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战略与当代国际政治的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们在思考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时，时常在问：如果伊拉克与南斯拉夫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结果将怎样？的确，尽管在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方面，美国都高人一等，但由于核武器的超杀作用，就是美国也惧怕三分。因此，为了预防导弹技术的扩散、封杀各国研制核武器的势头、抵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确保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大建反导系统（表现为实施TMD,NMD计划），加强防扩散机制（表现为加大MTCR的实施力度），由此构成了美国冷战后三位一体的核战略。
一、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战略
（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TMD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认为冷战后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已经不再是苏联的大规模导弹进攻，而是未经授权的(unauthorized)或来自于恐怖主义势力的、通过导弹而进行的有限的核攻击。而且，随着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驻扎在海外的美军所受的导弹攻击的威胁度也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新局势，美国的反导弹系统应该主要用来对付有限的核导弹打击，而不是大规模的核攻击。（注：Donald R.Baucom,"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A Brief History."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rganization 1999,p.3.）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使用的“飞毛腿”(SCUD)导弹对美军及其盟友的巨大威胁就是这个判断的明证，从而加快了美国核战略的转变进程。随后，布什政府就提出了新的导弹防御计划，名为“防御有限进攻的全球保护系统”(GPALS)。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就着手实施这一战略。1993年5月，克林顿政府正式提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简称BMD），接受了1991年国会通过的《导弹防御法案》，以"BMDO"为专职机构，负责执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具体事宜。美国国会还分别在1993-1995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对TMD、NMD研制经费作了正式拨款，经费上的保障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核战略实质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TMD被美国军方称之为“导弹防御武器家族”(family of missile weapon)，它由许多武器单位组成：爱国者3型(PAC-3)、“海军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TWD)、“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短程扩展空中防御系统”(MEADS)、“机载激光反导系统”(ABL)以及战斗管理、指挥、控制和通讯等配套设备。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发展到PAC-3型（这一技术已基本成熟），它和海军区域导弹防御系统(NAMD)一起负责对战区短程导弹的防御。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是TMD技术的核心，到目前为止，它已试验了五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NTWD是海基的THAAD，它由于军事上灵活、政治上较少麻烦而越来越受到美军的青睐，五角大楼宣布从1999-2001年财政年度为NTWD新增拨款50亿美元，力争在2007-2010年完成对NTWD的研制、生产和部署。短程扩展空中防御系统(MEADS)和机载激光反导系统(ABL)属于TMD的“高级概念”(Advanced Concepts)，是TMD的空基或机载导弹防御系统，尤其后者是高精尖的激光反导弹武器，其研制设想是在敌导弹升空阶段就将其摧毁。
美国前BMDO局长李莱斯(Lester L.Lysles)是这样评价美国的TMD计划的：TMD的部署“将代表人类导弹历史上真正的战略防御系统的诞生，导弹只是作为一种进攻性武器的历史将会被结束。”（注：General Lester L.Lyles,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gress,April 11,1999,p.5.）其实，TMD不仅对人类军事技术有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国际政治格局等其他领域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产生与发展
NMD概念的出现要比TMD晚得多，1995年4月，首任BMDO局长马尔科·奥尼尔在众议院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答讯时，首次使用了NMD的提法。（注：Malcolm R.O'Neill,"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12 Years of Achievement",th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April 4,1995.American ForceInformation Seruice,Vol.10,No.37,1995,pp.1-29.）
与TMD比较起来，NMD显得单纯些。部署NMD的目的是保护美国本土免于受到“非正式授权的、事故性的和有限的”中远程导弹的威胁。它由5大部分构成：一是陆基拦截系统(GBI)，本系统力求达到对高速飞行的中远程导弹进行早期拦载与摧毁；二是NMD陆基雷达(NMD-GBR)，它又包括两种：一是X—波段雷达，二是升级后的“早期预警雷达”(USWR)；三是NMD的战斗管理、指挥、控制与通讯系统(BM/C3)；四是“飞行中拦截通讯系统”(IFICS)；五是军事侦察卫星。
自1996年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后，克林顿政府在NMD上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1995年底到1996年初，美国国防部进行了一项“计划更新评估”(PUR)，对NMD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尔后，国防部与BMDO共同制定了NMD研制和部署的"3+3"战略，即一旦美国认定本土确实面临来自“无赖国家”核导弹的威胁，并决定部署NMD的话，那么，美国军方将花3年时间完成NMD武器系统的研制，再花3年时间完成具体的部署。（注：Malcolm R.O'Neill,"Staying Prepared Against Ballistic Missiles",American Force Information Service:Defense Viewpoint,Vol.11,No.18,1995,pp.1-18.）1996年8月，莱斯特·李莱斯出任BMDO的第二任局长，他上台后不久出于国会的压力，宣布NMD计划从技术准备阶段进入“部署准备阶段”，同时将"3+3"战略开始的时间确定在2000年，即2006年NMD就将进入实战阶段。要达到这个目标，1999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将对NMD的研发进行综合试验。所以，随着时间的日益临近，NMD就成为了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1996年8月和11月美国空间司令部与BMDO对NMD系统测试作出了经费评价，提出要落实"3+3"战略，1998-2003年度应为NMD拨款46亿美元，比原计划增加23亿美元。随后国会批准了国防部的这一要求。在军费充足的前提下，美国NMD系统的试验获得了不少成绩。
1998年，美国认为朝鲜试射了射程为4000公里的“大埔洞一号”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夏威夷与西部海岸），这为美国加速发展NMD提供了借口，美国国防部部长科恩把朝鲜发射“大埔洞一号”称为美国本土事实上受到导弹威胁的“明显标志”，为了抵御这种威胁，“美国将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人民”。（注：Office of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News Release,"Cohen Announces Plan to Augment Missile Defense Program",January 20,1999.）1999年1月20日，科恩就NMD阐述了美国政府的新方针，将"3+3"战略改为"3+5"战略，即美国一旦决定部署NMD，将用5年时间完成NMD武器系统的最后研制，再用3年的时间完成实战部署。同时，大幅度增加NMD的研发经费，到2005年，NMD新增经费总额将达到105亿美元。
美国计划在2003年以前进行19次NMD试验，目前已经进行了3次，只有第一次获得成功，即使这唯一的一次成功，据媒体披露，也是机缘巧合加人为作弊的结果，因此，这种结局更是引起了国内、国际上对NMD的极大争论。就美国国内来说，尽管一批政界、科学界人士反对美国部署NMD，但要求部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过，第三次NMD试验失败使美国政府宣布暂不部署NMD系统。
（三）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TCR)的产生与发展
MTCR的全称是“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它是在冷战时期由美国一手操纵建立起来的。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导弹技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导弹扩散可能带来的危机和威胁，经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多次磋商，七国决定成立MTCR。冷战结束后，MTCR发展很快，到1999年底，MTCR拥有32个成员国，其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中国在1994年成为了MTCR的“遵从国”(adherent country)。
成立MTCR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导弹技术的转移来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至于管制清单则以《设备与科技附件）和《敏感导弹相关技术转移规则》的形式一起出现。（注：具体内容参见：http://projects.sipri.se/expcon/mtcr.htm:"TheGuidelines of Sensitive Missile Relevant Transfer."）
从形式上看，MTCR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国际机制，它既不拥有固定的执行机构，也没有国际条约约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它与传统的一些裁军机制差不多，很难在具体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其实不然，就是这个看似软弱的机构，实则在具体实践中发挥着非常“硬”的作用，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奇怪，美国在台后对这个机制起着支撑的作用。正是在美国的强行推动下，MTCR发挥得非常出色，有力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他国的导弹技术扩散是横加干涉，小则以经济制裁相威胁，大则动以军事大棒相逼，而自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却并不克制。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CBT)，为世界核军备控制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日本联合进行TMD的研制，向台湾出售大量高技术武器（包括爱国者导弹系列等），事实上造成了导弹技术的扩散；向以色列提供反导弹技术，也是明摆着违反了MTCR的限制。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行径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霸权心态：一切以美国利益为准绳，美国是国际机制的最终裁判者与监督者，所有国家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的常规武器已是天下第一，而如今，美国又试图构筑起固若金汤的导弹防御系统，此外，还辅以强制的MTCR控制他国。在全球化席卷全球、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日深的背景之下，美国大打“军事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美国核战略与当代国际政治的裂变
（一）现实的纬度：俄欧中联合反对美国核战略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喻成人的血肉，政治、文化比喻成人的思想，那军事就是人的骨骼，如果美国能够在新核战略的实施上如愿以偿，那由美国控制的单极世界格局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如果单有超强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从历史与现实考量，我们还有对之怀疑的余地，但在实实在在的军事实力面前，我们不能不感到实实在在的压力。如果有人说，即使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战略得以实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世界照样发展，地球照样运转，也许世界还有可能在单极霸权和平下永世长存，这未尝不是好事。
这种理论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情调，它抽调了现实，尤其没有考虑到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自国家主权创设以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地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小，但越是与外界交往，一国就越发感觉到“我”与“他”的不同，才感觉到主权对“我”的重要性，因而与国际化、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形成与发展，国家日益经济主体化，大国日益向权力国家转变。又由于地缘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某些国家之间被事实上推向了对立、仇恨，乃至战争的状态，因此，国际政治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大国间的争斗一直就没有停息过。不管美国是通过什么方式去建立单极世界，都将受到其他强国以各种方式的反对。
当年希特勒试图取得欧洲的霸权是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征服进行的，最终，它遇到了其他强国的联合抵制而没有逃脱失败的下场。今天，美国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世界霸权、眼下主要表现在实施新的核战略时，也同样遭到了其他诸强的联合反对。作为美国核对手的俄国首先作出反应：俄国家杜马连续批准了START-Ⅱ与CTBT，向美国发起核攻势；俄国强势总统普京宣称，俄国参加的所有与美国签定的军控协议与NMD、ABM条约挂钩，即美国如果单方面退出ABM而部署NMD，俄国将退出所有与美国达成的军控协议，这使美国部署NMD直接付出的成本大大增加；俄国提出俄、欧盟、北约共同建立起非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又足足将美国将了一军；中俄共同签定《中俄反导声明》，使反对部署NMD的力量有了较为牢固的基础；俄国已基本上说服朝鲜有条件放弃独立研制弹道导弹的努力，又使美国部署NMD的借口受到了质疑。
随着俄国反对美国部署NMD问题上的日益坚决，美国的欧洲盟国反对美国部署NMD的态度也开始坚定起来。冷战的结束使西欧来自东方的威胁大大减轻，随着欧洲越来越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不断进展，建立和平、安全、繁荣的欧洲似乎不是遥远的事情，这是冷战后欧盟最大的战略与期望。但如果因美国部署NMD而使俄退出所有的美俄军控协议并导致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那欧洲的战略不但会落空，而且会使欧洲的地缘政治日益恶化，这是欧洲所不愿看到的。因此欧洲（注：本文所说的欧洲、西欧、美国的欧洲盟国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美国的欧洲盟国）最终加入俄国反对美国部署NMD的可能性非常大。到2000年6月为止，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声明支持美国的NMD计划，而法、德、意、英以及瑞典等小国则明确表示反对美国部署NMD。法国外长维德里纳的一席话代表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共同心声。他说，在涉及美国安全问题上，美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从两国同盟关系出发，在决定部署NMD的问题上，法国要求并希望美国考虑其提出的问题。从战略角度看，美国一旦建成NMD，北约作为维护欧洲安全的国际组织的功能将受到极大削弱，欧洲作为美国的盟国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无赖国家”攻击的牺牲品，欧洲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欧洲独立性的逐渐增强，美国建立起绝对的单极格局无疑是不利于欧洲独立自主的发展。因此，通过这次事件，欧洲才深切感受到俄罗斯对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1999年6月的科隆八国集团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表示，“欧洲安全建设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脱离俄罗斯的合作。”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说，“与俄国稳定的伙伴关系是欧洲安全的核心。”（注：《人民日报》1999年6月23日，第6版。）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决不亚于前两方，因为美国部署NMD不但将使中国“最低限度”的核威慑陷于无效，而且TMD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不但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而且台湾一旦加入TMD的研制，那将直接对祖国统一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是反对美国部署NMD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俄欧中反对美国部署NMD以及TMD上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俄国的态度还存在不小弹性的空间——俄国也许考虑自身国力虚弱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而与美国修改ABM条约。尽管如此，可以肯定俄国的让步不会很大，因为核武器可以说是俄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唯一资本了，一旦俄国核超级大国不能将核武器用作实现国家战略的武器，不能化作政治、经济、外交这些问题领域(issue areas)的力量，俄国试图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是值得怀疑的，也是俄国的民族主义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国际上反对美国部署NMD的声音不会中断（如果美国坚持部署NMD的话），而且力量还颇为强大。尽管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的结果不会像希特勒那样以战败而结束，而且美国还有可能实现它的希望，但是战后第一次几大力量共同反对超级大国态势的形成却意味着国际政治发展的一次实质性的变化，这是几十年来的一个先例，它也许意味着国际政治发展的一次裂变或者裂变的开始。
（二）理论的纬度：从新自由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
美国实施三位一体的核战略造成的国际政治的裂变还表现在国际政治从自由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者说现实再一次证明了现实主义特有的魅力：简单有力、符合“基本规律”和主要事实。（注：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1995 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218.）应该说，冷战的结束，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终结，市场经济法则在全球的越加普及，由于国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网，以及跨国公司的疯狂扩张，国际贸易额的急剧膨胀，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迅疾流动和信息革命的方兴未艾都为新自由主义的再次兴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从大的理论流派来说——包括一些在70年代产生现在又重新兴起的学派，有国际制度学派、结构自由主义、历史的终结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论、女权主义论等；从代表人物来看，可以说是群星璀璨，此处不一一列举），尽管如此，和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仍没有摆脱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于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资本投资热潮而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里根主义的出台而导致的东西关系的一度紧张则使自由主义热潮出现下降的趋势。不过，以后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一系列“新思维”改革的出笼和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可以说大行其道，自由主义理论简直就有成为国际政治学代名词的冲动，所以，肯尼斯·沃尔兹愤愤不平地说道，“美国学者有关相互依存的雄辩术似乎快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注：Kenneth Waltz,"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in Charles P.Kindle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Cambrige,MIT Press,1970,p.206.）但是，正当自由主义大唱和平赞歌、大谈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国际制度学派蓬勃发展的时候，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纷纷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并由此而展开了一场旨在争夺国际地位的新一轮国际竞争。
在冷战时代的权力之争主要表现在美苏之间的角力，两个体系内的各小盟国都顾大局识大体，都依存两个超级大国而生存，都以消灭对方避免己方被消灭为己任，因而表现出同仇敌忾的两个结盟体系。单从任何一个体系看，权力争夺从总体来说，都让位给了“相互依存”，让位给了合作共谋（当然，这并不否认两个体系之间更为“现实”的权力争夺）。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那种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捆绑在一起的特殊的“同舟共济”在逐渐松绑，美国的欧洲盟国与美国原来的“我们”的概念逐渐被消解为“我”与“他”：到底是俄罗斯更同“我”相同，还是美国与“我”更相同些，转变中的欧洲一时难以说清楚。欧洲人懂得，俄欧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美国的单极战略不利于欧洲和睦与安宁，其NMD计划就是十足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体现，它带给欧洲的是紧张与不祥，对于这个重大的是非问题，欧洲尽管是美国的盟国，却不会马虎，尤其是在战略转变的节骨眼上更是如此。而欧洲态度的转变非同小可，如果这个“世界岛”都不再由美国控制，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呢？从这个意义讲，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高呼“相互依存”“全球化”的那股高歌猛进的精神在现实面前，只能被视为幼稚的非理性感情的宣泄，否则，就无法解释俄欧联合反对美国态势的形成以及中俄何以能在“务实”总统普京上台后仍被扭在一起的现实。国家利益的冲动、权力的争夺以及权力的平衡是这场斗争最形象生动深刻的说明。
随着国与国交往日深，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egime)和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对增进国际合作是功不可没，但在是否修改ABM问题上，美国凭借其霸权向俄罗斯威胁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美国按照自己的计划来部署NMD，美国是否部署NMD不受俄国立场的影响，（注：http://www.defenselink/news/1990121/htm:"Cohn's Press Conference".）即如果俄国不同意ABM，美国可以不予理会ABM而径直部署NMD，由此足见ABM条约对美国约束力的有限。在执行MTCR过程中，美国四处挥动大棒压服他国按照自己的意愿遵守之，而自己却为所欲为，任意向他国出售先进的导弹技术，简直就视MTCR为无物。国际规则或国际制度对发展世界经济、减少对抗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摆不脱国际规则是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规则的厄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如此，MTCR是如此，联合国也是如此，我们在审视国际规则时不能不得出这种认识。
的确，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地发展，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日趋明显，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也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这仍没有改变主权国家在国际行为体的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现象的发展，只能意味着“方法论的转变，或者说是工具运用方面的结合，而不是全球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那种基本命题的转移。”（注：王逸舟：《西方国家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世界政治仍然以政治实体的争斗为特征，它们在一种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为权力、声望和财富而争斗。（注：王逸舟：《西方国家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在这场反对美国实施新核战略的过程中，俄国充分利用其“核法宝”尽可能地去谋取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好处；欧洲为了欧洲的安全、独立、荣誉与繁荣，不惜以强硬姿态表现出欧洲作为一个利益实体的立场；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国家的安全、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竭尽一个主权国家应尽之能事。
如果没有美国实施新核战略以及诸强的联合反对，尽管我们也能找出许多批驳自由主义理论的理由，但是在全球化席卷世界的背景下，我们会因为找不到强有力的现实根据而略显底气不足，现实的发展重新让我们确信现实主义深邃的眼光以及强大的现实根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国际政治的一次裂变，是自由主义衰微、现实主义焕发生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