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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我国战国时代的思想巨匠，也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那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对中国传统民族心理产生深刻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庄子被当作“混世主义者”、“滑头主义者”、“胆小怕死”，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认为，尽管庄子的人生哲学存在着悲观伤感、安命无为的消极因素，但实是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见和独特思考。他所倡导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反对世欲桎梏等思想，从与儒家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一种人道主义，对于儒家伦理中桎梏人心的一面予以有力的冲击。因此，对于庄子的人生哲学应看到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伦理价值。本文拟就庄子人生哲学中的自由观、处世观、生死观作一初步探讨。
一、逍遥游──旷达“无待”的自由观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中叶，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各诸候为一己之利驱策成千上万的人相互残杀。君王无道，滥施刑罚。“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以下只注篇名），“其于罪也，无赦于虎”（《则阳》）。
《列御寇》中抨击宋王说：“宋国之深，非有九重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宋国之境地，不只象深渊那样危险，宋王的凶猛，不只象黑龙那样的凶残！鉴于统治者如此，庄子“高论怨诽”，俨然如“非世之人”，猛烈抨击黑暗现象，发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肱箧》）的愤怒呼声。“宁游戏于污渎中自快，无为国者所羁，终身不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决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转而超脱于现实之上，追求一种理想的自由境界。由此看来，把庄子看作一个绝对的出世主义者是欠当的。庄子的“出世”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但他并没有完全回避社会。所谓出世，即闭目不视现实，世事变迁、民众疾苦全然抛诸脑后，囿于自我天地以自乐。而庄子如果是一个出世主义者就不会高论怨诽了，如清代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①并非庄子不想有所作为，实是现实过于黑暗，无法施展才能。“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也？此比干剖心微也夫！”（《山木》）所以倒不如摆脱现实的污泥浊水，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以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是庄子作逍遥游的第一个原因。
在庄子看来，现实的人生总是被外物所累；所谓“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齐物论》）人为了适应社会，追名逐利，终日竭尽心智，勾心斗角，心灵不得安宁。然而，“人一受其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之谓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人不过是宇宙间匆匆的过客，“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速流逝而人一筹莫展，终生劳劳碌碌却不见其成功，心力疲惫之极却不知归宿所在，因此，庄子慨叹：人生太悲哀了！即使长寿不死，又有什么好处呢？庄子对人生的深深失望和无可奈何的苦痛孕育出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人生的价值何在？人生难道本来就是这样昏昧的吗？
《秋水》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庄王使人说庄子去楚国为官，庄子以神龟喻之，表示“宁生而曳于涂中”，自由自在，亦不愿为世事所累。《养生主》一则寓言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意思是水泽边的野鸡虽然走十步才能啄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却不愿被人畜养在笼子里，身处樊笼，即使精气充沛，却没有自由。在庄子看来，世俗之事即为人之樊笼，驱使人们为私己之利勾心斗角，束缚着人的心灵，人在世俗的桎梏中永远不可能有心灵的宁静和幸福。正因为如此，庄子主张超脱于世俗名利是非之上，变人为物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是他作消遥游的原因之二。
逍遥而游是庄子的生活理想。他看透现实，不愿与统治者合流，不愿为外物所累，固然是作作逍遥游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在于庄子对于“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也就是说，安命论是逍遥游的主要原因。
那么，何谓命呢？《天地篇》中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各，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一相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目然之间，谓之命。”就是说，万物产生之初，尚无形状时，却有阴阳的亲密无间的结合这就是命。很显然，庄子这里的“命”即类似于我们说的万物之生命，它承接天地变化而来，形体生于精神，精神生于道，而道为万物之本，庄子赋于命以无可置疑的必然色彩。
《大宗师》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待乎前而不能规乎其始也。”就是说，死生由命，如天地变化一样，是人力无法干预的，而人世间的穷达富贵、品德好坏、寒暑饥渴交替变化都是无可奈何的“命”之运行。庄子把“命”抽象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异己力量。既包含了客观必然性，也包含了偶然性，一切皆有命定。因此，他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若以人变天，无疑于螳臂挡车。人处于社会之中只能随顺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把“安命”做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这样，庄子认识到命的力量的强大不可抗拒，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身心自由，只好索诸于冥冥之中的精神世界，通过玄想的方式在心灵的虚空中寻求精神的自由，这是庄子逍遥游的主要原因。
逍遥游是庄子的生活理想，是他极力推崇的自由观，也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他以奇诡的想象、光辉的文笔勾画了一个逍遥无为、安闲自适、令人神往的境界。《逍遥游》说：“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应帝王》说：“乘夫莽眇之鸟，走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旷垠之野。”《齐物论》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等等。
但是，并非任何人都能做逍遥之游，无论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世界未数数然”的宋荣子，还是御风而行的列子，都不能完全摆脱外物束缚，犹有所待，不能逍遥而游，而只有“无己”“无名”“无功”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超脱尘垢功名，“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把想象中的至人们所游之地称为“无何有之乡”、“旷垠之野”、“四海之外”，极为旷达辽远，纯粹是玄想中的虚幻世界，表明他厌倦是非混淆、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而追求现实世界以外的精神自由。
庄子的消遥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游。一般的游指游身，而逍遥游的“游”则是“游心”。《人间世》说：“且夫乘物以游心”。《应帝王》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可见所谓逍遥游的实质就是让“心”（精神）在无穷的精神环宇中自由遨翔。那么怎样才能游心呢？
其一就是万物齐一，生死无分，是非莫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超然于万物之上，“和之以是非而休乎无钧”，顺物自然，最后达到与至高无上的“道通为一”（《齐物论》）。在庄子那里，道既是宇宙的本根，又是对于世界的最高认识，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大宗师》），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所以一旦与道合一，超脱了一切是非、名利、万物齐一，则可以实现心灵的飞升，逍遥乎“尘垢之外”，以游之于无何有之乡了。
其二是“见独”“坐忘”“心斋”。《大宗师》中记南伯子葵问道于女偊，女偊说：“……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不死不生。”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万物之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而后便如初升之太阳一样清明澄澈，朝彻而后能“见独”。所谓见独，《成疏》说：“夫至道凝然妙绝然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观斯胜境谓之见独。”即与道合一，超乎时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何为心斋呢？《人间世》中借仲尼之口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说，要使心力高度集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听，不要用心灵听而要用气听，气以虚静待万物，而唯有道能集虚静，虚静即为心斋。所谓坐忘，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使“吾丧我”（《齐物论》），忘却自己，无心无情，“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德充符》），“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这就是至人的无己境界。通过“见独”、“心斋”、“坐忘”而丧我，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即可以“无所待”，可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了。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与我们所讲的自由绝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们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这是一个积极“有力”的过程。但庄子所追求的自由是存在于内心世界的玄想，并非建议在能动地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相反，他回避矛盾，逃避现实，主张无为，“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其业。”随顺自然，安命无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尽管庄子的“自由”无己无待，旷达脱俗，力求摆脱现实的世俗桎梏，最终只能是徒劳。忘却存在不等于取消存在，自然、社会不会因为忘却就不存在了，必然按其自身规律变化发展，庄子追求的自由只能是虚幻的、玄想中的自由。但是庄子的“自由观”还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他毕竟认识到了现实的不可抗拒性，也就是说承认了客观必然性的存在，这就为追求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是在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上，他坠入了玄想虚妄的泥潭。
二、“与时俱化”以“游世”──矛盾的处世观
尽管庄子浪漫地设想了逍遥游的美妙境界，但这仅仅是“游心”，是一种精神世界的遨游。然而，他毕竟生活在现实的土地上，甚至为了生计不得不“往贷粟于临河候”（《外物》），不可能完全摆脱世俗之累，因此，他不得不慨叹：“绝迹易，无行地难”（《人间世》）没有足迹容易，但要不在地面上行走却太难了。一方面要超凡脱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另一方面，要顺应时势变化，在矛盾丛生、君王不德的险恶环境中得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这就是庄子双重的人格矛盾，他力求解决这个矛盾，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处世哲学。
庄子处世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其一是“顺”“和”“不逆寡”。主张对任何人都要随合相处，不仅不违逆多数人，而且也不要违逆少数人。《德充符》中讲了一个相貌丑陋之人哀骀它，“和而不唱”，“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矣”，并不去主动倡导什么，只是靠随和别人，就使“丈夫与之相处者，恩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与父母曰：‘与人妻宁为夫子妾’，若十数而未止也。”只要和以待人，就可以得到人们的拥护。《人间世》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颜阖将去做卫灵公太子的师傅，可太子生性残暴，嗜好杀人，因此向遽伯玉请教如何对待太子，遽伯玉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态度要亲近，内心要和顺，然而仅此两点还不够，同他相处，必须“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顺其意而通达。即可进入无疵的境地。这是庄子“无为”“无己”思想的应用。
其二，是“无用”之用。《人间世》较为集中地讲了庄子的处世哲学。其仔最后几段都是讲无用之用。“栎社树其大蔽数千年，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之所以长成如此之大，完全得益于“无所可用”。无用之为“大用”，而柤梨桔柚、瓜果之类，遭受剥果毁枝之苦，完全因为它们“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同样，白额头的牛，高鼻梁的猪，长着痔疮的人都因为于河神不祥而不被用做祭品，免受灭顶之灾，亦得益于无用。《人间世》最后一章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懂得无用才是真正的大用啊。要在“仅免刑焉”的社会中全生、尽年，必须弃有用，取无用。
其三是“缘督以为经”以“游刃有余。”《养生主》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技艺纯熟，进刀之声“莫不中音”，犹如音乐一样美妙，其决窍在于“依天理，批大隙，导大窾。固其自然。”处世之道莫过如此，只要随顺自然，因循事物的天理本性，以无为取有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庄子讲“顺”“和”“无用之用”以及“缘督以为经”，其目的在于“乘道德而浮游……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累也。”（《山木》）“虚己而游世，其孰能害之！”（同上）就是乘真道至德浮游于世，顺应时势变化，不偏执于一种行为，或进或退，以和顺万物，寄人浮游于虚无之境，以此处世，即可超然物外而不为外物所役，虚己游世，又有谁能加害呢？
庄子主张和顺勿逆、无为无用，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否认了人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摒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确在客观上腐蚀了人们的意志，容易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有些人依此把庄子斥为“滑头主义者”“混世主义者”是不妥当的，应当看到，庄子的消极出世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发于对统治者暴虐的愤激，对黑暗现实的绝望，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才主张虚己游世，清静无为。况且，混世主义者以种种奸滑的手段混迹于世，目的在于博得统治者的好感，以求得功名利禄，而功名富贵恰恰是庄子所鄙弃的，因此，不可把庄子与混世主义者混同。《人间世》讲到“内直而外曲”，“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为徒也。”与天为徒，即超然于世，保持孤傲卓立之人格，与人为徒，即随俗从众，但这是不得已，因为“人皆为之，吾敢而不为邪！”《缮性》说：“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就是说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并非本性所要求的，仅仅是偶然寄存己处的东西，“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人间世》）所以不要被荣华高位恣肆自己的心态，不能因为贫困就流于庸俗，否则“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只能称作是本末倒置的人。可见，庄子所谓的“与时俱化”，“和”不逆寡，只是为了在是非莫辩、争名逐利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不得已才虚己以“游世”，并非真的与世俗合流，更不是贪求高官厚禄。表面随俗，内心孤傲；与时俱化而又不与物迁；是外化与内不化的对立统一。庄子复杂的处世观与独特的人格理论正是庄子人生哲学中最具特色的方面，也是容易引起人们误解之处，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多加分析，不要妄下结论。
三、“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超脱的生死观
生死问题，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他是先秦论述生死问题最为详尽的哲学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是豁达超然的，极富浪漫色彩。《至东》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前去凭吊，却发现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责备他太过分了，他却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性；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目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器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他认为，人开始本来无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无所谓形体，没有形体更无有气。生命的形成只是因为有气之变化，形由气生，生由形显，犹如春秋冬夏四季交替运行一样，所以人既然死了，就不必要伤心痛苦，那样是不通乎命的。庄子用“气”来解释生命的变化，认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而气是充满于天地间的，天地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他在《大宗师》中说“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一气。”
生死既然是气之变化，它的运行完全是由天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只能随顺万物之变化，达观超然地对待死亡。《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田子方》中又说：“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死生如同昼夜运行一样自然，人力无法干预改变。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的生死观和他的命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幸能正性，以正众生。”（《德充符》）树木禀受地气生长，只有松柏能独特抗寒不凋四季常表；人类禀受天命生存，只有尧舜能独得天地正气。一切皆由天地（即大自然）造化而成，人在“命”面前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
生死既然为无可奈何之事，所以人不应该惴惴于生死。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豁达而乐观的。《大宗师》记述子来将死的时候，子犁前去探望，问子来：“造物主又要把你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鼠肝，还是虫臂呢？子来回答说：“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之于人，不翅于父母。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成然寐，遽然觉。”人对生死，必须因循自然，既然把“生”看做好事，那么也应把死也看作是好事，死生犹如睡觉梦醒一样平常。这就是“至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因为他们已“与造物者为人（偶），而游乎天地一气。”
庄子对待别人的生死豁达超然，那么当死亡临近自己时是什么态度呢？《列御寇》记载庄子将死的时候，他的弟子准备隆重厚葬，但庄子却说：“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弟子曰：“吾恐鸟鸢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为常人所恐惧所避讳的死亡在庄子那里却诗意盎然，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气势何等恢宏，胸襟何其豁达，语言何其幽默风趣！哪里有一点胆小怕死的意思呢？有的人曾经依据庄子“全生”“养性”而把庄子的说成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实是一种误解。
一方面，庄子主张“养生”“尽年”，另一方面，却对生死达观超然，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二者是一致的。生死为天定，人在自然面前无所可为，那么只能超然物外，因循自然变化。无心无情，“哀乐不能入”（《养生主》），“死生惊惧不入乎其中”（《达生》），不因外物的变化而损耗精神，从而保全自己的天然本性，享尽天所赐予的年寿。只有安时处顺，无心无情，才能“悬解”，解除世俗的桎梏，不为外物所累，“彷徨乎尘垢其外”“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对于生死的达观态度，最终还是为实现庄子的生活理想：逍遥游。
庄子以气解释生死变化，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他把生死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变化，必然的过程，又包含着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它不同于宗教所认为的人之生死由万能的神主宰的观点，批判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忧虑，主张用理性克服感情的痛苦，反映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主张人对待生死完全顺其自然，无所作为，又含有悲观任命的成份，所以说庄子的生死观是悲观与乐观、积极与消极的统一。
总之，庄子哲学是历史地、具体地形成的。他以敏锐而深邃的目光，透视到了隐藏在种种社会迹象后面的巨大必然性，认识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因而退避到自我圈子里，在纯粹玄想中作逍遥之游。对现实过于清醒的认识，却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庄子的悲剧所在。但是他鄙弃富贵，超脱名利，不与世俗合流，则反映了超卓不凡的独特人格。他淡薄生死，主张不悦生不恶死，揭开了宗教主义者关于生死神定的神秘面纱，主张以人类理性克服死亡为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就其所处的时代来说，则具有了超越的意义。但是他认为人在有生命之时亦当无所作为，顺任自然，抹杀生之价值，又具有消极颓废色彩。
庄子的人生哲学对中国传统民族心理形成有巨大影响。“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②后人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境遇出发，各有所取。庄子哲学特别为后世落泊失意的封建士大夫所推崇。其中以陶渊明最为典型。既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与统治者合流，因而“归去来兮”，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但是庄子“顺世安命”的处世方法也在客观上帮了统治阶级的忙，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人们的奴性，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消蚀人的进取精神，这是我们应该着力批判的。
注释：
①胡文英：《庄子独见·论略》。
②叶适：《水心别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