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政治与政治化认同：认同过程及其抗争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过程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政治化认同的基础。政治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中良品和劣品的一种分配过程。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即使政府竭尽全力，也无法做到兼顾所有群体的利益，更不用说政府自身常常无法尽到维护社会平等的责任，甚至有意建立并维护某种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就很容易出现一种认同政治。就如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的黑人、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或是在荷兰的外国移民一样，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同。认同政治可以强化这个群体的认同感，让他们变得政治化和激进化，并刺激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抗争。 认同过程在引导群体抗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过去，这种抗争在政治和社会心理领域没有那么明显，可能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家不太重视政治抗争到底是如何开始的。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善，一部分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注重对抗争行为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模型中，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 以往的相关研究已经证明，身份认同并非不同群体参与抗争的唯一动力，它只是三个主要因素之一，其余两个因素则是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意识形态(ideology)。人们想要参与抗争，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这就是他们的工具性动机；或是因为人们想要成为他们各自群体的一份子，这就是他们的认同动机；还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感受，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社会运动恰好可以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的不同需求得以满足。他们越是参与这种运动，就越能感觉到自我实现的满足。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想对认同和参与在政治抗争中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就以往文献中关于抗争和认同的研究命题做一个梳理。本文首先在认同的框架内讨论了政治化的集体认同(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的概念；接着探讨了这种认同过程的内部顺序以及内在因果关系；随后，笔者试图说明，每个个体都具有多种认同，而这些认同可能指引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旦某个抗争运动发展起来，就很容易将社会分裂成支持这个运动的阵营和反对这个运动的阵营。当一个人具有多元身份时，他在选择上就可能面临多种认同的压力。最后，本文探讨了政治化集体认同的激进化问题。激进化的发生源于国家未能有效满足那些失意并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的需求，这些群体已经具有了政治化的集体认同并试图影响国家，但是却未能成功。如果这些群体觉得自己的认同受到了主要权威的威胁，他们就会变得激进。 政治化的集体认同 “认同”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社会中的有些位置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就业人员与失业人员；有时候，一个位置是从属于另一个位置的，比如荷兰公民就从属于欧洲公民；还有一些位置是排他性的，比如不同球队之间的队员。 个人、社会和集体认同。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源于他的个人认同。同时，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是共享性的，比如，一个人是教授，那么他就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教授，而是到哪里都是教授。而当这些认同与他人共享时，就把他人也同时纳入到一种相对的社会或集体认同之中。社会认同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结构性认知在单个或多个群体中的投射。而集体认同则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对该群体的共同认知。社会认同指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特征，拥有社会认同的人群之中通常有多个群体。而集体认同则是指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这个群体由多个个体组成。总之，尽管社会认同与集体认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却不在同一个分析层次之中。 认同强度。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认为，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在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多社会认同的类别中。对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让人们更乐意成为该群体的一份子，这就是认同强度。而社会认同常常会使人忽略个体的真实身份，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认同强度越高，就越乐意为自身的群体代言，以维护群体的利益。在政治环境中，对群体的认同强度不同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强烈的认同极少受到周围氛围的干扰。因此，在笔者看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更有可能让人们代表自己的群体实施某种行为。 群体身份(Group identification)。群体身份与社会和集体认同有关，类似于一种对团队的献身。群体身份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评估，而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个体在隐性和显性层面对群体、群体符号、群体价值的自豪感。一方面，个体的社会身份由不同的群体身份所诠释；另一方面，没有哪种集体认同可以脱离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而单独诠释其身份。 显著的集体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认同并不显著，自我归类理论的一个假设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可能会变得独一无二并展示出他的个人认同，也可能会展示出他的集体认同。当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更加显著时，集体认同就会被共享，集体认同的强度也会增加。个体自身的社会认同过程将影响到其他人的社会认同。这并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因为个体的境况可能会激活一个人的集体认同，无论这个人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南斯拉夫和南非历史上的抗争过程就是如此。 政治化的集体认同。当人们代表某一群体卷入政治抗争时，他们的集体认同就会发生政治化，尤其在这个群体卷入权力斗争时。为了建立、改变或维持某种权力体系，社会群体经常会卷入权力斗争。为了把这个群体的联系转化为它的社会环境，它会制造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事件就是集体认同的政治化，也是权力斗争的基础。特别是当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一种屈辱的情感时，这种过程更容易发生。群体内会产生共识，认为某个政治角色是使群体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倘若他们的损失没有得到合适的补偿，这个群体就会坚持抗争。在这一系列的斗争过程中，如果群体能够得到来自政府、国家等第三方的支持，其认同就会充分政治化。而将这些群体卷入其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利益层面。牵扯到第三方，就意味着对社会或者辐射范围更大的某个群体的认同，这个更大的群体可能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联盟，它更具包容性。通过认同的扩大，集体认同将群体与外界的联系转化为它的社会环境。政治化的集体认同就成了对社会环境的一种重构，这就涉及如何重新制定斗争策略的问题，比如，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潜在的盟友。 双重认同。双重认同是指同时存在于高级与次级政治实体中的身份特征。在集体认同政治化的情况下，双重认同也会得到发展。事实上，政治化的集体认同本身也具有双重认同。社会群体被嵌入民族国家或整个社会这种更高级的政治实体之中，对这种实体及其民众的认同和继承转化为一种政治化的过程。最近的研究表明，双重认同让民众更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抗争行为，而当他们从高级的政治实体中所能获得的身份减弱时，其不满更容易引发激进的抗争行为。 身份认同与参与抗争的行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果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说，究竟是先有身份认同然后再有参与抗争的行为，还是先有抗争行为然后才出现身份认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过程与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过程两者之间的区别。在集体行为出现的过程中，这两种机制都很关键。共识动员涉及社会运动在观念方面的传播，而行动动员则涉及从支持者到真正的参与者之间的转化。身份认同过程在这两种机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主要论证了身份认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识动员，身份认同的动员与抗争行为的参与之间可以彼此强化。 不同的行为体会在社会上传播不同的观点。无论是运动组织还是反运动组织，都试图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在呼吁实施行动时，组织的传播力量比较强大，组织的观点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共鸣，即便民主对该组织并不认可。 实际上，每一次抗争出现的核心原因都是因为某一群体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时候，号召进行抗争的组织无法向民众提供必须参加抗争行为的充分理由，但由于民众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的屈辱推波助澜，他们就有了参与抗争的理由。也就是说，他们越感到自己的群体或者自己的原则受到了威胁，他们参与抗争、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准则的动力就会越强。这种利益和准则既与工具性动机有关，也与意识形态动机有关。工具性动机是指人们认为参与抗争是一种能够改善群体境况的工具。这里涉及工具的效力(efficacy)问题，效力是一种信念，是人们相信集体行动能够产生效果，它是工具性动机的关键因素。而意识形态动机则指当群体的价值观和群体的原则受到侵害时，群体成员就会参与到抗争的行为之中。如果说工具性动机引起民众共鸣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么意识形态动机则更强调民众的价值观受到了违背。假设当人们认同组织时，组织的号召能够获得更大的反响，那么在社会运动组织内部，认同该组织的个体成员数量就越多，其动机就越有可能与该组织提供的抗争框架产生共鸣。群体身份是一种具有相似性的认知，人们与群体内其他人拥有共同的命运，属于同一类别。它对人们的思想、感知和行为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认同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人越多，个人取向、价值观和信念就越容易与该组织的一系列原则趋同。 本文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对于抗争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越是能够引起他们相同身份共鸣的运动，就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佐证这一观点，笔者研究了2004年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两次大规模抗争运动。 这两次抗争运动是由于荷兰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引发的，它们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组织领导，第一次运动由当地工会组织领导，动员了25万人；第二次运动由反新自由主义联盟“扭转局面”(Turn the Tide，TtT)组织领导，动员了5万余人。尽管这两次抗争运动的组织者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抗议政府为了节省开支而实行的关于退休及养老保障的新举措。由工会领导的第一次抗争运动旨在恢复工会与政府谈判时的话语权；由反新自由主义联盟领导的第二次抗争运动则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国内的极右翼政治氛围和政府的反社会政策。 工会的抗争运动更关注利益问题，而反新自由主义联盟则更加关心有关原则的问题。因为，在抗争过程中，政府宣布不再进行进一步磋商的态度让工会感觉受到了挫败。而反新自由主义联盟的目标比工会更加广泛，它不仅追求工会的目标，还动员其成员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保守主义政策，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特征。这两次抗争运动的组织者都是社会抗争组织，如果我们比较参与这两次运动的动机，可以看出，加入第一次抗争的民众主要是出于工具性动机，而参与第二次抗争的民众则更注重意识形态动机。图1清晰地说明了在上述两次抗争运动中二者的动机差异，以及身份认同与运动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民众对某个组织认同度更高，他们就更容易接纳该组织理念的框架设计及其对抗争行为作出的合理化解释。因此，通过这种劝服性的沟通方式，身份认同间接影响着民众对抗争斗争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