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后方论文,中国论文,国防论文,战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6-0068-08
战略后方是一个国家或集团与敌对国家、集团对峙或进行战争地区的后方较远区域，是保障战争（作战）的固定基地。在战争中，国家依靠战略后方，协调组织后方各种力量，安排对战争的支援，保障军队作战特别是主要战场上的人力、物力需要。一个国家战略后方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强弱程度，对战争胜负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充分显示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巨大的战争潜力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通过战争实践，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战略后方建设对未来战争的重大意义，并在战后根据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态势，指导加强战略后方国防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
（一）抗美援朝战争为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的物资保障与人民解放军以前进行的战争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战争补给既不能取之于敌，也不能就地补给，要靠国家战略后方组织供应。同时，这场我军第一次实施的最为现代化的战争，物资消耗之巨，组织保障之艰难，是我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这场战争，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即：战争的胜利不仅直接决定于前线，更决定于后方。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依靠国家的力量、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的指导思想。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共中央、 政务院即号召和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障志愿军作战。 同时，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在正式下达的抗美援朝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这就确定了以国家实力为依托、以东北为固定的后方战略基地进行这场战争的形式和体制。为了支持战争并保证战争的胜利，充分动员蕴藏在全国人民中的巨大战争潜力，以保证战争中各方面的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国家经济工作第一位的任务是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并向全国发出了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提出和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即：1.战争第一，国防第一，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粉碎帝国主义对我的直接军事威胁。否则，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也无法顺利进行。2.稳定市场，稳定金融物价，保证战争和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3.在战争条件下决不放松国内经济建设，力争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增强国力。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增产节约和生产竞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 年增长77.5%；三年平均递增率为21.1%，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3%。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达到16400万吨， 棉花达到130万吨，钢产量达到135万吨，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国家在三年中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支出共达人民币62亿元，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在武器弹药等作战物资生产供应方面，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兵工委员会，加紧进行兵器工业的建设和生产，保证前线的武器弹药供应。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兵器工业共生产了各种枪械60余万支（挺），枪弹15亿发，各种火炮9万余门，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1400余万发，手榴弹2300 余万枚，以及大量炸药、航空炸弹等，并抢修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中国政府还从国外订购了31亿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在全民动员方面，从1951年6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全国各界捐献的钱款，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三年中， 全国向朝鲜战场派出 159 个医疗队共5300余名医务人员，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动员民工17万人，车辆2 万多台，除此之外，成千上万名铁路工人还担负着紧张繁重的运输任务。全面的战争经济动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和精神保证。
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全力支援战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若干措施，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东北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使之形成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巩固、可靠大后方。
一是建立以对空防御为主的防御体系。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后，中央军委决定：将人民解放军空军当时惟一一支作战部队——第4 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将国内的主要高炮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沿海大中城市；1950年2 月至1951年7月，苏联空军1个混合航空兵集团和11个歼击航空兵师先后到中国，担负中国吉林、公主岭、安东（今丹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了歼击航空兵部队，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同时，加快国内防空体系建设，1950—1952年间，人民解放军华东、东北、华北、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相继成立。1951年3月， 根据中央军委特种兵会议的决定，华东军区防空领导机关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为加强东北地区战略后方基地的防空，1950年8月7日，以原高炮第二师师部为基础，组成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9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沈阳和安东（今丹东）为中心，成立两个防空区，沈阳防空区负责沈阳、辽阳、鞍山、抚顺等地的空军与高射炮部队的对空作战指挥；安东防空区负责朝鲜后方鸭绿江沿岸的空军和防空部队的对空作战指挥。1953年4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直辖下，建立安东防空司令部。从而形成了以东北和沿海为重点的全国对空防御体系。
二是对重要工业和军工企业进行战略转移、搬迁，对新建工业考虑战略布局，以保护重要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生存能力，保证战争时期的不间断生产。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时，中共中央就考虑到：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这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准备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1]（P，281）。为了保护国家重要工业，保证支持战争物资的生产，1950年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沈阳及其以南地区的重要设施、重要工厂进行疏散转移。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的统一部署，兵器工业是这次搬迁的重点，兵器工业几个大型企业如五一工厂、五二工厂、五三工厂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原地保留一部或大部，其余全部搬迁到了哈尔滨以北地区组建新厂。先后在哈尔滨及其以北地区兴建8个专业工厂。 在搬迁原有工厂同时，国家对即将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规划建在哈尔滨、山西、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等地。中共中央战略搬迁、转移的重大决策，不仅从当时战争条件下防止美军对中国境内支持战争的工业基础进行轰炸的可能、保护支持战争的重要工业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而且为防备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局部地区作了部署，并开始从国防和应付未来局部战争的长远战略，考虑并安排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
三是储备战争物资。为了保证战争初期的物资供应，在抗美援朝出兵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指示东北军区负责战争物资的储备。1950年9月，东北军区开设了3条兵站运输线，将作战物资由前线到国内分三线作纵深梯次配备。每线各1个基数弹药，1个月的粮食、油料和蔬菜。同时在安东、本溪、苏家屯、哈福、通化、梅河口、辑安分别设置了军火仓库。到志愿军出兵时，在边境地区储备枪弹22种，各5个基数； 炮弹28种，各20个基数；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 吨。 汽油3000—4000桶。这些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建设完善的交通体系，保证战略后方对前方的物资运输和供应。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参战兵力众多，物资消耗巨大。兵力调动和物资前运的距离长，数量多，运输任务极其繁重。由于当时我国海上运送能力极弱，兵员的调动和物资的前运是从全国各地输送于东北地区，再从东北前运，这些运输任务都主要靠铁路运输。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后，国家把铁路运输的恢复， 摆在优先的地位。 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为了保证战争物资的运输，东北军区确定和部署了通往战区的3条兵站运输线。
通过这场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略后方的战争物资储备、战略后方工业企业的战略转移疏散、后方防护、由平时转入战时生产与建设、战争经济动员、交通运输等支持战争、为战争服务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组织调动等实践，并在实践中提出和创立了许多政策、原则。战争经验证明，战略后方经济发展和建设是支持战争的可靠基础，保障战略后方安全和建设完备的国防设施是发挥战争潜力的可靠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经验，为我国此后进行国防建设及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及抗美援朝战争后形成的军事战略态势，国家在开展大规模建设中，逐步确立了建设大后方的国防战略理论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东方的和平。而美国在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总战略之下，确定了朝鲜战争后对中国和东亚的方针：在亚洲，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核优势，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建成和加强对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同盟的包围圈；在中国周围组织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继续在中国周围实行驻军的“前沿部署”。1951—1969年，美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等六个军事条约；同时，美国继续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1954年美国策划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并加紧利用国民党军扩大对大陆和海峡的骚扰破坏。8月17日，艾森豪威尔宣布要以第七舰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问题决议，宣称要保护台湾、澎湖不受共产党中国“武装进攻”，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的行径，使中国领导人更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的本质，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军事战略和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领导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突然袭击的警惕性，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形成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我国指导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据。如在国防建设目标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并确立了防敌突然袭击、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思想；在国防建设总体规划上，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的战略态势，将全国按战略前后方划分了战略地区（以后逐步具体分为一、二、三线）；在国防工程及军事建设重点上，确定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方向。
防敌突然袭击、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向和准备应付新的战争，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部署和长远规划。这成为中国领导人指导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现代局部战争对战略后方国民经济和平时国防、军事设施建设的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根据抗美援朝战略后方建设的经验，战争后在大规模开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中共中央更加突出强调平时采取得力措施，做好未来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二者关系中，发展了战争期间战略后方建设的理论，形成了我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
1.注重国民经济战略布局的思想。1956年，周恩来强调：为“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重要依据，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在组织进行经济建设中考虑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实施了两次大的举措。第一次是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共中央确定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应付战争的国防和军事需要出发，确定把新建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不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薄一波在回顾“一五”计划制定时谈到：“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设计。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准备战争进行工业企业战略布局的思想，“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 则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56项中的106项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第二次是进入60年代，针对美国在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上推行新的侵略战争政策，加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针对“二五”期间有些经济建设重大工业工程忽视从战争考虑战略布局的状况，再次提出防敌突然袭击、在经济建设中考虑国防需要及战略布局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罗瑞卿、李富春、薄一波为主的防敌突然袭击领导小组，研究经济建设防敌突然袭击问题。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中共中央作出进行大小“三线”建设的决策。对位于一、二线建设采取了“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对国民经济战略布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三线建设规模宏大，在我国战略后方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如：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特别是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等等。我国两次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特别是后一次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建设，对抵御外部战争威胁，建立雄厚的支持战争的物资生产基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民经济建设中注重战略布局的思想，成为和平时期指导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想。
2.经济建设中考虑国防军事需要，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思想。经济建设考虑国防、军事需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战争时的生存能力问题，二是经济建设工程项目的军事功能问题。在战争中，这两个方面对支持战争并保证战争的需求都具有重要价值。一些重要工业企业，只有提高战时生存能力，才能保证不间断的生产，为战争提供必要的源源不断的物资保障；重要工程只有具备军事功能，才能迅速转为战时生产，为战争服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恢复，工业企业很少，战略后方的工业及经济设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为国防和军事服务的能力较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全力动员转入战时经济，充分调动国民经济各系统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战略后方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在提高生存能力方面，采取措施加强防空袭部署。在军事需求方面，动员国内工业企业转入战时经济，生产战争需要的物资，交通、能源、通信全力优先保证战争需要为战争服务。
抗美援朝的实践，充分显示出现代战争对战略后方基本建设和设施（如重要工业企业转入军工生产的能力、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等）较强的依赖性。通过这场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为了在未来战争中调动一切经济力量，形成支持战争的合力，平时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注重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国防、军事需要问题。1956年彭德怀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军事工作的发言中提出：为着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必须认真解决国民经济平时和战时的结合问题。战争整个进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装备和物资，必须依靠国民经济从平时生产迅速转入战时生产来解决，必须依靠平时民用生产部门储备必要的军事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来解决。只有平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进行充分的准备，战争未来之前就能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缩小军事生产的比重，战争一旦爆发就能迅速发挥最大的战时生产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全国军队作战，保证战争的胜利。彭德怀的讲话，较完整的表述了经济建设考虑国防和未来战争需要的平战结合思想，此后，我国在组织进行经济建设中，注重研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结合问题，特别是重要经济建设工程的国防、军事需要。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逐渐加强对防敌突然袭击的研究，本着平战结合、军民互用的原则，对国民经济重要项目提出了防敌战略武器突然袭击和战时军事需要的建议，提出：对未来战争中敌人战略袭击的估计，不仅对敌人的原子弹、导弹、化学和细菌武器的突然袭击要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也要考虑到敌人在我纵深地区实行战略空降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应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国防建设计划必须纳入国家建设规划之内，军队方面，应当提出国防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由国家统一平衡，全面安排。经济建设要尽可能注意到平时和战时相结合，并有转而为战争服务的准备。某些国防设施，如铁路、公路、仓库、通信等工程，凡是有可能的，也都要适当地照顾到民用，做到军民两利。这样就能有效地节约投资和防止浪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央军委就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贯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原则，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经过研究，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贯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和具体执行的标准。如：提出在制定建设规划和建设重大项目时，征求军队的意见，增加防突能力和考虑国防需要；交通枢纽建设要有防护措施和考虑军事需要；民用机场、港口码头、通信设施建设应照顾战时军事功能；高速公路建设要考虑野战飞机跑道的用途；桥梁建设须考虑大型重兵器车辆和中、小型舰艇的通行需要；水利建设应注意泄水能力，考虑到战时城市的安全，等等。
3.注重战略储备的思想。抗美援朝经验证明，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巨大，突发性强，必须在战争前储备一定数量的战争物资，才能缩短战争准备时间，增强国家、军队对战争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能力，保证军队及时迅速投入作战。因此，战略物资储备是应付突发事变和战争初期争取主动的重要战略措施。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多次提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问题，并扩展战略储备的思想内涵，使战略储备不仅包括战略物资，而且强调兵员和干部等的储备。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9月16日党的八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应当增强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以“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2] 彭德怀在此次会议上也指出：“我军为了准备随时应付突然事变，还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物资作为战争初期的需要。”“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常备军队和后备人员的结合问题”，“除了常备军以外，必须积蓄雄厚的预备役军官和士兵作为后备。”[3]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自 50年代中期开始，根据未来战争和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向，在其战略后方有计划地存储战略物资。1955年，开始进行预备役军官、士兵的登记和训练，在高等学校中逐步增加军事训练课程，以为未来战争储备后备兵员。60年代初期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对战略储备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中央军委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军编制装备八年规划”、“后方建设八年规划”、“干部储备八年规划”等等，这些规划分前三年和后五年对各项战略储备按战争需要进行了全面计划，内容不仅包括战略物资，还包括战时扩编兵员、干部、民兵等方方面面。
4.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思想。抗美援朝战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后勤保障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国家大后勤的保障模式。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1956年3月，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研究战略方针时，洪学智提出了建立战略、 战役后方基地问题。 经过充分论证，196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建设后方基地。后方基地由各种仓库、医院、工厂、勤务部（分队）等组成，以兵站运输线、各种交通设施相连接，是对军队作战以战略支援和保障的实体。1962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后勤部提出了建设后方基地的基本原则：（一）后方基地应选定在国家战略腹地或战略大后方的适宜地区，并尽量与生产基地相结合。（二）要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业布局及其发展相适应，以便战时能较充分地得到国家后方的广泛支援。（三）基地要与铁路、公路、水路以及航空运输的主要干线相联接，以便在此基础上组建战时交通运输网。（四）地形一般要有骨干山脉作依托，使基地内的主要设施尽量做到隐蔽、安全。（五）要在保障主要方向的同时，兼顾支援其他战略方向。这些基本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后方基地建设的思想逐步系统化、理论化。经过几年努力，到60年代中期，全军初步建立起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5个战略后方基地。
做好未来战争准备和防敌突然袭击准备，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述原则的提出和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基本思想，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经验，根据我国地域广阔和面临的军事斗争实际提出和确立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几十年中为保卫国家安全、防止战争和准备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今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