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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2-0057-05
执政就是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政党首先是一个为了获得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因此，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想执政，并且是长期执政，但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本文试图探讨世界一些政党争取和保持执政的一些基本方略。
一、争取民意是政党执政的根本
执政对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通过执政，政党使得自己的纲领得以实施，满足大多数政党成员的政治诉求，满足党内精英分子的从政渴望。政党可以借助公共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利用制度的权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政党在执政后掌握了国家主要的经济力量，运用公共权力就能支配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政党在执政后意识形态方面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等。
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理论上有多种途径，主要是合法途径、非常途径和建国途径[1]。合法途径是指在国体、政体不变的情况下，政党遵照既有的宪法、法律和政治游戏规则，通过平等竞争获得执政地位，成为执政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通常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服从国家法律，依照法律行使公共权力。非常途径指政党不承认现存的政治体制，甚至现存的政治制度，目标是改变这种制度。这些政党往往通过极端的手段、乃至暴力斗争的形式取得政权。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执政属于这种类型。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上台的政党也是这样。建国途径指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在建国过程中获得执政地位。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中，一些政党因为领导独立运动而自然成为执政党。当代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需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执政地位，尤其是通过选举竞争取得执政地位。
一个政党能否发展壮大和上台执政，最根本的在于是否代表民意。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当代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汹涌，民主在纵深发展和全球扩张，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普遍提高。这些对政党的民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当代各种各样政党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深刻而生动地证明这个简约而深邃的道理。
政党执政需要民意基础。在多党制民主选举的国家，这种民意直接地、周期性地通过选举显示出来。选举对西方政党的执政是至关重要的，参加选举是一些政党最重要的活动。选票的张数是衡量是否代表民意的最基本的指标。顺应民意的政党才能得到选民的认可，从而发展壮大，有机会上台执政。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党，就在选举中失败。而背离民意的政党，最终走向衰落。即使在非多党制甚至是非选举制的国家，民意也通过各种途径显露出来。如果政党不能代表民意，在突发的事件中民众的不满最终也会结束政党的执政地位，甚至是政党的存在。
争取民意就要联系民众、亲和民众。西方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和取得议席，试图以各种方式从民众中多拿选票。一是组织联系。西方很多国家政党重视同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通过联席会议、俱乐部等，扩大党与各阶层群众的对话与联系。在20世纪末期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走上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的道路。这些政党为了寻求选票，在正式的党组织外往往还建立一些附属组织，如妇女协会、学生会、工会与农会甚至还有商会等等，来协助争取选票。二是政策联系。为了吸引民众，许多政党都重视施政方针的制定和完善。选举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党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在选举中胜利，需要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补充，甚至吸收对手的东西。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为了更好了解民意，甚至花钱聘用专业的民意调查公司，通过问卷、电话采访等多种形式，收集民众对政党及其政策的看法，以便作出相应的调整。
为了争取民众，一些政党还采取各种特殊的措施，以亲和民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总部设在居民区的很平常的建筑中，而且是与其他单位合租的。门口没有警卫，内部设施简朴，总部内专职的党务人员仅有9人。党的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民把某座大厦看成属于行动党的大厦，而且又是一座很高的大厦，这对党没有好处。如果我们对党的存在及地位不刻意低调处理，我们就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2]。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议员访问和会见选民活动制度化，规定议员每周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每周安排一个晚上接待群众上访。人民行动党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信念是：“心系群众，关怀草根”，要通过“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从1965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把“巩固根基”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服务于各个社区。人民行动党还设有一个非赢利的、免税的服务性组织“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它主要从事多方面服务民众活动。例如大力兴办学前教育(幼儿园)、托儿中心、学童托管中心、社区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助教育和资料中心等。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了贴近民众和赢得民心，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
二、发展经济是执政政绩的关键
政党要发展壮大和保持执政地位，需要有切实的政绩。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政党必须有切实的政绩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没有让民众满意的政绩，就不可能得到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支持、拥护和认同。当代最主要的政绩是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综合国力。一般来说，政党政绩突出时，执政地位就巩固，反之执政地位就会削弱。如果民生凋敝、国家衰败，政党的执政地位肯定会摇摇欲坠。
执政政绩的一个关键是促使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的确，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谁能更有效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谁就更能代表民意。在全球化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能否使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执政党要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本国发展水平，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制定明晰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很多国家的执政党都把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施政重点。
累计执政已有70余年的瑞典社民党一直认为，发展经济是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社民党自1932年上台执政后，大力倡导混合经济模式，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在40多年中持续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瑞典模式。近年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社民党致力于创造新的经济业绩，对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比如，适度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发挥市场作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瑞典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今瑞典是全球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爱立信公司拥有全球移动通讯市场的最大份额。由于瑞典社民党经济政策调整有方，该党在2002年大选中实现了连任，成了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始终把新加坡的生存放在党的行动纲领的第一位。新加坡立国之初处在人少地小国贫的起点上，人民行动党据此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40多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20世纪60年代面对严重的失业和贫困，人民行动党制定了以扩大就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70年代在已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策。到80年代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针。进入90年代，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21世纪初，人民行动党又提出，为了竞争环球市场，必须怀着终身学习的态度，提升技能，以赶上快速前进的知识经济列车。[3] 人民行动党根据国情变化制定合适的发展模式，使新加坡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保障了执政党的优势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党不仅要致力于发展经济，而且应注意经济成果比较公平地分享。瑞典社民党就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成为该党获得中下层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印度2004年的大选，凸现了社会公正对获得民意的特殊作用。印度在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施政期间，经济和外交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乃至人民党在大选之际的宣传口号是“印度大放光芒”。然而，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部分民众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因此当人民党为投票做准备时，策划了现代化竞选活动，即给选民寄出了400万份电子邮件，并向1000万部座机和手机自动播放瓦杰帕伊总理的问候。但是，高科技竞选活动的炒作掩盖不了严峻的事实：在印度1.8亿户人家中，只有约500万户拥有电话；印度10.5亿人口中，只有2610万人拥有手机；而印度只有65.9万户人家拥有电脑。更为严峻的是，印度还有约3亿人平均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许多普通百姓没有从政府的经济改革中得到实惠。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至今连水电和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障。中下层民众在选举中打碎了人民党连续执政的美梦。印度政治分析家马赫什·兰加拉詹评论人民党竞选失利时说：这是民众的大规模反抗，是普通人的胜利。[4]
墨西哥执政党的变化也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关。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问题上一贯认为，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够有效保持社会稳定，但纯公有制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方面缺乏活力；而私营经济具有较强的生产力，但是无节制的私有化容易加剧社会矛盾。因此，该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明智地选择了实现两种经济互补和平衡的政策。然而，该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放弃了这一传统模式，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墨西哥政策转轨过程中，剧烈的变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社会混乱，多次爆发债务及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这就对该党执政的基础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声望急剧下降。
三、科学执政是政党成熟的标志
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仅能获得执政地位，而且要科学执掌政权。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政党做在野党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提出种种要求。这些要求可以只反映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无需兼顾其他各个阶层；可以只反映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无需对之具体实施。执政党则不同，要考虑可行性，既要考虑协调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还要考虑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包括财力是否许可等。的确，当今给政府政策挑毛病不难，难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科学执政的政党首先要妥善协调社会矛盾。由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因素，执政党当然在代表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上有所偏向。但是，执政党政策要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尽量避免负面的反应。执政党掌握政府权力，而政府是公共权力。如果说政党决策总是有阶级偏向，那么政府决策则必须强调公共性。在执掌政权之后，执政党必须适应公共性的要求，努力扩大自身政策的包容性。政党要针对选民关心的问题，调整竞选纲领和政策，树立自身的形象。西方政党在竞选中相互争斗，而一个党在上台之后，往往将反对党政策中有吸引力的东西据为己用。
科学执政的政党要处理好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党与政府是有区别的。政党要担负执政的责任，当然要对政府实行领导。而政党如何领导政府，则要注意一些基本问题。一是适度控制。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主要是对人权和事权的控制，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全方位控制。所谓人权就是对机构和人员的控制，党推荐干部出任政府领导职务。无论在总统制国家还是在内阁制国家，政府中的大多数职务都由执政党党员担任。这样执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就可以通过这些党员个人来实现。所谓事权，就是执政党对施政的重大方针具有主导权。但是，政党对政府的控制在程度上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执政党一般不以严格的纪律约束政府首脑，而给他们留下独自决定的空间。进入政府的党员受党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基于日后继续当选的需要而产生的对党的依赖上。党并不干预、介入政府运作及具体事务。为了避免政党与政府决策的冲突，一些国家实践上是执政党决定大政方针，给进入政府的党员留下充分的活动余地。除非特殊的情况，执政党在一届执政期间一般不会通过政府之外的机构重新进行决策、改变纲领。比如瑞典社民党一般提出今后5-10年方向性、指导性的政治文件和政治框架，议会党团在这个框架内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政治条件、选民情绪和与其他党派的妥协情况提出议案，通过后由政府具体实施。二是党政分开。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本身，而是联系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的纽带。执政党不应以党派的身份直接对国家权力机构发号施令。执政党必须借助中间环节来对国家进行管理。多数执政党主要以间接方式指导政府，注意前台政府与后台政党之间的适当区分。除党的高层领导人外，其他党员很少兼任政府职务。有些党的领导人在出任政府首脑后，还要辞去党内职务，集中精力处理政府事务。政府一旦组成，政党有相对超脱的位置。政府在既定的框架轨道上自行运转，保证了政府的行政自主权及工作的灵活性和高效率。法国社会党认为，执政党退居幕后，超脱于政府之外，可以避免在选民与政府发生矛盾时陷入困境，以免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直接转移到执政党身上。日本自民党的执政模式，是既合一又分开。在党政合一方面，显示了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执政党的中央，确保自民党对政权的牢牢控制。在党政分开方面，显示了权力的适当分散，避免党政机关重叠和以党代政的弊端，保证政府行政的自主权，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灵活和高效。三是依法执政。对于合法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来说，国家法律是凌驾于一切政治权力之上，具有最高权威。执政党权力制约的主要手段是宪法、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尽管执政党可以依靠议会中的多数通过它所希望的法案，但这仍须受宪法和法律监督与检验。多数执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比较注意处理好领导立法、率先守法和依法行政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法律、制度还不健全。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权力约束较少，尤其是一党长期掌权的国家，人治因素很浓。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法治，不过由人治转向法治的过程都很艰难。
科学执政的政党要精通政府管理事务。一是选择合适的政府治理模式。执政党如何治理国家，需要审时度势。世界各国政府治理有不同的经验。当代政府治理有不同的流派，如福利国家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等等。究竟在宏观上选择什么样的模式，需要针对时代的特征和本国的国情仔细斟酌。比如二战之后一段时期，福利国家模式起过重大作用。而在冷战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之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变革还是政府再造运动，都提倡小政府治理模式。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有长处和弱点。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给一些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选择治理模式上，的确需要慎重权衡。二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决策是否科学，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直接关系政党执政业绩的好坏。西方政党出现政策的专业化趋势。执政党一般都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为党的领袖和党组织提供决策草案。西方许多政党还选择党外的思想库、咨询机构、研究所及专门委员会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他们认为，党外的政策研究机构独立运作，较少受利益因素干扰，而且具有长期丰富的研究经验，成员多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容易提出较为客观的、专业的政策建议。三是强化决策的民主参与。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民众对决策的认同感。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它们进行政府、工会和商业代表的协商。自1949年起每个星期四三方举行非正式会议协商重要事务，称之为“星期四俱乐部”。因为定期在乡间别墅哈普森开会，也称作“哈普森民主”。
四、为政清廉是执政党的基本操守
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特别注意为政清廉。权力在手，有利于推行党的主张。但权力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和腐蚀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的垮台，都与腐败有关联。一个党尚未执政之时，为之苦恼的是没有足够的权力和经费，以至于组织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一旦它上台执政，党员热心做官，以便掌握庇护的资源，同时也把获取政治资本作为自己多年辛苦的应有回报。
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形成了“政、官、财”三位一体的关系。金权政治在日本盛行。日本1992年爆发了自民党政治丑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收受佐川快件公司价值90亿日元的金条、股票和证券的贿赂而被捕入狱。这使得自民党声望急剧下降。自民党受到在野党的猛烈抨击，自民党内也发生分裂。在1993年的大选中，自民党获得的议席没有超过半数，在野党联合执政，结束了连续38年的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印度国大党曾长期执政，党员热衷于做官，捞取物质利益的好处。印度裔美国学者法义德·扎卡里亚在《自由的未来：国内外非自由主义民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国大党一党主导印度的早期还算政治清明，司法系统也还独立公正，族裔之间的关系也较缓和。但后来大规模的腐败和对法制的无视已经改变了印度的政治。扎卡里亚甚至指责印度人口最众多的阿塔布拉迪实邦的政治制度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民主”。每一个胜选的党都把政府机构甚至法院塞满自己的亲信。1997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取得议会多数，阿塔布拉迪实的总理建立了一个有93个部长的内阁，让那些从其他政党脱党转而支持他的议员都有官做。这些新部长的个人背景复杂，其中甚至19人有犯罪记录[5]。
因此必须对执政党实行有效监督。目前这些监督举措主要有四种。一是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作用。国外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对政党的行为进行了规定。有些国家还颁布了关于政党的专门法律，如德国、法国的政党法。宪法和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活动有很重要的规范作用。联邦德国1967年制定并通过的《政党法》，从多方面加强了对政党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严格规定了政党内部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和活动规范；明确规定了政党参加竞选的程序和细则；对政党经费的来源、使用情况、政党财产、开支审计作了具体规定；规定政府有权取缔活动不符合规范或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政党。这些规定把政党活动纳入制度范围，有利于遏止政党腐败。二是权力体制的约束。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还是在英国这样的内阁制国家，司法机构都享有很大独立性，不仅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关之外，而且也独立于政党，在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党活动的约束。以英国为例，英国法院虽然在政治上从属于议会和政府，但是法院在职能上是独立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干预法院独立审判案件。法院可以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审理和制裁。英国历史上很多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吏，其中包括执政党的领袖人物，都是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追究的。三是反对党的监督。反对党的存在对执政党是持久的挑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执政党滥用其职权，有助于执政党在制定政策和分配社会资源中顾及其他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只考虑本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私利。反对党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监督执政党，如利用议会的质询权或听政会制度揭露执政党腐败行为，也可以利用议会中的立法权、议案审议权、人事任免的审议程序牵制执政党，甚至还可以通过启动弹劾程序，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四是媒体的监督。在西方一些国家，媒体与立法、行政、司法相比，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主要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对权力的行使者施加心理压力来起作用。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执政党的任何违法乱纪行为都很容易被媒体曝光。因此，媒体在遏止执政党的权力滥用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五是执政党的自律。这对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非常重要。权力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一些国家为了防止党的领导人长期把持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进行限制。墨西哥1933年修改宪法，规定总统、州长永久不能再任，参议员等不能连任，保证了党的权力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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