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政治学研究现状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现状及论文,启示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是一个充满大变动的时代。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西方人更加确信其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外政治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将分析近年来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希望能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点滴启示。
一、近年来国外政治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行为主义以后的西方政治学，似乎已经放弃了巩固学科边界的努力，重新回复到行为主义以前的状态，生存于其他强势社会科学门类的夹缝之中。这一状况得以延续并成为近期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学术背景。同时，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局势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西方政治学必须面对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必须解答从未遭遇过的问题。西方政治学就在这“变”与“不变”中，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1.西方政治学基本保持了90年代以来的研究特征，没有出现结构性的理论革命。面对政治实践的发展，西方政治学也产生了新的理论流派，推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例如新制度主义、女权政治理论、生态政治理论、后现代理论、理性选择方法、政治营销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多为研究角度或研究途径的变化，主要还是研究策略的改变。从认识论角度对理论研究进行的方法论革命尚未出现。
2.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日趋紧密。其重要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速度在20世纪末明显加快，从而使得政治学理论也必须加快发展以顺应现实的需求。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一些重要政治理念都遇到了挑战。例如全球化理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环境主义对传统政治价值的冲击，女权主义对“公”“私”观念的冲击，等等。
3.学科间研究方法相互影响和知识互借现象增多。近年来，经济学研究方法继续成为政治学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政治营销等理论，都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强有力扩张的表现。另外，政治学也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吸取理论资源。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出现，无疑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手段。但是，由于研究手段的借用和理论体系的交叠，西方政治学仍然面临如何凸现本学科特征的重大难题。
4.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乐观与忧思。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中，部分西方学者尚能够冷静思考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实质及其长处，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然而，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浪潮，西方学界似乎一片乐观，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研究兴趣明显升高，超过了批判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热情。由于民主化案例的增加，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条件的减少，西方政治学者实地考察和人文介入的活动明显增多，这也为民主化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由于社会变迁以及西方民主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也开始对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政治价值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对社会义务和社会整合的重新重视，对过分的普遍性个人权利的限制，以及后现代主义向政治学传统理念发起的冲击等等。
5.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研究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美国政治学研究最为活跃，其理论和概念体系的创新，对欧洲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美国政治学理论的强大渗透下，欧洲政治学仍然试图坚持其人文和历史的学术传统，后者的研究风格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
1.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本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独霸地位受到挑战，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制度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与行为主义时代截然不同的是，后行为主义时代的政治学研究中，制度被视为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自变量。这些制度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结构。也就是说，制度不再只是其他政治因素作用的对象和结果，它们本身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活动主体(actor)和产生政治结果的原因。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旨趣与以往有明显不同，该研究方法一般被称为新制度主义（注：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on."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8,No 3,September 1984,pp.734—749.）。
从80年代开始，新制度主义方法在政治学中广泛运用，将政治制度作为政治过程中的自变量和影响因素，体现了政治学试图弥补行为主义时代对组织因素的忽略所造成的研究缺失。近年来，新制度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其研究策略深入到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等各个领域。由于新制度主义研究阵容的扩大，这一研究方法内部与生俱来的差异和分裂也日趋明显。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当今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方法可以划分为三大流派，即所谓历史学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注：Peter A.Hall and 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1996),XLIV,pp.936—957.）
历史学制度主义是在同结构功能主义和团体理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征可以表述为如下几点：第一，喜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制度与个人两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化处理；第二，强调与制度运作和发展有关的权力不对称性问题；第三，在制度发展的研究中，强调“路径依赖”和不可预期的结果；第四，特别重视将“观念”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整合到制度分析中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起源于对美国国会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在于：第一，在研究中引进了“行为假设”的概念；第二，认为政治是一连串集体选择两难的集合，例如著名的“囚徒困境”和“公用地悲剧”；第三，强调政治产出中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的作用；第四，引入“制度绩效”的概念，在制度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贡献。在社会学研究中同样产生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流派，并引起政治学家的很大兴趣。它的特征在于：第一，它不仅关注正式规则、过程和规范，同时也研究符号系统、道德样板等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第二，强调制度和个人行动两者关系之间高度互动和相互构建的特征；第三，着重研究制度的起源和变迁。
最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已经出现三个分支相互融合的趋势，将不同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整合到某项研究当中的做法也在开始尝试。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开放与相互借鉴抱比较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在三大流派中，历史学制度主义方法应当处于核心的地位。（注：Peter A.Hall and 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1996),XLIV,pp.936—957.）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并没有如此乐观，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就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还提出，如果要发挥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潜力，必须集中研究结构和作用(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注：Colin Hay and Daniel Wincott,"Structure,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1998),XLVI,pp 951—957.）。
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后行为主义时代的西方政治学丰富研究手段，扩展研究视野的企图，即在新制度主义的旗帜下，试图将行为主义时代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合理因素全部整合到新的研究中。由于新制度主义阵营本身的复杂性，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研究策略。这种现象使新得制度主义政治学很难从内部整合为一个特点鲜明的研究流派。
2.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
近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政治学界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不复存在，需要有一种比自由民主思想更具统合力的思想体系，来取代自由民主和列宁式社会主义思想两元对立的格局。在此背景下，后现代政治思想正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注：Theresa ManLing Lee,Politics and Truth:Political Theory and thePostmodern Challeng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1997.）。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整个20世纪的西方政治都是政治观念主宰着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果，未来的世界应当有所不同。他们的乐观看法是，冷战后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威胁似乎已经消失，现在的西方人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可以在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重新反思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传统。
目前，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部分文献显示，西方学者仍然在致力于整理后现代主义大师，例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有相当多的学者充分肯定了上述五位学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注：Catherine H.Zuckert,Postmodern Platos:Nietzche,Heidegger,Gadamer,Strauss,Derrid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将他们誉为“诊治文化疾病的医生”。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现代病”，祸根就在于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要解决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必须从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开始，也就是从西方哲学的基础中寻找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办法。因此，在思想渊源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古希腊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研究，主张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发掘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例如，他们认为“辩证法”应当在政治思维中重新得到重视。由于在逻辑的影响下，知识最后都成为政治上的所谓“真理”，可以运用辩证法式的思考来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它可以使哲学和政治两者处于一种有活力的紧张关系当中，因此辩证法的作用在政治哲学中是不可替代的。
后现代理论对政治学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应当在反思现代性的前提下重新定位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追求。真正准确地理解现代性的意义和构成，对于重释当代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是十分关键的。后现代主义告诉人们“我们在何处，我们如何来到这里以及应当去往何方”的问题，因此，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政治判断和政治思维，既可以替我们解释环境，又可以为我们评估和指导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善”的政治体系，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使道德最终战胜邪恶。（注：N.J.Rengger,Political Theory,Modernity,and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95.）
当代的后现代政治理论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他们一方面主张拒绝一切绝对的“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凶残”的政体；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一种大家认同的价值理念，来理解和规定人类的生活环境以及公共的“善”，人类的政治生活将会变得反复无常，极易受到蛊惑人心者和暴君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资源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代思想家当中很少有人象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那样，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当代人类文明。后现代主义者还提出，一些非西方的前现代思想，例如美国本土的黄教以及中国的道教，虽然在本体论等基本范畴上同西方思想存在差异，但它们在辨证性思维上却与西方思想有着同工之妙，应当被后现代主义加以援引。（注：Theresa Man Ling Lee,Politics and Truth: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近期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特点，主要是在阐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引入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在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领域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介入政治思维，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现实和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特征，主要体现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政治思想、政治价值的影响，而政治学方法论上的相应变化则仍不明朗。
3.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重新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主义对政治学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人们希望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阐释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思想，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安排来保证人类的公共行为能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有意识的政治活动来推动保护环境的工作。因此，环境主义对政治学研究的冲击，不仅涉及到政治哲学，而且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环境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开始影响政治理论的研究，例如早期的极端生态主义(Deep Ecology)和后来的社会生态主义(Social Ecology)均对政治学有一定影响。近年来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环境主义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理念、方法论以及政治运作研究三个方面。
美国学者Tim Hayward提出，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所潜伏的危机，政治学研究应当重新审视一贯的政治观念，将环境问题纳入考虑范围。（注：Tim Hayward,Political Theory andEcological Values,New York:St Martin's,1998.）他认为传统的社会正义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未将“代际关系”和“物种间关系”纳入到考虑范围。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正义只是人类的正义，而且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正义。这一范式剥夺了地球上其他物种及未来人类的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定义和丰富“人类是政治动物”这个命题。有人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定位为“第二阶段的环境主义政治理论”。在第一阶段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内在价值理论( IntrinsicValue Theory)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是其理论基础。针对这两种思想，第二阶段的生态主义思想认为，应当重新界定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问题，新生态主义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主宰自然的观念，不能简单地从人类之功利的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他们还提出，生态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自利应当成为环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人类自利的最基本目标不是统治和改造自然，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目前，环境主义者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及传统生态主义理论也发起冲击。他们认为，现在的环境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例如方法论个人主义，包括理性选择、社会选择与道德主义等是错误的，另外，他们对极端生态主义思想中的环境决定论也提出质疑。最后，对于所谓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提出，新的环境主义政治学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来（注：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New York:Guilford,1998.）。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自然界的演变史是辩证统一和相互联系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今天，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第二种矛盾”，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西方的生态危机上。因此他们提出，在理论上采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研究环境与生态问题。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这一派理论自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环境主义者不仅对政治价值进行了重构，同时他们认为，要实现这些包含了生态追求的新政治理念，必然要求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设计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有学者提出，人类在“什么是自身利益”这一问题上，应当进行新的启蒙，传统的“理性协定”(rational agreement)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环境保护协议，那种“散漫的意志—信息(discursivewill-information)聚集”系统，只会使人们得出反生态的结论。同时，更不能将环境价值用一般的经济方法或货币标准来衡量。在策略上，这种新的启蒙应当从公民的环境教育做起。在制度安排上，应当考虑在宪法中正式承认自然环境的价值，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对环境因素的关注真正能够贯彻其中。环境主义还呼吁公共权力在环境保护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政府的环境政策更切实地与社会和经济变迁联系起来（注：Michael Jacobs (ed.),Greening theMillennium?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Oxford:Blackwell,1997.）。总之，环境主义政治学认为，西方公民社会的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是人类维持发展和生存的希望。（注：TimHayward,Politic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Values,New York:StMartin's,1998.）
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还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人称之为“穷人的环境主义”。这种理论认为，环境保护不只是发达国家的任务，不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主义不仅要研究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研究在人类维持生存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注：Ramachandra Guha and JuanMartinez-Alier,Varieties of Environment:Essays North andSouth,London:Earthscan,1997.）。另外，环境主义同其他学科相互合，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并对政治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环境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产生的女权生态主义。Mary Mellor则将所谓“女性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引入生态环境的研究，认为应当将性别因素及其本质引入生态发展的研究中（注：Mary Mellor,Feminism and Ecology,Oxford:Polity Press,1997.）。
4.女权主义(Feminism)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女权主义思想也同样影响到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女权主义及妇女政治问题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首先，从历史和现实制度的两个层面研究妇女政治权利，开始成为现代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其次，随着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增大及其自身的丰富和成熟，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影响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成熟，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影响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一些核心概念；再次，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导致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局部调整。
西方20世纪中叶以前的女权主义追求普选权，在取得政治选举权之后，后来的女权主义又以“个人发展”为口号，追求更加广泛的社会权利。而现在的女权主义已经超出争取权利与发展的消极范围，提出妇女应该在社会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女权主义思想又被人称为“第三波女权主义”(the Third-wave Feminism)。以往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在西方古典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系统性地剥夺了广大女性的权力。“传统”因素是造成性别间不公正的主要罪魁。而现在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则提出，在目前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妇女已经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妇女问题”已不复存在，理论研究不应当再纠缠于性别间的平等和差异的问题，而应当拓展视野，研究如何使妇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当前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妇女存在的目的不只是维系社会共同体，而是作为有权力和懂得各种手段、谋略的社会个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冲突中维系着社会平衡。（注：Pamela Grande Jensen.(ed.),Finding a New Feminism:Rethinking the Woman Ques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Rowman & Littlefield,1996.）也就是说，妇女不仅需要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取得平等权利，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应当获得全面的解放(universal emancipation)。很明显，对妇女地位的重新估价和评定，就意味着对妇女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妇女参与和影响政治的模式及力量也将发生变化，近期的政治学对女权主义的回应就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要真正解决妇女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的基本政治观念入手。在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内，女权主义者集中抨击了当前盛行的所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界理论。她们认为，公私领域的分离是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运作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认识模式的问题是，当人们将家庭归入私人空间的时候，就将一些与女性息息相关的事务，例如生育、性、抚养等问题，完全摒弃在公共权力控制的范围之外。女权主义者认为，将这些事务完全纳入隐私的范畴，实质上是从法律上保护了男权至上主义。他们指出，新的政治理论应当重新考察公私域的分离问题，与妇女有关的所谓隐私事务应当重新界定，以利于在法律上真正保护女性的合理权益。同时，妇女所履行的一些职能，例如“为人之母”等，对于社会公共道德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有关家庭的价值应当重新审定，以往将家庭完全归于私域的做法，使女性权利无法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当前，家庭价值的社会性和公共意义应当得到充分肯定。（注：Mary Lyndon Shanley and Uma Narayan,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Feminist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当然，也有的女权主义者对这种公域的扩展表示了忧虑，认为将一些传统的公域范围的事务（如战争），归结为一些纯粹私域性质的原因（如性欲），会使公私两域的界限模糊甚至消失。（注：Mary Lyndon Shanley and Uma Narayan,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Feminist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
新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以往女权主义所提倡的互惠理论所确立的是不对称的互惠关系，应当建立起平衡的互惠理论，使妇女真正在平等关系中获得权利。他们认为行动高于理论，女性应当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权利。针对传统的权力精英民主论，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所谓行动主义政治学(activist politics)（注：Noel Sturgeon,Ecofeminist Natures:Race,Gender,Feminist Theory andPolitical Ac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7.）。针对时下西方政治学流行的“审慎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女权主义政治理论提出“沟通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模式，这种新型民主模式应当充分发挥人际信息沟通，尤其是性别间平等沟通的作用（注：Iris Marion Young,Intersecting Voices:Dilemmas ofGender,Political Philosophy,and Polic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7.）。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还认为，当前的西方民主机制是以对立关系为基础，可以称为敌对民主模式(adversarydemocracy)，新的民主形式应当高度重视公民间的联系，维系民主运作的根本不是敌对和对抗，而是沟通和联系。
可以看出，当前女权主义思想对政治学研究的冲击是全面而深入的，从女权的独特视角，女权主义政治理论指出现代民主理论和西方政治现实中的诸多弊端，并对西方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提出挑战。当前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不再局限于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还将一些超性别、超种族、超国度的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女权主义政治理论涉及到相当多的深层次问题，它对西方主流政治理论的挑战尚未获得充分回应。
三、重要研究方法及理论热点
1.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方法
政治学领域中的理性选择方法，包括与其同处一个理论体系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理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和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均有一个理论前提，即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也就是对个体的理性假设，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行为主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研究的实质是经济学方法在传统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行为。理性选择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引入，为政治行为的动机分析和预测分析增添了科学的手段，这一变化也体现了西方政治学对所谓科学性的追求。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差异，例如政治行为个体同经济行为个体的差异，政治行为动机与经济行为动机的差异等，又使得来源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在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时遇到一些困难，削弱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近年来政治学领域中的理性选择研究，主要是针对这些差异和困难，试图从各个方面来校正和丰富理性选择方法原有的理论体系。
理性选择方法的基础是对行为主体刺激－动机的分析与测定。以往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不同个体的政治行为是在一些类似的动机刺激下形成的，通过对这些动机的分析，可以解释个体政治行为，也能够比较可靠地预测其政治行为及其发展方向，这些动机包括个人物质的、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利益。但是，近期的理性选择研究方法对这一模式提出疑问，它强调政治领域中集体选择的“集体性”，也就是说，政治个体在进行政治选择时，除了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成本之外，还要考虑与周围个体以及整体环境的关系，其动机和刺激的来源是广泛和复杂的。有学者在运用理性选择方法研究民众示威抗议活动的过程中提出，单纯从这些私人性的动机因素来预测民众或组织的政治行为往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同民众示威抗议密切相关的并不是那些私人的刺激，而是集体的目标、集体成功的机会以及个体在集体产出中对自身重要性的评价估（注："Rational Choice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2,No.1,p.46,March1998.）。另外，成本和效益分析是理性选择方法的核心，但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对公民起影响作用的成本和收益。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表明，公民的示威抗议活动的确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有关，但重要的收益似乎并不是什么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物质福利，而是公民在人际关系价值上的收益，而以往的理性选择方法忽视了一点。也就是说，个人的报偿和成本是理性行为的刺激原因，但同时，心理的或人际关系的因素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注："Mass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Putsch ofAugust 1991",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3,Sept.1997.）
近期的研究提出，理性选择方法应当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在对个体成本和收益的评估中，应当将政治个体置于一定的集体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个体政治行为。在此背景下，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将政治偏好和制度因素同时纳入理性选择的政治分析（注：Keith Dowding and Desmond King,"Preferences",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 Cho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这一研究表明，在民主政治决策、政党竞争、政策分析、国际关系以及革命等领域的研究中，结合了制度因素的理性选择方法，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和预测政治行为。另外，针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方法过于偏重个体分析，新的研究指出“结构”作为背景同样重要，那些充分考虑政治行为结构背景的研究更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注：Robert H.Baters,"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Rational Choice:A ReviewEssa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3,Sept.1997.）
传统的理性选择的弊端不仅在于个体行为刺激－动因的测定上不完全准确，而且对个体理性能力的假设也过于乐观。以往的理性选择认为，参与政治博弈的个体都具有完全的理性，知悉整个博弈的结构，以及对手在博弈中的所得报偿。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完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传统的博弈理论往往强调假设，而预期能力则很弱。新的研究表明，传统博弈理论所深信的政治个体的理性和知识水平，在现实中往往不存在，这一点使以往的理性选择在行为预期中屡屡失误。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提出所谓演进的博弈理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这一理论对个体的理性能力和知识程度不抱太高期望，而是通过对博弈环境以及博弈者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对政治行为作出有条件的、谨慎的预期。这一理论提出适应性博弈模型(adaptive play model)，该理论模型认为个体的理性计算不是依靠其彻底的理性能力和知识程度，而是对近期得失的考虑和计算（注：H.Peyton Young,Individual Strategyand Social Structure: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Princetion Univ.Press,1998.）。例如，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其个人所得报偿的副产品，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公民对社会性和精神性奖励的向往，却是以往政治参与的副产品。（注："Rational Choice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2,No.1,p.46,March 1998.）
近期政治学领域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在个体动机分析、理性能力假设等关键环节上，对以往理性选择方法提出了挑战。对制度、结构等宏观因素等重新重视，是当今理性选择方法的新景观，有学者将现在的理性选择方法命名为“第二代模式”(the second-generation models)（注："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2,No.1 march 1998.）。可以看出，理性选择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制度分析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反驳，而现在理性选择方法又开始吸收具有宏观和整体背景的制度与和结构主义方法，说明这两类方法不能相互取代，它们都应当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手段，科学的研究需要将它们在新的理论背景下有机地结合起来。
2.政治营销理论(Political Marketing Theory)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政治营销(political marketing)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有着很明显的关联。政治营销理论在政治学界的兴起，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界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政治营销研究方法的灵感来自经济学研究中的市场营销(consumer marketing)理论。在国外政治学研究中，与政治营销理论相近的概念和提法还有：政治管理(political management)、包装政治(packaged politics)、促销政治(promotional politics)，以及现代政治沟通(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等。这些提法都阐明了现代西方政治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它的“推销”性质。政治营销理论认为，西方政治体系的运作可以用“市场”的概念统合起来，各种政治角色的行为都是为了向政治消费者即选民推销自己的政策。在政治营销理论的体系下，包括政党、政府机构、舆论机关以及选民在内的所有政治角色的地位和行为策略都得到新的阐释。政治营销理论不仅阐明了现代政治的推销特征，而且它还发展出一套新的研究工具，使政党和选民的行为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注：Margaret Scammell,"Political Marketing:Lessons for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tudies,1999,XLV Ⅱ.pp.718-739.）
虽然政治营销理论直接受经济学市场营销理论的启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是政治生活的经济学分析。但是，政治营销和纯粹的市场营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原因是在政治市场中，不存在经济市场中那种纯粹的竞争和交换过程，因而政治市场和一般的经济市场有着质的区别。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产品、价格和选择的性质三个方面。例如，政治产品同经济市场上的物理性商品不一样，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选民无法在“购买”前充分认识这些产品的特性。（注：A.Lock andP.Harris,"Political Marketing-vive ladifference!",EuropeanJournal of Marketing,30 (1996),pp.21-31.）政治营销理论十分清楚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的差异，这一理论以两个方面的设计，适应了政治市场的特殊性：一是设计一种新的特殊产业模式；二是强调政治营销概念的特殊含义及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表现。
由于政治产品的特性，政治营销论的理论源泉不是来自于一般的产业营销，而是西方社会比较特殊的产业——公共服务产业的营销策略。在法律、金融、保险、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产业中，其产品同政治产品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消费者个人难以进行评估。在这种交易中，公共服务部门就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其策略是必须建立所谓“交换的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s)。由于公共服务机构产品与政治产品的类同性，公营部门的营销理论就被移植到政治营销理论的体系中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公营部门的研究中，发展出政治营销理论中最有价值的理论范式——“关系营销”(relationshipmarketing)（注：C.Gronroos,"From marketing mix torelationship marketing",Management Decision,32(1994),pp.4-20.）。具体而言，现在的政治营销理论并不喜欢把政治比做短期的“小买卖”，而是将其比拟为成熟市场中的长期性的买卖关系。
由于政治产品的复杂性，对于消费者而言，政治市场的交易就充满不确定性。针对这一问题，政治营销理论提出两个策略。一是建立信任的策略(confidence-building strategies)。在建立政治市场信任关系的过程中，声誉和公共形象(public image)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政治营销理论对政治选举的研究喜欢将形象和声誉的建立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加以分析。政治营销的另一个策略是关注政治机构的行为策略。在当今西方政党政治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越来越模糊，政党的生存和壮大就越来越明显地依赖营销技巧，人为地制造政党之间的所谓差异。在这两个策略的基础上，政治市场的较为稳定的信赖和交易关系得以建立。政治营销理论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政党进行分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复杂而困难的境地，而政治营销理论的分析框架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除了对政党和选民政治行为的研究之外，政治营销理论还集中研究政府的治理过程，例如美国政治学界对总统制的政治营销分析。在政治营销理论看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属于一种高级的政治营销战略。同样，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的保守党也同样施行了某种政治营销策略。
政治营销理论为解释政党和选民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个进行理性分析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政治促销的技巧、广告、新闻管理以及公共形象的发展等因素，都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关系和位置。这一分析方法比传统政治学的竞选研究以及政治沟通的研究更加广泛而且具有更强的包容能力。政治营销理论的出现显示了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是政治学学科本身发展的一个表现。同时，它的出现也是西方政治生活复杂化，意识形态淡化，政治行为日益功利化的结果。政治营销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从方法论上解决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根本差异问题，其研究缺陷就证明了这一点。政治营销理论能否发挥更大的影响，要看这种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否将更多的非经济性因素纳入到其研究体系中来。
3.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
针对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球化现象，西方政治学认为它将导致政治哲学的重大改变。全球化时代为个人及各种组织的行为和思维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由理性观念、资本主义组织以及民族国家构造起来的现代西方社会，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无法超越的阶段。而在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下，所谓现代社会也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现代性也走到了尽头。（注：Martin Albrow,The Global Age,Oxford:Polity Press,1996.）在此背景下，人类自近代以来承袭的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很可能在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下逐步解构，新的全球化的政治思维将随着人类的全球化实践逐步显露，这些新的政治思想将成为瓦解现代性政治思想的主要力量。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体系同美苏争霸的冷战体系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广泛扩展；二是一体化通讯技术的巨大发展；三是新的同质性文化的出现，也就是全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注：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Olive Tree,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无疑，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政治生活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全球化的冲击不仅非常直接地影响到国际政治，而且还使各国的国内政治也被迫随之改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扩张，原来的政治争议将不断减少，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展，而政治的活动余地却在不断收缩。因此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争论越来越多地关注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完全不关注任何激进的变革。（注：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Olive Tree,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与此不同的观点是，全球化经济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因此，全球化将产生一个新的“中左”倾向的选民阶层，这对西方政治生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并不能改变那些政治上“左倾”的政府，在劳工组织力量强大的地方尤其如此。西方学者还认为，左翼力量的出现，将使政府更有能力重新调整由于市场失序造成的财富和风险上的不平等，也更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注：Geoffrey Garrett,Partisan Politics in Global E-conom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Press,1998.）
全球化对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影响最重大的方面是民族国家受到挑战。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世界格局定型的基础力量，而且还是现代国家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人们普遍认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防御体系难以抵挡全球性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渗透，民族国家地位的动摇将根本性地改变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走向。但是，最近的全球化研究也表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完全的废物”的观点同样存在偏颇，全球化时代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是各国使用的统一“硬件”，不同国家还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操作系统”和“软件”系统（注：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Olive Tree,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即使在全球化统治的时代，民族国家和国内政治将仍然有生存的余地和存在的价值，因为所谓全球同构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各国在文化、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等方面，将继续保留丰富多彩的特征。也许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民族多样性是世界体系保持活力、维系生存的重要基础。
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西方政治学最关注的当然是全球化与民主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加上全球化时代渐露端倪，西方政治学界对西方的民主体制的前途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对西方民主主宰全球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他们提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开放、透明、廉洁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在全球化体系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家间的竞争就象公司间的竞争一样，那些有足够弹性来承受经济竞争冲击的国家将成为最后的赢家。相应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冲击下，传统的威权体制将失去它们以往的控制手段，在全球化时代中保持合法性和控制权力将更加困难。全球化的时代将造就一个开放、灵活和透明的社会，这种社会将更加喜欢民主的政治设计（注：Marc F.Plattner,"Explor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Oct.V10.4.）。
在一片乐观之余，也有许多学者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全球化对西方民主将产生很重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提出，全球化将意味着少数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而大多数人将面临更加严重的贫困，世界上大多数人将无法享受自由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福利。（注：Zygmunt Bauman,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s,Oxford:POlity Press,1998.）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崛起和巩固，同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嵌入民族国家及其社会之中。而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将很可能瓦解现代自由民主赖以运作的根本。另外，在全球化时代中，由于过分扩张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出现，政治体制将有可能采取个人化的寡头政治模式，所谓“霸权——自由主义”的理念将摧垮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同时，民主国家将进一步失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政策能力。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谓多元的全球市民社会很难出现，其结果是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有效治理结构的瓦解，以及中世纪准采邑体制（各自为政）的恢复（注：Philip G.Cerny,"Globalization and Erosion of Democracy",European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6,1999.）。
4.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研究
在以往的民主化研究中，人们认定存在一些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一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变就将发生。有学者将这类民主理论称为功能的民主理论（注：游清鑫：《共识与争议——一些民主化研究问题的探讨》，《问题与研究》第36卷，1997年第9期。）。
功能派民主理论承袭了政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核心观点，试图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实际联系。很明显，这种方法的目的不仅在于分析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起某种具有普遍意义和预测能力的解释框架。这种理论的自负很容易使其自身陷入决定论的误区，其理论偏颇在新的民主实践中也暴露出来，因为很多民主化实践并没有具备那些所谓的先决条件，而有些具备先决条件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迟迟没有开启。
面对理论上的困境，西方政治学界近期的民主化研究逐步放弃了以往的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理论取向，转而研究具体民主化进程的起源和过程，分析政治主体在民主化的转折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政治主体包括所谓改革者、保守派、温和反对派以及激进派。这些政治主体的相互作用直接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方向和结果。这种研究又可称为起源派的民主化研究（注：游清鑫：《共识与争议——一些民主化研究问题的探讨》，《问题与研究》第36卷，1997年第9期。）。在此类民主化研究中，学者们不期望对政治领域进行宏观研究，也不指望建立什么大型的民主化理论，而是研究民主化个案中政治精英的互动，以及特殊政治事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此时的政治主体(actor)已经不是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下的因变量，而是作为一个影响政治走向的自变量，直接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方向和进程。尽管这一研究方法将民主化个案的政治学研究引向深入，但是它仍然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对理性主体的影响因素考虑不周：在时间维度上，它注重短期影响，而忽视长远影响因素；在空间维度上，注重直接因素，而忽视间接因素的影响。起源派民主化理论的片面发展，使研究集中于政治精英的互动和讨价还价，而对影响政治互动的宏观因素欠缺考虑，其结果可能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民主化预测中的失误。
面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两难，近期的民主化研究试图突破这一困境，有西方学者认为应当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methodological pluralism)，他们在已有的方法论基础上，推出新的民主化研究方法论（注：Laurence Whitehead,"The Drama of Democrat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1999,Oct.V10.4.），这种方法论就是所谓“民主的戏剧”。这一研究将民主化进程比作一场公共戏剧的演出。在这一框架下，复杂的机制、移动的舞台、多重的互动都得到统合，这些因素及其转型都遵从公共戏剧发展的统一逻辑。这一分析框架试图将民主化进程中诸多方面的因素囊括其中，例如规范的冲突、领导的角色和说教及其与暴力的关系、动机的解释、公共行为与私人的关系等等。这一研究体现了近期民主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相对于功能和起源派研究方法的创新。
国外政治学发展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我国政治学20余年的发展同国外政治学研究有密切的联系，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同样应当从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取长补短。分析近年来国外政治学研究状况，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启示。
1.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从世界政治学的发展看，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的命脉结合起来，政治学应当具有迫切的现实关怀，思考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因为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求物质和精神资源。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理论和现实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才最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从国外政治学研究看，适当的“距离”将使政治理论真正能够解释、预测和指导政治现实的变化。
2.学科交流与学科建设。中国政治学应当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联系，考虑学科间的理论和知识的借用，交叉学科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政治学本身的发展。在学科际交流的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应当强化学科的自我意识。学科阵地得以巩固的最坚实基础在于探究政治现象的本质，阐发人类政治生活不同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特性。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则应当采取开放策略，积极采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传统的研究领域，将政治学研究扩展到存在政治因素的一切人类生活，即广义的政治领域。如果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消极防守”，将难以摆脱目前的被动和弱势处境。
3.加强“中国问题”的意识。中国政治学应当尽快跨越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改变当前理论研究中“原料输出国”的落后地位，不仅为世界政治学研究提供实证材料，而且还要主动将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并从中发展出中国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进而提出适应全球的一般性理论。否则，中国政治学将永远步入后尘，无法与世界平等对话。
4.理论与概念创新的规范化。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源泉无疑在于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与世界政治学的总体发展相隔绝。我们的概念创新和理论发展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应当在清醒认识差异的前提下，积极寻找中国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研究可以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应该是发展中国本土化政治学理论的动力源，而不是掩盖陈旧落后与“闭门造车”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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