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政治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一
任何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与政党制度关系最为直接的当数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狭义上指的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在广义上是指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的总和”（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3页。）。那么，政党制度与政治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政治制度、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阿尔蒙德和维尔巴在其《公民文化》中这样谈论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设计的，是一定政治文化的产物。阿尔蒙德同时还指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其中政治结构就是在一定规则下的政治角色或政治行为的排列组合，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政治结构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政党制度就是一定规则下的政党的排列组合。“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注：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和锡尼·维尔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因此，对政党制度而言，“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为深层意义上，依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当然，我们不能把政治文化的作用绝对化。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是历史的力量通过了政治运动以及阶级、政党、集团、个人、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于政治文化，以多维多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方式来实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生成则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所匡定的文化框架中形成的，并为其提供了弹性的发展空间与文化资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的政治文化分析模式，1840 年以后直到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他认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1）地方忠诚超过了中央的政治忠诚。（2）欠缺解决冲突所能普遍接受的可行的文明程序。不完整政治文化的国家有走向普遍暴力的趋势，各个主要社会团体间会周期性地发生很难协调的冲突，而且越出了在稳定系统内所发现的有秩序的和文明的轨道。（3）社会团体之间政治不信任泛滥。（4）中央政府在形式上和持续时间上倾向于不稳定（注：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1页。）。中国近现代历史或多或少都具有这几个特征。首先，它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其次，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第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下，传统政治文化一统天下的结构慢慢解体，各种异质的亚政治文化慢慢发展，政治文化的各个亚体系相互交汇，使政治文化有着复杂的结构，以致它们对政治制度的作用也是复杂的。这就为新型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结构性空间与资源支持。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不能再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种政治文化主导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思想、政治心理等，中国政治文化开始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因此，政党制度须适应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政治文化结构。中国处在这种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在各种政治文化的生长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就需要政党制度以强大的整合力，促进它们之间的交融与协调。
二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混合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三者都无法以绝对优势压倒与整合其中任何一方。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在民主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其文化霸权地位，但它以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与或隐或显的方式，借着现代民主形式的外衣对抗后两者，并缓慢地发生着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显学”的新型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则以后发之优势改造、解构着传统政治文化，即从中国文化外围向着中心渗透，主要以知识分子或知识—政党精英为载体。新型的政治文化还处在构建时期，也不是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自然发育而来，没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系统的转嫁，因此，并不能完全整合传统政治文化，三者就处在这样一种对立的联系之中。
对于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它有着拒斥与适应变革的两面性，它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式微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立宪运动，这是传统政治文化框架内改造、适应现代化运动的自救过程，封建政治文化仍然在维持着它的主导地位。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封建专制政治思想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历史的沉淀，但其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层面，还部分地保留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有的基本上没有接受。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虽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为一部分人接受，但并不为整个社会认同”（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2页。）。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尊孔复古思潮，都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抗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表现。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旗号行专制之实，1928年7月颁布《民众训练大纲》，强调对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唯一参谋部和领导者”（注：《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计划大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1937年公布《民众读物改进方案》，明确指出：思想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其他思想存在其间”（注：《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进行思想禁锢，凭借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元化的政治思维。蒋介石推行传统政治思维，恢复传统的政治伦理，实行一党专制与以党治国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政治文化不仅融入了封建专制阴柔与残暴，而且渗入了近代法西斯集权的独裁与血腥，更重要的是它穿着民主政治的外衣，涂染着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色彩，这也恰恰反映不完整政治文化的特点——畸形多元化与传统到现代价值转化的痛苦局面，显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与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正如李慎之先生认为：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管到一切人，谁都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注：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首先，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反政党特征，“使个体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环境中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公式进行修养，结果得到强匀质性而同等地成为王权统治的工具，因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难以形成阶级利益和意识，更不用说具有严格组织和利益要求的团体。加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君子不党’作为凝结中国传统智慧的古训广为流传就不足为怪了”（注：王邦佐等编：《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传统政治文化延迟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也发生着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1911年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先后颁布了《实行宪政谕》与《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政党也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其次，由于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内自救运动的失败，严酷的现实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所依托和维持的政治体系已落后于时代，应有新的力量来建立新的体系，而这种力量只能是政党，政党制度的历史之需要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无可奈何的结果。第三，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这就为政党制度的形成造成困境与有限的选择范围，使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安排必须有本土化的特征。多党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然而在中国，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弱化状态很难改变，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它最终只能转化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变种产品。一党制虽然能积聚力量，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现实环境，最终转化为一党专政，限制了其他党派的积极性与利益要求，进而也就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力行者。所以，传统政治文化使中国政党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形式上可谓一路高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层面，先进的中国人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来改造、弥补或抛弃传统的政治文化。从魏源的“师夷长技”，马建忠的“分而任之”、“权不相侵”，王韬的“君民共主”，梁启超的“开民权”，谭嗣同的“民本君末”到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尤其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间势力提出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以求中和等，这都展现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成长的历史轨迹。尽管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特别年轻，但它展示的是一种多元的政治文化观，有相当的地位。首先，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实现了政治制度层面的转换，构建了民主政治的框架，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是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政治统治的。其次，从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等层面看，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了广泛的认同。“由于一个社会中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最可能决定或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和社会风气，决定或反映政治体系对内外压力的变化，形成社会大众未来的政治取向和价值；因此，一个社会的政治气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社会的知识阶层。而政治文化则是该社会的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注：罗嗣炬、王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就反映了各种政治文化的相互激烈碰撞，使社会主义、平民主义、自由、民主、共和、平等思想等渐渐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政治追求。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还发生着历史的惯性作用，但是其核心的专制主义已经不能进入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已经不能再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像袁世凯复辟也要进行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和舆论宣传，还要请洋人做顾问。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是打着孙中山的牌子，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政党政治的思想也被应用于实践，民国初年政党林立，政党观念的传播与深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的运作到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展现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自由思想论坛的存在，各种政治思想在政治舞台上的潮起潮落，封建政治思想的空间萎缩。人权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联省自治、国家主义等思想的相互交锋，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的存在，也证明了政党政治模式有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尤其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民主党派的成立与其政治实践，宣称“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念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注：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近代后编1919—1949（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他们还认为民主党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第三大党，以中和国共两党。实际上中间派势力的政治价值取向仍然是把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模式作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尤其是一些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知识—政党精英等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当时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虽然是一种促进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但它对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一种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就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把民主党派看作一种进步势力，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本打算与国民党、民主党派一起进行和平道路的建设，从这一点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所显现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参与式的精英主义文化，既是它的优点，因为相对于地域型—顺从型的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它是先进的；但也是其局限所在，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并不能代替大众主义政治文化，在缺乏经济基础支撑与政治体系保护的情况下，无法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去进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还要去解救民族危机和建设国家民主，显然它没有胜任。在当时的情况下，精英主义政治文化虽然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民众政治心理的引导，但是历史没有给其足够的条件来谆谆诱导民众，完成政治动员。
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因素与活力。首先，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为政党政治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模式。辛亥革命后，西方政党观念及政党政治体制已逐渐被人接受并深入人心，谈民主说共和论政党成为思想开明的标志，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众多政党的产生，从民国初期，“新兴的公开的各种党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有312个”；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党三派”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八个民主党派。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结构性要素。因此，如果没有民国初年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及实践，很难想象在短短的六年后竟会有五四运动的爆发，会诞生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孕育了许多知识—政党精英，造就了政党制度的众多政治角色与要素。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元培、孙武到董必武、陈潭秋、周佛海再到张澜、张君劢、沈钧儒、罗隆基等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留学或周游欧美或日本，学习政治法律等。第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尽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实践，但是由于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与政治体系的保护以及自身的局限，其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使其政治文化与政党的联系比较松散，造就了“弱政党、弱政治文化”的格局，社会整合乏力。资本主义众多政党的存在，虽然经历了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实践，但也导致了畸形政治，成为复辟者的玩偶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文化造就不出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政党制度，同样其政党制度也不能使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成为主流政治文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先进的、年轻的，有待于进一步构建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仍然不是依靠经济发展而衍生出的具有完整形态的政治文化，所以它具有可塑性，但也有了一定的脆弱性，容易受封建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侵蚀。像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构建与发展趋势的最好写照。它的包容性、实效性、动员性则是其显著特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相对于革命任务来说，它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是衔接的，而这一层含义正是其主要内容；二是相对于革命理想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其革命过程也就是吸收与借鉴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构建中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因革命斗争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阶级斗争文化。阶级斗争文化是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一种政治文化。由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革命中的不彻底性，民主理念在现实中苍白无力，因此，阶级斗争文化，以阶级斗争的思想与观念推翻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颠倒过来，通过连根拔起的方式、颠倒、重建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倡导文化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因此，阶级斗争文化成为下层人民中的主流文化，引导了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思维与政治心理等，使传统地域型或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激起了强大的政治动员。但是，阶级斗争文化的特点既是其优点也是其局限所在，阶级斗争文化是为破坏旧社会服务的，如果没有其他政治文化来弥补它的局限，它起到的作用是暂时的。像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文化的副作用。阶级斗争文化使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载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成为中国第二大政党。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就是合作相让的价值取向（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4页。）。强调革命阶级内部和各进步政党、团体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与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时，从来都坚持与其他进步政党在一定政治基础上进行合作，并愿意采取政治协商与其他党派求同存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友党之间应采取“互助互让”的政治态度，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该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注：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5、206页。）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中，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表现出强大的整合力，它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要素与实践经验。首先，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复杂结构，客观上需要政党制度的结构与此相适应。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与其他政党联合形成“合力”来整合不完整的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文化适应社会变迁，两者并形成积极的互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形象也随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主党派的认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现了下层人民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及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种文化氛围，把下层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纳入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体系中。这样，使政党与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互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形成“强政党、强政治文化”的格局。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形成政治文化的某种认同与政治共识。这样，不同的政治派别能参与到政治体系之内，消除派别政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则为政党制度提供了经验。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由于其不完善性、有待于构建性，使其他政治文化仍然有很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社会主义还有待于探索，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构建的，所以它必须有巨大的包容性，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成果。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善性和可构建性，在中国近代显示了其优点所在。从近现代历史看，中国是处在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时期，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它们的生长与发展都面临着“古今中西”困境，即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困绕。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化与西方化所体现的时间的错位与空间的移位，使三者之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化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而如何转化这种民主化资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资源，又使其面临着本土化的难题。西方化体现着现代性，而本土化又通常体现着传统性。这样，就衍生出三者之间的勾连状态与牵扯关系。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大众主义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但民主革命时期它所体现的主要是阶级斗争文化，它是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强调以破为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与阶级斗争的观念，容易形成两极思维和权力至上等。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则以中和阶级斗争文化为主旨，以求文化的调和，共同对抗传统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正如有的学者说：“反封建意味着必须援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成果，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乃至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反封建也意味着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鼓吹和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努力推进政治、社会的多元化，因为人数势单力薄，不足以战胜树大根深的封建势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强盛的强烈渴望又要求中国需要以一个或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整合，这一体化的要求主要就体现在政党身上。这时，一体化便和另一项任务即反封建所要求的多元化取向发生了冲突。”（注：曾峻：《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逻辑》，《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2期。）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为两种文化类型调和的产物，其文化载体——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联合也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趋势。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的本土化倾向，又牵引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整合力，“传统文化中也有着强烈的世俗因素，而在最现代化的文化中，也仍然存在着传统的因素”（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传统政治文化为新型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了前提，抛弃传统政治文化将会变成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传统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牵扯着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政党制度的形成则浸润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本质属性是“和”，儒道文化都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追求和谐性、统一性，反对分裂与冲突。这样，多元一体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方式，也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正是受到这种文化体系的影响。其中“一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而存在的。王沪宁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其中伦理、道德、政治、社会、自然都融为一体。文化深入到心灵深处，也即政治文化深入到心灵深处。”（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所以，根源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无论影响的方式还是影响的领域都是全方位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影响较大。多元一体的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寻求“大一统”性，这种特征“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他们仍能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注：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甚至塑造了当今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式，中国政党制度在形式上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为核心。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预设前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可构建性特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的普适性，使中国政治文化向着一体多元的方向发展。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趋势，也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要求。因此，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审视地看待各种政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吸收与借鉴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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