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战略中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困境与对策_一带一路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中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困境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对策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6)02-0020-07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通欧亚、横贯东西的古丝绸之路。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与海上贸易的兴盛，又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在推进世界文明的传播、交流与融合，深化沿线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着力实现“中国梦”的紧要关头，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势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促进我国同沿线国家教育、旅游、学术、艺术等人文交流，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在这一世纪性的系统大工程中，我国教育肩承使命，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沿线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培养人才，适应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实现同沿线国家多领域的密切合作，“必须得到沿线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2]可见，作为构建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教育交流与合作本身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教育交流与合作，能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共荣共生，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首先，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推进沿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融和共享。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明对话之途。历史上，中国文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远播西方，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则借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中国同沿线国家在器物层面上的互流互通，人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和文化教育层面上的互学互鉴，使得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相互促进、和谐共存。历史进程中，这种开放、包容、以和为贵的文化教育交流给当前的教育合作奠定了基础。今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并将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连为一体。这些国家创造了多元文明，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作用，实现文明的快速传播、充分交融和广泛共享。

      其次，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利于争取民心，增进互信，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国家间的互动往来离不开文化教育交流的“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及民心社会复杂多变，政治动荡难以预期，民族构成及宗教派系差异性较大。只有全面了解民意，切实发挥文教先行的潜力，才能消除误解误判，为国家间的友好合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进而促进彼此交流与合作的永续发展。

      最后，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教育所彰显的核心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各国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则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相对接，使沿线国家成为“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同舟共济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3]在相逢相知、互敬互信的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同沿线国家便开始了绚丽多彩的文化教育交流。随着国家间、地区间文教往来的深入推进，参与交流的主体日益多元，开展合作的途径日益拓展，为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渊源深厚

      历史上，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中亚、阿拉伯世界及欧洲诸国的交往规模日益扩大，造纸术传入西方后，对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横跨欧亚的版图使得东西交通畅通无阻，为中西文化教育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先进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推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中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推动了教育的世俗化及文艺复兴运动的萌发。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西学东渐”之风盛行，士大夫开始接触西学。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借由传教士传播到西方，对欧洲的思想启蒙产生了影响。例如，德国汉学家赖赫怀恩曾指出：“那些耶稣会中的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实行。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的学者，……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4]迈入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传教士大量涌入并积极涉足教育领域。教会小学、中学及大学纷纷创办，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兴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编译西书，负笈游学。总之，千余年的教育交流史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加强文教往来的意愿和企盼，也为当前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体系初步建立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先后签署了不同层次的合作条约、关系协定、联合声明，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开展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法制保障。早在1995年，我国就制订颁行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为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5]提供了规范和指导。进入新世纪，中国非常重视教育交流在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在同俄罗斯、中亚五国、东南亚、南亚、欧洲诸国签署的政府间联合声明中(见下页表)，多次重申要加强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这些文件内容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交流与合作领域已达成广泛共识，并初步制定和实施了系列合作举措。特别是，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的《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则标志着中国在同区域组织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上，已经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

      

      (三)创新工作机制

      新世纪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日益频繁，已基本形成了三套工作机制：一是决策机制，具有宏观规划、协调磋商等职能。目前，中国已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个沿线成员国及中东欧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员会、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二是协调机制，主要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区域合作组织中建立的教育部长会议以及常设的教育专家工作组。如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等。三是实施机制，主要通过双方或多边开展的教育交流周、教育论坛、教育展览、青少年体育文化节等形式。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论坛、中国—南亚教育论坛、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教育无国界”教育周等。这三个工作机制自上而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为教育交流与合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助益。

      (四)构建运作载体

      以孔子学院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为重点的运作载体，搭建起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为使命，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自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以来，至2015年12月，全球共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6]单就“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和中亚国家而言，从2005年至2015年十年间，我国就同10余个国家共建了22个孔子学院和17个孔子课堂。[7]双方合作高校在师资培训、课程设置、教材编纂、学生培养上密切协作，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在区域性合作组织中，成立于2007年8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为开展交流与合作搭建起崭新的平台。经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在组织原则、协调机制、项目院校、管理机构、招生程序、培养方案等各项工作上都稳步推进。目前，项目院校已增至76所，其中中方20所，外方56所，优先在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纳米技术、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培养人才。[8]总之，孔子学院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等载体，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开拓了思路、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挑战

      中国同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逐渐增多。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规模小、交流渠道单一、合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问题。从参与主体上看，主要以政府层面的教育考察、互访为主，高校间合作规模不大，企业及民间组织间的合作甚少；从合作内容上看，以人文类语言学习为主，自然科学类科研合作、专业知识学习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份额不大。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类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影响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剧增。在国际政治领域：“一超多强”的局面继续存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强势崛起，各国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更趋明显。此外，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内外政策，互动更趋活跃，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在国际经济领域：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进入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和资金流向酝酿深刻变化，亚欧各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9]在国际安全领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并存，社会安全形势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在欧亚地区活动猖獗，边界、领土争端导致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大国介入使得地区热点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存在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相关国家间的海洋争端亦是长期悬而未决。能源资源短缺、自然灾害、传染病、信息网络、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上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不必要的隔阂和摩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带来严峻挑战。

      (二)民族文化差异及宗教渗透的干扰

      民族的多样性、宗教的复杂性以及相伴而生的文化差异性，都给沿线国家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带来挑战。从民族的多样性来看，以中国西部边疆为例，“由于历史变迁，中亚国家和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在中国叫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在中国叫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鞑靼族(在中国叫塔塔尔族)、东干族(在中国叫回族)、蒙古族等9个跨境民族”，[10]其中前四个的境外民族已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受“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的影响，使得跨境民族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一带一路”战略构筑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边境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契机。然而，与中国边境相邻的中亚、南亚等国家宗教信仰较为复杂，使得西部地区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前沿阵地，从而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总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日渐频繁，如何防止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与维护国家主权，是不容忽视的一大挑战。

      (三)教育体制差异较大

      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的区别，故而基于不同的国情，其教育体制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中亚五国为例，作为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的教育深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随着政治转型、经济转轨，这五国的教育体制有了新的变化，国家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改变公立教育一统天下的状况。例如，哈萨克斯坦早在2001年，“全国170所高等院校中，私立学校为112所”。[11]2013年，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技部长宣布：“大多数地区将各有一所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12]在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私立学校所占比重也一直维持在55%以上。[13]这种教育体制的转型与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另外，由于各国教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方在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优势学科、重点研究领域等有所不同，故而在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时，仍需做好大量准备性工作。由于教育体制的差异，也使得合作双方在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

      (四)各方期望不一致

      从国内来看，对教育交流与合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出台后，国内各省市表现出极大热情。“起点”“桥头堡”“核心区”“自贸区”“枢纽”等概念相继出炉。相关省市都希望抓住政策机遇、抢占发展先机，然而这种热情多侧重于经济领域，对开展同沿线国家间文化教育交流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从国际上看，对推进教育交流与合作还存有疑虑。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政治、法律、文化等差异，各国对推进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期望值不一。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至今，包括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等30多个国家已做出明确表态。它们或给予“积极评价”、“高度赞扬”，或是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或是“正在考虑，打算合作”。然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一员——印度却始终反应冷淡。这表明部分国家对开展文化教育交流存有戒备之心，一方面它们希望借助中国的资金力量发展本国教育，培养亟需人才，另一方面又害怕对中国产生更大依赖。

      四、推进同沿线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战略举措

      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发挥文教资源优势，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通过“软”实力外交，消除硬实力差异顾虑，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一)顶层设计：加强高层沟通，增进政策协调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发展和完善全方位、多层级的磋商协调机制是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推进文教交流，进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沿线各国政府需要协调一致，加快机制化建设进程，制订政府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建立监察督导机制，确保教育合作协定及年度执行计划的有效落实。继续完善法律保障、拓展合作领域，开发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共同创设具有国际水平的教育标准，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建立开放互通的教育合作框架，构建教育发展共同体，推进各国产能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与流动。

      其次，强化政策对话和信息分享。为避免政府间的相互掣肘和博弈，沿线国家应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加强政府间联系，定期交流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分享教育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对话平台，如APEC领导人峰会、亚洲合作对话、亚信峰会等，做到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建立和维护稳定、和谐、友善的教育发展环境。还要“跟踪和研究分析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及时研究、分析、解决合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找到国家间的共同点和恰当的突破口，创新合作手段，降低合作的成本，取得更好的合作效果和可持续的合作模式”。[14]加强同沿线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与价值观间的沟通交流，打破隔阂，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凝聚共识。

      最后，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对人文交流、教育合作的领导，构建部际间协商工作机制，成立由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部门组成的协调与合作机构，共同制订和实施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宏伟蓝图。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制定相应教育政策时要避免“一刀切”的粗放式做法，应注重同一地域的国情差异，采取差异化政策。

      (二)夯实基础：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先行先试

      沿线国家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教育交流与合作稳步迈上新台阶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利用各国地方政府间缔结友好城市的平台，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制订双边多边多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互访机制和对话磋商机制，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在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引导作用。在地方政府间举办的各类经贸活动中，要创新合作形式，尝试让文化教育直接参与其中，借由文教主题活动的开办，凸显各地独特的人文魅力，进而增强“一带一路”战略的吸引力。

      “由于特殊的地缘地位，我国广大中西部省区在建设‘一带一路’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人文优势，我们要在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支持中西部省区制定有关规划”，[15]率先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发挥文化桥头堡作用。例如，以新疆为试点区域，先行先试。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是我国西部开发开放、通往欧洲的桥头堡，周边同8个国家接壤，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以及喀什、霍尔果斯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新疆有许多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人民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故而能较好地克服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障碍，承担起深化国家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任。我们应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同沿线各国加强往来，努力推进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以政府合作带动教育交流、文化往来；以教育交流推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借由这种互动双赢的交往模式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引导和吸引他们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三)发挥主体性：增强校际合作，扩大教育国际影响力

      切实发挥高校在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重新谋划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

      首先，坚持“引进来”，扩大来华留学教育，培养适需的境外人才。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来华留学结构，重点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统筹规划我国高校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与“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吸纳他们在这些专业学习，使他们来华学得好，回国用得上。培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知华”“亲华”“友华”力量，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在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时，要避免“一刀切”的粗放式做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不同的宗教文化，鉴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我们对该地区的教育交流应采取区别性的留学政策，应在交流规模、交流层次及专业方面进行宏观规划，合理管控，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

      其次，全面“走出去”，创新合作形式，建立海外大学。今天“我国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16]我国高等教育也已经具备了实施“走出去”的良好基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开展跨境教育，既要培养深谙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未来领袖，也要培养通晓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国情的高端人才，还要培养一大批适应“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加强沿线国家优质企业合作，坚持以产业合作相关布局、项目建设作为合作办学的着力点和方向，实施产教融合，把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项目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努力探寻教育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的新路径，积极推动教育科研向社会生产力转化，切实提高教育合作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整合资源：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发展教育贸易合作

      教育合作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相关企业除了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发展下，也应当积极为文化教育的交流提供助益。这既是其本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利于其提升自身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然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沿线国家的民间资本参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市场的主体性作用，增强“一带一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吸引力和创新力，借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调动起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于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中来。

      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分国家、分地区制定教育贸易合作的政策，推动与沿线国家间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既是“一带一路”国际贸易合作中“拓宽贸易领域、挖掘贸易新增长点”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教育交流与合作战略地位的必然选择。只有以交流、平等、互惠的原则促进教育贸易的共同发展，以合作、投资与并购等手段拓展教育内容的国际化生产与营销，才能实现国别间以及整体上教育贸易的均衡发展，才能形成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良性循环。目前，沿线国家教育贸易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应抢抓机遇，适时出台“一带一路”教育贸易合作的鼓励政策，推动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教育服务贸易机构，使其成为交流思想、分享智慧的互动平台，成为加强对话、增信释疑的友谊平台，成为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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