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创作与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舍论文,基督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舍是一位在东西方文化撞击和融合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满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学的熏陶、民间文化的濡染等，都对老舍的个性和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外国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等，也对老舍的人生和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基督教文化对老舍的思想与创作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本文拟对老舍的创作所受基督教文化的具体影响作一些研究分析。
一
1922年老舍在南开学校的“双十”庆祝会上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学，我们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1]这种为了民众的福利而甘愿负起十字架的精神， 显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老舍是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7 期载：“舒舍予……北京人，民国十一年领洗隶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曾任京师劝学员、南开中学教员、北京地方服务团干事，现任京师第一学校教员，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2]1921 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时，结识刚从英国神学院毕业回国的中国牧师宝广林。当时主持英文夜校的宝广林正积极筹划将教堂从英国人手里接管过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种独立不倚的民族精神使老舍十分钦佩，他与许地山、白涤洲等参加了宝广林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他们常聚在一起研讨宗教、文学、教育以及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年夏天，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兼任“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校务主任。受洗入教以后，老舍为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起草规约草案，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体制等。1922年老舍应聘任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国文教员，并且被特邀为“查经班”主讲，主讲内容多为《新约》、《旧约》等。1922年12月老舍翻译发表了宝广林撰写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该文宣扬基督教的同情、服从、克制等教义和实现世界大同的途径，翻译这篇文章使老舍进一步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1923年老舍在灯市口大街北京公理会基督教附设的地方服务团工作，并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主持“儿童主日学”。他在《真理周刊》上发表论文《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提出在儿童做礼拜时不应要求他们背诵《圣经》、赎罪祷告、唱《圣歌》《圣诗》，不搞信仰早熟，主张将传授知识、启发他们动脑动手放在重要地位，目的在于教育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体现了老舍独特的见解。1924年老舍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 期发表长篇论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认为西方基督教组织“以此（伦敦会）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很不适应中国的情形，提出教会应自立、自治、自养，这是颇有见地的。1924年夏，老舍经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艾温士牧师推荐，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在此期间他要求校长同意他以基督教教名Colin （即“人民的胜利”之意）代替中文名字“庆春”。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回国后任教于教会学校齐鲁大学，曾在北京神学院和几处青年会作过讲演。1931年5 月老舍曾为神学院刊物《鲁铎》题过刊名。1937年他的《小人物自述》刊登在具有宗教色彩的刊物《方舟》上。抗战期间，老舍曾在重庆举行过《〈圣经〉与文学》的讲演，对《旧约》前五书详细阐述，并论及其文学价值。还指出《圣经》中一本十分重要的文学书是《新约》中的《启示录》[3]。1944年4月15 日老舍在“文协”举办的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稣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迎接新生者。”“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洗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的精神，为后代子孙开一条大道。”[4]这位被耶稣誉为“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比任何人更伟大”的约翰，他是迎接弥赛亚来临的上帝的使者，上帝召唤他做先知，他向人们传道：“转离罪恶，悔改受洗吧！上帝就会赦免你。”耶稣也请约翰为他施洗，人们将他称作施洗约翰。老舍愿做填平道路的施洗约翰，以迎接新生者。
老舍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努力汲取基督教为社会服务的救世思想，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处世态度和精神支拄。入教以后的老舍就将其名字改为“舍予”，这显然受到基督教舍己救世思想的启迪。1941年他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说：“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老舍突出教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性质。在老舍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他谈及自立后的中华教会说：“所谓中华教会者，以华人为中心之教会，亦即以教会为社会之中心也。欲达此旨，则社会服务，最为紧要，犹之西人传教异域，必以施医为先锋也。设中华教会，有施医院，有平民学校，有公众阅报所，有妇女工厂，有劳工之救济，有灾害之赈施，社会所需，胥备于此，社会人才，罗致无遗，则教会已成为社会之中心，欲求其不发达也不可。”老舍将社会服务视为中华教会最为紧要的工作。他以一种背起十字架的基督精神去参与社会服务，去拯世救世，并把这种精神注入其文艺创作之中。他在《诗人》一文中说：“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在这种为了救世而殉身的诗人身上充溢着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拯世色彩。
老舍对宝广林提倡的基督教的大同世界是深以为然的，这种基于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基础上的大同理想，是老舍一生努力追求的，他深切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5]。老舍为追求这个理想，不倦地探索和揭示民族性格的弱点，努力塑造理想的国民性格，成为继鲁迅之后执著地探索国民性的重要作家。同为基督徒作家，老舍与许地山有着相似之处，汲取基督的救世精神、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他俩共同的追求。由于许地山对佛、道、耶诸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能站在宗教之上求宗教精进求善的意义，从而在创作中努力写出在充满苦痛的博爱里坚定执著的性格。由于老舍出生于满族家庭，父亲是死于与入侵的八国联军战斗中的，这使老舍对以自由、和平为伪装的帝国主义深为愤恨，因而在其创作中对外国传教士的虚伪性格作了十分深刻的揭露，对倚仗洋人的宗教势力而图谋私利的中国教徒作了有力的抨击。从这一方面看，老舍的创作与萧乾甚为相似，然而老舍在其创作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推崇，又是萧乾笔下难以见到的。
二
由于老舍对教会生活十分熟悉，他在小说创作中，极为生动地描写了诸多基督徒的生活，刻画了不少基督徒的形象。《二马》中的伊牧师、《正红旗下》中的牛牧师是老舍着力刻画的外国传教士形象，老舍用温婉的讽刺笔调针砭了洋牧师的虚伪卑劣。《二马》中的伊牧师是在中国传过20多年教的老牧师，“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对中国人的态度显示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歧视和野心：“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马则仁、马威父子在英国的遭遇，针砭了西方国家的民族歧视。马则仁是伊牧师在中国传教时领洗入教的，他到英国去接受哥哥的遗产。伊牧师为即将到来的马家父子寻找住处，与温都太太费尽唇舌租定了住室，要求温都太太“看在上帝的面上”，接受两位中国人。他为马家父子说尽了好话，然而当走出门后，却低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这种门内门外迥异的态度，揭示了伊牧师的狡黠虚伪的性格。小说突出地勾画了伊牧师的两副面孔：“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可是平常见了人，他是非常的和蔼。”他的这种两副面孔在生活中尤为突出。伊牧师好喝酒，这与基督教的行为规范有悖。因而“他在中国喝酒的时候，总是偷偷地不叫教友看见”，与马则仁父子一起喝酒，也特意说明他平时不喝酒。他自己好喝酒，却反对别人喝酒。亚里山大与马则仁一起喝酒，马则仁醉卧街头，伊牧师大发雷霆：“好容易运来个中国教徒，好容易！叫亚里山大给弄成醉猫似的！咱劝人信教还劝不过来，他给你破坏！咱教人念《圣经》，他灌人家白酒！”这种待人与待己不同的态度，揭示了伊牧师的虚伪的性格。
倘若说老舍对伊牧师的针砭还带着温婉色彩的话，那么他对牛牧师的勾画就更多地具有嘲讽挖苦的意味。牛牧师在美国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受了他的曾到中国贩卖鸦片的舅舅的指引来到中国。他在讲道时对中国教徒大喊大叫，“这样发泄一阵，他觉得痛快了一些，没有发了财，可是发了威，也是一种胜利”。老舍对牛牧师以讥讽的笔调作了挖苦嘲讽：“他没有什么学问，也不需要学问。他觉得只凭自己来自美国，就理当受到尊敬。他是天生的应受尊敬的人，连上帝都得怕他三分。”他对那些借教会势力发家的教友有些反感，他将那些人品好、不巴结牧师的教友视为该下地狱的自高自大的人，他最喜欢那些围着他拍马溜须的教徒。他对表面上恭敬而亲热的多老大十分偏爱，因为“跟他们在一道，他觉得多少像个小皇帝了”。老舍以漫画化的笔法描绘牛牧师赴宴的情节。多老大倚仗洋教向老便宜坊王掌柜敲诈勒索，被拒绝后他搬出了牛牧师。王掌柜请出有钱有势的定禄大爷调停此事。以开明旗人自居的定禄大爷，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官，他主张教育救国。老舍以略带夸张的笔调，勾画牛牧师赴宴时的心态和情状。牛牧师虽然看不起中国人，但他崇拜阔人、尊敬财主。接到请帖后，他想：“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和多老大都戴上大清的红缨官帽，雇了辆瘸骡车去赴宴。老舍描画了坐在瘸骡车中的牛牧师的丑态：在车厢里的牛牧师，“左摇右晃，手足失措，便把头碰在坚硬的地方”，“牧师的腿没法儿安置：开始，他拳着双腿，一手用力拄着车垫子，一手捂着头上；这样支持了一会儿，他试探着伸开一条腿。正在此时，瘸骡子不知怎么忽然往路边一扭，牧师的腿不由地伸直”。这种洋牧师坐瘸骡车的情状，显然是作家以漫画手法对人物的讥讽嘲弄。小说描写牛牧师步入定宅后所受到的冷遇和心态。当他面对定大爷50两银子买的石砚时，他恨自己不早些与这些阔人交往。“他须下决心，和这群人拉拢拉拢，即使是卑躬屈膝也好！等把钱拿到手，再跟他们瞪眼，也还不迟！他决定现在就开始讨他们的喜欢！”然而定大爷不仅邀了两位翰林，而且还请了僧人和道士，这使牛牧师十分气愤，“分明是戏弄他，否定他的上帝！他想牺牲那顿好饭食，马上告辞”，然而一听到开饭的声音，“他决定抢先走，把僧、道、喇嘛，和翰林，都撂在后边”。但定大爷却把其他人都让在前边，“牛牧师真想踢他一脚，可是又舍不得那顿饭，只好作了殿军”。这段描写将这位洋牧师卑躬屈膝、忍辱受气的性格和心态都极为生动地勾画了出来，展示了老舍创作的漫画化手法。
在老舍的一些作品中，作者描画了一些吃洋教者的形象，他们倚仗教会的势力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无恶不作，老舍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这些中国人中的败类。《柳屯的》中的柳屯的、《正红旗下》中的多老大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柳屯的》中的夏家父子都信教，夏廉死了儿子，他决意弄个人儿以免断根。他在柳屯搭上了个娘们，被人称作“柳屯的”，为此他脱离了教会。这个泼辣能干的女人先努力赢得夏家父子的好感，过不久她就“把夏家全部拿下去了”，撵走了夏大嫂和三个女儿，将夏老者夫妇赶出上房，控制了夏廉，村里人谁都不敢招惹她。她与村里偷青的张二楞、醉鬼刘四、盗嫂的冯二头、骂街的宋寡妇，一起皈依了基督。她成为村里传教的头领，“每天太阳压山的时候在夏家的场院讲道”，倚仗教会成了这村的“霸王”。她传道时祷告的内容居然是：“愿夏老头子一个跟头摔死。叫夏娘们一口气不来，堵死……”她甚至骑驴打伞到县里骂街，回来后，“在场院召集布道会，咒诅夏家，并报告她的历险经过”。小说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倚仗教会势力而横行乡里、作威作福的泼妇形象。作品最后以知事太太最恨作小老婆的缘由，将其捉进了县衙门，表达了作家对这种恶人的愤懑。《正红旗下》中的多老大又懒又馋，好贪小便宜。老舍写道：“他入洋教根本不是为信仰什么，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挑战。他仿佛是说：谁都不管我呀，我去信洋教，给你们个苍蝇吃。”他将入教视作获得某种益处的阶梯，因而“吃洋教”是他入教最好的注解。他皈依了基督，在牛牧师面前表现出非常的恭敬和虔诚，“毕恭毕敬地打开《圣经》，双手捧着，前去请教”。他从牛牧师处得到四吊多钱后，就找了个离教堂有十里远的酒馆，“一进去，多老大把天堂全部忘掉了”。多老大信仰的虚假与浅薄于此可见。多老大的懒和馋作品中是如此刻画的：“他的最高理想是天上掉下馅饼来，而且恰好掉在他的嘴里。”他的入教就是为了寻求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因此他倚仗洋教，不仅不还王掌柜的旧帐，而且硬要赊一对肘子，借四吊钱，被拒绝后他就搬出洋牧师来，于是有了后来牛牧师赴宴的情节。老舍特意将坐着瘸骡车跟随洋牧师一起赴宴的多老大，在骡车的颠簸中落入泥塘最深处，让他“带着满身污泥，手捧官帽，骂骂咧咧地回了家”，连这顿美餐也不让他尝，显示了作家对这种人物的深恶痛绝。老舍着力针砭了这些吃教者：“他们之中，有的借着点洋气儿，给亲友们调停官司，或介绍买房子卖地，从中取得好处；也有的买点别人不敢摸的赃货，如小古玩之类，送到外国府去；或者奉洋人之命，去到古庙里偷个小铜佛什么的，得些报酬。”吃教者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丑恶嘴脸，在此被老舍揭露得一览无遗了。
在老舍笔下还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基督徒形象，这集中出现在《二马》和《老张的哲学》两部作品中。《二马》中的马则仁毕业于教会学校，他将做官看作是唯一耀祖光宗的事。他最瞧不起的是经商，然而命运偏偏让他飘洋过海接受遗产，成了一家古玩店名不副实的老板。他的皈依基督并非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由于送儿子上教会学校，“没事的时候，老马先生常到教会去看儿子；一来二去的，被伊牧师说活了心，居然领了洗入了基督教。左右是没事作，闲着上教会去逛逛，又透着虔诚，又不用花钱”。老马的信仰带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当他揣度着明天给哥哥上坟是否吉日，却想：“信基督的人什么也不怕，上帝的势力比别的神都大得多；太岁？不行！太岁还敢跟上帝比比劲头儿！”上帝成为老马抵御鬼神的法宝。然而老马面对他的古玩店的环境时，竟然对教堂发出不恭之辞：“教堂是不坏，可是塔尖把风水都夺去了，咱们受不了哇！”作家在此评说道：“马老先生似乎把基督教全忘了，一个劲儿抱怨风水不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老马眼中已构成对立和冲突。伊牧师推荐老马去博累牧师的教会作礼拜，对老马说：“礼拜天见”。老马认为这是伊牧师的逐客令，心中大为不满：“‘他妈的，这算是朋友！’马先生站在街上，低声儿的骂：‘不等客人要走，就站起来说礼拜天见！礼拜天见？你看着，马大人要是上教堂去才怪！’”老马将不去教堂视为对伊牧师失礼的报复，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毫无教徒的信仰。圣诞节他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伊牧师的一本《圣经》、伊太太的一本《圣诗》、伊姑娘的一打手娟、伊少爷的一个贺节片。老马心中十分不满：“伊牧师！大节下的给我一本圣经；哪怕你给我些小玩艺儿呢，到底有点过节的意味呀！一本圣经，我还能吃圣经，喝圣经！糊涂！”作为基督徒的老马，其信仰在此是丝毫不存了。老舍是将马则仁作为病态的中国国民来揭露针砭的，因此他着意刻画老马的那种懒散懦弱、得过且过、封建保守的性格，从老马的性格中思考“中国半生不死的原因”：“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老舍将老马写得“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6]， 把他作为一种中国人的代表来写。在老马的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只是浮在表层而已，稍不如意就会像对一双不合脚的鞋一样将它抛在一边。
《老张的哲学》中的龙树古是一位基督徒，他信教的原因是贼盗得逞的社会对他的轻视。“不幸，他的社会，他的政府，许马贼作上将军，许赌鬼作总长，只是不给和龙树古一样的非贼非盗的一些地位。”龙树古丧妻后，仍找不到事做，就投了救世军教会，皈依了基督。他门上所贴的“上帝言好事”、“耶稣保平安”的对联宣示了其入教的目的，期盼基督给他带来益处。恶棍老张以逼债为名要娶其女儿为妾，他十分愤怒地说：“我们信教的还不能卖女儿求自己的富贵！”他被救世军派往丰天立支部宣扬福音，“舍了生命，背起耶稣的苦架，牺牲了身体，寻求天国的乐趣”。龙树古的皈依基督与赵四十分相似。老舍写道：“可是赵四呢，信孔教的人们不管他，信吕祖的人们不理他，佛门弟子嘲笑他。这样，他是没有机会发动对于宗教的热心的。不幸，偏有那最粗浅而含洋气的救世军欢迎他和欢迎别人一样，而且管他叫‘先生’。于是赵四降服了。”他对教会一律以兄弟相称的“无辈数主义”分外赞赏。他为救世军拉车，为教会做事，虽挣钱不多，却充满乐趣。在老舍笔下的基督徒中，还有祷告时“永远是闭着一只眼往天堂上看上帝，睁着一只眼看那群该下地狱的学生”的伊太太；有祈祷时从眼角偷偷看姑娘的马威；有打不破种族成见的温都太太；有回、佛、耶三位一体的老张；有诚实而缺乏自信的李应；有认为“上帝的事业与人们的爱情有同样的重要”的龙凤；有为赚钱把灵魂交给魔鬼的丁约翰等等。他们构成了老舍笔下的教徒世界，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揭示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不同的性格。
三
老舍曾说过：“再往真确里一点说，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7]老舍努力以伟大的心和伟大的人格进行创作，在针砭洋牧师的虚伪卑劣、抨击吃教者的邪恶无耻时，还刻意塑造一些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伟大人格。这些人物虽大多不是基督徒，但从人物的言行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身上浓郁的基督教意味，将他们称为“隐藏的基督徒”是恰如其分的，在他们身上常可见到基督的宽恕、牺牲、博爱等精神特质。《大悲寺外》塑造了一位极具基督宽恕、博爱精神的黄学监形象。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写故事，这位穿灰布大褂、胖胖的黄先生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他爱每一个学生，学生遇到困难，他就去安慰；学生病了，他偷偷地送去水果点心；他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帮助学生，他与学生“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因为他反对学生在上课时开会，有人向校长控告他，并在黑板上写“胖牛”、“老山药蛋”等辱骂他的话，他却对学生说：“咱们彼此原谅吧！”学生欲废除月考闹学潮，黄先生赴学生大会劝说他们，“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却遭到学生的责打，窗外飞来的一块石头砸破了他的头。伤势甚重的黄先生被校长逼着去医院，走前他要求召集学生大会，在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他终于死在医院里。黄学监以宽厚博大的爱宽恕了犯罪之人，在他身上充满了基督精神，使我们想到耶稣关于要爱仇敌的教诲：“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8]这种以宽大为怀、以善胜恶、 靠忍让取胜的基督精神在黄学监身上十分突出。
老舍的小说《黑白李》推崇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牺牲精神。黑李和白李是一对十分相像的兄弟，只是黑李左眉上有颗黑痣。哥哥黑李身上具有传统文化色彩，弟弟白李的个性带着现代意识的特征，他们都有着为他人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白李准备实施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工运计划，怕连累哥哥，就提出要与黑李分家，并割断兄弟关系。黑李对宗教感兴趣，他读《圣诗》、读《圣经》，还上礼拜堂去祷告，给朋友讲《圣经》故事。当他知道弟弟和他同爱着一个女子时，他就把她让给弟弟了。读了《四福音书》，他悟出“道理都是一样的”，“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当他猜出弟弟有个危险性的计划时，他决定为白李而去牺牲。他将眉上的黑痣烧去了，代替白李投身工运，最后被捕献身。白李谈及哥哥时说：“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在黑李的身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基督教的“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9]之牺牲精神毫不冲突地结合在一起， 这成为黑李坦然面对危难的精神力量。老舍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推崇基督教文化的，这在小说《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分外突出。小说中的钱默吟是老舍着力塑造的理想人物，在其身上充满了基督精神。作者以祁瑞宣的视角描述钱默吟：“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老舍是以一位为民族的危亡与前途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的形象来塑造钱默吟的。钱默吟从一个饮酒栽花赏竹作诗的隐士转变为勇敢无畏的民族斗士，作者通过对这一转变历程的描写，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从钱默吟的转变历程中也可见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得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钱默吟从基督教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从而更加自信、爱国。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老舍却常常用基督教的用语刻划这个人物。他说：“给日本人作过一天事的，都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老舍将他称作“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显然老舍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刻画钱默吟的。老舍还写道：“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老舍在小说中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后指出：“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含英勇刚毅，肯为和平和真理去牺牲。”老舍塑造了一位基督式的理想人物。
《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都是老舍塑造的具有理想色彩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都带着基督式的殉道精神，“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10]。《猫城记》以象征的手法针砭黑暗社会和病态民族，大鹰则是老舍塑造的理想人物，“是个替一切猫人雪耻的牺牲者，他是个教主”。大鹰认为猫国颓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格的丧失，他反对猫人吃迷叶、玩妓女、多娶老婆，而受到猫人的仇视。为了唤醒猫人的觉醒，大鹰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活着没作亡国的事，死了免作亡国奴”。《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是老舍推崇的人物。他抱有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宏愿，对赵子曰的混世哲学深恶痛绝。面对黑暗的现实，他认为：“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低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做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他走第一条路的希望幻灭后，便铤而走险，去刺杀“人民的公敌”，结果被捕入狱。面对死亡他所遗憾的是未能对社会作出贡献。李景纯身上的这种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甘愿献身的精神，显然带着浓郁的基督意味。
在老舍的创作中，不仅在其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可见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作品的构思、典故的运用中亦可见基督教文化的印痕。《猫城记》以寓言体的手法讽喻中国社会的黑暗，揭露国民性的病态。整篇作品引用了《圣经》中《但以理书》“手指书文于壁”之语结构篇章。《但以理书》中描述伯沙撒王与大臣、皇后、妃子用从耶路撒冷所掠的金器皿饮酒，触怒了管理一切行动的上帝，“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后来找到了能圆梦解惑的但以理解释指头所写文字，他对伯沙撒说：上帝的指头所写的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玛代人取代了他的国。老舍以上帝的手指揭示猫国必然灭亡的寓意。小说以不幸落在猫国的“我”的视角观察猫国，得出这个国家“文明快要灭绝”的印象。开篇作者就写道：“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这文明的头上。”这“毁灭的手指”显然出于《圣经》之中。在小说的第17章，作家又愤愤地以毁灭的手指揭示猫国的无望的前途：“我又看见了那毁灭的手指按在这群猫国的希望上，没希望！多妻、自由联合，只管那么着，没有人肯替他的种族想一想，爱的生活，在毁灭的手指下讲爱的生活，不知死的鬼！”猫国这种不可救药的情状，作家以毁灭的手指生动地写出。当“我”与小蝎、迷一起度过亡国之夜时，那毁灭的手指又呈现在“我”的眼前：“舌头似乎被毁灭的手指给捏住，从此人与国永不许再出声了，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醒过来。”作者以“毁灭的手指”在全书关键处出现，形成该书独特的象征结构，从而针砭国民性的弱点，指出国家面临毁灭的局面。老舍的《选民》勾勒了留美归国的文博士以未能得到国内最高的地位和待遇而深感不满，他虽不信宗教，但他有着实用主义的见解：“他不喜欢宗教，可是青年会宿舍是个买卖，管它什么宗教不宗教呢！”小说的题目借用《圣经》之说：上帝选择亚伯拉罕沿以撒和雅各这条线传下的子孙作为他的替身，将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他们成为上帝所选的选民。小说以“选民”为题，意在讥讽文博士的自尊自大。《善人》以题名与主人公汪太太并不善良的作为构成反讽。“为救世而来的”汪太太将两个丫鬟一个取名为“自由”，一个取名为“博爱”，却将妻死落魄的方先生的工作辞了。小说以基督教的救世之说来构思作品，却反其意而用之。《牺牲》借用基督教的牺牲之说，勾画了留美归国的毛博士的崇洋媚外自高自大的性格。回国后的毛博士对国内诸多东西看不惯，认为他的回国是很大的牺牲。他结婚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生活态度，终于出走了。小说以“牺牲”为题，讥讽了毛博士的卑劣性格。老舍在其小说创作的构思中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老舍对基督教文化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他在创作中能驾轻就熟、顺手拈来地运用基督教的典故，对人物刻画、情节构成起到十分明显的作用。《骆驼祥子》中描绘下雨的场景：“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和小贼，多有些人下监狱……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这段描写引用了《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老舍变用了《圣经》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突出了对不公道的现实世界的愤懑与不满。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描写钱默吟被捕时，“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在此老舍以犹大卖主的典故，抨击汉奸冠晓荷将钱默吟出卖给日本人。《新爱弥尔》针砭了不切实际的教育方法。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每逢我看见一个少妇抱着肥胖的小孩，我就想到圣母和圣婴。”老舍以圣母和圣婴描述“我”所见的母子，揭示“我”反对“教爱弥尔在母乳旁乞求生命”的教育观念。在《新年的梦想》的征文中，老舍写道：“糊涂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有希望……糊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这里老舍仿用了《马太福音》第5 章耶稣登山训众论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而老舍仿用耶稣之语是以反讽笔调抒写其对当时国事的深深失望和愤懑。
老舍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以背着十字架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努力奋斗。在他的创作中讥讽了洋教士的虚伪卑劣，抨击了吃教者的无耻行径，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基督徒形象，在针砭国民性的弱点时，塑造了不少具有基督精神的理想人物。老舍对基督教的态度与其挚友许地山相近，他们不关注基督教的奇事神迹，而推崇基督的伟大人格和精神。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说：“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并不拘于形迹。”[11]许地山执著地描写充满着爱的坎坷人生中的坚定性格，老舍在针砭教会的阴暗面和抨击民族弱点的同时，努力塑造理想人格，他们的创作都具有改造民族灵魂的特点，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母题。
注释：
[1][2]甘海岚《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10页。
[3]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4]老舍《作家的生命》，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5]老舍《大地龙蛇》，见《文艺杂志》1942年第1 卷第1、2 期。
[6]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宇宙风》1935年第3期。
[7]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见《宇宙风》1937年第53期。
[8]《马太福音》第5章第39～40节。
[9]《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
[10]老舍译《基督教的大同主义》，见《生命》月刊第3卷第4期，署名舒舍予。
[11]见赵大年《老舍的一家人》，《花城》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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