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涛《朔方备乘》的史学价值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朔方论文,史学论文,价值论文,何秋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出现了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和《海国图志》、《康輶纪行》、《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一批颇有价值与影响的史地著作。开拓了士林阶层的一代新风，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何秋涛编撰的史地巨著《朔方备乘》，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史载何“少负异禀，过目成诵”。“披天下舆图，能历举府厅州县名，默数其四境所至”。[1]1843年（道光廿二年）举于乡，逾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之职，1853年（咸丰三年）曾入安徽巡抚李嘉端幕府数月，1862年（同治元年）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何秋涛在京期间，“益广交游，博览传记，学乃大进。”[2]受清初经世学者顾炎武的熏陶较深，“专精汉学”，[3]侧重于经史考释和古今山川地理风俗制度的整理辨析。他一生“言规行矩，不谈人过，读书外粥粥若无能，而军国重计，深识远虑，往往援引故事，陈之当道，咸以诚服”。[4]从不依附权贵，淡泊名利，精于治学，穷困以终。虽是英年早逝，学术成就却斐然成章，著述颇丰。所著《王会篇笺释》三卷，以王氏《补注》为本，并取诸家，于训诂地理，考证钩析，观者咸服其精博。《水经注考》“实取诸家异同，钩贯而条纂之，比诸赵戴，弥加精审。”[5]又有文集《一镫精舍甲部稿》五卷和《篆录源流》，并编订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延昌地形志》二书，校订《元圣武亲征录》和《李忠定公全集》等等。
然而，致使何秋涛能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著作当数《朔方备乘》。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西北、东北、西南边疆亦日益出现严重危机。出于爱国的思想动机，魏源、姚莹、包世臣、梁廷枬、徐继畲等一大批士大夫开始改变学风，真正走上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启端恰恰是从对中外史地的研究入手。何秋涛显然深受过这种学风的影响，[6]“其于经史百家之词，事物之理，考证钩析，务穷其源委，较其异同，而要归诸实用。”[7]又与当时近代西北史地学的拓荒者之一张穆结为至交，张穆卒后，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8]后继加详订，从汉以降，代为之图，并缀论说，增衍为80卷。[9]1858年（咸丰八年），兵部尚书陈孚恩以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10]而向咸丰帝举荐，逢何正服母丧，未得赐官，仅将《北徼汇编》先行呈览。1860年（咸丰十年），何奉召入觐，进呈之书赐名为《朔方备乘》。同年，御览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毁，吏部尚书黄宗汉取所藏副本，拟缮写重进，也不幸毁于火灾。不久，何秋涛逝世，无人再为其整理原稿。至光绪间，秋涛于何芳徕才将存于祖居的残稿呈交给直隶总督李鸿章，然“篇帙不完，塗乙几编”，[11]经黄彭年和畿辅通志局编修的努力，才得以恢复原稿，并于1881年编成刊行。恢复后的《朔方备乘》比原书增加两幅地图，即俄国地图和中俄边界图，均由黄彭年于黄图瑾绘制。另外，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为此书作注《朔方备乘札记》，收入《烟画东堂小品》及《灵鹣阁丛书》中。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研究西北史地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巨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本书不仅取材广泛，考订精确，而且经世致用目的明确。全书共80卷，凡例目录1卷。除卷首12卷录自“圣训”、“圣藻”及《平定罗刹方略》、《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文献通考》、《钦定大清会典》外，其余多是何秋涛自己撰写。共计圣武述略6卷，考24卷，传6卷，纪事始末2卷，记2卷，考订诸书15卷，辨正诸书5卷，表7卷，图说1卷，总共68卷，皆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 采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张鹏翮、赵翼以及近人俞正
、张穆、魏 源、姚莹等之论述，并取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雅裨理等人著作，上溯圣武之昭垂，下及窝集之要害，“旁征博采，务求详备”。[12]秋涛自称，其取材“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
，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稗官外纪以资考核。”[13]所研究范围，亦不仅仅局限于蒙古及西北史地，而是围绕着中国北疆和俄罗斯，并叙及东北边疆直至哈萨克等中亚之地及东欧。在时间、空间上远超于前人，堪称是边疆史地研究中的成功之作。
二
《朔方备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朔方备乘》是一部针对沙俄的侵华野心，为当时中国国防军事服务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史地专著。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对外患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海防，这使《海国图志》于时之所以会产生轰动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实际上，两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来自东南海疆的侵略者，而是来自北方陆路的沙俄帝国。随着《援军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一系列勘界条约的签定，中国东西北疆的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了沙俄的版图。就在当时大多数国人还未真正意识到来自沙俄的巨大侵略威胁之前，何秋涛就开始了《朔方备乘》一书的编撰。他从“揽地利戎机之要”的目的出发，用昭边禁，固封圉，抵御沙俄入侵的思想来纵贯全书。不仅记载了历代北疆用兵利弊，还深入考析了中国北疆的历史沿革和攻守地势。认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莫过于沙俄，从西北方来看，“俄罗斯人竟可直至喀伦之外。如嘉庆年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在塔尔巴哈台喀伦之外，……其明验也”。[14]故“边防之事，有备无患”，[15]敲响了“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6]的警钟。从东北方向来看，何秋涛则重点考析了吉林、黑龙江、库页岛的边防形势，提出了重防吉林、要防黑龙江、屯戍库页岛的方案。应该指出的是，《朔方备乘》一书中对军事防务的议论，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北疆史地沿革进行严谨考证的基础上。所以议论不但极为精当，而且在史实上也订正了许多伪谬，从学术的视野很有力度地维护了中国领土的权益，堪称经世致用的典型之作。
其次，《朔方备乘》，是一部重视探求“夷情”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著作。
鸦片战争后，随着“师夷之技以制夷”爱国强国思想的提出，“知夷”就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内容。何秋涛在当时国人极不了解俄罗斯的情况下，通过阅读300多种俄国进呈之书和检索大量古文献资料，努力探求俄罗斯情况及中俄历史关系，撰写了众多的价值极高的有关中俄关系的篇章，如《北徼星度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汉魏北徼诸国传》、《俄罗斯互市始末》、《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考订俄罗斯国总记》、《俄罗斯境内分部表》等等，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的历史、地理、政区、沿革、人口、文化、宗教、物产、民族、贸易的概貌以及清初的中俄关系，为国人展现了一个“雄长欧洲，侵凌回部、疆土日辟，事变日增”[17]的沙俄帝国，从而为“知夷制夷”，抵御沙俄侵略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参考。同时，《朔方备乘》也极其重视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的历史。如对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事件，不仅在《圣训》、《圣藻》中言及，更立《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专卷来叙述其回归原因和过程。土尔扈特旧居中国境内葱岭东天山北，因和准葛尔部不和，被迫迁往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惨遭沙俄奴役。但是土尔扈特与俄罗斯在宗教、习俗上诸多不同，“土尔扈特司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罗斯城郭居，风俗既异；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18]终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历经千辛万阻，回到中国境内。何秋涛对此爱国行为大加称颂，毅然建议清政府，凡归附的“各部夷人，不易其习。”[19]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再次，《朔方备乘》是一部编撰独特、博采众长、论证缜密、自成一家的高质量史籍。
1.“兼方志外纪之体”，编撰形式独特。《朔方备乘》一书中以中俄关系为中心，北疆历史为纽带，溶纪传、编年、纪事、考据、注释等形式于一体，综合地反映了这一领域的诸多成果，从内容和结构上适合于其广涉古今中外的需求，更为西北史地的研究扩展了时空范围。在该书之前，论西北史地的研究，往往局限一隅一时一国，《朔方备乘》几收三者汇为一体，并把西北史地放到沿革变迁的角度进行动态的研究，这种形式在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中是前无古人的。
2.考辨群书，博采众长，量足质高。何秋涛专精汉学，在史地研究中，或据古以证今，或依今以稽古，或以本国正史，或以西人所著外国史地相互印证，纠稽错误，运用考据学的成果以及考证、校勘、训诂的方法从文献上来考察西北史地。他虽未亲履西北实地考察，但却极重视学者亲身经历所得到的原始资料，并以此为据进行研究。《朔方备乘》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20]考订、辨正诸书达20卷之多。如在卷首“圣训”中指出1634年（皇太极天聪人年）命管步军副都统巴奇兰率军征黑龙江全境，“远近部落，相率来归，皆号新满州”。[21]此后俄罗斯始来占据雅克萨城，“近人著述咸以为黑龙江至康熙二十一年始入版图，失考订矣。”[22]书中除了考订有关北疆史地方面的具体问题外，尚对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图理琛的《异域录》、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18部书中有关记载俄罗斯情况的部分一一作了详尽辨正，数量极大，质量亦好，形成了何秋涛治西北史地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3.方位合理、论证缜密、图文并茂。何秋涛与当时大多数传统的史地学者不同，他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对北疆沿革地理的孤单研究上，而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结合考察了北疆各民族的历史、习俗、迁徙、繁衍等众多的人文风情，从而大大提高了《朔方备乘》一书的史料价值以及可读性与真实性。同时，《朔方备乘》书中一律采用经纬度定位法记载地名方位。康熙年间，《钦定皇舆全图》对直省各州府县均测其北极高度和距京师偏东偏西度来定经纬度，乾隆间平定西域后，又命推步之臣前往测量经纬度数，补入全图。对于这种经纬定位法，何秋涛备加推崇。他说：“北徼星度，古者言天家所未详，史传载各国相距里数，亦多未能核实，惟定北极高度及距京师偏东偏西度，斯为准确。”[23]故特设《北徼星度考》一卷专载北徼诸地的经纬度数。国内地名方位皆按《钦定皇舆全图》所测，俄罗斯境内地名经纬度则依西人《地理全志》的记载。这较之以前的准望测量法，准确性大大增强，论证更为缜密。不仅如此，《朔方备乘》还提倡“左图右史，相须为用”[24]的做法。以往诸书画图往往出自画师之手，而与全书所载内容不相符合，有鉴于此，《朔方备乘》置《图说》一卷，详载《皇舆全图》、《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历代北徼俄罗斯图》等共25幅，每幅图后均系以论说，“庶使疆域、山川、远近、形势、如指诸掌。”[25]图史结合，更使读者一目了然。
三
《朔方备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决定了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早有近代史家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提并论，“自林文忠公译西人《四洲志》，邰阳魏默深、光泽何愿船因以考订列史外国传，及《佛国》、《西游》、《西使》诸记为《海国图志》；并及《异域录》、《宁古塔纪略》诸书为《朔方备乘》”。[26]当代一位著名史家在论述鸦片战争后的学术成就时，也曾把何秋涛、张穆与林则徐、魏源相提并论，说他们的著作“都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27]
我们认为，《朔方备乘》一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何秋涛编纂《朔方备乘》一书时，正是沙俄加紧侵略中国之际。因此书中强烈地反映了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朔方备乘》凡例中就明确指出：“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戌以固封圉，六曰洋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28]从中可见他编纂本书的主要意图在于通过宣扬汉唐宋元及清初武功，激励清朝统治者效法先王，总结经验教训，振奋尚武精神，整顿北疆边防，抵御外来侵略。由此出发，为人们提供了历朝经营北国边疆的经验教训以及中俄关系的历史知识。显然，这与《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的写作目的真是不谋而合，不过是一个重视东南海疆，一个着眼北徼边防。应该说《海国图志》对东南海防的反侵略壮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朔方备乘》也当对西北塞边防逐步地重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带动后世研究中国西北部边疆和中俄关系史的热潮。《朔方备乘》是中国第一部中俄历史关系著作，它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清晰而严峻的西北、东北边境形势图以及一只侵略野心十足的北极熊形象。从思想深处激发了国人一起来关心西北边疆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把视线不断地移向北部边疆，移向世界，通过了解历史现状、了解外情来寻找“制夷”的途径。《朔方备乘》之后，开创了一代西北史地学的新风。许多富有远见的忧国忧民的爱国学者纷纷履迹北部边疆，奋笔疾书，来唤醒清政府及国人对西北边疆的进一步重视，从而涌现了一大批有关北部边疆史地研究的著作，如徐亮的《黑龙江述略》，吴大澂的《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曹延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编纪要》等等，举不胜举。正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勒，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竟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29]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正是道咸年间最负盛名的西北史地著作，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镌下了永不磨灭的闪光印迹。
注释：
[1][4]《增修光泽县志》卷十五，光绪23年本。
[2][3][7][8]黄彭年《清故莲池书院院长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见《一镫精舍甲部稿》卷首。
[5]《福建通志》之《儒林传》。
[6]从《朔方备乘·凡例》中可知何秋涛读过不少当时的经世名著
[9]黄彭年的《清故莲池书院院长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谓“复增衍图说为八十五卷”，但其后整理刊印此书时，李鸿章在书中谓系“八十卷”，后黄彭年亦无异议，故从之。
[10][11]《朔方备乘》李鸿章《朔方备乘叙》。
[12][13][23][24][25][28]《朔方备乘》凡例。
[14]《朔方备乘》卷九《北徼条例考》。
[15][16]《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
[17]《朔方备乘》卷末。
[18]《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19]《朔方备乘》卷二八《北徼教门考》。
[20]《重纂邵武府志》卷二一、人物传。
[21][22]《朔方备乘》卷首一。
[26]陈汉章《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叙。
[27]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2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集合集》全集之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