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怪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于2009年陆续影印出版以来，学界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相关研究已经不少。其中编号为羽44的“阴阳书”，经岩本笃志考订，实际是《百怪图》。岩本笃志此文，通过比较羽44与P.3106、P.4793及S.3877的关系，判定羽44和P.3106都是同一种占法典籍的抄本，又从P.3106背面题记和S.4400“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醮奠文”推定此种占法典籍是《百怪图》，进而推测抄写时间在曹氏归义军时期。①这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岩本笃志的文章解决了文书的定名、作者等基本问题，笔者近年较多关注敦煌吐鲁番所出占怪类文献，故踵其后，就敦煌本《百怪图》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考辨，就正于方家。
一、敦煌本《百怪图》的组成
岩本笃志关于《百怪图》文本的探讨主要是3件文书：P.3106、羽44和P.4793，其中前两件可以确定属于《百怪图》，后一件则不能确定。岩本笃志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细节问题并未涉及，以下分别补论之。
P.3106正面由三部分组成，伯希和最早著录：“华文，残占筮书，益以他种书中有一种似为史籍(须揭开)。”②伯希和疑为史籍的部分其实是《礼记正义》，③而前一部分占筮书长期以来多以笼统的“占卜书”名之，④到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才较为明确地拟名“占怪书”，⑤黄正建、王爱和、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均从此拟名。⑥但少有人注意到P.3106背面的题记“此百怪图于法则不能遄(？)冥”，正是岩本笃志首次将题记中的“怪”与正面的占怪内容联系起来，断定P.3106正面占卜书部分是《百怪图》，为类似文书的定名铺平了道路。不过，这种判断毕竟是基于联想，缺乏直接的证据。笔者以为，更为有力的证据是：题记部分的笔迹与正面一致，当是出自同一抄写者之手，因此，题记中的“百怪图”无疑指的就是正面的占卜文书。
羽44出自李盛铎旧藏，后归日本杏雨书屋，岩本笃志从标题、文本构造两方面将之与P.3106进行比较，确认两者的理论构造是共同的，是同一典籍的不同抄本部分。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以下再作补论。第一，P.3106和羽44都有朱笔校读印迹。P.3106为楷书，有墨栏，标题前有朱笔“Δ”符号，多数占事项前有朱点分隔。羽44字迹潦草，无墨栏，标题上有朱笔圈勾符，占事大项前用朱笔勾勒符区分，占事小项前用朱点分隔。第二，标题显示二者在内容是顺接的，但文句上稍有重合和差异。P.3106第23—27行内容为：
P.3106“占音声怪”存子、丑、寅、卯、辰5日占文。羽44标题部分已缺，从第2行后半句算起，存午、未、申、戌、亥5日占文。因本段文句结构基本一致，由此推测，申、戌间脱酉日占文，第2行午日前文字应属巳日占文，第1行则属辰日占文，这就与P.3106有少量重合了。另外，P.3106每日占文以“某日声怪”起始，羽44则是“某日为怪”或省成“某日怪”，两者稍有差异，这不仅仅如岩本笃志所说是“同一典籍的不同抄本部分”，正表明各自传抄的底本是不一样的。
P.4793首缺尾全下残，原未抄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拟名“卜筮书”，⑦黄永武拟名“符咒”，⑧《法藏目录》未拟名。⑨黄正建虽未拟名，但将之归入杂占类，据内容分为三部分：十干日符(拟)、厌釜鸣法和十二辰符，从内容判断主要是“厌怪”。⑩王爱和认为该件似抄自某厌禳类专门卜书，拟名“厌禳书”。(11)马克(Marc Kalinowski)亦未拟名，但本件是归入择日术类占卜文书讨论，(12)说明他对本件文书的性质判断与之前学者有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拟名“神符经”。(13)学者们集中关注的是本件文书中的“厌釜鸣法”，这本是敦煌占卜文献中较为常见的事项，但本件的内容特殊，黄正建认为标题虽为“厌釜鸣法第卅二”，却没有“厌釜鸣”的内容，与P.2682《白泽精怪图》中釜鸣以及“厌釜鸣法”很不相同；余欣认为这是一种镇宅法；(14)岩本笃志经仔细比较后认为，尽管它与羽44有相似的“符”，但“表现的是用厌胜术的镇石法”，与羽44和P.3106不同，因而只是与羽44相似的典籍，不能确定就是《百怪图》的一部分。笔者以为，在羽44公布之前，我们的确很难把P.4793与《百怪图》联系起来，但现在完全有理由认定它就是《百怪图》的一部分。
首先，两件文书中的符基本相同。P.4793起首几道符，因每道符下都有十干名称，故黄正建认为是“十干日符”，王爱和从之。从图1来看，只有甲乙日符和庚辛日符完整，中间“己日符如上”于上一行转行处当是“戊”字，所以这几道符确是以十干日排列。岩本笃志已经将甲乙日下的残符与羽44的丙丁日符进行比较，但囿于文字内容，不敢作肯定的判断。按照十干日顺序，甲乙日符下的残符当是丙丁日符，从图2来看，P.4793的丙丁日符保留了约三分之二，与羽44的丙丁日符基本一致。而羽44此处除了丙丁日符完整保存外，另存壬癸日符的文字部分。由此基本可以断定，两者的这部分内容应该一样。
其次，文字内容上也有相合之处。羽44最后两行残损严重，仅存五字，如下：
因P.4793上面有朱笔圈点符号，笔者据此将各事项加粗标示，计有口舌、疾病、妨六畜、妨□□、妨子孙、十二辰符等，除十二辰符外，其余都出现在羽44“占釜鸣”部分的事项中。如酉时鸣，不出九十日家有疾病；辰日，口舌、子孙不利；戌日，口舌、官事、六畜死亡等。本部分标题是“厌釜鸣”，自然以罗列各种厌法为主，针对的是“占釜鸣”时出现的各种后果来提供厌法。因此，尽管它与之前所见厌釜鸣法不同，但不能以此否定其“厌釜鸣”的内容。
广义上说，厌釜鸣可视为镇宅法，P.2615a《□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中就有厌釜鸣的咒法，(15)故余欣的判断虽不能说有误，但尚不全面。之前学者均将“十二辰符”视为独立的部分，可能是由于它和上文“急急如律令”间有三个字的空白，较别处为多；又因其后面有一个“第”字，黄正建遂补字为“第卅三”，与“厌釜鸣法第卅二”并列，这似乎顺理成章。笔者以为，最可靠的辨别途径就是文书上的朱笔符号。“厌釜鸣法第卅二”前是“Δ”符号，其余均是“｀”符，可证“十二辰符”是厌釜鸣法的一部分。文书中所列厌法，口舌、疾病、妨六畜、妨子孙均采石镇法，其余则是祭祀法和符镇法，所以这是一种合石镇、祭祀、符镇于一体的复合性厌法，(16)考虑到本件亦属《百怪图》的一部分，把它归为“厌怪法”可能比镇宅法更契合一些。
除了P.3106、羽44和P.4793之外，还有Дх．3876和Дх．6698两件文书被岩本笃志忽略了。这两件文书在《俄藏敦煌文献》中未拟名，(17)黄正建最早注意到它们与P.4793的关系。他比较了Дх．3876与P.4793中题为“十二辰符”的部分，发现两者基本相同，而Дх．6698从字迹到内容都与Дх．3876相同，因而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遂将这两件文书拟名为“十二辰符”。黄正建还注意到，P.4793将十二辰写于符的上方，Дх．3876和Дх．6698则写在符的下方，文书字体也不同，所以“二者并非出自同一底本”。(18)王爱和从之。(19)马克也注意到两者的相似。(20)据此，Дх．3876和Дх．6698也属于《百怪图》，其内容为十二辰符，Дх．6698存寅、卯、辰三日，Дх．3876存未、申、酉、戌、亥五日，加上P.4793所存子、丑、寅三日，除去重复部分，实得十日，缺巳、午两日。
综上所论，敦煌本《百怪图》的内容见于P.3106、羽44、P.4793、Дх．3876和Дх．6698五件文书，除后两件外，其实均非出自同一底本，但在内容上基本属于前后接续的关系，有极少量重合，我们由此可以复原《百怪图》中第廿五至卅二的内容(见附录)。
二、《百怪图》内容蠡测
“百怪”一词至迟到东汉已经出现，《论衡》云：
人之且死，见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动，象人之形，或象人之声为应，故其妖动不离人形。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行，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21)王充所说的“妖”，与“怪”字义相仿，顾野王谓“凡奇异非常皆曰怪”，(22)故“百怪”泛指世间各种奇异非常之事物。尽管出现较早，但“百怪”在中古前期的使用并不流行，常见者为“百鬼”。如《论衡》记上古神荼、郁垒兄弟二人，“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23)《荆楚岁时记》引《典术》云：“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24)隋唐以后，“百怪”的使用开始频繁，最终出现了专门的《百怪书》和《百怪图》。
虽然只是第廿五到卅二部分，但内容已经十分丰富，在有的部分同一事项下还罗列出了不同占法，可见《百怪图》全书的篇幅巨大，且带有汇编性质。笔者之前曾梳理过先秦至魏晋时期神怪专书的发展轨迹，当时流传最广的是《白泽图》，隋唐时期的神怪专书大量减少，只有《白泽图》、《百怪书》和《妖怪图》数种，(25)那么，敦煌的《百怪图》与正史书目中的《百怪书》是什么关系？
敦煌文书S.4400“曹延禄醮奠文”中提到，灾怪频现，“伏睹如斯灾现，所事难晓于吉凶，怪异多般，只恐暗来而搅扰，遣问阴阳师卜，检看百怪书图。或言宅中病患，或言家内死亡，或言口舌相连，或言官府事起，无处逃避，解其殃祟”。(26)此处的“百怪书图”是泛指还是专有书名，实在难以遽断，笔者倾向于后者。敦煌本《百怪图》虽名之曰“图”，其实无图，这种情况也见于敦煌本《白泽精怪图》的后半部分。所以笔者认为，《百怪图》为《百怪书图》省称的可能性极大，而《百怪书图》或许源自《百怪书》。《隋书》记载：“临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术，高祖甚亲遇之。每言灾祥之事，未尝不中，上因令考定阴阳。”其一生著述丰富，与占卜术数相关的就有《九宫五墓》、《遁甲月令》、《元辰经》、《元辰厄》、《百怪书》、《禄命书》、《九宫龟经》、《太一式经》、《孔子马头易卜书》等，“并行于世”。(27)临孝恭所撰《百怪书》十八卷，《隋书·经籍志》无载，两《唐书》著录为一卷，(28)或是将十八卷合并所致。史书既言其著作行于世，敦煌文献中也有“禄命书”、“孔子马头卜法”，(29)因此《百怪书》流行于敦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敦煌本《百怪图》可能是据临孝恭的《百怪书》改编而成。《百怪书》的样貌今已不可考，《初学记》卷二九引《百怪占书》云：“鼠咋人衣领，有福至，吉。”(30)《太平御览》卷九一一引《百怪书》云：“鼠咋人衣领，有福。”(31)两者基本相同，可知《百怪书》又称《百怪占书》，传世典籍引自该书者仅此一条。另外，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日记《玉叶》“治承元年(1177)六月十二日条”记载：“天阴雨下，物忌也。余冠，鼠昨之，昨日戌刻见，付之，仍下卜筮，申慎之由，甲乙之日云云。件事去夜问泰茂，《百怪图》之中有所见。”(32)“泰茂”指日本阴阳道安倍家族的安倍泰茂，显然到12世纪下半叶，《百怪图》还是这个家族的日常占书之一。本条所记“鼠咋冠”，与前引《百怪书》中“鼠咋衣领”应属同一占卜事项下的小目，可证《百怪图》与《百怪书》之间是有渊源关系的。“鼠怪”为常见的占卜事项，《百怪图》中必定包含了“占鼠怪”的内容。
宋以后，《百怪书》、《百怪图》不见于公私书目，说明已经在中国本土散佚，但其内容多涉日常生活，是居家必备的知识，重新改编或编入其他书籍的可能性很大。《崇文总目》著录有《怪书》一卷，不书作者，(33)《宋史·艺文志》归之于袁天纲，(34)陈乐素疑非。(35)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
欧阳文忠公诗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帘蝴蝶报佳人。”自注云：“李贺诗：‘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贺盖用李淳风《占怪书》云：“蛱蝶忽入人宅舍及帐幕内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贵子，吉。”(36)“蜘蛛占喜”在占卜中常见，“蝴蝶占喜”在隋唐时代则绝少得见，且李淳风著述可考，其中并无《占怪书》，故吴曾所引《占怪书》当为托名之作，或即《怪书》亦未可知。从所引“蝴蝶占喜”的文辞来看，与《百怪书》、《百怪图》类似，可证此类书籍的传承并未中断。
南宋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式的民间类书，原本已不存，现在所见均为元明时期的重编本，元至顺本是存世最早的本子，且最接近宋本。(37)日本藏有元禄十二年(1699)刻本，是元泰定二年(1325)的增补重刻本，其底本又可追溯至前至元年间(1264—1294)的刻本。元禄本中有些内容是至顺本所没有的，如“谶侯玄机”目下录有四种占法，分别题为占眼
图、占喷嚏经、占鸦鸣经和占灯花经。(38)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节录有《百怪断经》一书(以下简称“《居家必用》本”)，存占喷嚏、占眼、占鸦鸣、听鸦鸣禳厌法、六合出行日、占灯花经六种占法和“鸦经图”一幅，(39)除六合出行日外，其余均见于元禄本。日本贺茂在盛(1412—1479)所撰《吉日考秘传》成书于1458年，内有“百怪吉凶第六十七”一目，不但包含了《百怪断经》除六和出行日外的所有内容，另有釜鸣日、鼬鸣吉凶、鼠犬杂占、蛇杂占、宅院杂占等内容。(40)由于日本的阴阳道知识多源自中国，上述三家重合的部分大致相同，可知其有共同的底本依据，只是元禄本和《吉日秘传考》节录更为详细。元禄本的占法标题上多带“经”字，《居家必用》本中也有“占灯花经”，《百怪断经》既然名为“经”，可知元禄本最接近该书原貌，其书或成于宋元之际。然而，清初陶珽重编的百廿卷本《说郛》卷一○九也引录了《百怪断经》(以下简称“《说郛》本”)，题宋代俞诲撰，有喷嚏占、眼跳占、心惊占、耳鸣占、耳热占、鸦鸣占六种。(41)眼跳即眼，较之《居家必用》本和两种和刻本，《说郛》本多出心惊占、耳鸣占和耳热占。不过《说郛》本又迥异于上述三家。其一，三家所载的占法基础是十二支日，《说郛》本则为十二辰。其二，三家所载“鸦鸣占”虽有详略之分，但均有一幅鸦经图，以八方作经、十二时作纬组成占法，可判定源自同一底本；《说郛》本无鸦经图，其占法结构正好相反，以十二时作经、八方作纬，最后的一段总括之词不见于其余诸本。
这两种《百怪断经》究竟是同名的两种书，还是同一种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改编造成差异？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百廿卷本《说郛》所引的《百怪断经》不见于百卷本及《续说郛》，后来发现的六十卷本《说郛》亦不载，(42)而百廿卷本中诸多窜乱，已非陶宗仪原书之旧，四库馆臣早有讥评，所以这部《百怪断经》很可能是明人改编后的作品。
元明时期的《百怪断经》从书名及节录的占卜事项来看，与《百怪书》、《百怪图》未必不存在渊源关系。其所列的占法，“占灯花”在中古时期未见，应为宋以后新出的占卜事项，其余占法在敦煌占卜文献中都能找到踪迹。如P.2661V“占人手痒目耳鸣等法”、P.2621V“占耳鸣耳热心惊面热目等法”，鸟鸣占也有多件(P.3479、P.3988、P.3888等)，都是当时习见之占法。由此，笔者推测《百怪图》的占卜事项中应该还包含占眼、占耳鸣、占耳热、占心惊、占鸟鸣、占蛇怪等内容。
三、结论
隋唐以后，神怪专书的编纂热情渐减，《白泽图》、《百怪图》等书因具有汇编性质，得以在民间流行。这类书籍的实用性极强，后人不断增删重编，宋以后市井生活日益繁荣，神怪专书的内容逐渐被分散入家庭日用类书及历书中，更为简单易行，《白泽图》、《百怪图》作为一部书籍的历程随之终结。敦煌本《百怪图》的确认，为我们提供了可与《白泽图》、《白泽精怪图》作比较的新资料。由于《白泽图》早佚，现在的辑本已经看不出原本的编排结构。《白泽精怪图》只是一部初编本，是将不同来源的文字堆砌到一起，经简单编排后成书的，结构亦显混杂。(43)《百怪图》虽然只保留了第廿五至卅二部分，其分门别类的编排结构却一览无遗，这为借助后世同类型的书籍来蠡测敦煌本《百怪图》的缺失部分提供了可能。本文旨在从文献学角度厘清敦煌本《百怪图》的文本意义，至于其中所载占法的比较研究以及反映出的中古时期人们的信仰世界，笔者已另撰文讨论，兹不细述。
初稿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第6期(2013.6.6)“史学沙龙”上进行交流，后提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8.18—20，北京)，承诸位师友指正，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3－04－23
注释：
①岩本笃志：《敦煌占怪书〈百怪图〉考——杏雨书屋敦煌秘籍本とフランス国立图书馆藏本の关系を中心に》，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3月，第65—80页；此据何为民汉译本《敦煌占怪书〈百怪图〉考——以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本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藏的关系为中心》，载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142页。以下凡引用此文观点，不另出注。
②伯希和编，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1号，1934年3月，第61页。
③M.Soymié,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Ⅲ(Paris,1983) 84.
④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9页)、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Ⅲ(p.84)、《敦煌遗书总目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7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⑤黄永武主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第704页。
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王爱和：《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5月，第460页；Catherine Despeux,"Auguromancie," Marc Kalinowski,Divination et sociéte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ance,2003) 443-445,464.
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308页；《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325—326页。
⑧黄永武主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第772页。
⑨M.Soymié,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Paris,1995) 372.
⑩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167页。
(11)王爱和：《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第466页。
(12)Marc Kalinowski,"Hémérologie,"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p.274.
(13)《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
(14)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6页。
(15)金身佳编著：《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6)此处的“复合法”是借用余欣的说法，见《神道人心》，第237页。
(17)分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9年，第79页；第13册，2000年，第183页。
(18)黄正建：《关于〈俄藏敦煌文献〉第11至第17册中占卜文书的缀合与定名等问题》，《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47—48页。
(19)王爱和：《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第467页。
(20)Marc Kalinowski,"Hémérologie,"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p.218,p.241,p.274.
(21)黄晖：《论衡校释》卷二二《订鬼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40页。
(22)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四“可怪”条，《大正新脩大藏经》第54册，第896页中。
(23)黄晖：《论衡校释》卷一六《乱龙篇》，第699页。
(24)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5)拙文：《〈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6—344页。
(26)岩本笃志：《敦煌占怪书〈百怪图〉考》，第133页。
(27)《隋书》卷七八《艺术·临孝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78—1779页。
(28)《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44页；《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57页。
(29)黄正建怀疑敦煌的“孔子马头卜法”的作者就是临孝恭，见《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27页。
(30)《初学记》卷二九《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第718页。
(31)《太平御览》卷九一一《兽部二十三·鼠》，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第4036页上。
(32)转引自山下克明：《若杉家文书“杂卦法”の考察》，小林春树、山下克明编：《“若杉家文书”中国天文·五行占资料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第142页。
(33)王尧臣等编，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辑释》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51页。
(34)《宋史》卷二○六《艺文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242页。
(35)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36)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蜘蛛蝴蝶占喜”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2—183页。
(37)陈元靓编：《事林广记》，胡道静“前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38)《重刊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壬集》卷五，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14—415页。
(39)佚名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22—424页。
(40)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の研究(增补版)》，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第467—470页。
(41)《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第5044—5048页。
(42)陶宗仪《说郛》原本已不存，通行者有两种：一为民国张宗祥校理的明抄本，即涵芬楼百卷本；一为陶珽重编的百廿卷本。另有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据考为陶宗仪初稿的抄本，见徐三见：《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第112—126页。
(43)拙文：《〈白泽精怪图〉所见的物怪——〈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三》，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0—220页。
(44)此句末有一墨笔“○”符。
(45)此句后当有脱文。
(46)“又云子日釜鸣女妇口舌秤财失火不出旬月有”一句属另一占法，本当抄写于下文“占之第卅一”后。
(47)原卷“占之第卅一”后先抄写“又云子日釜鸣女妇口舌秤财失火不出旬月有”一句，因此句上文已出，所以用墨笔删去，后又加朱笔删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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