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变迁标识的“后现代”：一项反思性研究——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通论文,方法论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标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教授是英语学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人物，不但其论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1）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正常》（1995）进一步综合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以“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和《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创始编辑的身份有效地组织了文化研究的全球性对话。我感到高兴的是，费瑟斯通教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极为关切，近年来还积极推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诺丁汉大学的学术交流。
《消费文化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文版2000年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迅即受到国内学人的高度注意。我们知道，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范围甚广，从文学经典到黑人政治，从阶级、种族、代际到性别，从时装到主题乐园，社会生活的一切都是其研究对象和主题（注：参见单世联：《何谓“文化研究”》，载《美术馆》2004年B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伯明翰学派”以来，英国学者基本上把文化等同于生活方式，文化研究几乎等于社会研究。因此，就是专业研究者有时也难以完整把握文化研究的现状。此书是费瑟斯通的专题研究文集，其写作特点是以论带史，即在每个研究专题中，都不厌其烦地述评其他学者的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赞同或异议，最后推出相关结论。要对此书作一全面评论是比较困难的，本文的目的，是简要述评费瑟斯通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意识。
1、从“消费文化”开始
在文化研究中，也许没有一个概念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使用频繁、却无法准确定义。有关它的合法性、运用范围、开始时间和内容等等都存在很大争议。不但有人认为所谓“后现代”只是“现代性更为激进的阶段”或“晚期现代性”，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幻象”或者“最愚蠢的陈词滥调”。费瑟斯通赞成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但同时高度重视这个概念的含混性，他不是先入为主地厘定“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然后把当代文化现象和趋向有选择地装进去，而是探讨“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可能的那些条件。”“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真实的情况也许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而是文化变迁的后果。
这也是费瑟斯通选择“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的视角探索后现代主义的理由。在他看来，“消费文化”之所以出现在研究大众文化、消费过程的视野里，并被发展成相关的理论见解，是因为“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消费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此前的现代社会以生产过程和生产者为核心组织社会，当前的社会则是以消费过程和消费者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费瑟斯通认为目前有关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模式都各有欠缺。第一种是生产的模式。从卢卡契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认为生产领域的商品逻辑和工具理性已进入消费领域，商品的积累导致交换价值的胜利，工具理性在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可能，消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非文化”或“反文化”。费瑟斯通认为，这一模式由于其精英主义的论调，无法考察复杂而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的实际过程。比如商品有能力破除社会障碍、消解人与物之间长期建立的联系，但它同时又伴随着相反的、非商品化的运动，即限制、控制、引导着商品交换，商品的象征属性在消费中会被利用和重新调整，因此仅仅从生产工艺的角度考察“消费文化”是不够的。第二种是消费的模式。它强调对商品的使用只是部分地与其物质消费有关，关键还在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标签。费瑟斯通认为，在一个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中，准确地解说商品所有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确实变得更复杂了，但这并不表示文化失控或社会解体。“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被广为谈论的、经常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骚乱和无序，也许并非完全失控、真正的失序，而仅仅表明的是更为深层的整合原则。因此，也许存在一种‘失序的规则’，它允许一种较为容易的控制机制，在有序与无序，地位无意识与戏谑性幻想、渴望，情感控制与控制消解，理性计算与享乐主义之间摇摆。”（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第三种是体验的模式。它强调消费文化使用的影像、记号与符号商品等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导致纵欲的快感。费瑟斯通强调的是，符号消费尽管调动起了各种快感、激动、狂欢之情乃至无序的行为，而在体验它们的时候，却需要自我控制。“中心消解的主体能以更大的能力去从事有控制的情感渲泄活动，探索从前被当作威胁、需要严格控制的形象化倾向、即时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大众消费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引起了风格杂烩、文化失序和分层消解的倾向，颠覆了传统文化固有的光环，成为超越现代的运动。而“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大众文化、形式与称号、影像、无秩序、生活的审美呈现等等，恰恰是“消费文化”的特征。费瑟斯通总结了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征：一是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二是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三是在各种知识思潮中对一切元叙事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评，四是在日常生活体验层次上，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五是以审美方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样，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就必须置于消费文化的成长、从事符号生产与流通的专家和媒介人人数增加之长时段过程的背景中。”（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后现代主义”标识的是知识与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及其实践中一系列广泛的变迁。
“后现代主义”在两个意义上向社会学提出挑战。一是它对真理、主体、时空、表象、历史以及方法论的批判，动摇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它所反映的西方社会秩序的重组，需要社会学以新的方式作出回应。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只是描述了这一文化变迁，却没有给予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学解释。在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特别是对中国读者相当熟悉的詹明信（亦费里德利希·詹姆逊）评述时，费瑟斯通鲜明的体现了他与一般后现代理论家的分歧。这对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和费瑟斯通自己的观点相当重要。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詹明信主要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中进行的，但要把艺术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阶段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而且詹明信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具体而残酷的发展逻辑的结果，低估了为这种逻辑创造前提的不同群体、阶级和社会运动为赢得各自的霸权所进行的各种权力平衡、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没有关注具体的群体、阶级等实践资本主义的途径。其次，在研究取向上，詹明信关注的是文化体验而不是文化实践。费瑟斯通提问：是谁在经历现实的丧失？这是否处在对现实参照物的怀旧的危险之中？“詹明信为了阐明他的理论提供了许多生动、富于启发性的例子，不过，那只是些例子只是一些看图说话之类的说明。生动的历史结构，是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囚集在一起的个人及其组成的团体通过相互竞争、争斗、相互依存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尽管是盲目的。”（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这种“站在后现代主义之外”的解释和评价无法回答这些体验如何被具体生活在日常实践中的批评家们“确定为后现代体验”这一根本问题。
费瑟斯通对詹明信也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其有关后现代主义是二战以后社会向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的观点，将我们的分析目光引到了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过程和结构方面。资本与信息流的迅速积累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为民族——国家提供基础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已为后现代文化所淹没，不过一直为社会学研究的参考框架国家——社会二元体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社会联系也一起消失了，所以要“使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具体化，并根据一些经典性的问题，如‘谁，什么时候，为什么，有多少？’等，来提供社会学的证据。”（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在上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把后现代当作商品生产的逻辑和技术的延伸来理解，不能满足于后现代体验的生动描述，而应该集中讨论真实的文化实践，研究商品的传播与消费模式。
2、不是“后现代社会学”而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
19世纪社会学的中心议题是宗教，20世纪的消费文化将文化推到社会生活的中心。虽然直到70年代中期，社会学对文化的兴趣还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最好的态度也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边缘学科，但70年代之后，至少在英语学界，文化与社会学之间的森严壁垒已被推翻，各种社会思潮也都表现出对文化的浓厚兴趣。但率先关注此一趋势的“后现代主义”或是运用后现代策略本身来看待后现代主义中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观察矛盾、反讽、非一致性、文本间性和精神分裂特征，或是用讲故事的形式叙述元叙述的没落，实际上也宣告了社会学的终结。费瑟斯通强调，严肃的社会学家则不能以后现代的方式思考“后现代”，而应分析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商品的生产、分类、流通以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着的权力平衡，后现代理论的生产与传播、更广泛的后现代日常文化体验与实践的生产和流通等问题。
其一、特殊场域中的“后现代主义”发展。费瑟斯通要提出的是：谁在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它被用于什么样的具体实践中？哪个群体在使用它？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从特定的知识、学术和艺术场域中该术语的出现、发展及使用方面去寻找，到性质不断变化的实践所导致的场域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变换中去寻找。”（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后现代起初是艺术先锋派的一种策略，它们攻击制度化的艺术，力图超越现有的等级空间，并最大可能地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原则重新设计和确定新的分类等级系统。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后现代艺术不但攻击现有的文化艺术等级，而且取消艺术与日用品的藩篱，在这个过程中，苏珊·桑塔格等批评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批评家、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艺术家特别是外围者只有加强与他们的联系才能详尽地阐发他们生产后现代艺术的计划。“后现代主义”在知识领域的特征是普遍主义的衰落，表明原来制度化的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自身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真理、首先与口味标准的权威和能力的信心，而外围知识分子与批评家一道日益摧毁原有的权威，力图在多元主义的热情关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在此过程中有些论者的预设前提却是“经验统一体优先于话语”，结果导致了诸如“后现代时代”之类的总体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次级总体化以及设定统一完整的“文化领域”，它实际上是从一些主要的系统命令如“资本逻辑”、“文化逻辑”、“轴心原则”等演绎而来，后现代主义的并未真正告别现代主义，而只是借一种意指游戏摧毁原有的等级系统。
其二，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发展。后现代主义所渲染的文化分类消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动力机制，即当下层阶级向上层的品味和标准提出挑战或予以篡夺时，上层阶级又采用新的品味重建原有的距离来作出回应，于是出现新的品味或通货膨胀。对于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而言，当原有的等级体系遭遇挑战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积极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生活方式和理论体系，不断标新立异超越大众，而一些对大众较少或没有敌意的知识分子又试图将原有体制中受到排斥的大众文化引入到艺术与知识的领域中，把民间娱乐甚至一些曾被视为低级庸俗的行为都加以艺术的合法化，使艺术与大众的鸿沟通越来越小以至消失。从社会学上看，这一现象反映的是“新型文化媒介人”在符号生产与传播中潜在权力的增长。社会学曾用“新型中产阶级”、“新型小资产阶级”、“雅皮”等概念来命名日益增大的管理者、雇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群体，费瑟斯通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说法提出“新型文化媒介人”这一则概念，用以指称广告人、公共关系专家、广播和电视制作人、表演者、杂志记者、流行小说家和专门性服务工作（如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性治疗专家、营养学家、游戏带领人员）等从事符号生产的人，他们在人数上的急增和在职业声望上的提高，缩小了艺术与其他职业之间的距离，为消解横亘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旧的差异与符号等级，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快感与欲望，与纵欲、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
其三，社会间竞争的“后现代主义”。从中世纪到近代，西方分别以宗教和科学的名义强调文化的同一性、社会的一致性，这一切建立在对生活的共同意义的追求之上，表现在话语体系中就是对“元叙述”的追求。但只要我们不就文化论文化，则与其假设文化整合式实际可行，倒不如去认真考虑这种神话的权力是如何（或者将会怎样）实现的。中世纪的“共同文化”是宗教统治的合法化话语，近代的“共同文化”又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随着西方的全球性扩张，西方资产阶级所确立的文化被认为是全世界共同文化的典范，体现了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化推翻了共同文化的假定，剥掉了全球共同知识的伪装、有序整体和系统受到攻击，平等和民主精神得到更大认同，于是在全球规模上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西方文化不再具名有全球解释性而只是一种“地方知识”。不但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拒绝认可西方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他们赞成对他们自己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恢复。”西方世界也注意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可以识别的解释框架。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所指的共同文化，不仅是内容层面上的一系列整合的信仰与价值，而更是形式层面上的一系列可以认知的原生性深层规范之变化的可能性。”（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这种深层的共同性基础有能力去认识差异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扩张。
所以，“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学研究。
3、“长时段过程”与“场域分析”
各种社会“权力”之间的“斗争”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但这些“斗争”并不是消费文化或“后现代主义”特有的现象，它实际上贯穿着全部文明史。费瑟斯通把后现代主义所标识的文化变迁置于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关注“长时段”，重视“场域分析”，是费瑟斯通在方法论上的两个特色。
在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中，费瑟斯通最为心仪的是埃利亚斯／布迪厄的历史性方法。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反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20世纪主流社会学把社会从其形成、起源、进程和发展中抽象出来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抛弃那种认为社会变迁是没有结构联系的普遍历史观，转而研究人类知识的生产者与继承者群体的长时段变迁结构。历史既不是无法理解的一团混乱，也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过程。“埃利亚斯认为历史是一个过程，是偶然与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迹可寻的。”（注：袁志英：《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文明的进程》（2）三联书店，1999年，第411页。） 费瑟斯通吸收了埃利亚斯的许多观点，对其“长时段”研究更是心有灵犀。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当作大规模长时段历史过程的一部分，那么，一些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文化现象其实并不新奇。比如与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的许多特征，不但在现代性中有一定基础，可以追溯到19世纪波德莱尔等人描述过的城市体验，而且可以追溯到更远的狂欢、交易会、剧院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所出现的早期萌芽上，它们共同构成整个文明的进程。再如，鲍德里亚发现的“后现代”导致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有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大众聚合。这一观点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也有其悠久传统。19世纪的阿诺德和20世纪的利维斯都是以传统有机的社会与混乱无序的现代社会的对比为论述框架。费瑟斯通认为，这种怀旧遗漏了大众文化的复杂管理层和层级分化的特征，忽略了中世纪以来诸如狂欢、节日、交易会之类仪式的反叛性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长时段历程，费瑟斯通提出“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的概念，意指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比如研究各种消费场所、影像如何取消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时，就要研究前工业化时代残留于消费文化中的狂欢式传统要素，研究这些要素如何转换为媒体、影像、设计、广告和电影的过程，在诸如假日胜地、主题目乐园、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中狂欢要素的保留和转化，或者国家或企业是如何促成狂欢要素转换合成为“炫耀型消费”的。“长时段”的方法可以矫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非历史的观点，对当代文化变迁作出合理的评论。
“长时段”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但历史确在不断变化，“消费文化”又使这一变化更为深广迅捷。如何在历史脉络和文明进程中把握这一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分析”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例。布迪厄强调，“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将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成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我确信科学彻头彻尾的历史性，……我并不认为理性存在于心智结构和语言结构之中，相反，它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于一定的对话和非暴力沟通的社会结构中。”（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8、248页。） “场域分析”承认特殊实践的自主性，不把商品与生活方式的生产还原为经济，但同时又意识到对各种特殊实践进行历史分析的必要。它在分析某个场域的历史时，注意某些特定要素在这个场域中变化的轨迹，过程使场域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这个场域的固定结构以及其中个别要素的意义。费瑟斯通灵活运用“场域分析”方法，在历史中分析结构，在各种特殊群体的斗争、平衡与相互依赖中来理解文化变迁。比如在城市空间场域中，通过新型的投资方式，“内城中心的重新开发，导致与城市中心消解的另一种趋势，后现代必然使内城区域与码头之类的城市边缘脱离工业化过程，成为新中产阶级成为旅游业与文化消费的场所。与此同时，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工人阶级与穷人搬了出去，被赶到另外的封闭的和孤立地带。”（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5页，第123页，第29页，第147页，第182页，第85页，第87页，第64页，第205～206页，前言，第156页。） “后现代”所意指的过程并不只是崭新的创造，也是原有结构的不断重组，要认识这一切就不能沿用结构——解构的分析，而应在各种群体的权力斗争中把握结构的重组，准确认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依据。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已有十多年时间，但即使在今天，知识界也多局限于现代——后现代的对立而偏执一辞。正像费瑟斯通说的，重要的不是后现代这个概念，在于这个概念如何成为知识界的一个关键词，而在于如何在文化变迁的长时段中理解这个概念。中国社会的极度不均衡性顽强对抗着来自消费领域的时尚变化对整个文化的塑造力，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视为无稽之谈、荒唐之论，则又忽视了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状况”对日益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忽视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后现代文化环境对消费生活和公众个人产生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中国有大量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后现代性”，我们不应简单地拒绝“中国后现代主义”，而应分析这些在源自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观念、风格和潮流如何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实嫁接的；我们要追问的不是西方理论体系与中国现象的机械对应，而是现象和理论，或实验和理论间的有机的、辩证的关系。也许，这就是费瑟斯通的著作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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