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税收论文,效应论文,损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总额增长很快。根据表1，从1980年到2006年，我国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总的政府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主要用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税收规模的。根据安体富(2002)、李俊霖(2007)，这一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反映现实经济的宏观税负。他们把税收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定义为小口径税负，把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中口径税负，政府收入（包括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大口径税率。他们认为只有大口径税负才能真正反映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根据表1的估算结果，我们可知，从1980年到1995年，我国的宏观税负呈下降趋势，而从1996年开始，我国的宏观税负呈上升趋势。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安体富(2002)、贾康等(2003)、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税制改革》课题组(2005)就我国是否应该增税或是减税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我国现实经济中最优税收规模应该有多大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来考察我国的最优规模以及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这些研究为我国最优税收规模的确定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我国税收作用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认识。例如，基于Barro(1990)的框架，马拴友(2001)、李俊霖(2007)分别估算了我国的最优税收规模。这些学者的共同结论是，我国的最优税收规模（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为20%左右。刘溶沧、马拴友(2002)估算了我国1985-1999年间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消费税的有效税率，并通过经验分析考察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从而为政府最优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税收的定性分析而言，税收的定量分析可能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定性分析只能就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一个大的方向，而不能揭示出具体的数量关系，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基于Futagami et al(1993)的框架，严成樑、龚六堂(2009)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他们是将政府公共支出按照存量(stock)形式引入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的。基于Barro(1990)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设定，我们将公共支出按照流量的形式引入模型，在与我国现实经济大体相符的参数环境下，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
本文剩余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模型框架，我们将分别给出家庭、厂商和政府的最优化行为以及经济的竞争性均衡；第四部分是参数化与数值模拟，我们将具体估算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福利损失；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文献回顾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宏观公共财政理论中关于税收问题的文献主要考察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最优税收规模的问题。也即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最优比例为多少时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或是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代表性的工作有Barro(1990)；(2)最优税收结构的问题。也即当政府通过征税为公共支出融资时，征收何种税收对经济增长扭曲性最小，代表性的工作有Chamley(1986)。
基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经验分析，Barro(1990)在一个内生增长框架下，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假设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发现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图1所示）。原因是，税收一方面直接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税收又通过提高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从而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进而对产出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上述两种作用之间存在一个权衡。
Chamley(1986)是最优税收理论的标志性工作，其认为最优资本收入税率的变化趋势是：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T期之前），最优资本收入税率为100%，而后（T期之后）最优资本收入税率为零（如图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T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取决于模型的各个参数。Chamley(1986)关于最优资本收入税率动态变化趋势作用机制的解释是，资本收入税具有两种效应：(1)由于当期投资已经实现，对现有的资本征税相当于是一揽子税收，即资本收入税具有一揽子效应；(2)资本收入税降低了未来投资和储蓄的边际回报率，对经济具有抑制作用，即资本收入税具有扭曲效应。T期之前，资本收入税的一揽子效应要比扭曲效应来得大，因此，可以对资本收入征收100%的税率；而T期之后，资本收入税的扭曲效应要比一揽子效应来得大，因此，最优的资本收入税率为0。Lucas(1990)等在Chamley(1986)的基础上作了拓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其中国内学者严成樑、龚六堂(2009)较好的综述了这方面的文献研究。
Chamley(1986)考察的是次优税收问题。其思路如下：期初时，政府宣布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在资本收入税率、劳动收入税率和要素价格（利率和工资水平）既定，且满足预算约束平衡的前提下，代表性个体做出最优化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要素价格（利率和工资水平）是由经济中的储蓄和劳动供给决定的，但对于代表性个体而言，却是外生给定的；在代表性个体优化行为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个体的预算约束方程以及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政府通过选择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以极大化代表性个体的社会福利，从而可求得次优税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次优税收存在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其作用机制是：为鼓励未来的投资，在第0期时，政府承诺第T期的资本收入税率为零。可一旦到了第T期，投资已经实现，资本收入税不会对当期投资产生影响，政府最优的决策是在当期（第T期）征收很高的资本收入税率，以此类推。因此，除非有很强的承诺能力保证政府实施期初制定的次优税收政策，否则资本收入税率为零的次优税收政策是不可信的，政府没有激励来履行其承诺，详细的讨论见Benhabib和Rustichini(1997)。值得注意的是，次优税收问题是相对于最优税收问题而言的。所谓最优税收问题，是指政府通过税收工具使得分权经济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
税收定量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在标准的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财政政策，在与现实经济大体相一致的参数环境下，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来估算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的。代表性的工作有Lucas(1990)，King和Rebelo(1990)，Jones et al(1993)。现有的估算税收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的文献主要是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尤其是基于Uzawa-Lucas框架进行的。税收定量分析文献的共同结论是：(1)用消费税或是劳动收入税取代资本收入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2)由于运用的框架不同，给出了不同的假设，或是基准参数取值的差异，税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差别很大。
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从实证角度考察税收问题的发展。现有的从实证角度考察税收问题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1)考察边际有效税收率（包括消费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Mendoza et al(1997)，Angelopoulos et al(2007)；(2)考察税收结构（分类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Kneller et al(1999)。当然，由于计量方法、数据选择、解释变量多少等因素的差异，这些文献得到的结论差别很大。例如，Mendoza et al(1997)根据18个OECD国家1965-199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收入税率每增加10%，可以使得投资降低1%-2%；消费税率每增加10%，可以使得投资增加1%-2%；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Angelopoulos et al(2006)根据23个OECD国家1970-200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收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资本收入税与公司收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三、模型框架
（一）家庭
我们假定经济是由连续同质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构成，家庭总的测度为1，每个家庭只有1个个体，且无人口增长。家庭有1单位时间可用于休闲或是劳动。家庭的效用是建立在消费和休闲基础上的，其对消费和休闲的选择又受到自身财富约束的限制。因此，家庭的问题是选择消费和休闲以极大化自身福利：
其中C表示消费，l表示休闲；v刻画了相对于休闲而言，家庭对消费的偏好；σ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表示主观贴现率。
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是：
（三）政府
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公共支出（包括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融资，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是：
通过求解竞争性均衡，我们可以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γ表示为模型各参数的函数γ=γ（A，α，ρ，σ，ν，δ，τ，θ）。由于无法求得γ的显示解，为此，我们运用MATLAB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考察税收对经济增长以及模型中各个内生变量的影响。同样的，我们可以将劳动供给(1-l)，消费率C/Y以及投资率
也表达为模型各参数的函数。
（一）参数化
我们以1980-2006年的中国经济为样本经济，运用MATLAB软件来求解模型的竞争性均衡，通过定量分析考察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我国现实经济中资本产出弹性的大小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差别很大，但通常应在0.3-0.7之间。根据林细细、龚六堂(2007)的取值，我们假设资本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为0.6。根据一般的设定，我们假定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为2。为了更好的考察上述两参数对估算结果的影响，我们在本节的第三部分作了敏感性检验。我们通过改变基准的参数取值，进而考察我们的结果是否稳健。
根据李俊霖(2007)，我们用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之和表示总的政府收入，总的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税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样本时期的平均税率为26.8%。根据赵志耘、吕冰洋(2005)的划分标准，我们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看作是生产性公共支出，其它类型的公共支出看作消费性公共支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我们可知，样本时期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例为36.8%。根据龚六堂、谢丹阳(2004)，我们取资本的折旧率为10%。根据林细细、龚六堂(2007)，我们假定样本经济中的资本产出比、工作时间以及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0.24和7%。通过上述一系列基本设定，根据倒推的方法，我们可求得ν＝0.295，ρ＝0.019，A＝2.951。详细的推导过程可以向作者索要，表2总结了样本经济的基准参数取值。
（二）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在本文的模型中，税收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劳动和生产性公共支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别考察税收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而考察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税收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差别较大。从短期来看，收入税税率越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从而当期的消费和投资越少，这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但长期而言，税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从而提高产出水平，这又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和增加社会福利。此外，税收还可以通过公共投资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未来收入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未来的消费和投资。因此，从长期来看，税收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图3—图6描述了税收对经济中各内生变量的影响。根据图3，税收对劳动供给具有抑制作用，税率越高，家庭选择的劳动越少。原因是，税率越高，税后的劳动回报率越低，从而家庭选择劳动的积极性越低。根据图4，税收对消费率（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具有抑制作用，税率越高，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原因是，税率越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从而总产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根据图5，税收对投资率（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税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当税率低于某一值时，税率越高，投资率越高；当税率高于该值时，税率越高，投资率越低。原因是，税收一方面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对投资具有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税收又通过为公共资本融资提高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而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税收对投资率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作用的权衡。根据图6，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原因是，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税收通过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比其直接的扭曲作用更大。这说明在现有的参数环境下，通过征收较多的税收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更多的从数量角度考察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这又主要包括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两个方面。根据图6，从数量角度分析，我们可知，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大：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当收入税税率从27%增加到40%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为2.65%；当收入税税率从27%降低到20%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为2.63%。我们可知，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King和Rebelo(1990)估算的结果是一致的，要比Lucas(1990)，Stokey和Rebelo(1995)的结果更大，而比Jones et al(1993)的结果更小。
图6 税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三）我国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分析
关于税收社会福利损失的衡量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这里借鉴了Lucas(1990)的方法来测度我国税收的福利损失。事实上，现有的文献研究主要是根据Lucas(1990)的方法估算税收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据Lucas(1990)，我们通过如下的方程来估算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或收益：
根据图7，税收对社会福利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税率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高。这说明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可能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是因为税率越高，休闲越多（根据图3以及劳动与休闲的关系可知）；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见图6），从而消费的增长率越高；上述两种作用都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根据图8，相对于样本经济的税率而言，若降低收入税率，则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若提高收入税税率，则可以带来社会福利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尽管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大，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却可能很大。根据图8，将收入税率从27%增加到40%，样本经济中的福利改进相当于110.43%的消费；将收入税税率从27%降低到20%，相应的福利损失相当于61.17%的消费。这一结果要比Lucas(1990)等关于美国税收福利损失的结果更高。这说明尽管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很小，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却可能很大，这与Stokey和Rebelo(1995)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且也要考虑到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
（四）敏感性分析
为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稳健，我们可作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当基准参数取值在与现实经济大体相符的范围内变化时，考察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我们分别从刻画代表性个体的偏好、生产技术以及政府财政政策三个角度给出敏感性分析：首先，假设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分别为1.5和3，考察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倒数的变化对税收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其次，假设资本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分别为0.5和0.7，从而考察生产效率的变化对税收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最后，我们从政府财政政策的角度进行敏感性分析，假设政府公共资本的份额分别为0.2和0.5，重新估算了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根据表3和表4，敏感性分析的结论与样本经济的结论差别不大：税收对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福利具有促进作用；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大，但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却可能很大。
五、结语
基于一个包含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我国1980-2006年的经济为样本经济，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了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在样本经济的参数环境下，税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样本经济下收入税税率增加10%，可以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3%，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相当于是100%的消费。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税收融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政府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为公共支出融资也是可行的。当然，理论模型是对现实经济的抽象，其不可能完整的描述现实经济。因此，通过理论模型数值模拟得到的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好的丰富和拓展模型，使理论模型与现实经济更一致，并据此给出一些更加合理、科学的政策建议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此外，本文的结论是以我国特定历史阶段为样本进行经济考察得到的，不同历史时期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别，关于模型基准参数的取值差别较大，因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与本文差别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只是考察了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情形，而对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情形却没有予以考察。事实上，考察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情形也很重要。这是因为，经济处于转移动态持续的时间较长。例如，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整个转移动态过程至少需要50到70年。此外，一些研究发现考虑转移动态的情形与只考虑平衡增长的情形得到的结论差别较大。例如，Ortigueira(1998)认为King和Rebelo(1990)关于新古典增长框架下与内生增长框架下税收的福利损失差别较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考察经济处于转移动态的情形。如果考虑到转移动态的情形，两种框架下的福利损失差别不大。因此，我们可以将转移动态过程中税收福利损失的估算作为本文的一个重要拓展。
根据税收源泉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税收分为消费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本文理论分析部分的税收是指平滑的收入税。因此，我们可以在理论模型中估算这些不同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大小。根据Folster和Henrekson(2001)，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分别估算我国分省的税率，而后分别考察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积累都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借鉴Lucas(1990)，Jones et al(1993)的思路，通过Lucas框架估算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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