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二届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第二届论文,劳资论文,当代世界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二届论坛”于2007年10月27-28日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爱尔兰、古巴、墨西哥、刚果、保加利亚、老挝等五大洲的15个国家的80多位代表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教授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教授、日本岛根县浜田市市长宇津彻男先生致欢迎辞。开幕式上，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柴垣和夫(Kazuo Shibagaki)荣誉教授介绍了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会长、京都大学经济研究院八木纪一郎(Kiichiro Yagi)教授介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本届论坛围绕“当代世界劳资关系”这一主题，着重讨论以下议题：世界劳资关系的总体演变及其当代特征；世界各国劳资关系的历史、现状与趋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劳工运动的理论及各国的实践；现代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和现实分析等。
一、世界劳资关系的总体演变及其当代特征
程恩富教授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劳资关系的演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劳资关系的新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扩张，强化了“强资本弱劳工”的经济政治格局，加速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改变了世界要素资源的配置格局，尤其影响了劳动要素在各国的供需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采取超国民待遇，众多的跨国公司大量地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非工会化纳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其结果，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及其工会组织处于十分不利地位，还导致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产生严重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强化了国际垄断资本的主导地位。
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各国从社会主义学说里吸取了为其所用的东西，建立了对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有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批判中吸取了教训，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缓解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劳资关系的表面缓和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的“利益分裂”和“竞争”并不会改变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共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必将使他们重新发出共同的呼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劳资关系的特点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不同制度形式的一个基本方面。历史上，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形式。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形式。在过去的60年里，资本主义历史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两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是，二战后主导了资本主义世界约25年的“调整学派”的制度结构和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可以被理解为构建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替代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资本主义及其演化，而应该按照这种分析采取行动，投身于有关全球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战斗，为社会主义这种能够充分满足人类需要的制度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出贡献。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法国马恩河谷大学让—克罗德·迪劳内(Jean-Claude Delaunay)教授分析了全球工薪阶层之间的团结、分工和分裂的原因。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来看，工薪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严重，资产阶级主宰着全球化进程，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必须采取长期措施去新建一个领导权。在国内方面，团结传统工人、服务业工人和新型的高科技工人；在国际方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传统目标必须被维护和延伸，劳工运动必须通过国家间的高层的、积极的经济合作来扩大其国际目标。
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艾克·考普夫(Eike Kopf)教授认为，关于世界劳资关系的科学知识需要用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来检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所作的示范那样。他们研究了劳资关系处于初始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再一次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对今天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里卡多·贝勒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政策中确实存在一些“新”的东西，需要重新理解。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美国新模式的轴心是：低工资、不确定的工作、预算赤字、高负债以及将雇佣劳动者吸引到金融体系循环中成为投资者和债务人。很难预测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持续多久，因为它包含了不稳定的、在长期中不可持续的因素和力量。在扩大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它导致了工人“解构”的加速以及榨取价值和剩余价值模式的彻底的重新设计。欧洲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尽管，欧洲不情愿地模仿美国，而且欧洲发展不平衡，各国目的不一。在当前资本主义的动态环境中，关键是理解那些对劳动力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因素：一方面，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市场的易变性对劳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企业的内部分散化对劳动进行控制。
比利时反全球化协会成员亨利·霍本(Henri Houben)博士通过对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的对比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提高对工人剥削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条件到处都在恶化，这并不是全球化的影响或采取超剥削方法的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正是这一逻辑刺激着每一个工厂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也正是这一逻辑强制着其他厂商采用同样的方法以避免被从这一领域淘汰出去。马克思指出了这一逻辑的多种原因，首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工厂属于私人所有。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劳动组合被不断地优化。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艳教授指出，由于股份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也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利益关系，并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分配分享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新特征。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劳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劳动者的利益获得还不充分，其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护，政府调节作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在现时期，一是要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与劳动者持股的关系；二是要协调工会组织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三是要加强政府差别调节股份制劳资利益关系的制度创新。
二、世界各国劳资关系的历史、现状与趋向
英国基尔大学劳资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罗杰·塞夫特(Roger Seifert)教授通过讨论在英国工会框架内工党政府（1997-2008年）和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02-2004年英国消防工会(FBU)劳工行动、2005-2007年公众和商业服务工会(PCS)反对政府的行政事务改革以及200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警察联盟(PFEW)反对政府合并警力等三个案例的研究，说明21世纪前10年内英国公共部门工人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公共部门的职工对政府发起的各项改革进行抗议的方式不同。这一系列改革都是打着“新的公共管理”的旗号进行的，而其政策导向实质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现代版。其目的是为了把普通市民的现代生活的风险和成本从纳税者和国家那里转移给家庭和个人。它既允许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又允许日益增多的大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由这些私有部门提供公共服务，轻而易举的获取利润。这本身就增加了贪污腐败的几率，并由此导致公共服务的实际提供更缺乏保障、更不均衡和更商业化。抵抗这种模式的力量主要来自现有的职工和他们的工会，同时也来自其他市民和压力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室主任许建康副研究员指出，最近30年来，美国工人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战后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政府在国内和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分不开的。近30年来，美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恶化的直接原因，据估计，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工会的削弱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对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累退率的征税制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公司的税率。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工人阶级急需重新振作和组织起来，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利。美国工会领导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重建工会运动”的战略口号。
澳大利亚共产党布里斯班支部总书记大卫·麦特斯(David Matters)分析了自1788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监禁地至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澳大利亚劳资关系的发展历程，指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运动曾有向大规模斗争转化的趋势，然而其本身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未消除。资本家正处心积虑地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中反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运动成了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分裂工人阶级、防止工人走向联合的重要工具。“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仍是最最响亮的号召。如果这个号召能得到响应，我们就能从世界历史中这段危险的时刻走出去。
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栋教授指出，如何对待和处理好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应归劳动者所有，应为劳动者的幸福和发展服务，这是我们确认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存在两类劳资关系：一类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另一类是私人资产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现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概念，并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好这种关系，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成勋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也引发了贫富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道德危机和诚信危机显露、劳资矛盾突出等社会矛盾。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本底线问题，即：(1)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2)必须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合法的经济权益；(3)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突破了改革的成本底线，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李炳炎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误导的国企私有制改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必须重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仅让工人群众走出困境，而且让他们尽快富裕和强壮起来，不仅要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全过程中保护工人阶级的权益，而且要从战略上将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培育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陈少晖教授认为，在中国资本稀缺和劳动力过剩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和私营企业中“强资本”与“弱劳动”严重对立甚至冲突的劳资关系格局。整合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理性选择应是新合作主义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模式，其基本思路分为两个阶段，即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近期目标和构建以新合作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主协调机制的中长期目标。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系主任王楚明教授分析了世界劳资关系的演进及其当代特征、中国劳资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指出了中国劳资关系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劳工运动的理论及各国的实践
美国共产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明尼苏达大学欧文·马奎特(Erwin Marquit)教授认为，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一直把工人阶级视为其阶级基础，把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其政策方向。这些团体特别重视吸收工人阶级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并致力于动员这些工人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阶级斗争。然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是那些没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人群的一部分。随着从事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以及服务业的工人数量的激增，这些工人是否和产业工人具有相同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的惟一标准，是这种劳动必须是在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情况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流行一种观点：所有的剩余价值都是在物质生产行业中产生的，因此，只有该行业的工人罢工才能强制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妥协让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应当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水平高低为中心去考虑劳动力政策。相反，他们应寻找这样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中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以及该部门劳动过程的社会化特征能使最多的工人被发起从事积极的阶级斗争。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院艾尔·坎贝尔(Al Campbell)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旨在为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提供一个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但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遭受了严重的歪曲。因此，普遍理解和接受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资本主义、异化和人性的基本正确的认识，将有利于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活动。同时，世界革命运动如能吸收对资本主义和推翻它的力量基础的科学理解，那将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有多种方式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仅仅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更为深刻的见解，而并不是任何最终的结论。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主任赵磊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表明生产力标准可以成为一切事物的惟一衡量尺度，生产关系标准从此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用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工人阶级的“五化趋势”并未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性质。“中间阶级”的扩展实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正日益融入“被雇佣者”或“出卖劳动力”的队伍之中，日益具有“共同阶级或阶层”的特征，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意义上都是“无产者”。
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院长张新平副教授认为，“异化劳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异化的实质，从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为资本家所掠夺、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的地位这个现象入手，分析劳动异化问题，然后从异化劳动入手，科学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因此，理解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就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锁钥。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郑彪教授指出，在当代世界的诸种矛盾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具有本质意义，全球化不过是这一矛盾的华丽外套。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分析，就必然模糊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甚至把美国倡导和推动的全球化当成我们的“主旋律”来唱，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滑向“全球化陷阱”。目前在中国社会形成阶级和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根据现实条件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或阶级矛盾理论），妥善处理劳资矛盾、公平和财富（效率）问题，才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有效地推向前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教授认为，和谐社会也会存在劳资关系，私人企业主与雇工也会产生利益矛盾，只不过是和谐社会能够有效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双方的合理权益，缓和、化解矛盾，使之不至于尖锐对立、冲突、对抗。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完全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只是由以往强调武力斗争转向现在注重改革协调，纠正和防止过去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简单化、片面性。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蔡秀玲教授指出，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正作为一种前沿力量推进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层”思想，对于审视中国当前中间阶层的现状，指导中间阶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郭铁民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劳资问题日益突出。解决劳资问题，构建新型劳资关系，需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多方面统筹兼顾，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包括加强立法，规范劳动合同；建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提升劳动者的谈判能力等，同时还要从企业文化和管理的高度出发，提高私营企业主的自觉意识，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树立雇主品牌的重要过程。
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颜鹏飞教授指出，工会运动状况是劳资关系的晴雨表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又是现代社会的社会“轴心”。转型期的中国工会应该解决“什么是工会，它代表了谁，维护什么、怎样维护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工会运动的具体实践、政策和理论，根据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会和劳资关系理论及政策体系。
四、现代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和现实分析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许兴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看作现代社会赖以旋转的轴心，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几个错误理论，分析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积累的规律”与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之间的区别，并探讨了劳动生产力提高对劳动力价值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以及货币的相对价值及其对工资的影响等问题。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天德教授认为，《资本论》第1卷的发表为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把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降，并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尽快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是时代的要求。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张忠任教授认为，转形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是否存在能够满足“总计一致2命题”的一般转形模型。BSZ转形模型为肯定转形问题提供了一个证明。通过分析，他找到了萨缪尔森转形模型与马克思转形模型之间的一条足够宽的通路，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承认萨缪尔森转形模型，即便排除并不能构成障碍的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问题，还必须认可劳动力是“亚商品”。这在理论上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李济广教授认为，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劳动一个要素创造的。劳动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不是财富的源泉。非劳动要素所有者能够参与分配，仅仅在于非劳动要素是价值形成与使用价值创造的条件。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客观上要求一切财富由全体劳动人民所占有，或使资产者的利益限制在引致投资所必要的范围内。
湖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胡茂成教授认为，马克思彻底分析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往往容易把剩余价值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走出认识的误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泉弘志(Hiroshi Izumi)教授指出了经济研究中总劳动账户的重要性。他将总劳动账户应用于剩余劳动的研究，通过数量和实证方法得出结论：日本在快速增长时期的剩余价值率有明显的提高；小买卖中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率会高于在大商业的剩余价值率；不仅雇佣劳动者，还有自己经营的劳动者都会很大程度地被资本剥削；日本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率低于美国，高于韩国（至1985年）。他将总劳动账户应用于生产力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总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高于总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他用总劳动账户通过国际比较对总产品量或经济规模量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规模相比，如果用与国际平均总劳动量相对应的价格来比较国际容量，中国相对经济规模会大于使用现行价格得到的结果。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铮教授指出，珠三角等地出现的“民工荒”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之间永远是一对难解的矛盾。而农民工的工资作为特殊类型的要素报酬，具有其特定的内容，突破工资内涵的要求底线，农民工只能选择用脚投票，“民工荒”是农民工利益比较的理性选择。“民工荒”表明农民工的利益缺乏制度保障，这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相悖的，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强化保障农民工利益的制度安排。
福州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周小亮教授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分析了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的关系。他认为，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所有制关系，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基础是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我们必须在利益兼容思想下构建新型的企业收益分配制度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整。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宏洛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是代表和体现劳动者利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转型期的中国调整多元复杂的劳动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利益协调型的和谐劳动关系目标模式，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一切协商和谈判都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在法律、契约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下开展。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孙月平教授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工资的本质为工资集体协商拓展了空间，产权交易理论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依据，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工资集体协商设立了标准，并提出了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对策，即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法律体系；建立具有独立性和代表性的工会；选择恰当的工资集体协商结构；立法保障罢工权；强化法律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中保博士认为，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按劳分配并不会自动实现，因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直接通过测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是难以准确衡量的。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间接方法，即通过市场中企业间的有效竞争和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来促使劳动者的收入逐渐向其创造的价值量收敛，从而实现企业公有性与效率的统一，并保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下的宏观经济比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制度下的宏观经济更可持续、更快、更科学地向前发展。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部讲师刘俊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个世界性现象，但制度性分割则是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解决劳动力市场多层次的分割问题，应遵循着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先易后难的路径，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日本独协大学经济学系讲师山下裕步(Yuuho Yamashita)提供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增长模型以研究富人和穷人之间资源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劳动力通过竞争性劳动市场进行交易的假设前提下，这个模型能够确定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途径，但资本积累的个人途径，也就是说个人资本的积累存在不确定性。
日本独协大学经济学系藤山英树(Hideki Fujiyama)助教认为，劳资关系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信息工业和软件经济的发展使劳动者能积累人力资本，并在与资本的对抗中开始有了讨价还价的能力，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包括资本和劳动的协作）变得很重要，但这种协作无法通过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来实现。他分析了对称协作博弈中的均衡选择问题，表明帕累托效率和风险占优之间存在对立，并进一步分析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公司内的协作问题。
此外，古巴哈瓦那大学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兹(Luis René Fernández-Tabío)研究员、墨西哥国立大学路易斯·山德瓦·拉米雷斯(Luis Sandoval Ramírez)教授、意大利贝加莫大学乔凡娜·沃特娃(Giovanna Vertova)博士、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博士、老挝计划与投资委员会塞班迪斯·英斯斯恩麦(Sthabandith Insisienmay)副研究员、日本比治山大学佐中忠司(Tadashi Sanaka)教授、阪南大学尼寺义弘(Yoshihiro Niji)教授、京都大学让—克罗德·迈斯瓦那(Jean-Claude Maswana)博士、迪米特·萨沃夫·依阿那佐夫(Dimiter Savov Ialnazov)博士、硕士研究生金江亮(Ryo Kanae)、森本壮亮(Sosuke Morimoto)、刘洋、日本京都经济短期大学增田和夫(Kazuo Masuda)、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博士研究生柳小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教授、吉林大学纪玉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薛宇峰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副总编段钢博士、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等均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与会者普遍认为，20多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因而当代世界的劳资关系进入了新的博弈阶段；只要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改变，劳动阶级就必然要起来摆脱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受奴役的状况。追求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是当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论坛闭幕式上，大卫·科茨教授宣读了本届论坛的共识宣言，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有责任回应“工人阶级消失论”、“公有制可有可无论”等各种错误论调，有责任为世界工人阶级的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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