，使人很难弄明白究竟是吉娜——西蒙的女朋友受到了西蒙的感染，自己置身于幻想中，还是吉娜就是西蒙的女性化身，或者西蒙是吉娜的男性化身，亦或是西蒙在自己的男性想象中插进了一段女性想象。这种快速连续反悖具有奇特的效果：被反悖否定的情节变得似是而非，被破坏的虚构世界又重新建立。
《橡皮》、《窥视者》都是前半部叙述清楚平实，后半部出现情节反悖之后，叙述脱离了原有情节，变得虚幻模糊了。但《在迷宫里》中，情节反悖之后叙述反倒清晰。《吉娜》的情形更为特殊，由于连续情节反悖，情节面貌在反悖之后又再次模糊了。经过这种情节反悖，又返回到原先的虚幻、怪诞、朦胧不清的叙述圈中，很难弄清故事的真实面貌和含义。
情节反悖作为一种标志，可以使我们辨清情节面貌。这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故事文本中一个奇异的现象：具有明显情节反悖的故事文本，有助于阅读和阐释，即使《吉娜》也是如此。而那些没有明确情节反悖的故事文本，例如《纽约革命计划》、《一个幽灵城市的拓朴结构》等，反而不知所云，难以读解。情节反悖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辨认情节、整理故事线索的可能。
人物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人物也是以反悖变化为基调的。在故事反悖和情节反悖中，已包含了人物反悖的因素。
必须注意两点：一、同情节反悖的非逻辑性一样，人物反悖也是反逻辑的；二、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人物是非个性的、非性格化的，因此人物反悖并非个性或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对此略有包含。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人物依靠自身的幻觉在活动，情节也依赖人物的幻觉而存在发展，幻觉往往转换为故事文本中的现实，转换成故事文本中真正存在的情节，人物反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人物性格的变化，不依赖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依赖于故事情节的反悖。当然，情节反悖也依赖于人物反悖。
罗伯—格里耶的人物往往是更名换姓、前后不一的。在此时此地的某个人物，在彼时彼地变成了另一个人物。有时人物的姓名变换了，有时人物的相貌变换了，有时甚至人物的性别也变换了。
《橡皮》中的瓦拉斯在买第二块橡皮时还是瓦拉斯，在买第二块橡皮之后，他到邮局去领了一份给安德烈·V.S.的邮件之后，他似乎就变成了那个叫安德烈·V.S.的杀手。单从情节来看，瓦拉斯误领了邮件，但从整体意义看，这不是无意中造成的事实，而是故事文本故意安排的事实，故事文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任何陷入其中的人都走不出来，瓦拉斯必然从此走上枪杀杜邦的道路。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在走这条路。那些看似破案的线索，实际上正在把他引向最终枪杀杜邦的终点。
《窥视者》中的马弟雅思在雅克莲的尸体被发现后，种种可疑的迹象使他成为凶手，于连说马弟雅思到过他家，使他不再成为凶手，于连在悬崖上对马弟雅思的指证，又再次使他成为凶手。
《嫉妒》中丈夫对妻子和弗兰克的种种猜疑和想象，使妻子和弗兰克——被嫉妒者的形象不断在偷情者和非偷情者之间转换，因此也不断改变着嫉妒者自身的形象。《去年在马里安巴》中，M作为监护人对A和X之间的交往不加控制，对他们的私奔不加阻拦，使这个人物的身份、态度、与A的关系都无法测定。同样，A对X反常的顺从举止也无法确定地加以解释。
《吉娜》中的人物反悖情况更是难以思议和不可捉摸，故事文本不断地改变着人物的外貌、年龄、职业、国籍、姓名甚至性别的反悖方法，将人物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判断这个人物究竟是谁，是真还是假，是否存在过。西蒙最初遇到的小姑娘玛丽在西蒙进入一家咖啡馆时，反悖为一个同玛丽的名字、说话语气、用词一模一样的老妇人，并且老妇人的父亲和玛丽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淹死的海员，由此从幻觉进入现实，然后，又从现实进入幻觉，这个小女孩反悖为加罗琳哥哥的孩子，到巴黎的姨妈家来度假，姨父曾是个海员，在一次航海事故中淹死了。第一次人物反悖与后面的情节反悖结合起来，可以看作是西蒙对他常去的咖啡馆中老妇人的幻想，或者是由玛丽而对老妇人产生了幻想，这符合西蒙好幻想、爱冒险的气质。这次人物反悖对事故和人物都起到一种明朗化的作用。因此，当人物再次由老妇人反悖为另一个与玛丽相似、也叫玛丽的小姑娘时，不管前玛丽还是后玛丽或是同一个玛丽，我们都可以看作人物的幻想结果。这里玛丽反悖为老妇人是重要的，是否是玛丽却并不重要，也不必解释哪个更真实、哪个真正存在过，因为它们在故事文本中已充分满足了主人公西蒙的幻想气质，并且也满足了这个由西蒙的幻想而生的故事要求。
《吉娜》的第八章和尾声至为重要，是全书的关键之处。在第八章中，前七章的男性突然反悖为女性，西蒙反悖为吉娜（可能），幻想人物反悖为现实人物，使全书可以有个恰当的解释，但人物很快又反悖：人物似乎又具备了幻想气质，并且很像西蒙在叙述。这样，究竟是西蒙在第八章中假借吉娜的口吻叙述，很快又返回自己的本来形象，还是干脆全书都是一个叫吉娜的人不断地在假借西蒙说话，就说不清了。最重要的是，西蒙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就被一连串不明真伪、无可考证、违反逻辑的反悖弄得似是而非。序言中介绍西蒙：“他的真实身份已是个谜……。”[⑤]他的法国护照上写着鲍里斯·柯尔希芒，警察认为护照是假的，但证人们说，护照照片上的人是这个小伙子。他护照上的姓氏根本不像乌克兰人，但他却生于基辅。此外，他在法—美学校教课，注册用的名字是西蒙·勒戈尔，“因此他更像匈牙利人或芬兰人，甚至可能是希腊人，不过这最后一个假设仅凭这个年轻人的颀长身材、金黄色头发和浅绿色眼睛就可推翻。”[⑥]在这些相互反悖的介绍中，西蒙始终是个男人。可是在尾声中西蒙的性别产生了可疑的反悖变化：人们在一个改作他用的工场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者和西蒙·勒戈尔出奇得相像（整个身体的外形、人体的各种测量数据、面部轮廓、眼睛和头发的颜色等等）。”这一难以分辨的相像简直可以使人一时相信死者和西蒙·勒戈尔是同一个人：法—美学校的那位讨人喜欢的教师可能是一位经过乔装改扮的女性。不过这一吸引人的假设还是站不住脚，因为大约在两星期前校医曾对那位称为西蒙的人作过仔细检查，并且保证他是男性。[⑦]
第八章结尾时，女性叙述者进入了一个酷似工场的地方，朝着一个等在那里的男人走去。由此，可以假设为：一个年轻男人杀害了一个年轻女人，或者一个年轻女人杀死了一个年轻男人，并且他（她）们相互顶替了。这里，没有连续的、整体的、具有统一性的人物，只有离散的人物断片或分割为碎片的人物。这里的人物不在小说中起传统的支配故事作用，而是故事支配人物，把人物化解为一种对事物的解释。这种人物不断反悖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消解了人物，这正符合阿兰·罗伯—格里耶让人物消失在物化世界里的观念，故事文本中人物的反悖关系，正代表了整体世界与人的反悖关系，代表了不可捉摸的世界给予人的命运。
意义
反悖是一种小说形式探索，也是小说文本意义探索。情节反悖颠倒了以往小说情节一致的原则，也颠倒了形式依附于内容的关系，极端地体现了形式对于内容的创造作用和内容对形式的依赖。形式将改变内容的含义：《橡皮》在侦探演变为杀手的情节之前，一直是一部平淡的侦探小说，并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此类故事文本的传统模式：谋杀、躲避、调查、推断、设伏等等。但在瓦拉斯误领了给安德烈·V.S.的邮件之后，情节反悖的形式给内容含义带来重大变化，使人再也不能在通常的侦探小说意义上看待这部故事文本。因为这种情节的反悖表明一种令人迷惑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瓦拉斯不想杀死杜邦，但却杀死了他，这其间任何人的意愿和行动，都不能使它有任何改变。情节反悖在这里产生了古希腊悲剧命运的效果。
反悖手法不是被动地依附于反悖意识或者故事文本的文本意义，而是主动地生成着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它本身就是意义。这样我们具有了一个读解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的新支点。
“新小说”是本世纪争议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作为“新小说”派中最杰出、最激进的作家，恐怕没有谁比阿兰·罗伯—格里耶以反悖手法在小说文本叙述构成实验或者小说文体和风格实验上走得更远，因为在众多的实验作家或者说后现代作家中，只有他极端地采用了反悖手法，而他小说中的其他手法，例如并列、复现、幻觉等，其他作家也用得不少。从他最早的《弑君者》到后来代表他典型叙述风格的《吉娜》和《一个幽灵城市的拓朴结构》，愈来愈违反一切传统小说的规则，因此无法从传统小说叙述惯例去追寻他的小说世界，更无法发现这种小说世界所隐含的意义。
发现反悖手法在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世界中的作用，意味着发现这个世界的部分意义。
反悖手法在阿兰·罗伯—格里耶故事文本中形成的世界是不可捉摸的。他的小说大都内容扑朔迷离，形式怪诞奇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心理分析、道德使命等统统被摈弃。但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世界并不是无人的世界、无意义的世界，也不是对小说形式与结构的注重超过了对故事文本意义的追求。因为他的小说正是依靠对形式的追求来创造意义的，那些不符合现实逻辑的小说反悖形式构成了一个不符合现实逻辑的虚构世界，意义在其中自动生成或消解。这里有个极大的区别：与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真实观不同，处于反悖形式中的小说世界虽然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却并不追求小说与生活的一体性，不追求现实小说的在场真实感。
从这一基点出发，反悖手法极端地违背了传统小说的基本原则，刻意追求形式到了几乎破坏形式、消解意义的程度。用这一危险的方式创造性地追求的小说世界和意义，如同儿童搭的彩色积木城堡，虽然摇摇欲堕，却华丽奇特，保持某种独立和完整。
小说形式感的变化深深植根于时代变革和人类文化的进步之中，罗伯—格里耶的反悖形式表明了一种极端化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确切地说，反悖形式又为读者带来一种变化了的对世界的感受，因为它用特有的形式创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
注释：
①阿兰·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引自《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②③阿兰·罗伯—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引自《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87页。
④⑦《吉娜》，华青译，载《外国文艺》1987年第1期，第71、83—84页。
⑤⑥《吉娜》，华青译，载《外国文艺》1987年第1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