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与人的生命物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生命论文,时代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技术时代”是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常用到的一个术语，意指肇端于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以科技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技术时代”是人类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时期，又是人类遭遇许多未曾料到的技术负面影响的时期，如果说人类生态环境的被破坏是这种负面影响的客体表现的话，那么人的生命物化则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主体表现，而且尤以后者给人最直接、最深切的痛苦。
人的生命物化即指人生命所包含的自然（物欲）与精神之间原有平衡的被破坏，人的精神受制于人的物欲以及人的精神的被拒斥，被压抑直至丧失，物欲与精神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物成为人生命活动的唯一目的。
康德曾指出：“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一切行动中，不管这种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1〕。然而技术时代物质财富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目的， 人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手段或工具。为了物，人们终日忙碌，栖栖惶惶，牺牲其它种种需要，陷入“西叙福斯”式的对物漫无止境的苦苦追逐中。于是，人和物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不是物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物而存在，“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2〕虽然对物的追求早在文明时代以来就成为人“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但只有在大功率机器产生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利润成为生产唯一目的的技术时代，人们对物的追求才变得如此突出、如此狂热，以致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则逐出人的活动之外。“一旦物质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价值位置时，他本人也就变成了其占有物的一部分”〔3〕。 技术时代的人不过是物的表征，而不再是他自身。
（2）物成为人至高无上的主宰。
技术时代，人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和中心，自然是人征服与支配的对象，然而就是这个征服与支配自然的主人，实质却又受制于自身物欲即自然方面。他的属人的东西隶属于他的动物的东西，精神让位于物欲，物成了精神的主宰。这种主宰甚至渗入到精神内部，导致精神本身的物化、功利化。“万物有灵论使客观精神化，而工业主义则使人的精神客观化”〔4〕。人的精神凡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 如所谓“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因其有用而受到关注，获得充分发展。反之，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如形而上的沉思，信仰以及艺术情感等则被视作无用而遭拒斥宰制，终至枯萎退化。“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人精神中居主宰地位，几乎成了人精神的等价物。人因其能动自觉的精神创造出物，但当精神要超出仅作为“物种生存的手段”的局限而进行自我发展时，物却反过来奴役、宰制着精神，限制精神的自我发展。
人生命物化导致一系列恶果，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二是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是多维的、丰富多彩的。不仅有科学的关系，还有艺术的，宗教的关系；不仅有功利的关系，还有非功利的关系。作为前者，我们把自然界作为我们的对象，进行变革和改造；作为后者，我们把自然界当作我们的朋友和母亲，分享我们的爱与崇敬。人与自然诸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使人与自然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由于人是主动的，自由自主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当人自身包含的自然与精神之间处于平衡和谐状态时，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亦处于平衡和谐状态，然一旦人自身所包含的自然与精神之间平衡被破坏，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就会恶化。人的生命物化使人成为自然的人，充满物欲的人，他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只剩下赤裸裸的物欲的关系。为了满足这种无止境、日益扩大的物欲，人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人的精神世界的萎缩退化又使得人对自然不再依恋，自然不再是人类的朋友和母亲，因而失去了人的精神的看护和保护。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认为“谁压迫自然，使之降为可利用耗尽的东西，谁就达不到爱，达不到与世界的‘美好的统一’”〔5〕。 人对自然精神依恋的丧失，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与破坏，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与自然的隔膜。这一恶性循环终造成我们今天惊人的生态恶化。罗马俱乐部曾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也是人内部危机的表现之一。人的这种内部危机在我们看来就是人生命的物化，正是人内在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失衡导致了人与外在自然的失衡。
人生命物化还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个体生命出现一系列危机，其次这种危机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本是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体，生命物化使人的自然方面急剧膨胀，精神方面日渐匮乏，统一体失去平衡。况且，人对物越来越过度的追求使得人生活节奏加快，精神日益紧张，于是生出种种心理疾病。人生命本身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和重建这种失去的平衡，激起种种反抗与调节，这种反抗与调节又很可能转化成一种社会破坏性行为。现代人精神空虚、孤独感、绝望感、无家可归感以及对生活的冷漠、焦虑不安、甚至自杀等等皆是这种心理病态的表现。而吸毒、酗酒、凶杀犯罪、行使暴力等心理渲泄则对社会形成了直接的破坏。西方一些思想家研究表明：这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现代文明人的物欲膨胀、精神匮乏有关。斯里兰卡在50年代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时候，也是杀人犯罪急剧上升的最快时期。并且在日本，在中国和非洲，犯罪率也随同现代化发展而上升〔6〕。1995 年北京纪念“世界精神卫生日”，专家们在座谈会上指出：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精神疾病患者呈上升趋势”〔7〕。 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越是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精神上的不稳定和不满程度反而越大”〔8〕。 “所有的资料数字都证实了，自杀不是由物质贫困造成的。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的现象往往最少”〔9〕。故西方有识之士预言， 人的心理疾病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最大威胁。
（二）
技术时代人生命物化首先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海德格尔在谈到技术时代的特征时曾指出：技术不单是人的活动和人所使用的工具。技术所带给人类社会的也并非仅仅“用机器去取代了手工作业，用一种生产手段取代了另一种生产手段……”〔10〕。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是改变了天地万物的面貌和地位，把天地万物都纳入了技术生产系统，成为技术生产得以运行的动力因素，“随时供技术生产驱使、支配、利用和消耗掉……”〔11〕。天地万物在这种技术生产意义上呈现出的面貌和地位，海德格尔称之为“技术展现”，而在“技术展现”中首先被纳入、被定位就是人。人在“技术展现”中只不过是技术生产的一种人力物质或一种劳动力，是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同时，技术时代的人其认知方式也摆脱不了技术的限制，他只“从技术关系去看待事物，把事物在技术关系中所呈现的面貌看作他所追求的真理，只用这一标准去看待事物，否认事物还具有别的面貌和价值”〔12〕。海德格尔称这种受制于技术的认知方式为“技术视野”。人不仅在“技术展现”中呈人力物质和消费者面貌，而且在“技术视野”里，即在技术时代的人的自我意识中，人亦是人力物质和消费者。无论是人力物质还是消费者，人都主要被看作是一种肉体和力量的物质性存在。“因为工业技术发明降低了人的手工艺术的重要性，人越来越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作为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存在于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概念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持续到现在”〔13〕。也就是说人的生理方面、物质性方面，再加上其本身就是服务于技术生产的诸如“工具理性”之类的智力因素，成为“技术展现”和“技术视野”中的未隐蔽状态，而人非服务于技术生产却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至关重要的其他精神方面则被技术的效益和功利完全掩盖，成为隐蔽状态。当今管理科学中的行为科学、企业文化学，对人精神因素的强调，其目的仍不在人精神本身，而在技术效益和技术功利，因此说到底它只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精神利用或精神的一种物化。至于人精神中的非工具性因素的存在与发展就绝不是生产管理者所关心的，当然也不是这个物欲横流，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所关心的。
技术时代人生命物化还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的哲学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张扬人的世俗生活有关。中世纪以前，人主要被看作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在古希腊，人们甚至更看重人的灵魂，因为正是人的灵魂使之不同于一般动物。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希腊人在纯粹知识领域，在关于哲学、艺术等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面对人类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中世纪宗教神学蔑视人的肉体，夸大人的灵魂，鼓吹禁欲主义在人的观念上走向了极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摒弃人的肉体，鼓吹禁欲主义的同时，大肆张扬人的世俗生活，强调人的物质欲望。迨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在人的观念上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强调人的物质性存在，把人的灵魂等同于人的肉体，鼓吹人就是机器，完全忽略了人精神的独特性，以自然的东西吞没了精神的东西。虽然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那里，人的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认为正是理性决定着人的本质，但他们所强调的理性却是建立在近代数学、几何学、力学基础上，拒斥人们关于理想世界的追求和意义领域的探索，因而带有明显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工具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十八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并将其发展为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看来“十七——十八世纪机械的宇宙观把人的精神完全置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仍然被抹杀，于是他们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起而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独立自主性，为阐发人的自由本质而斗争”〔14〕。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却把人的理性绝对化，客观化，因而脱离了具体的人，甚至具体的现实生活，成为一个无所依着的精神幽灵。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把人的理性绝对化、客观化的同时，强调人的现实性和物质生活，“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5〕。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论述竟被许多人理解为是强调人的物质性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吃得好，穿得好，是“绝对的经济主义”。弗罗姆曾在他《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里谈到这种现象“在形形色色的说教中间，也许没有什么观念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传播得更为广泛了。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重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和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利润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动力。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的是下述这个同样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而‘没有灵魂的人’”〔16〕。更有甚者，把马克思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套用到关于人的认识上，认为人的物质生活第一性，精神生活第二性，后者只有在前者解决之后才予以考虑。
由此可见，生活在技术时代的人无论在“技术展现”，还是在“技术视野”中，都只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或许正是由于“技术视野”的缘故，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的哲学在总体上强调人的物质性存在，即使也曾有过高扬人的理性的思潮，但由于其理性或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上的“工具理性”，或是一种脱离了具体的人的抽象理性，因而是一种非人的理性。
（三）
今天，人的生命物化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后资本主义时期，物化现象更为严重，它渗透到人文精神本身，人而不人的境况更加恶劣。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其向现代化的迈进，尤其目睹自己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之大，因而滋生那种渴望工业技术，渴望经济增长而不顾其它后果的焦躁心理，使得发展中国家人生命物化现象亦令人担忧。我国已有许多有识之士疾呼“人文精神失落”，“我们已经被抛入一个物化的时代”，“我们已进入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要求“重建人文精神”，“重建文化理性”。由生命物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精神空虚”、“信仰丧失”，以及各种社会犯罪在我国亦相当突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能不能避免、如何避免人的生命物化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研究的严峻课题。诚然，回答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目前我们至少应对如下三方面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应以人的发展为主要内容。人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发展学理论越来越明确告诉我们“发展显然不是一种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所能衡量的经济发展，它是比这种情况远为基本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发展就是人的发展，就是个体对自己内在的潜能的不断挖掘”〔17〕。这种从经济视角转到人的视角的“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方面的发展，如收入的增加，就业机会的增多等，还应包括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工具理性”之外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高，包括人高层次需要的激活和满足。七十年代世界各地为落实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目标而兴起的生活质量运动，就包括了物质上的满足程度和精神上的舒畅程度。
其次须清醒认识到人精神中非工具性因素在人生命存在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系统论专家拉兹洛言：“人类系统发育的进展，要求有意识作为人类这个物种生存的手段。但是，意识一经进化形成，就接过了人类进化的前进方向。手段变成了目的：原来那个自我供养的生物物种，转化成了特别注重知识、美、信仰和伦理的文化物种”〔18〕。作为文化物种的人不甘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他们对形而上的沉思、对艺术、对信仰的热衷与他们对食物的热衷同样原始、同样根本。假若人精神中非工具性因素长期遭拒斥，得不到满足，那么它亦会导致人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病态。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种种人类个体和整个社会的病态，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皆是物质生活匮乏所致，恰恰相反，其中许多是人精神匮乏萎弱的反映。
第三须清醒认识到精神文明的非工具性价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基于人自然与精神两方面，它们之间虽相互关联，亦有相对独立的一面。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有着种种工具性价值，但它更有着以其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其它任何实用目的非工具性价值。这种非工具性价值提供给人类哲学、神话、诗歌等等，只是为着人精神本身的需要。精神文明的非工具性价值不能用市场供求、经济效益来衡量，它有着它自身的尺度和规律。另外，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人们需要什么，才提供什么，一味迎合大众趣味。因为人精神需求虽是原始动物本性的一部分，但这种需求较之人的生理需求要微弱，不象动物本能那样牢固，因此它的确证与实现有赖于对象世界的激发与唤醒，用马斯洛的话说就是有赖于后来的学习和培养。关于这一观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阐发，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存在才产生出来。并非贫穷落后的民族就无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假若他面临的是一个高层次的精神对象世界，他亦会激发出相应的精神渴求。马斯洛认为：事实上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低层次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反转而追求高层次的需要。另外，一个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流长（即面临一个丰富的精神对象世界），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心理上往往较成熟，从而产生高层次的需要。就人本身来说，高层次需要的实现与满足要比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具有更大的价值，给人更深刻的幸福感和丰富感〔19〕。当然我们不应以牺牲物质生活为代价来换取高情感生活，但我们也无理由放弃人精神一面而使人物质一面畸形发展。今天，人生命的物化与我们长期以来不断创造出一个如此诱人的物质对象世界，同时又面临一个如此贫乏，如此功利的精神对象世界有关。作为前者，它不断刺激人物质消费，煽起人无边无际的物质欲望，而后者又使得人原本就过于柔弱的精神需求被扭曲，直至退化丧失。
综上所述，技术时代造成天地万物面貌和地位的变化，把一切纳入技术生产系统是人生命物化的根本原因。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哲学的偏颇亦是缘于“技术视野”的限制，它加剧了人生命物化。人生命物化导致人与外部自然关系的恶化，同时带给人个体及整个社会种种病态。技术时代人生命物化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对它的研究既是人学亦是发展学的重要课题。
注释：
〔1〕引自杨适等《中西人论及其比较》，东方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5页。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3〕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4〕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 引自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5〕〔10〕〔11〕〔12〕引自宋祖良《拯球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63页，56页，52页。
〔6〕张琢《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7〕见《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0日第5版。
〔8〕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9〕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页。
〔13〕罗长海《企业文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14〕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 卷82页。
〔16〕引自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17〕引自滕守尧《美育——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载《北大学报》1995年第2期。
〔18〕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19〕马斯洛等《人的潜能与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