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的四大难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文化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难点之一：如何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我们要突破的思想误区是“精英文化情结”
有些人对文化进入市场有很大顾虑，认为市场是以消费者为主，消费引导生产，这种特点有利于大众化通俗文化的发展，而不利于高雅、精英文化的发展。因此他们担心，如果让文化面向市场，那么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就会受到损害，不能发展。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等作了深刻批判以后，这种看法在知识界很有影响。但我认为，这里有两个误区需要避免：
一是对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面和狭隘的意义上。不要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下海经商，就是上街练摊，就是赚钱，而不注意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其实，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具有某些带普遍性的特征，如：责权利明晰的多元主体格局，消费者大众的主导地位，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方式，法治化的社会管理规则等，这些对文化发展也是必要的和适用的。
二是不要把精英和大众分隔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精英的东西才高雅，大众的东西就一定是低俗、简单的。其实未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双方是相互转化和相互引导的。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特别是看不到大众需要是推动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也看不到大众文化本身就孕育着、催生着真正的高雅文化，这是不恰当的。
所谓“精英文化情结”，是指用贵族式的态度来看待大众文化，去对待文化与市场的结合。它显然有片面性，是消极的。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首先要确立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这一点最重要。只有主体真正到位，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才能进行积极的互动。例如没有市场的选择，我们很难鉴别哪些东西是群众所需要、确应由市场调节的，哪些则不宜进入市场，要由国家给予保证，等等。要防止由于走向市场而造成文化的低俗化，这个问题也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难点之二：如何处理好文化产品的商品形式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要突破的误区是“思想僵化情结”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和价值观念。一切文化产品都必然通过它的思想内容、科技含量、审美情趣、风格式样等负载一定的价值取向，传输一定的价值观念。由于人们地位和利益等差别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从来是多层次、多样化、也包括多元化的。在多层、多样、多元的价值观念中，与阶级利益和国家政治相联系、因而地位和作用都比较特殊的部分，被叫做“意识形态”。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总是多元的，而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却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开放文化市场，让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听凭消费者选择，就可能导致多元价值观淹没主导价值观，落后文化冲击先进文化，我们就难以贯彻正确导向，西方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有了可乘之机等等，由此对文化走向市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僵化情结”或“意识形态误区”。
不难看出，这一误区的关键，在于它隐含着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从理论彻底性和信念坚定性的角度看，这里涉及两个带根本性的前提：第一，我们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谁的意识形态?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还是来自大众之外、仅仅由少数人掌握的?第二，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科学的、先进的，因此经得起实践和历史考验，不怕面对多层、多样、多元化竞争的?如果这两条都明确而且肯定，坚信我们的意识形态越是面向群众就越会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越是面向实际就越能显示它的威力，那么就没有理由害怕和反对文化进入市场，而是自觉地积极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定地推进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相反，那种过分的意识形态自我压抑、自我封闭，只能说是暗含着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对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不自信。它们正是僵化观念导致思路单一的结果。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围攻中成长和发展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越是和实际相结合，越是面向实际并被群众所掌握，就越是有生命力。我们不怕和任何人交流、对话、辩论，更不怕交给群众和历史去检验。假如我们仍停留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那种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封闭状态，那么就不可能搞改革开放。正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站得高，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他敢于搞改革开放，而且越搞改革开放，就越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向前进。
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意识形态会是先进的意识形态。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尊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充分保证和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一切精神产品好还是不好，要还是不要，文化究竟是多样化还是单一化等等，所有问题都应由人民来判断，不是谁代替人民来判断。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要。不承认文化需要的多层次，企图用封堵的办法去统一、“纯洁化”，结果是使许多正路不通，邪路反而有市场。堵不住就得导，这就要把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反之，用开放的、多样化的积极态度去组织和引导，我们意识形态的亲和面就大，团结力、凝聚力就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成效就会好得多。
总之，文化有它的逻辑，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思想内容，如果没有思想内容的开放和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当然，开放不是放任自流，如何在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中把握好意识形态导向，也许正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来解决的重大的课题。
难点之三：如何处理好体制改革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在这方面要防止和突破的是“部门利益误区”
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现实利益关系，决不会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少或更简单。其中“部门利益”问题在我国有特殊的意义。
不能否认部门利益的客观存在。一般说来，“国家利益”是指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包括构成国家机器的政府各部门的独立利益。政府各部门在执行国家职能的同时，当然也会有自己一定的具体利益，如果这些利益得不到保证，则势必会影响国家的职能。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像经济领域曾经有过的一样，整个国家的文化体系被用部门管理的形式条块分割，并且由于权力集中和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造成了我国社会生活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性较大。但过去由于部门的独立性很小，实际权力极其有限，所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突出。但在那种体制下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却造成了许多管理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管
办不分”、“政企不分”的职能混淆和角色错位。其影响所在，势必成为今日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因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下，让文化企事业单位不再隶属于政府部门，而是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一来，就要重新划分责权利界限，重新界定角色，过去那种管理者同时又是主办者的局面，就不能维持下去了，管理部门再不能把管辖下的领域当作自己的特殊利益保障。从某种“部门利益”的眼光看来，这也许是一种痛苦和牺牲。
其实在所谓的“部门利益”中，最根本的就是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其他合理合法的特殊利益和具体利益，只能包含于其中，而不能超出于其外。一个政府管理部门，在它所管辖的领域内，对下来讲，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对上来讲，要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管理部门往往成为一定领域内国家利益和企事业单位利益、群众个人利益的交接部、结合点，成为利益整合和协调运转的中枢。由于我们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把体现人民根本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把部门利益独立出来，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甚至之上。如果管理部门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者，不是对上完全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下全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思考点、出发点的话，就势必成为文化发展的严重阻碍，整个改革在利益这个关口上势必要发生扭曲，导致走偏。
我们的先进文化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准则，才能保持发展建设的整体谐调性。离开了这一准则的部门利益，无论是出于为自己保留“摇钱树”的需要，还是出于纯粹追求“文化权”或“话语权”的需要，其出发点都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的出发点，又往往会把强化其他三大误区作为自我维护的条件，从而使“部门利益误区”成为其他三大误区的集中体现。因此摈弃错误的部门利益观念并防止它的影响干扰改革进程，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最尖锐考验。
难点之四：如何使我们的管理及其思维方式提升到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我们要走出的是“计划思维误区”
所谓计划思维是指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它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解决一切问题习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不习惯寻找自下而上的渠道；行政考虑多，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等。
不懂多样化就不懂市场，反之亦然。计划体制的一个根本性弊端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性。如在长期计划管理体制下用一个单一的政治尺度看问题，一有争议就不得了。由于权力集中，所以办起事来，从上面讲就是管、堵、压，从下面来讲就是等、靠、要，最后效率很低。其实世界上对任何一件事、一种观点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单一化往往造成简单化和惰性，时间久了，判断力鉴赏力都会退化。这在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尤其不适应。而文化面向市场、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则有利于提升群众的判断力、鉴别力，要让大家在比较中学会理解，在比较中学会鉴别，在多样化的比较和竞争中才能够形成合理健全的共识。
计划管理的整套理念和方式不利于思想文化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也不能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过去计划无所不包，上面制定计划，决定下面的消费，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曾经出现了全国人民都看那几本书、几出戏的局面，结果是越管越死，复杂一点的事情总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遇事只想找上面领导，实施行政干预，不会利用市场的方式，依靠法制，运用经济杠杆、科学技术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来解决问题。因此不可能把真正来自群众的，来自实践的经验和智慧吸收上来。其实很多事情如果面向市场，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群众在这里面就会发挥作用，经济规律就会发挥作用，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也会发挥作用。不要以为文化进市场一切都会乱，相反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起作用了，文化反而会更蓬勃地发展。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要把创造的权力、评价的权力、选择的权力交给广大人民。让群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准。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党的十六大和三中全会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战略部署。我理解，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目标是进一步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推动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应当把思想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相信通过这一改革，我们将更加清晰地看到祖国“富强、民主、文明”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