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贸区“蝴蝶效应”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蝴蝶效应论文,上海国际论文,金融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3世纪，意大利诸多地区诸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一个个金融中心城市的诞生，得益于彼时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商业环境以及高度发达的作为现代金融雏形的“复式簿记”制度及“非现金结算制度”；随着1492年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重心逐渐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于是，阿姆斯特丹顺理成章地承接了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17世纪的工业革命重新勾画了世界经济版图，奠定了英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并直接将伦敦送上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上升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然形成；20世纪60年代后伦敦的一系列金融创新活动，使伦敦又重拾全球金融中心宝座地位。纵观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及其演进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金融中心形成具有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金融中心具有粘滞性，其地位一旦形成很难撼动。但金融中心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某些“事件”可促成金融中心“漂移”。这些“事件”可能来自于政治层面，抑或经济层面，也可能来自于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这就是混沌理论所揭示的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分析
(一)基于GFCI的分析
分析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我们绕不开两大指标体系，其一是基于成熟金融市场分析视角的“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其二是基于新兴市场视角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
自2007年3月伦敦金融城发布的首份“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GFCI)报告，迄今为止，这一报告已发布14次，14次报告的数据(第1、2次报告上海尚未列入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调研排名范围)变化充分反映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的曲折和艰难(表1，图1)。在GFCI的历次统计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排名高至第5，低至35名，名次上升最快的是2009年9月，上海的排名从之前的35位跃升为第10名，整整进阶了25位(这一年分值同样也是上升最快的，相较于GFCI5，GFCI6的分值整整提高了117分)，这主要得益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的大救赎，中国在大救赎中的大稳定、大发展，大大提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然而这样的“大稳定”、“大发展”是脆弱的，它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制造了新的问题的产生，终于反映在2012年的榜单上，上海的排名迅速下跌11位，名列19。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依照“克强经济学”主动调结构，上海率先走出了一条转型驱动、创新发展的道路，牺牲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换取未来更快更好的发展。虽然2013年3月的榜单我们看到上海的排名继续下降，但这一下降并未伴随分值的下降，相反。我们欣喜的看到GFCI13的分值比之前的GFCI12分值高出18分，而GFCI14的数据再次说明上海正在主动修复中，在这次榜单上，我们看到了“量价齐升”的现象(排名上升8位，分值上升16分)。
图1 基于GFCI指标体系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变化趋势图
GFCI是国际公认判断成熟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指标体系，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由于敏感性使然，这一排名难免出现“上串下跳”情况，这既反映了这一指标的缺陷，更揭示了新兴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基于GFCI指标体系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变化趋势图”告诉我们：虽然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座次看，上海落差较大，但不管如何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始终稳定在“竞争方阵”之列。分值的变化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图1的折线显示：自有GFCI数据统计记载以来，纵使排名变化，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得分中，呈现了分值向上的基本格局。
(二)基于IFCD的分析
由于GFCI指标体系不能完全反映新兴经济体特殊情况，也不能全面反映金融中心的增长潜力及发展方向。2010年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在IFCD榜单中，上海表现不俗。自IFCD发布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直进入前十(表2)，尤其在成长性指标上，上海历年稳居榜首(表3)。
IFCD指标体系通过对五个关键因素的测量，分析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表4展示的是最新一期(2013版)的全球金融中心关键因子分项排名状况。
透过表4，我们得到的基本信息是：除“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及“产业支撑”两个关键因子中得分较高。这充分表明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依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一“路径依赖”。
在IFCD榜单中，我们看到了上海稳居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梯队的格局已经形成；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成长发展”要素中的“突出地位”的“粘滞性”已经显现。
(三)基于不同层级金融中心的比较分析
虽然两大指标体系的分析给了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直观影响，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得益于不同阵营、不同层级的比较分析。
首先，将上海置身于发达金融中心进行比较，我们分别选取了位于第一层级的全球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位于第二层级的区域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香港、新加坡这两个层级(虽然第二层级的金融中心不乏欧洲国家，但从排名、成长、相似度考量，此三中心具有较强的可比较性)。与这些发达金融中心相比，我们发现上海在构成金融中心建设的诸多关键领域基础并不十分突出(表5)。在衡量金融中心能级的五个一级指标中，除“成长发展”指标位于第一外，“金融市场”、“产业支撑”分别列为第六、第五，而作为指标权重相对较大的“国家环境”与“服务水平”这两项指标，上海的得分跌出了前十，分别为第十三、十四。
其次，将上海置身于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进行考量，我们选择金砖五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标杆，但由于近年来迪拜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突出地位，将迪拜列入考察行列不失为一种科学可行的方法。我们考察的基本路径同样源于对构成金融中心关键因子的五个一级指标的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还刚刚起步，他们距离成熟金融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其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空间和很强的成长性，在这一点上迪拜尤为突出(表6)。
众所周知，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中心的比较，比的不是现状，更是潜力、前景。从这一视角出发，结合构成金融中心的诸多元素——“资金吸引力”、“人才吸引力”、“本币知晓度”、“信心指数”、“金融市场国际化”、“融资便利”、“金融中介服务”、“法制环境”、“金融创新”，通过借鉴“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3”所做的对于金砖国家金融中心发展的专题分析的结论(见表7)，我们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金融中心整体实力在提升，上海在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发展中拥有绝对的优势，其在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领头羊的地位已经奠定。
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上海凭借其巨大的金融市场和良好的成长空间，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上海在金融中心方面进一步的发展依然受到多重制约，唯有体制机制改革，唯有创新协同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自贸区无疑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三、自贸“蝴蝶效应”与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
综合GFCI及IFCD两大指标体系纵向分析，结合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横向比较，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上海已在国际上基本确立了具有一定能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已基本确立了充当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角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循着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引领新兴经济体这一路径发展，这一路径依赖需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主动权的把握、需要金融深化金融改革的强力配合。这就是所谓的“耦合”作用。而这一“耦合”随着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成为了可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借助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的“耦合”来提升金融中心本身能级。即通过“路径依赖”于前一阶段的发展，充分发挥自贸区的“蝴蝶效应”功能，借助自贸金融载体，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跨越式发展。
何为自贸金融，如何利用自贸金融载体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世界上有众多的自由贸易区，各个自贸区都有各自的特色。上海自贸区，相较于货物贸易，更注重服务贸易；相较于贸易便利化，更注重投资便利化，这就决定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属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金融属性，才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巨大空间。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继出台了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金融新规，虽然具体细则尚在进一步制定之中，我们还是能够大体把握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笔者以为，要发挥好自贸“蝴蝶”效应，应牢牢把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定位为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主题，为此，自贸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探讨在上海自贸区内先行先试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时机、措施和配套政策；跟踪研究自贸区内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后市场利率的动态，对自贸区内的均衡利率进行研究，分析自贸区利率与Shibor和Repo的关系。定期发布自贸区利率指数。
2.探讨在上海自贸区内先行先试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时机、措施和配套政策；研究自贸区内汇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后汇率汇率形成机制，探索发布“自贸区汇率”的可能性。
3.研究自贸区内利率和汇率联动机制。在上海自贸区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背景下，研究如何加强自贸区利率、汇率以及Shibor和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在境内外人民币资产定价中的作用。
4.研究上海自贸区金融制度创新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机制。跟踪研究自贸区内汇率的动态，编制并定期公布自贸区汇率指数，分析自贸区汇率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市场汇率的关系。分析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关系，研究在自贸区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推进的同时，在自贸区内如何优化资本账户各子项目的开放次序，防范国际游资的冲击。
5.从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等方面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行分期模拟预测，对上海自贸区成立后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跟踪研究，分析上海自贸区内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先行先试等金融新政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6.研究自贸区金融安全问题。一是研究自贸区金融防火墙的设置以及特殊账户管理；二是研究自贸区内混业经营、合力监管体系构建问题，并进行监管压力测试；三是做好金融创新过程中，交叉性金融产品与跨界(跨境、跨关、跨市场)研究；四是研究离岸业务中的反洗钱问题，定期公布自贸区反洗钱报告，建立反洗钱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