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华夏传播论》，是一本不寻常的著作，它是在传播学领域中，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学者合作的首本系统性论著，也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硕果。
本书面世来之不易
传播与人类一起产生和发展。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本世纪初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不过发展得很快。在我国对传播学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比大陆起步早。
海峡两岸的学者，各自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体会到，传播学研究在经过必要的引进介绍以后，不能只依赖于西方人总结出的原理和方法。中国学者要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就必须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于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法就产生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大量的先人总结的传播观点和原理，有不计其数的传播事件和现象。这些丰富的宝藏在召唤着我们去发掘。早在1978年，在香港和台北，各举行过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研讨。当时，余也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都是热衷这项研究的奔走呼号者。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一起商讨如何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
受这次会议委托，与会的余也鲁教授、徐佳士教授、郑学檬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和我（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部署这个课题的研究逐步展开。余也鲁教授为这项研究筹集资金。
组委会确定先搞一本概论性著作（后来定名为《华夏传播论》），由我总揽编务，并在第二年的碰头会上，列出一批断代传播史题目和各类专题，作为第二步的研究选题。这两次会议确定的选题，都在我所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刊登，向海峡两岸招标。
我接受主编《华夏传播论》的任务后，即着手拟框架。框架征求了不少学者的意见，在与余也鲁教授切磋，并得到徐佳士教授首肯以后，才得以定稿。框架与招标启事同时发表后，反应热烈。政大《新闻学研究》上登出陈世敏教授的评介文章和框架全文。很快有不少学者、学子报名参加，其热忱和认真精神令我感动。特别是有些题目，如环境与传播、社会环境与传播等等，论述领域难以明确，参考文献少，靠作者、主编之间不断交换意见，商量修改。不少作者对改写文稿不厌其烦，几易其稿。总之，这本著作能奉献于读者面前，确实来之不易。
中国传播学者做出特殊贡献的必由之路
任何一个事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遭遇到非议。当然，这些非议无论对与不对，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与价值。
头一种非议就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这个命题难以成立，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种非议早已有之。我们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总体上是正确的，尤其是自然科学是这样，我们不能搞出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但是人文科学稍有不同，它们除了遵循人类社会（无论东方社会、西方社会）的共同规律以外，还有一些是对某些国家与社会的特殊规律的总结，所以对于“中国伦理学”、“中国哲学”、“中国美学”这类说法，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不同的国情和历史，不同的民族习惯和思维方式，其伦理学、哲学、美学的理论概括，就会不尽相同。只是我们不能把其差异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明，会为传播学研究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料。传播学大师、美国已故教授宣韦伯博士（Dr.Wilbur Schramm）曾深情地说道：“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尽管西方传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播评价如此之高，我仍然不使用“中国传播学”这样一个名词。因为在我看来，在传播学领域，中国特色的内容固然丰富，毕竟不像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那样，有那么多的独特之处。
另一些非议，则来自于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些提法的误解，或者来自于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在本课题研究计划执行的过程中，有两个年轻学子，分别发表文章（《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说在“尚未完整地引入传播学学理的时期”，“没有对传播学原原本本的了解”，就去谈“本土化”，乃是个“情绪性的提法”；“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从本土化的实绩看，传统文化似乎不像被‘弘扬’，而倒像被拉到‘国际’博览会上被拍卖，一切都得按‘接轨’的标准办理，结果就跟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子穿一袭旗袍，让人总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不伦不类”。他们的文章以不怎么好懂的文字，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进行了否定甚至嘲弄。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种表述的发明权到底属于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在海峡两岸的学者中大有人在，国外学者中也有人有此看法。澳洲传播学者奥斯邦说：“对于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
“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致于只是“西方传播学”。我们的目的绝不是“独立独行”地另搞一套。我们在为本书所发的《招标启事》中就锐过：我们致力于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当然也不能因此导致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创立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辩证法使我们懂得，要善于把事物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写到这里，我想到最近几年流行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越是能够发掘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也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传播学者容易吸收的东西。因此，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无所谓“不伦不类”。因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全人类的。此处轮到我们说那句话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是否开展得过早，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不必强求一律，一部分人可以继续从事引进、介绍和研究西方的传播学，一部分人可以从事“本土化”研究。对做学问的人，恐怕不能用搞“计划经济”的方法，强求他们都去生产某一种产品。况且，“原原本本的了解”谈何容易，西方传播学著作，不下几千种，而且据说每年都有百十本新作诞生。让大家都等着作“原原本本”的了解，“本土化”研究恐怕要到猴年马月了。我们只能边学习、吸收人家的，边总结、创造自己的，当然更重视创造。我们这本《华夏传播论》，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出的成果。我们永远不会去作这样的选择：要么搞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传播学，要么只在那里“原原本本”地领会西方传播学。
研究方法：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
在赞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众多学者中，对于现在就搞一本概论性的著作，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搞总论，只有在大量专题研究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因此搞总论恐怕是一二十年以后的事情。这个看法不无道理，要想搞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总论，须在分论都完成的基础上。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无限发展的，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是无穷尽的，即使那时候搞出来的总论，也还是需要不断地修改提高的。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分析与综合，是不断交替进行的。在我们已有的对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写出一本概论性的著作来的。何况就已有成果而言，在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方面，海峡两岸已经出版了著作多本，发表的论文已有好几十篇。
本书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当然更多的是归纳法。研究时，从许多具体现象和事件中，得出有关传播的结论（即由特殊推到一般）。表述时，往往是先说结论，然后举例说明（即由一般推到特殊）。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归纳论证得不出可靠性，只得出概率。”（阿·迈纳《方法论导论》），何况我们在举例时，不可能大量罗列，更难以做到量化，这样以偏概全的可能性就会有的。不过，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量化困难具有普遍性，本书也就难以避免。但是由于本书的作者们从大量史籍中，从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中旁征博引，做到立论有根据，论据有出处，其说服力还是很强的。当然也有少数章节，略嫌单薄，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补救。
著述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传播学界内外的更多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有特别广泛的研究领域，使大家对这项研究更有兴趣。毫无疑问，这个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至于有些读者会觉得，本书某些章节只是挂一漏万，或者失之肤浅、粗糙，因而提出批评，甚至摩拳擦掌，要亲自出马写本专著，来超越本书的有关章节，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抛砖引玉的效果，也是我们这本书出版的又一层意义。
合作研究：各有千秋，互相映照
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著述一本书，这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事实证明：两岸合作研究能够做好，而且大有可为。我在编辑中，感觉到两岸学者都是炎黄子孙，思维方式差不多。行文方式也就差不多。可想而知，如果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合写这本书，恐怕就风格迥异，很难统一了。尽管如此，由于两岸分离40多年，学术交流才是近几年的事。行文风格毕竟不完全一样。台湾学者的研究特别重视资料翔实，凭资料说话；大陆学者写的，论述色彩大多比较浓。此外，在一些用词上也有差别。这些差别，我没有要求完全统一。因为有些属于各有千秋，可以互相映衬。至于用词上的差别，交流多了，就会互相趋于一致，很难事先说那个词该怎么用。
当然，在大陆学者中，风格也不尽一致。多数学者，特别是文史学者，忠实于本学科悠久的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写出的书稿资料翔实、立论严谨；另有一些作者行文潇洒，有纵横捭阖之势，但资料上并不很充实。虽然我对那些与本书要求相差较大的文稿提了意见，让作者作些修改，但准许各种风格并存。因为撰稿者达29位，不可能要求都统一于一种风格。同时也因各章节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是内容决定形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事前就提请各位作者注意，“不要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以尽可能减少重复。但由于某些章节必然会有内容交叉，所以，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资料，论述类似的问题，这种现象出现一些也只好允许。
这本书已呈奉于读者面前，现在任褒任贬。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本书在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方面，在弘扬祖国文化方面，无疑是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它是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贡献。
(本文是作者为《华夏传播论》一书写的序言，这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