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研究中的几个分歧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几个论文,分歧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探索与争鸣》第1期，刊登左凤荣教授的文章《片面解读苏联教训的又一“力作”——〈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下简称《评20年祭》)。当年第8期，《探索与争鸣》刊出汪亭友先生的文章《如何解读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兼答左凤荣教授》(以下简称《如何解读》)。以上两篇文章，对斯大林模式、苏联剧变原因，等等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鼓励学术争鸣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办刊宗旨之一。编者也希望广大学人积极参与讨论，以期取得合理的借鉴，使苏联剧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大事，能转化为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财富之一。改革开放以前，苏联史领域就是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统天下，连学术研究也谈不上，遑论学术争鸣。如今，苏联史研究成为学术领域的显学之一，并且可以在报刊上各抒己见。这一事实本身，已足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学术领域的繁荣景象了。我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出于珍惜学术领域繁荣景象的来之不易，本着学术平等、互相尊重的平实心态，共同维护和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以期推进我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两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多，本文仅就以下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关于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也是造成《评20年祭》和《如何解读》对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事件不同解读的关键问题。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主编的九卷本《苏联史》。其中第四卷、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斯大林模式起步的历史条件，如何发展、演进，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内容、历史功能、矛盾，等等。该书依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大饥荒、大清洗及其严重后果等方方面面，作了全景式的如实记叙。可以说，《形成》是到目前为止，记录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真实历史的厚重佳作。当然，作为史学研究成果本身不是解读历史，它只是如实地记叙历史。但是，解读历史首先是了解、直面真实的历史。因此，《形成》应当是解读苏联那段历史的坚实基础。我认为细心地阅读这本书，有助于客观地解读苏联剧变的历史。
《形成》概括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过程说：“创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始于列宁执政时期。列宁时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两种不同的建设模式。但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都不成熟，体制带有过渡性的特点。斯大林担任党政领导后，废除了新经济政策，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并逐步对其进行改造充实，通过1936年新宪法的制定最终定型，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斯大林模式。”[1]如同《形成》那样，将斯大林模式放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应是解读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对于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认为：“斯大林模式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段。正因为它坚持而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而不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根本趋势，因而总体上符合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这段话，集中、完整地表述了《如何解读》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和评价，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定义性概括。我既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赞同的就不说了，说说不赞同的地方。
我认为解读斯大林模式，应当像《形成》那样，对之做历史的、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如果说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高度集中的、由斯大林个人以党的名义决定一切的集权制的话，那么，通过全盘集体化运动，把个体农民组建成集体农庄，则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并且构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基础，是建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保证。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农业全盘集体化，构建斯大林模式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就农业集体化问题，谈谈与《如何解读》关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开始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在此之前，斯大林对俄国(苏联)农村和俄国农民状况是陌生的，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关于国家的总体建设，斯大林开始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工业化方向，并没有完整的建设方案，而是在实际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更改的。斯大林说：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工业化代表大会”[3]。其实，这只是斯大林这么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么写，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因为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提出工业化问题之后不久，全国性的粮食收购危机就爆发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的争论，工业化问题被暂时搁置了。
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立即引出了农业全盘集体化。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全国掀起了全盘集体化的高潮。据苏联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只有194.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930年1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增加到439.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1.6％；1930年2月20日，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猛增到1367.5万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2.7％；1930年3月20日，全苏已有1393.7万农户加入集体经济组织了，占农户总数的53.5％。[4]1933年，全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有关改造农民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就清楚了。
农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对待农民，都有较为清晰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社会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集中概括为人的解放。根据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原理，占俄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阶级的解放，当然是俄国人的解放的基本内容。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阶段都强调，建立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去世以后，晚年恩格斯特别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呢？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6]无产阶级国家应当通过什么途径，以及怎样改造农民阶级，恩格斯说得已经够明白了。
列宁对俄国农民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列宁相信农民的英雄气概，认为农民是反对剥削、反对奴役的斗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列宁也看到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同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因此，列宁把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极为艰难、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最终肯定：“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说：合作社“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7]列宁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问，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8]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曾经用近三年时间，把《列宁全集》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全部抄录成卡片，共540余张，叠起来相当于10副扑克牌的厚度。通过这些研究，我终于厘清关于农民问题，列宁既有基本的认识，又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以及这些不同认识与时、空条件之间的关系。通过合作社，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列宁的最终结论，也即列宁关于改造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如果不顾时、空条件，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地看列宁语录，那是打几辈子“语录仗”，也分不出胜负的。
再来看看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就会发现它与列宁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不同，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改造农民的原则也相左。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是从粮食收购危机引出来的，不是从人的解放引出来的。所以，斯大林指导农业集体化的原则是他自己提出的“贡税论”。“贡税论”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利用对工农业产品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迫使农民为国家实现赶超式的工业化缴纳额外税。“贡税论”说自了就是斯大林此前也曾反对过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当然，从根本上说，国家富强了，也是农民阶级的福音。但是，“贡税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通过组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特别要为此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而“贡税论”则要求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先满足国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向国家提供价格不成比例的商品粮，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国家要逐步缩小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而斯大林则认为，为了将来缩小和最终消灭剪刀差，先要扩大剪刀差，农民必须先为消灭剪刀差“纳贡”。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农民有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要从生产过程入手，经过长期的引导，要坚持由农民自愿的原则；而斯大林则要从改变所有制入手，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采用行政手段，通过政治运动，急速实现全盘集体化。
以上这几点都是斯大林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我只是将之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做个比较而已。
由此，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强迫命令，普遍使用暴力，从肉体上消灭富农阶级，导致灾难性地屠宰牲畜，等等，都是顺理成章的。全盘集体化完成之后，国家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在义务交售制下，国家不管农业生产大规模减产，都根据计划，将需要获得的商品粮，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都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得到充分满足。这样，自然就害苦了农村和农民。为了巩固这种变相剥夺农民的制度，当然必须把农民固定在集体农庄里。1932年12月2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在全国实行身份证制度，惟独不给农民发身份证，理由是：“防止广大农业居民在国内各地不受控制的移动”。斯大林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实际上是俄国村社的某种再版。当然，集体农庄制度并不是复制村社，而是村社基因的某种传承。这种制度，不要说解放农民，连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后，1932～1933年，农村普遍发生饥荒，有的农村甚至惨不忍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又发生大饥荒。对于饥荒的发生，斯大林都归之于阶级斗争，采用极其残忍的刑法措施，惩罚那些因不堪饥饿的折磨而敢于动集体农庄一颗土豆、一把粮食的农民。
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9]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农民呢？又在多大程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呢？这些都需要根据历史事实，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当然，由于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业机械化也相应地跟着实现了。此外，由于实现了集体化，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也是不应否认的历史事实。
总的来说，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确实支撑了苏联当年赶超式工业化计划的实施，有它进步、积极的一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太大。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从长效来说，更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我认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符合列宁主义。我毫不怀疑，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只能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86年12月14日，邓小平会见贝宁总统、贝宁人民革命党主席马蒂厄·克雷库，说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10]1986年，苏联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清楚：不要把斯大林模式当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为了使文章不致过于冗长，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只能做上述那样极其简要的阐述。至于斯大林模式的其他方面，就不做具体分析了。
总之，我认为对斯大林模式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然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再做如实的、恰当的概括和评论，这样才能比较地实事求是。
关于对苏联改革的认识
《评20年祭》和《如何解读》的另一重要分歧是对改革的不同看法。《如何解读》认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11]这个问题牵涉的面太广，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说明白，何况我这篇文章也不是专门解释这个问题的。因此，我想仅就赫鲁晓夫改革问题，谈点看法。
首先，我不赞同“赫鲁晓夫集团”这一提法。就至今为止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来说，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职等苏联重大政治事件中，哪里有什么“赫鲁晓夫集团”的影子？至于1957年6月的“马、卡、莫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核心，争取到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的支持，秘密形成的反赫鲁晓夫的优势。他们背着赫鲁晓夫，策划召开主席团会议，一举撤换赫鲁晓夫。如果一定要在这次事件中找“小集团”的话，那肯定不是赫鲁晓夫。至于赫鲁晓夫给失败的一方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那是苏联党内斗争不正常的遗风的反映，也是历史惯性运动的表现。
对于苏共中央1957年6月发生的倒赫鲁晓夫未遂事件，毛泽东是支持赫鲁晓夫的。1957年7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说：“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主席，有重要事情转告。”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刘少奇的态度有所保留，表示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对于中共中央的回答，赫鲁晓夫十分不放心。赫鲁晓夫让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中止休假，立即来华，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毛泽东在听完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以及苏共中央的处理之后，说：“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不指名地指刘少奇——作者)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12]毛泽东还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米高扬听后，连声表示感谢。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明确地说：“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13]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很清楚：除了代表中共支持赫鲁晓夫之外，还希望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支持赫鲁晓夫。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倒是称“莫洛托夫集团”。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宫廷密谋式政变中被赶下台的事件，也不能说明苏联存在“赫鲁晓夫集团”。
1964年6月，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打电话给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告知在主席团内有人在搞反赫鲁晓夫的密谋。原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皮沃瓦罗夫也向拉达谈过同样的事，要她转告赫鲁晓夫“睁大眼睛！”1964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原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已经调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加柳科夫，通过自动电话(高频电话)向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比较具体地通报了反赫鲁晓夫的密谋的情况。拉达、谢尔盖都把了解到的情况转告赫鲁晓夫。可是赫鲁晓夫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并未在意。1964年10月初，倒赫鲁晓夫的政变已经在紧锣密鼓地部署了，而赫鲁晓夫却到黑海之滨的皮聪达休假。10月12日，政变计划已安排就绪，勃列日涅夫电话通知赫鲁晓夫，立即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还蒙在鼓里。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只有米高扬一人为赫鲁晓夫说了句公平的话，赫鲁晓夫本人则完全听天由命。如此等等。如果存在“赫鲁晓夫集团”，局势不可能这样水波不兴。
当然，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撤换了像莫洛托夫这样的一批高级干部，提拔了一批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存在“赫鲁晓夫集团”。
该不该撤换莫洛托夫等人，我想没有必要多说，只说几句勃列日涅夫怎样被提拔的事。开始大力提拔勃列日涅夫的是斯大林。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从一名州委书记被提拔为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人口排在第9位、领土面积排在第14位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此前连党中央委员会的门槛都没碰到过，竟然立即成为党中央委员、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这是斯大林让勃列日涅夫乘火箭式地连升三级。斯大林逝世后的第2天，勃列日涅夫就被赶出了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而从1953年9月赫鲁晓夫当政，至1956年12月，勃列日涅夫不仅又成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而且还连续获得2枚列宁勋章。1957年6月，勃列日涅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也确实是大力提拔勃列日涅夫。但是1964年10月，恰恰是勃列日涅夫自导自演了逼赫鲁晓夫下台的逼宫戏。因此，我不知道有哪些历史资料，说明苏联存在“赫鲁晓夫集团”。
其次，对于改革本身，也应当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我不赞成把赫鲁晓夫改革这样复杂的历史，概括成“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当然，原文的这一概括有时间状语：“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但是不管怎样，总是把赫鲁晓夫的改革也包括在“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之内。
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改革，最早是列宁。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国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军事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苏联国家(当时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以粮食税制代替粮食征收制，全国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突破是：肯定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运用市场机制。这是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局势，紧急实现的模式转换，也是列宁的伟大创造。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当时只限于经济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矛盾。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列宁也意识到应当对政治体制作相应的变动。1922年12月23日，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14]可是，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列宁参与政治活动。列宁只能抱憾终天。
当然，新经济政策能不能称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学术界也有不同认识。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也是“摸着石头过河”。1922年5月、12月，列宁就接连两度中风，导致半身瘫痪，丧失独立工作能力。由于列宁自己力争，政治局会同医生商量后，只同意给列宁每天5～10分钟口授的时间。这样的健康状况，列宁虽然还健在，但是已经无法影响整个政局了。1923年3月，列宁第3次中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包括列宁口授的内容在内，新经济政策在列宁那里确实只是方向性的。不过，由于方向的明确性，即使只是雏形，也不影响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俄国的一次社会转型。
新经济政策实行了8年。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15]自此，新经济政策就向斯大林模式转换。斯大林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苏联的这段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固定的模式；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的、具体的存在乃是，执政的共产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对稳定的建设方针，付诸实施所形成的社会体制。社会是不停步地发展的，20世纪更是日新月异。执政的共产党的自身条件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调整，乃至模式转换，应当是执政的共产党主动采取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常行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确实面临社会发展现实的挑战。为了应对社会现实的挑战，赫鲁晓夫从1953年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至1964年10月下台的11年里，主要实行了如下一些措施。
在农业生产方面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包括推广种植玉米。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3470万吨(合80亿普特)，是1953年粮食总产量的156％；其中的40％是垦荒区生产的。取消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行国家收购制；勾销集体农庄对国家连年来的积欠(实际上集体农庄根本无力偿还)；将国营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在工业生产方面有限度地下放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极有限度地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某些企业中的管理、经营权。
提出尊重物质利益原则，尊重价值规律。
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极有限度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对苏联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声明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开始极有限度地平反冤假错案(如“列宁格勒案件”等)；释放了一批被多年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无辜的人(如索尔仁尼琴等)。
允许被斯大林集体迫迁的少数民族重返家园(如车臣人等)。
在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文艺领域，弱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允许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存在的各个方面，有限度地尊重人性，也即所谓“解冻”。
提出和规定党的领导职务要实行任期制、轮换制；将地方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农业两个平行的党委。
有限地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主动与南斯拉夫和解。
祈望与美国达成某种限制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并祈望与美国达成共同维持国际秩序的默契。
赫鲁晓夫的改革，大致上做了这些。这些措施，有的动作大一些，有的刚开始；有的是必要的，成效好一些，有的是心血来潮，不仅没有正面效果，反而生出新的矛盾，如：将地方党组织划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平行的党委；推广种玉米。
赫鲁晓夫的改革，总的来说，由于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观念没有超出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因此，他对斯大林终究是继承多于批判，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延续多于改革。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选拔干部的自上而下委派制；对各级领导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这些都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善。在经济体制方面，刚刚开始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探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没有触动指令性计划经济；生产规模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从观念到实际，都没有改变。从总体上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的明显不适应部分，做有限的修正。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是斯大林模式的修补者，而不是如斯大林当年抛开新经济政策那样，抛开斯大林模式的革新者。
反过来说，斯大林死后，苏联能原封不动地照旧吗？再说，斯大林死后，最初提出改革、进行改革的，绝对不是赫鲁晓夫。
至于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对赫鲁晓夫及苏联的许多评价，邓小平已经说过了，不能太当真。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苏共领导人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6]读了这段话，赫鲁晓夫是不是叛徒还不清楚吗？
怎样对待苏联史研究中的分歧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剧变已20多年了；苏联早已成为俄罗斯的一段历史了。当前研究、讨论苏联历史，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都是中国学人对苏联那段历史进行理性的反思，也是某种“事后诸葛亮”。本来，这样的研究，几乎是纯学术问题。可是，无可否认，中国和苏联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关系。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曾经全面学习苏联，也即全面学习斯大林模式。尽管中国有中国的情况，由于曾经有过那种特殊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对中国就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也是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留给我们的不良影响。这样，对于改革开放35年来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和出现许多新问题的中国来说，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实际上就难以限定在“事后诸葛亮”的范围之内，这恐怕也是客观现实。因此，理性地反思苏联历史、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也即某种“事后诸葛亮”，这些本属学术领域的问题，其实际影响却越出了“事后诸葛亮”的范围。当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时候，既要看到学术性与现实性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毕竟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就是学术问题，而后者就具有现实意义了。
关于苏联历史、苏联剧变的讨论和争鸣，我认为首先是要严格区分这两个属于不同范畴，又有联系的层次。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来说，只能将之作为学术问题来加以研究。就学术研究来说，学人做的工作：一是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二是在尽可能被还原的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理出历史走向的线索，找出历史发展的典型性、代表性；三是再在此基础上，提出某种看法。我将这称为“史学研究三段论”。学人能做的，仅此而已。这样来研究苏联历史，包括研究苏联剧变的历史，也会出现意见分歧，对各种问题的发生，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对于史料的真伪及其价值的判断；如何使用这些史料；等等方面，都可能会有分歧。清理出历史发展的线索，以及应当怎样来清理线索，等等方面的问题，分歧可能会更大。至于从中形成各自的看法，实际上是学人们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上升为观念的东西，分歧自然会更大。我认为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各人所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理解也各有差异，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常的。
从学术层次来说，虽然苏联剧变已20多年了，中国学人们也能看到很多前苏联各方面内容的解密档案。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学人能看到的前苏联历史档案毕竟非常有限，还远不能说已搞清复杂的苏联历史。连苏联历史本身都还不能说完全搞清楚，清理出苏联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一定的看法，也即上升为某种观念的东西，对各种苏联历史问题的看法肯定会有种种分歧。这既是苏联史研究中的必然，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状况。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学术层次的问题。
从学术层面而言，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争鸣，正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争鸣，认真思考观点不同方的意见，进一步去挖掘历史资料，才能逐步完善各自的看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必然，也即做好“事后诸葛亮”的必然。至于说到分歧，我认为各种历史问题，并不一定要统一看法。如我国历史上的商代纪年问题，史学界就有400年、500年、600年三种意见，每种意见也都有各自的依据。秦始皇死了2000多年了，对秦始皇的看法仍然有不同。法国大革命至今已200多年了，评价仍然有分歧。苏联国家的建立和剧变，是20世纪震惊世界的大事，对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中国当代历史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不要说是现在，再过若干个世纪，恐怕仍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学术研究中的争鸣，就是各抒己见，并不是一定要分出对与不对。很多时候，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很难分出是非的。因此，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各自保留。多元的学术观点，有利于学术事业的繁荣。
由于中国和苏联曾经有过非同一般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又涉入深水区。因此，对斯大林模式，对苏联改革、苏联剧变的研究和讨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现实意义，也即以史为鉴。苏联剧变是在戈尔巴乔夫任内发生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搞丢了，联盟国家解体了。这样，研究苏联剧变，戈尔巴乔夫改革自然是研究的重点。比方请医生给病人治病，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把人治死了，医生当然是审查的重点。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个“人”是74岁死的，但是病却是早就有了的。早在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人就说他有病。这个“人”大怒，说：我健康得很，你说我有病，分明是诅咒我，是帝国主义间谍，并把他杀了。因此，现在追究“医生”的责任，就要：进行遗体病理解剖；分析“医生”的诊断是否正确；用药是否恰当；此外，还要细致地研究病史；等等，然后作出判断。所以，研究苏联剧变，也要对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我对这段历史没有研究，确实讲不出所以然。我曾参与多种通史类苏联历史的撰写。《评20年祭》的作者认为我参与撰写的苏联通史，也是“对苏联前期论述较为详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本身的情况和问题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情况和经济困难论述不够充分”[17]。我对这个评论是心服口服的。《评20年祭》的作者对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历史有深入研究。她新近出版的、74万字的专著《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按照事情发展的次序与逻辑，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来龙去脉、苏联社会的发展变化、苏联经济从困难到危机的过程、苏联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起因与影响等等。在研究中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表现在哪里？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为什么没得到控制，最终使分离主义者获得了成功？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发动‘8·19’事变的强硬派都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戈尔巴乔夫改革放到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18]。
我之所以引这样一大段话，是觉得这是学人治学的正确态度，也是学术著作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了以史为鉴，学人应当踏踏实实地、一丝不苟地做好史学研究工作，尽可能地为现实社会提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
总之，学人只有这样做，才会使对苏联历史，包括对苏联剧变的研究和争鸣，既能推动学术研究，繁荣学术事业；又能把苏联历史、苏联剧变这种“死的历史”，转化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的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竭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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