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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政治与经济关系在20世纪一段历史内被割裂，直到90年代后才再度复兴。其被割裂的主要原因，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看，在于权力政治学说在二次大战后取代了理想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世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在国际舞台的权力分配和冲突决定国际关系性质，无须重视世界经济因素。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变革已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经济因素已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最高点，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无法客观反映这种现实，并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社会结构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冲击。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缓和，冷战走向末端，以至后来终于结束。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等，西方经济不断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新现实主义学派试图“将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各个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去理解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新现实主义提出，国际经济不应再被贬为“低政治”或“软政治”，安全问题也不应再被视为“高政治”或“硬政治”。经济逐渐取代安全，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琼·E·斯佩罗认为，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国际经济过程和经济政策中的政治作用，国际政治学者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影响，这种状况亟待改善。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
将国际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非罗伯特·吉尔平等西方学者的首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在100多年前就这样做了。马克思十分重视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并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列宁运用政治与经济结合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本质做出精辟分析。吉尔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是“既注意市场经济对财富分配的国内影响，又注意国际影响”。二是既从国内也从国际水平上分析国际分工的结构和性质。吉尔平认为，马列主义对“20世纪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施加着强大影响”。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吉尔平作出这种估计，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和价值。当然，早在18～19世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都曾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观察社会。
什么是国际政治？斯佩罗援引唐纳德·普卡拉的解释：国际政治即“国与国之间政治交往的方式”。国际政治决定国际经济是斯佩罗观点的核心。这一点同我们常提及的马克思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是不同的。斯佩罗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有3种政治因素影响经济：(1)国际政治体系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活动受制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和活动；(2)政治意图影响经济政策，“政治因素不仅能决定经济制度，而且也能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重大经济决策，常由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来决定；(3)国际经济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在追求财富（如争夺市场、原料等）过程中，国家与争夺权力的角逐或维护主权处于同一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交往方式包含了经济交往方式，即“财富与权力的互补”。
什么是国际经济？斯佩罗在《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即“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国家经济政策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经过讨价还价后制定的。经济政策常被政治利害关系所规范，最后必然成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工具。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矛盾与妥协，既包括了以政府机构为内容的国际政治过程，也包括了没有政府机构的经济关系过程。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经济的相互依存，导致政治上的相互依存，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相互依存。这就是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体现为对财富和权力的成功追求目标，即国际合作。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一书中说：“把国际经济政治学定义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导致我们把世界经济的合作当作获取其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手段来分析，而不是当作实现其崇高理想的努力来分析。”是什么因素促成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丹尼斯·皮雷奇思发表的《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一书中明确指出，新技术革命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并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一系列新概念、新准则和新规律。
总之，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在二战后国际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通过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禁运，以削弱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施行石油禁行，目的是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改变亲以色列的外交政策。1980年美国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其释放美国人质。西方学者强调“经济的政治动力”，“政治谋求决定经济战略”，最后概括为国际经济即国际政治。故此，西方经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涵盖诸如人口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粮食政治学、能源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学等。
二、世界经济大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
为了搞清国际经济冲突、政治矛盾与合作及其管理实质，斯佩罗提出三个分支系统的见解：(1)相互依赖的西方体系；(2)从属的南北体系；（3）独立的东西方体系。
西方体系指北美、西欧及日本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体系的特点是财富高度集中，技术高度发达，相互联系十分密切。二战以后，美元国际通用，跨国公司的金融影响，金融机构国际化，欧洲货币与欧洲证券市场的建立，导致国际贸易的扩大，直接投资增加和生产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和生产的重新组织使相互依存达到空前高度，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同另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影响到另外两个分支体系。经济的相互依存带来了“致命的政治问题”。相互依存影响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也就是削弱了国家的管理机能。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国家主权同市场依存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的体现，市场是经济的化身。国家影响并决定市场力量的命运，而经济力量却改变着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斯佩罗认为，西方体系存在的矛盾是经济结合增加了国家必须对付的麻烦，而国家又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联系，同政治管理纠缠在一起。西方政治难以医治国内经济弊端，而又难以控制相互依存所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欧共体成员国1992年签署和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西方在集体管理和各国各自管理之间的矛盾中，常常陷入窘境。因此，西方有的学者提出，“要么朝着意义深远的集体解决那些它们无法再单独解决的方向迈进；要么在相互依存的发展道路上刹车，并通过政治渠道纳入国家控制的范围。”
南北体系是从属型的，表现为南方国家从属北方发达国家并受其支配。不公正的旧的世界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力手段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并用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互依存一般是对等关系，而依附一方的现象则是一种不对等型。依附性首先表现在贸易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都很小，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他们依靠较大的北方市场，因此依附性的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市场和政治因素都很敏感。其次表现在投资领域，北方投资者控制着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投资股票，同时控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第三种是金融上的依附，“具有依附性的南方国家货币直接同占支配地位的北方国家货币联系（如法郎区），影响了南方国家的对内对外金融政策”。发达国家还通过军事或经济援助，利用政治手段、文化纽带、联盟或条约来强化这种依附性。政治上，发达国家排斥南方国家对自身经济进行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开发银行等均由发达国家主宰，南方国家难以在政治管理上自我决策。南方国家必须从政治上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即争取享有经济体系的管理权和更大程度从这个体系获利，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政治上的不平衡性和不合理性。
南北体系是北方国家经济和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南方国家政治上的稳定性常是发达国家十分敏感的问题。西方世界体系论指出，世界经济由两方面组成，一方是居统治地位的中心，一方是居附属地位的外围。中心是先进的，外围是传统的，二者结为一体互利互补，但事实上，这一机制导致中心地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而外围地区政治经济不发达。
东西方体系既非相互依存型也非从属型，相互联系和影响都是有限的。东西方政治的分裂和各自经济集团的独立性，使双方的贸易额和资本流通都缺乏活力。但这种情况在70年代以后开始松动。80年代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东方阵营一些国家正谋求进入西方经济政治体系。东西方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正趋向融合，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界限不复存在。
三、霸权稳定论——国际经济政治的动力
在罗伯特·吉尔平所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三章第1-2节中，集中分析了霸权稳定论。他的观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该书是为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后进行战略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并把理论、历史和政策分析相结合，以霸权稳定论为基调，注重经济和国内政治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的，以后罗伯特·基欧汉又给予界定。霸权稳定论的基本含义是：(1)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处于霸权或主宰地位的强大国家；(2)霸权是以他国对其合法性的广泛符合和认同为基础的，霸权国家本身也受影响和制约；(3)霸权国家的经济必须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各种规章由霸权国家制定与实行，同时霸权国家还必须防止有实力的国家剥削他国。
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强调“一个居霸权地位的自由国的存在，是世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基欧汉的说法是，受一个国家统治的霸权结构对强大的国际体系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这种见解实质上同建立“世界警察”制度来维护世界秩序思想极为相似。似乎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只有在政治上依靠霸权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来维护，事实上这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的一种霸权的委婉说法。当然，作者也谈到，不是说国际经济没有霸权国家的存在就无法生存和运转，只是说不能兴旺发达。建立霸权结构是为“国际集体商品”、为关贸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世界市场的扩展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所以，自由市场体系（吉尔平的特定含义）的产生与发展必须具有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学者国际经济政治的社会价值观。他还列举了历史上两次霸权稳定的国际模式。第一次是从拿破伦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英国能够运用自己的影响把世界经济带进了自由贸易时代”，在欧洲国家之间实现了霸权稳定秩序。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吉尔平忽略了两大事实，一是第一次形成的霸权稳定秩序强化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剥削，第二次形成的霸权稳定秩序只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利于南方国家的发展。
持霸权稳定观点的学者在西方比比皆是。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见基辛格《外交》一书）既然是规律，就难以逆转。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规律，即霸权国家走向衰退的不可避免性。霸权稳定论要求霸权国家所承担的权力和义务是十分可观的，例如用自己的影响确定国际社会体制（如制定规章制度和决策程序）、防止非法行为出现、防止强国剥削他国、管理汇率结构、协调各国货币政策、通过贸易促进他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等。由于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导致“肌体的内耗”，“从慷慨的霸主变成掠夺性霸主”，进而加剧了经济体系的动荡，使地区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泛滥。霸主的“合法地位”受到挑战，最终旧霸主被新霸主代替。为避免这种后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国际机制”这一概念，即让“有关国家公认的调节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一整套目标、规则、计划和义务”成为霸权后体制，以使原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存在下去而不受破坏。罗伯特·基欧汉在“国际机制”的基础上指出，“霸权后合作理论”认为只要目前世界政治机制即多极化的机制持续下去，其最关键的问题是组织好不存在霸权条件下的合作，即霸权后合作。综上所述，吉尔平从维护“霸权合法性”出发，提出建立霸权稳定机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反映了美国霸权后决策者们的忧虑，对20世纪后期美国丧失霸权的惋惜和无可奈何，同时对21世纪美国外交决策提供理论框架和设想。至于谁将成为未来新的霸权稳定国家，吉尔平在其大作的结束语中认为，“值此一种经济秩序向另一种经济秩序过渡的转折关头，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局面正在出现，这是唯一无可置疑的。但谁将获益，谁将受损，或者它对全球繁荣和世界和平产生什么结果，则还不清楚。”（1995年2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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