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北发现的天师经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师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授箓是道教特有的仪式活动。“箓”字义同“录”，指记录神祇名讳、形象、部属以及符咒等其它相关内容的文书或簿籍。按照道书的说法，箓上神祇及其部属官将吏兵皆由气化而成，箓、气、神本质相同。箓的基本功能有三：一是作为入道和晋升法职的主要标志，二是防身保命，三是召神行法。①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道箓可能起源于汉代谶纬的“图箓”(或称“箓图”)。②道士所受之箓有如帝王所获天降祥瑞(包括宝石、玉、剑、镜等实物和图箓等)，后者可以证明帝王统治合法或确认帝王得受天命，前者可以证明受箓人已合法取得召神之权力并受箓上神祇将吏之保护。③就这一点来看，道教授箓仪式借鉴了古代的天降祥瑞说及其理论依据天命论。 道教中与箓密切相关的是符和经。箓与符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故通常连称为“符箓”。④箓与经也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中古时代的道教传授仪式是经、戒与法箓合并授受，⑤宋代以后又将经与箓搭配使用，故也将箓与经连称“经箓”。箓还常与修饰它的字眼组成复合词，如“法箓”、“宝箓”、“秘箓”、“神箓”，等等。 道教史上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箓，其中天师道(又称“正一道”)传行的正一箓(又称“正一法箓”)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名目最多，影响最大。不惟如此，其它道派的箓基本上是仿效正一箓造立的。南北朝隋唐时期，正一箓与其它道箓并行，共同组成初受正一经、戒、法箓然后依序升受其它经、戒、法箓的法位阶次。宋元时期，包括正一箓在内的“三山符箓”——即天师道祖庭龙虎山传行的正一箓、上清派祖庭茅山传行的上清大洞箓、灵宝派祖庭葛皂山传行的灵宝中盟箓——占据显赫地位，并经历了由“鼎峙”到“混一”再到龙虎山张天师“提举”或“主领”的历史过程。⑥明朝虽然废除天师称号而改称“真人”，但同时又敕命符箓由张真人“专出”，禁止旁人“私出”。⑦自此以降，诸阶道箓尽归诸龙虎山天师门下，总名之曰“正一法箓”或“正一箓”。清朝延续了明朝对待道教的政策，虽自乾隆时代起不断降低张天师及龙虎山天师府的地位，⑧但天师符箓依然按照旧制在道门传行。但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政治运动或战争使道教遭受严重打击。经过十年文革(1966-1976)浩劫之后，天师祖庭龙虎山和中国各地流传的正一箓几乎消失殆尽。 龙虎山嗣汉天师府自1991和1995年恢复对国内外正一派道士授箓传度以来，因为无箓可授，一直只能授职。为了解决授箓法事名不符实的问题，2000年夏，龙虎山天师府遵照中国道教协会的指示，先后到江西、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收集原始资料，在浙江乐清、福建泉州和江西的修水、波阳、贵溪等地收集到一批遗存的法箓。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征集到江西省修水县正一派火居道士戴祥柳道长收藏的四部老箓，即专门授予道士的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和大洞箓。此事在次年的道教教内刊物《中国道教》和《龙虎山道教通讯》曾有短讯报道，⑨不过学术界似乎一直罕有人注意。 最近几年，笔者在调查研究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的过程中，因发现该坛收藏的一部法箓购自邻县修水县戴祥柳道长，遂亲自前往修水调查，结果有更大和更惊人的发现：戴道长不仅藏有大批称为“天师经箓”的正一箓，而且还在实际传行。修水县和铜鼓县地处赣西北偏僻的山区，两县在明、清二朝属于同一个州，民国初才分别单立为县。笔者能在这些地方发现濒临失传的正一箓，说明古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的确很有道理。如果说，龙虎山天师府征集到戴祥柳收集的老箓是道教界的首次发现，那么笔者得睹其所藏大批天师经箓则是一次再发现，也是学术界的首次发现。 二、发现经过 2008年底，笔者受香港中文大学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之托，负责编辑《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⑩一书的初稿。书稿由显应雷坛掌坛人戴礼辉道长口述，当地民间知识分子蓝松炎先生执笔撰写。一开始笔者就注意到，初稿对授箓奏职过程记录甚详，但并没有谈到箓的样式。至于箓的来源，初稿也是只字不提，后来应我们要求作者才在打印校对稿上用红笔手批说明：“经箓一部应从龙虎山购买，经张天师洒净为佳，现在购买的是修水县上杭戴祥柳家中所藏雕板印制的箓文。戴祥柳属道士世家。”2010年5月，因校对和修改书稿之需，劳格文偕同赣州市博物馆研究员刘劲峰再次去戴礼辉道长家拍摄了一批科本，包括他收藏的唯一一部五雷箓和祖传填箓秘诀。这次笔者因生病未能亲自前往，但后来列印了劳、刘带回的全部照片，仔细阅读。笔者很快发现，戴礼辉所藏五雷箓中有一张夹纸(见下图)，抄的是五雷箓目录，抄者署名为“修水县马坳区上杭乡老庄村戴祥柳”。
这就完全印证了初稿中作者的批注，表明戴礼辉所藏五雷箓的确购自戴祥柳。不过，当时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戴礼辉道长并不愿意提供详细情况，也不愿将笔者引荐给戴祥柳道长。笔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2012年7月通过戴祥柳的香港徒弟陈玉连道长及其师弟许世聪见到了他本人。随后笔者对戴祥柳道长所藏天师经箓及其授箓法事作了一系列调查，有了初步的了解。 三、戴祥柳生平履历与天师经箓的来源 根据戴祥柳本人的口述和提供的书面材料，在此将其生平履历和所藏天师经箓的来源概述如下。 戴祥柳道长，法名宣道，1948年生。原系江西省修水县上杭乡老庄村第九村民小组村民，1990年迁居县城。出生道教世家，祖先戴玄镇创建戴氏道坛通济堂(在今修水县杭口镇老街赵公殿隔壁)。戴氏道坛属于与清微派有密切关系的“天师科派”，(11)迄今已传承十代，(12)目前由戴祥柳道长掌坛。自幼跟随祖父母长大，祖父戴国宝经常外出做法事，便嘱托伙计或徒弟带他去道堂玩耍，还经常教其敲打道器，久而久之，便学会了帮忙做法事。7岁开始上学，同时跟随祖父做法事、念古书，到15岁已背熟很多道书。1957年由祖父一次性授予五雷、都功、盟威、大洞经箓。1958年全中国开展破除迷信运动，通济堂的神像、科本被烧毁，道具被没收。唯有一部分秘旨、行移由父亲戴静波藏在双层墙壁间而得以保存下来。1962-1965年刘少奇执政，政策开始松动，戴祥柳照样跟随祖父和父亲外出偷做法事。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道士行业被完全禁止，无奈之下，只好跟父亲做了几年伤科医师。1970年祖父去世，临终前再三叮咛父亲戴静波和师叔周筱云，要扶助戴祥柳及其弟祥佑继承祖传道业，因为他们是两块做道士的料，祖上八代都是授箓大师，一定要整理保护好经箓，千万不要失传。说也奇怪，说完这些话时，正好是黄昏时候，一只大蝙蝠飞进来，在祖父房间里绕了几个圈然后飞走。就在此时，他家唯一的一只大公鸡拍了几下翅膀，与祖父一同咽下最后一口气，告别了人间。当时就有传说，祖父骑着凤凰升天了。 祖父去世后，又拜师叔周筱云道长为师，学习清微派的法术科仪。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政策再次松动，戴氏父子又干起了老本行。他们牢记祖父的临终遗言，锐意掇拾文革劫难之后残余的天师经箓，恢复授箓法事。戴祥柳道长与父亲和兄弟同心合力，从各方曾抄录过戴家科本的其它道坛誊抄、收集大量科本，整理出部分残存经箓。自1980年起开始给当地的散居正一派道士授箓。当时箓文不全，只能授最低的都功箓。同时前往本省其它地方和福建、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向需要受箓的道士出售残存经箓的复本，趁此多方打听，从一些民间道士手中购买收集了遗存的经箓。戴道长汇集众家经箓，将图文有残损的地方尽可能通过比对进行修补复原。为方便保存和法事之用，戴道长还请人依照所藏经箓的样式，重新雕刻了一些箓板(13)。1985年12月为祖父墓除灵做3天法事，同时由传度师周筱云给他重授箓，并给兄长祥宗和兄弟祥佑授箓。1989年父亲和师叔相继仙逝，戴道长遵循前辈教诲，夜以继日，将所有经箓及相关资料整理完毕。次年迁居修水县城，有铜鼓、武宁、万载、宜春、安福等县的道士专程前去请他授箓，一致称其道术高超，名不虚传。 1999年修水县道教协会成立，他遵照县统战部的要求，同意将专门授予道士的四部老箓无偿奉献给龙虎山天师府。次年应邀参加了中国道教协会在上海举办的经箓研讨会。2001年在天师府举行了赠送天师经箓交接仪式，天师府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回赠天师像一尊和题匾“天师殿”一块。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将其款留北京研讨天师经箓，并赐赠“护持经箓，功德无量”八字。张会长非常佩服戴道长精熟箓文之程度，称在当代实属罕见。《中国道教》和《龙虎山道教通讯》均在当年发表短讯，报道其事迹。自此以后，龙虎山天师府主要根据戴祥柳赠送的老箓进行整理，十年后印制了初阶道箓《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全宗并真正恢复了授箓，改变了过去正一授箓法事有职牒而无法箓可授的状况。 戴祥柳曾任修水县道教协会副会长，自2003年起连续两届当选为县政协委员。2004年在城边良塘仙姑岭上买下一片洼地，重新建起普济道院(民国时代的修水普济道院已毁)，并任道院住持。 四、天师经箓的名称和种类 根据戴道长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和他出示的原件，他总共收藏27种天师经箓，包括童子箓、伏魔箓、真武箓、天医箓、文昌箓、升神箓、血湖箓、六壬戒箓、求财箓、延生箓、七元箓、三元箓、观音箓、妙戒箓、应感箓、玄女箓、净明真戒箓、拔亡箓、十王箓、大符箓、小符箓、大黄箓、小黄箓、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大洞箓。《受箓玄机》简要列述了这些经箓的名称、授予对象和功用，如童子箓是“不满大运的男女孩童佩受。受后可解散关煞，消除厄难，保护孩童，无灾无难，无啾唧病疾，年庚巩固，寿大根深，易长成人。” 上举诸箓都是简称，它们都有全称。全称一般题于箓首，也见于授箓指南《天坛玉格》和受箓人所受阴阳文凭等相关文件。如都功箓全称“太上三五都功经箓”，盟威箓全称“太上正一盟威修真经箓”，五雷箓全称“上清三洞五雷经箓”，大洞箓全称“上清大洞经箓”，玄女箓全称“金阙昭凝九天洞仙妙道玄女保仙秘箓”，净明真戒箓全称“无上玄元灵宝自然净明宗师玉符秘箓”，文昌箓全称“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真武箓全称“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秘箓”，伏魔箓全称“太上正一天灵伏魔斩邪秘箓”，妙戒箓全称“太上正一洞元灵宝金箓度命九真妙戒秘箓”，延生箓全称“太上正一北斗延生保命妙箓”，七元箓全称“太上中天北斗七元星君秘箓”，大黄箓全称“太上洞玄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几宫预修黄箓”，天医箓全称“药王会上历代圣师功效护身天医宝箓”，观音箓全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秘箓”，求财箓全称“上清正一金轮如意求财得福转运宝箓”，等等。 又，上举诸箓有的箓包含几种箓，其名称相当于总称。如童子箓包括四种箓，分别是太上正一解童子三十六关秘箓、太上正一童子将军护身秘箓、太上正一护童斩邪华盖秘箓、太上正一释童五音咒诅秘箓；升神箓包括四种箓，分别是都功升神箓、盟威升神箓、五雷升神箓、真武升神箓；三元箓包括三种箓，分别是高上神霄敕赦宝章上元天官辅化秘箓、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中元地官辅化秘箓、高上玉清敕赦宝章下元水官辅化秘箓；五雷箓包括三种箓，分别是上清三洞混一成真五雷洞真宝箓、上清三洞飞仙上阳五雷洞玄宝箓、上清三洞飞魔演化五雷洞神宝箓；大洞箓包括八种箓，分别是上清大洞元始普箓、上清大洞上皇玉箓、上清大洞流金火铃秘箓、上清大洞摄山精图秘箓、上清大洞龟山元箓、上清大洞飞行三界秘箓、上清大洞琼宫灵飞箓、上清大洞曲素诀辞箓。 上列经箓中，最后四种箓专门授予道士，由低到高分四个等级，依次授受。其余的箓传授对象不一，包括普通信士、道士、亡人和神明在内。其中有专门授予儿童的童子箓，授予女性的玄女箓和血湖箓，授予亡人的拔亡箓、十王箓、大符箓、小符箓，授予孤魂野鬼的小黄箓，授予神祇的升神箓，授予六壬门弟子的六壬戒箓。 这些经箓除授予对象有分别之外，主要差异在于功用各不相同。戴祥柳道长珍藏的手抄秘籍《经箓元(玄)机》也简要列述了诸阶经箓(其中包括华盖箓、咒诅箓、玄坛箓、迁山箓、鲁班箓、祈嗣箓、中盟箓、紫微箓、诸天箓、八宝箓、考查箓等未见戴祥柳收藏的箓)的功用，与《受箓玄机》所述大体一致。如原文称：“其曰童子箓，关煞可以解除，根基为之巩固”。 最后有必要说明几点：一是《受箓玄机》列出的大黄箓系中华民国道教会收藏、丁煌校录之《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的复印件，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赠送，已被人盗走；二是戴祥柳还藏有《受箓玄机》未列出的两种箓——阶位比大洞箓还高的三清三洞箓(14)和可以作为其它箓之附赠文件的东岳府掌七十二司秘箓；三是有些箓并非完帙，如盟威箓缺《太上正一盟威修真玉经》三卷，与大洞箓之八箓相配的八经不齐全，等等。 五、天师经箓的内容和形式 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大部分内容丰富。例如，他使用的授箓指南《天坛玉格》记载都功箓目录如下—— (1)太上三五都功版卷职箓 (2)太上三五都功治祭酒妙经 (3)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法词 (4)环契 (5)谒简 (6)红黑贡炁 (7)职牒 (8)职印 (9)虚无自然金符箓祖 (10)天府颁恩赐福文凭 (11)地府灵光免罪文凭 (12)水府通灵解厄文凭 (13)阳府捍厄延禧文凭 (14)正一道祖延寿金章 (15)太上颁降通津水程 (16)太上三天玄都总诰 (17)上帝勅赐免罪金牌 (18)上帝勅旨照身文凭 (19)上帝勅旨冥途岸程 (20)昊天玉皇宥罪勅赦 (21)昊天玉皇请恩御表 (22)玉皇颁降五雷仙秩 (23)先天无极照会通关 (24)都天无极金函御诏 (25)南极长生延龄寿书 (26)上帝勅赐随身支粮 (27)上帝勅赐口粮关文 (28)上帝勅赐起马关文 (29)上帝勅赐千里云马 (30)四驿火牒 (31)十宫总牒 (32)十宫阴牒 (33)二十四狱总牒 (34)真凭实据左右牒 与其它各阶经箓目录比较可知，天师经箓一般由箓本身和与箓相配的经、请法词及各种附属文件组成。狭义的箓仅指箓本身(箓本身由箓首法辞(15)和该箓图文构成)，广义的箓则应将经、请法词和附属文件也包括进来。在此尝试归纳一下，一部天师经箓包括以下共通要素： ①经箓法词 即与箓相应的经(如上举都功箓目录中的第2项，以下皆以都功箓目录为例，为求简便，仅标明序号)、箓本身(第1项)、请法词(请求授予经箓的词文，第3项)。 ②合同文凭 此所谓“合同”指授受双方的传度盟约，形式是同样盟文左右各一道，有符居中，从中剖分为二，授受双方各执其一，日后可凭此验证双方是否违盟犯约，故名曰“券契”。(16)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一般将合同分为“合同环券”和“合同券契”两种，总名“环契”(第4项)。 此所谓“文凭”(第34项)，指受箓凭证，又称“真凭实据”。文凭如合同一样剖分为两份，一曰“阳凭”，由受箓人自己封存，归真时随身安葬；一曰“阴凭”，授箓时焚化，呈寄神界衙门。 ③牒印谒简 证明法职身份的文件，包括职牒(第7项，此所谓“职牒”又称“职帖”，与龙虎山嗣汉天师府颁发的“万法宗坛”职牒名同实异，后者相当于戴氏天师经箓中的文凭)、职印(第8项)、谒简(第5项)。 ④金符箓祖 全称“虚无自然金符箓祖”(第9项)或“虚无自然六合通天金符箓祖”，内容是三清道祖圣像、历代天师圣像及其赞诗。称“金符箓祖”，示诸阶经箓出自天师门下之意明矣。 ⑤仙简旌封 此所谓“仙简”指证明得获神祇赐福、赦罪、解厄、延寿或神赐通关护照的文书(第10—28项)。 此所谓“旌封”指证明得获神赐装备的文书(第29项)。 ⑥功德火牒 此所谓“功德”系“功德文牒”之简称，指证明冥府十宫或二十四狱赦罪的文书(第31—33项)。 此所谓“火牒”指通启召役低级神明(包括司命、箓中仙官、社令、本境城隍主者)的文书(第30项)。 上列文件除经箓法词之外，其它附属文件总称“附赠”、“附卷”或“附尾赠卷”。 又，除共通要素之外，有的箓还包括特有的内容，如上举都功箓的红黑贡炁(第6项)即为其例。 戴祥柳出示的天师经箓大都系箓板刷印的纸质墨色文件(也有一部分系将箓板刷印件缩小复印制成)，纸底颜色或黄或白。各道文件均由纸幅折迭而成，用纸甚多之大宗文件则粘连之。同一种箓通常捆扎在一起存放，外面题上箓名。同一道文件的复本也存放在一起，随时可以取用。 诸阶经箓都有文有图。箓本身和相应的经一般都是图文参杂，前者之图以符居多，后者主要是神图。各种文书中，插图较多的是金符箓祖，其它文件多是图、文各一道配合使用(如上举都功箓目录中的第10—29项)。 箓板刷印的天师经箓还须在授箓之前和授箓过程中填写，才算内容齐全。根据戴祥柳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须按《天坛玉格》的规定推算俸禄、爵品、法派、职衔、花号、心印、奉教坛靖、元辰、元命、星君、飞星、过度、帝宫、治炁、三祖、三师、三清、三天、三元、五老、三化、八治、三行、六句、五衣、三会、五腊、四祭、六太、十八朝谒、黄道等事项，用墨笔填写文字中间的空白，或用朱笔画符，或圈点图文，或加盖法印，或彩色染着，等等。尤其须准确填写的内容是，每份箓文呈寄何衙门，差何帅将递送，受理神祇名位衔额为何。如按照戴祥柳使用的《天坛玉格》，上举三五都功版卷职箓须“差先天副将余将军，捧诣天曹权衡全量功德院，呈进圣师天曹界内主掌权衡全量功德主宰高真圣前”。窃以为填箓至少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确保呈寄神界衙门的授箓法事信息(包括受箓人姓名、出生时间、籍贯、由何星君主照、受箓日期、所受何箓、所受职衔等级，等等)准确无误，避免神界弄错档案，保证各道文件顺利呈寄神界诸衙门；其二是促使各道文件生效或灵验，避免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纸空文。填箓乃道门内秘功夫，非口传亲受很难懂其诀奥。 经过填写的各道文件还须按照所呈衙门及所差遣帅将分别攒集包封，用纸带将其与呈箓表、呈箓疏、呈箓箧皮和箓封函捆束起来。 除阳凭、职印、关文等少数文件可留坛供奉至受箓人归真羽化之时，其余文件均须在授箓时焚化，以呈寄神界诸衙门。 六、戴祥柳主持的授箓法事 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并不是故纸堆，而是经常在他主持的授箓法事中实际运用。30多年来，戴道长已给众多道士和普通信士授过箓。受箓者不限于赣西北地区的道士，还包括北京、上海、青海、广东、香港和台湾等地的道士或信士，其中有一部分人已正式拜其为师。目前经常随从他授箓的坛班道士主要包括兄弟戴祥佑、长子戴林生、女婿利祖平、侄子郭佑忠以及广州弟子李滔祥，法事音乐临时聘请当地民间乐手负责。戴祥柳一般都在修水普济道院授箓，有时也应邀赴外地宫观坛场给道士和信士授箓。戴氏的授箓法事兴隆，收入颇丰。 2012年下半年4个月内，笔者三次应邀去现场观察了他主持的授箓法事。 法事之一(17)：9月上旬，戴祥柳偕同广州弟子李滔祥在广东东莞玄缘观为其香港弟子陈玉连的女儿做了一天的治病法事。患者本人并未到场，由陈玉连代做信人。这场治病法事的特点是治病与授箓结合，除采用道教治病法事常见的仪法解禳度厄之外，戴祥柳还给患者授天医箓和延生箓，颁给阳凭一道，付身佩照。 法事之二(18)：9月下旬，戴祥柳在修水普济道院为来自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授箓。这对夫妇不仅自己受箓，还代全家另外5口人(包括7个月大的女儿)受箓。据说女信人先前因久不怀孕，受过观音箓，心想事成，喜得千金，深感灵验，故夫妇二人又代表全家前来更受它箓。这场授箓法事历时二日：第一日的仪节包括闹坛、颁师、请水、请印、封厨、涤秽、借地、禁坛、勅水、点将、开光、正告、颁赦；第二日的仪节包括豫禳、化箓、解关煞、传度、朝告谢朝、拨将分兵、挂勘、签押、谢神。 法事之三(19)：12月圣诞节之前，戴祥柳在香港玄妙道观为观主陈建业及香港信士共47人授箓。玄妙道观位于九龙大角咀，是一个私家道坛，上面提到的东莞玄缘观是其分坛。观主不仅经办本次授箓法事，而且本人是受阶位很高的大洞箓。其他受箓人基本上是普通信士，根据各自需要选择受不同的箓，如受天医箓以治病、受求财箓以致富，等等。陈观主还特地安排其小侄子受童子箓，保其顺利成长。法事历时二日，由于道坛空间狭窄，观主安排大部分受箓信士第二日正式传度时才到场。戴祥柳及其随班人员所做授箓法事虽因地制宜有所简省，但重要仪节绝不敷衍，表演得相当完整精彩，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戴祥柳传承了祖传清微派授箓法事。他佩用的科仪抄本《清微正宗》由其曾祖父戴文瑞(号竹平，民国修水县举道教研究总务长)作序，其中列载三日授箓法事节目(原抄本称为“坛规”)及各出法事所用文书等物件或相关说明文字。例如，首日包括请水、请印、封厨、涤秽、借地、勅水、卫坛、正告等节目，其中请水节目须采用颁师词文、龙泉水引、请水疏文和花坛一只。 综观科本记载和现场观察，戴祥柳主持的授箓法事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基本遵循传统授箓法事程序，但为适应现代社会，也作了适当的简省和改编。例如，过去授箓是传度与斋醮结合，现在是大大简省斋醮仪节，以传度为主；在香港授箓简省了封厨仪节，因为没有厨房或厨房太小；不再沿袭过去传度时师傅给受箓弟子吃过口肉的陈旧陋仪，改为师傅与受箓人各吃一只鸡腿，等等。 ②无论掌教科事(高功法师)戴祥柳还是随班道士，都很熟悉法事过程，一般不照本宣科，说、唱、念、做颇有功底。 ③呈经化箓过程中使用的行移文书比较多，包括《查验公文》、《自呈口意》、《寄马札文》、《请法表》、《呈箓表》、《呈箓疏》、《证因表》、《呈勘表》、《开箓光疏》、《安凭疏》，等等。 ④受箓人大都是火居正一派道士、普通信士，也有少数全真派道士(20)。 ⑤受箓人通常不止受一种箓，同时受道士箓(特别是都功箓)和信士箓(特别是七元箓、文昌箓、真武箓、求财箓、天医箓等)的大有人在。 ⑥受箓人获得的折迭本文凭(即题名“真凭实据”的阳凭)内容丰富，展开乃长幅图文，非常吸引人的眼光。 七、天师经箓研究价值举证 经过初步调查研究，笔者认为戴道长所藏天师经箓不仅可补传世明《道藏》和已刊藏外道书之阙，而且可资印证和解释《道藏》及藏外文献中有关道教法箓的一些记载，是研究道教授箓仪式及其历史演变的实物证据。在此粗举若干例子来说明，详细讨论留待将来。 (一)明代藩王朱权(21)《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正一诸品法箓”条(22)列述34阶法箓之名称和功用，其中有17阶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相合。它们是：(1)太上正一盟威修真延生秘箓一部三卷(=戴氏藏盟威箓)；(2)太上三五都功版券职箓1阶(=戴氏藏都功箓)；(3)太上中天北斗七元秘箓1阶(=戴氏藏七元箓)；(4)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秘箓1阶(=戴氏藏真武箓)；(5)太上延生保命护身秘箓1阶(=戴氏藏延生箓)；(6)太上正一童子将军护身秘箓1阶(=戴氏藏童子箓)；(7)太上北帝伏魔神呪杀鬼秘箓1阶(=戴氏藏伏魔箓)；(8)太上洞玄灵宝预修九真妙戒秘箓1阶(=戴氏藏妙戒箓)；(9)太上洞玄灵宝金箓度命生身受度十宫东岳预修黄箓一部总22阶(=戴氏藏大黄箓)；(10)上清大洞回车毕道秘箓一部八卷(=戴氏藏大洞箓)；(11)上清三洞混一成真飞魔演化飞仙上阳五雷秘箓一部(=戴氏藏五雷箓)；(12)太上敕赦登真受道金液炼形生天宝箓1阶(=戴氏藏拔亡箓)；(13)高上神霄敕赦宝章三元三官辅化宝箓一部(=戴氏藏三元箓)；(14)灵宝升玄济度血湖保生真箓一部+(15)灵宝升玄济度血湖拔亡真箓一部(=戴氏藏血湖箓)；(16)太上九天玄女斩邪秘箓1阶(=戴氏藏玄女箓)；(17)高上大洞九天开化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一部(=戴氏藏文昌箓)。《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可以直接证明，戴氏所说的“天师经箓”就是道书习称的“正一法箓”或“正一箓”。虽然“天师经箓”这个说法并不见诸文献记载，但分析它的内涵可知，它与“正一法箓”或“正一箓”名异实同。一方面，“天师”与“正一”密切相关，两个词可以互相指称；(23)另一方面，用“经箓”一词来称“法箓”或“箓”也有其道理。《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在“正一诸品法箓”条之后又紧接“正一诸品仙经”条(24)，并在列举经目之后概述了经之来源和经、箓之关系：“已上真经，丹台玉笈，云篆天书，太上所宣，天师所受。经乃箓之体，箓乃经之用。可相有，不可相无。既参法箓，更佩真经，体用一源，人己兼善。”戴氏收藏的天师经箓绝大部分都是箓、经相配(如与都功箓相配的经是《太上三五都功治祭酒妙经》，与五雷箓相配的经是《上清三洞开天封雷禹步制魔神咒妙经》，与延生箓相配的经是《太上正一消灾延生保命真经》，与观音箓相配的经是《南无广大灵感观音大士救生妙经》，等等)，有力印证《天皇至道太清玉册》的经体箓用说(25)有事实依据，并非向壁虚造。而且也可以据此判断，“正一诸品仙经”是与“正一诸品法箓”相配的经目(如《上清太洞三十九章真经》与“上清大洞回车毕道秘箓”相配，《太上正一盟威修真玉经》与“太上正一盟威修真延生秘箓”相配，《太上北帝伏魔神咒妙经》与“太上北帝伏魔神呪杀鬼秘箓”相配，等等)，惟所录经目较少，有不少箓无对应的经。 (二)明《道藏》正一部收载出自明代的五种正一箓——《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DZ 1213)、《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DZ 1214)、《太上北极伏魔神咒杀鬼箓》(DZ 1215)、《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DZ 1216)、《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DZ 1217)，其中前四种分别与戴祥柳收藏的真武箓、文昌箓、伏魔箓、延生箓逐一相合。明《道藏》五箓附载《请箓法词》，内容格式与戴氏所藏天师经箓的《请法词》(如《太上三五都功治祭酒箓请法词》)大同小异，二者均列具三种“三师”(即最初三代天师、经籍度三师、临坛法师——证盟师或引进师、监度师、保举师)名讳。《道藏》五箓所列“经籍度三师法讳”分别是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其中度师张宇清殁于1427年，表明这些箓在明朝初叶已由龙虎山颁行天下。戴氏藏《请法词》所列三师名讳分别是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晸、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表明戴氏所藏天师经箓的使用年代早不过清末民国时期，但因为与《道藏》五箓内容近似，所以可以溯源至明初。 又，《道藏》本《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还假托天师正应先生说：“第法箓传世寝远，乃选良匠锓木成书，以久其传。”(26)据此可知，戴氏所藏天师经箓之所以采用板刻样式，显然承袭了明朝以来天师祖庭龙虎山的做法。(27) 又，明《道藏》所载五箓主要记载箓本身和请箓法词，并未说明具体如何使用，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些问题。例如，戴氏藏真武箓是与《太上元始天尊说真武灵应护世妙经》配合使用的，此经正是明《道藏》收载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DZ 27)。但因为明《道藏》限于体例，将《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分开雕印，割裂了真武箓和真武经的关系，现在只能参考戴氏所藏真武箓才可以明白这一点。 (三)戴祥柳所藏延生箓与明《道藏》本《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大体相合。明《道藏》中另外两部中古天师道经典也收录延生保命箓：一是《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DZ 1208)卷六“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品”，二是《太上正一盟威法箓》(DZ 1209)中的“太上保命长生箓”，但与前两者文字内容差别甚大，表明自中古至明代此阶法箓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一一五“经传部”引录杜光庭(850-933)所著《墉城集仙箓》，其中记载唐玄宗时剑州女冠王法进得受正一延生箓，丁培仁认为王氏所受之箓即《道藏》本《正一延生保命箓》，故断定后者唐代以前已有流传。(28)此说疑误。窃以为王氏所受之箓属于中古时代流传的正一箓，可能比较接近《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或《太上正一盟威法箓》中记载的延生保命箓。 又，戴祥柳所藏童子箓与中古时代流传的仙灵箓(即童子若干将军箓)(29)在授予对象和名称方面互相一致，但前者的内容组成(包括太上正一解童子三十六关秘箓法词、太上正一童子将军护身秘箓法词、太上正一护童斩邪华盖秘箓法词、太上正一释童五音咒诅秘箓法词、太上正一消灾保命延生童子妙经法词、太上正一解童子十二命关牒、佑天御皇宥童敕赦、太上正一童子护身保命金牌、先天斗母摩利攴天救生宝诰、先天王母三仙统运度命延生宝诰、天心文曲元真文牒、天朝武曲紫极文牒、南极长生延龄寿书、先天道祖延寿金章、太上正一护童照身文凭、星关二牒、职牒、四驿火牒、十宫三八牒)与后者绝不相同。这说明自中古以迄近代，孩童授箓仪式变革尤甚。 (四)明成祖统治时期解缙等纂《永乐大典》比现存明《正统道藏》早几十年编成，现在尚存六十卷《永乐大典目录》和近八百卷残本。《永乐大典目录》“箓”字号著录多种道箓，包括道书《太上三五都功秘箓》、《正一盟威秘箓》一至六、道书《上清大洞三十九章真经箓品》一至三、道书《上清大洞秘箓》一至六、道书《灵宝中盟箓》一至五、道书《上清三洞五雷经箓》、道书《大洞文昌箓》、道书《正一延生保命箓》、道书《太上北帝伏魔神咒杀鬼箓》一至二、道书《神霄三官秘箓》、道书《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道书《中天北斗七元秘箓》、道书《玄天真武秘箓》、道书《十宫东岳预修度亡黄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道书《灵宝血湖秘箓》一至二。(30)这些道箓名目大都见于前引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正一诸品法箓”条。除神霄正一龙虎玄坛秘箓、太上九牛将军破地迁山秘箓、正一金桥度化秘箓之外，戴祥柳均有收藏。这就再次证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渊源甚早，至迟在明初已经形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列道箓中《永乐大典》尚存《正一盟威秘箓》四，可以考定是明《道藏》经《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的一部分，(31)与戴祥柳所藏正一盟威箓迥然不同。“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是多种正一箓的总称，而不是单独的箓。下面将谈到明朝弘治年间张皇后所受的正一盟威箓就是单独的箓，说明单独的正一盟威箓至迟在弘治年间已经出现。 (五)明朝四十七代天师张玄庆曾于弘治六年(1493)授予张皇后(1470-1541)数阶经箓，其中一道题为《三洞赤文总真仙简》的文件尚存留于世，由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收藏，曾在2000年芝加哥艺术研究所举办的“道教与中国艺术”展中展出。(32)《三洞赤文总真仙简》提到张皇后所受诸阶经箓的名称(包括上清大洞经箓、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正一盟威修真经箓、太上宫大黄经箓、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太上北斗七元秘箓、太上三官辅化秘箓、太上九真妙戒秘箓、太上升玄血湖保生秘箓)，这些箓全都可以在戴祥柳整理收藏的27种天师经箓中找到。《总真仙简》又提到各阶经箓的构成要素(如上清大洞经箓由上清大洞经箓请法词一部、大洞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三洞真文板策、大洞紫白交带、十八朝真谒简、回车毕道灵符组成，正一盟威修真经箓由正一盟威经箓请法词一部、黄白合同环券、法箓照帖、修真职简组成)，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基本一致，惟张皇后所受各阶经箓所含文件更少一些而已。 (六)清代前期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曾在《崆峒问答》中谈到当时流传的33阶正一箓，包括“都功、盟威、五雷、大洞、中盟、三洞、预修、拔亡、延生、伏魔、文昌、祈嗣、保童、血湖、三官、北斗、真武、玄坛、赵侯、玄女、华盖、咒诅、九牛、二十八宿、紫微、自然、神霄诸箓”(33)。按“神霄诸箓”可能就是宋代神霄派道书《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列出的“神霄保仙秘箓七阶”(34)或与其相关，与其它箓合成33阶。这33阶宝箓与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列述的34阶法箓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说明从明初至清代前期正一箓的变化不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中有近20种箓的名称见于朱权和张继宗的著述，基本上可以判定戴氏所藏经箓大部分至迟在明清时代已经流传。 (七)台湾中华民国道教会庋藏台北市商贾许进林1947年所受《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一宗(以下简称“正一大黄箓”)，这是当时寓居上海的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授予许氏之实物。台湾成功大学丁煌教授根据原件编纂了全宗目录，并作了校录和研究。(35)全宗经箓共计243道文件，其中编号047—053《太上洞玄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十宫豫修真经》和编号009—109《太上洞元灵宝金箓度命冥府宫豫修黄箓》是互相配对的经和箓。 虽然戴祥柳并未收集到别本正一大黄箓而只获得丁煌校录本的复印件，但他收藏的其它箓对研究正一大黄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因为各种箓都包含共同要素(详上文)，所以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判定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中一些无题文件的题名。例如，丁煌编目003号假题为《天师牒付许进林执照》，据戴祥柳所藏五雷箓的类似文件(36)，此即正一大黄箓的《职牒》。 其次，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根据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校勘正一大黄箓的文字内容，也可以比较文件形制、格式、图像的异同。如丁煌校录编号162《昊天玉皇宥罪敕赦》行4“三宝开关”，据戴祥柳藏同种文件“关”当改作“图”；行6“霈入弦之化雨”，据戴藏本“霈入弦”当改作“沾八极”；行38“或语言诡谲德行偏和之罪”，戴藏本在行34下；行54与行55之间有“上帝真符”一道，戴藏本缺，等等。 再次，比照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可以看出，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不仅具有天师经箓的共同要素，而且作为大宗经箓，它还包含多种其它箓及其请法词。如编号146《太上中天北斗七元星君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七元箓，编号150《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上元天官辅化秘箓》、151《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中元地官辅化秘箓》、152《高上神霄玉清真王敕赦宝章下元水官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三元箓，编号154《上元三百六十应感天尊神号名讳》(题《三百六十应感天尊辅化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应感箓，编号017《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秘箓》就是戴祥柳收藏的延生箓，编号015则是延生箓的请法词，等等。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根据许氏所受正一大黄箓校勘和研究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例如根据编号006《虚无自然六合通天金符箓祖》，知戴祥柳收藏的同种文件题名脱落“六合通天”四字。 (八)19世纪末台湾新竹道士林汝梅去龙虎山朝圣受职，从六十一代天师手中购得若干道家秘籍，回新竹后建立“正一嗣坛”。《龙虎山师传法派(职箓坛靖/治炁心印)传道》是林汝梅从龙虎山带回的授箓科范手册之一，其中“授箓法职品级”条有云：“上清大洞经箓(正一品衔头)、上清三洞五雷经箓(此正二、三品衔头)、正一盟威经箓(此正四、五品衔头)、太上三五都功经箓(此正六、七品衔头)”。(37)这里的法职品级清楚表明，都功箓、盟威箓、五雷箓和大洞箓应逐阶升授。戴祥柳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正是依此次序排列这四阶道士箓的，完全符合龙虎山旧制。不过，实际上戴氏传承的授箓法事也有越阶而受(38)、重受(39)、同一次受几部箓等变通的情况。 (九)龙虎山天师府获得戴祥柳赠送的四部老箓之后，曾经采访了当时尚在世的“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采访记发表于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网站。(40)这是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采访记，它表明龙虎山天师府在民国以前一直垄断着经箓的生产和销售。除了“私出符箓”、亲赴龙虎山受箓、由张天师或其委派之法官下山去各地给人授箓这几种情况，过去大多数道士或普通信士受箓都须购买龙虎山法箓局委托印制并运送到各地销售的经箓。明清时期国家是明令禁止“私出符箓”的，民国战乱以来龙虎山自顾无暇，才出现了自由私营经箓的现象。 这篇采访记有许多地方可以与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相印证，例如：①可能正是因为民国以降民间社会可以“私出”和买卖天师经箓，所以戴祥柳才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好多地方收集到道士保存下来的经箓。②根据采访记，民国时代龙虎山天师府销售经箓的主要方式是“用手推车推到九江，船运到上海、苏州一带”。修水邻近九江(1985年修水县划归九江市管辖)，修水一带的道士过去很容易买到龙虎山的天师经箓，授受天师经箓已成风气。戴祥柳之所以祖上好几代和他本人都很懂授箓，也知道保存经箓的重要性，与修水历来盛行授箓这一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③采访记提到预修箓(按即大黄箓)、拔亡箓、童子箓、观音箓和文昌箓是民国时代社会流行的几种经箓，戴祥柳都有收藏。其中，观音箓在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著录的34阶正一法箓和清代前期天师张继宗《崆峒问答》提到的33阶宝箓中均未出现，但见于这篇讲民国时期天师经箓制作的采访记和清代光绪年间抄本《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41)，故可推断观音箓大约是在清代中、后期问世的。 (十)明《道藏》和其它藏外文献中还有不少可与戴氏经箓互相印证、补充或说明的资料，包括别处遗存的正一箓(42)、已刊授箓指南《天坛玉格》(43)、填箓秘诀抄本(44)，等等。如明代林丘散人黄恒1424年编《徐仙真录》提到二真君及两夫人受“大洞真经一部八卷、法词一卷、合同环券九付、蓬莱版四面、朝真谒简十八面、紫白交带一付”(45)，戴祥柳出示笔者的大洞箓目录包括经、箓各八卷，与《徐仙真录》所说一致。戴氏大洞箓目录中的其它文件及其数目与《徐仙真录》所记也完全相合，证明戴氏所藏大洞箓至迟可溯源于明朝。按，新出唐代墓志《东京大安国观故观主彭尊师志铭》提到唐朝开元廿七载(739)春彭尊师“诣上清大洞法师萧下，奉受天书玉字灵宝五符、真文、八景、内音之箓也，瑶坛相继，迁受上清八箓、金虎、七元之秘。”(46)据此，上清八箓是比灵宝中盟箓阶位更高的一组箓，至迟在唐代开元年间已经出现，但不清楚八箓的具体名目为何。北宋朱自英1024年撰《章献明肃皇后受上清毕法箓记》提到的上清毕法箓(按即大洞箓)包括“金神二虎八景玉箓、上皇玉讳元始谱箓、流金火铃、回车毕道、三元玉检、九凤灵章、紫纹白带、太微黄书、琼宫灵飞等等，共十一卷”(47)。可见，8卷大洞箓在北宋时曾经增衍为11卷。由11卷复改为8卷箓的时代上下限应在1024-1424年之间。 又如，台湾高雄市永安区杜永昌道长藏《道教杂记》著录“三洞五雷经箓五轴”(48)，江西省铜鼓县戴礼辉道长藏祖传填箓秘诀抄本《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著录“上清三洞五雷秘箓上中下三轴、词文一轴、神咒妙经一轴”(49)，共计5轴，与戴祥柳所藏五雷箓完全相符。 对于道教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在当代正一派道教恢复授箓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他收集、整理和保存天师经箓，天师经箓或许已经消亡，不再流传。戴祥柳通过收集和传授天师经箓，使本家道坛和赣西北的不少民间道坛都恢复了濒临失传的授箓法事。而且因为他将部分经箓赠送龙虎山天师府，龙虎山终于得以改变长期以来只授职牒不授法箓的状况。 对于学术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具有非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应当高度重视。 首先，天师正一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都影响深广，而天师经箓正是此大教派的主要标志。研究天师经箓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复杂隐秘的授箓仪式传统，而且有助于解开天师正一道以至整个道教历史上的一些谜团。其次，戴祥柳事实上已代替道教学者做了田野调查或普查的工作。他收集珍藏的天师经箓不仅种类多、内容完备，而且系海内外其它地方罕见，弥足珍贵。戴氏藏天师经箓就像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是一个真正的道教资料宝库。再次，天师经箓与大多数古代文献不同，它们是仍在传行的“活资料”，研究者若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弄清楚。上文已经举证说明它们对研究古代道教授箓仪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谓明清道教授箓仪式的“活化石”。总之，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洵为道教文化瑰宝，是近几十年来道教田野调查的重大发现之一。 不过毋庸讳言，天师经箓的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戴祥柳深知独家拥有天师经箓的重要性，一般不会轻易出示经箓和相关秘旨。学者很难有机会对经箓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短时间内只能获得片断的知识。原因之二，戴祥柳为防止天师经箓泄露，常会在给别人看的经箓上做些手脚，如只露头尾、掐头去尾、移东就西、颠倒次序，等等。学者若不能详察明辨，很可能会被误导，产生错误的认识。原因之三，戴祥柳收藏的各种经箓多系配补而成，难免有配补不齐或配补失误的情况，所拟目录与原件之间、各道文件之间难免歧出不一，若无别本可参，研究的难度会相当大。原因之四，戴祥柳曾将收集的一部分箓请人刻板复制，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手民之误，板刻箓文非复所获老箓之旧，版本难称善本；而老箓大都已赠送龙虎山天师府珍藏，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寓目。这就给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和不便。原因之五，由于授箓有较大利益可图，戴祥柳曾经出售或传授的天师经箓有相当一部分已被买箓或受箓的其他道士仿制改编，在当地和外地都有流传。这些仿制法箓大都用电脑排印，图文讹脱衍倒之处时有所见，可以说是时代愈近今而愈失真。研究天师经箓的学者必须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鉴定真伪，作出深入可信的研究。由于存在以上客观原因，本文只能算是初探，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承蒙戴祥柳道长提供相关资料并解答疑难问题，特此鸣谢。 ①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1(2006)，第86、89—90页、第90—96页。 ②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5页；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Stein,vol.II,ed.Michel Strickmann,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XXI(Bruxelles:Institut Belges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83),pp.296-302. ③Anna Seidel,"
:Note à propos du terme "trésor national" en Chine et au Japon," Bulletin de l'Ecole
d'Extrême-Orient 69(1981):229—261; 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pp.296-366. ④《隋书·经籍志》曰：“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见(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五，第4册，第281页。]即为其证。也参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0—20页。 ⑤参见张万福：(712年前后在世)，《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DZ 1241)、《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DZ 1240)。本文参考的《道藏》经(用DZ标示)采用涵芬楼影印本，其编号见[法]施舟人原著、陈耀庭改编《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上海书店，1996)，第258—348页。 ⑥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附录二《读道藏札记》“道教诸宗”条，下册，第271—274页；朱越利：《读〈茅山志〉札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8—130页；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32—165页。刘仲宇在其书中推测元代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之后，标志新旧符箓派汇归正一道的三山滴血派形成，载有该派字谱的《正乙天坛玉格》及其前身《太上天坛玉格》也是在此背景中出现的传度授箓条规。 ⑦参见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12—13、16、138—139页。 ⑧参见细谷良夫：《乾隆朝の正一教——正一真人の降格事件》，收入秋月观暎编《道教と宗教文化》(东京：平河出版社，1987)，第571—588页。 ⑨参见天师府管委会：《天师经箓收集整理取得成果》，《中国道教》，2001年第4期：12；江西民宗局、修水普济道院，《护持经箓 功德无量》，《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51；曾广亮：《道教瑰宝——天师经箓重现于世》，《龙虎山道教通讯》2001年第8期：35。 ⑩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啬色园，2014，排印中)。 (11)根据戴祥柳所藏手抄科本《经箓元机》，“天师科派”派字谱为：道法玄元一本，洞明冲悟宏宣。成化应真达圣，传和教演昭然。 (12)戴氏道坛通济堂传承谱系如下：戴玄镇(古艾大法真人)→戴元亨(清顺治丙戌年生)→戴真一(康熙丙午年生)→戴本福(雍正丁丑年生)→戴洞真(乾隆丁未年生)→戴明太(乾隆戊寅年生)→戴冲杨(号竹平，谱名和英，咸丰庚申年生)→戴国宝(法名悟达，光绪乙亥年生)→戴静波(法名宏浥，光绪己亥年生)→戴祥柳(法名宣道)。 (13)戴祥柳道长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声称，他收藏的箓板是由戴家祖先珍藏好几代保留下来的旧板。初次访谈时，戴道长还绘声绘色给笔者讲过祖上如何保存箓板的故事，说是囤在楼上作楼板，文化大革命时来查抄的人见楼上肮脏，不愿上去细查，因此躲过了劫难。但笔者一开始就心下存疑，因为所见箓板甚新，不像旧时代的产物。后来经过多次访谈，戴道长才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说法，道出了实情。 (14)此箓笔者尚未得见，疑为“三洞箓”。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15)关于箓首法辞与投辞(词)文、牒、状的关系，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17—118页。 (16)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195页。 (17)感谢徐天基、罗丹陪同笔者前往法事场所，并拍摄全场法事过程。 (18)本次调查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资助。关于本场授箓法事，可参修水摄像师涂象清拍摄制作、笔者撰文解说的视频短片《中国江西修水县民间授箓法事》(http://www.youtube.com/watch?v=nNWXWggumc0)。片中个别解说内容与后来了解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本文已作更正。 (19)感谢谭伟伦帮助拍摄了全场法事过程及相关场景。 (20)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全真道并非只限于传戒，也有部分全真道士与箓有涉。如金末元初全真道第六任掌教尹志平曾受箓法于全真七子之一王处一，1235年沁州长官杜德康曾请他设醮箓。参见郑素春：《全真道士尹志平(1169-1251)的宗教实践》，《辅仁宗教研究》22(2011)：109—138；景安宁：《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1页。 (21)关于朱权与道教的关系，参见Richard G.Wang,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xi-xxx. (22)DZ 1483，2.6b—13b。 (23)道书一致声称，东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奉太上老君教示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或“天师道”。故“天师”与“正一”之关系不言而明。又，明清时代虽然绝大部分官方文献用“真人”一词替代“天师”，但道士和一般人仍然习称“天师”。戴祥柳传承的通济堂属民间道坛，称“天师”乃正常现象；而且通济堂属于“天师科派”，在正一箓上冠以“天师”之称完全合乎情理。 (24)DZ 1483,2.13 b—14b。 (25)笔者拟撰专文《道教“经箓”说考释》详论经、箓之关系。 (26)DZ 1213，8a。也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DZ 1217，6b。 (27)据唐末五代杜光庭集《道教灵验记》卷十一“刘迁都功箓验”条(DZ 590，11.5 a—b)，道教法箓在中古时代曾由版箓改为纸箓或素箓。明初又改为版刻法箓，时移事易而已。 (28)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07页。 (29)关于仙灵箓，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79—166页。 (30)参见(明)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0册，第620—621页。 (31)参同上，第8册，卷一九九三一。该卷文字出自《道藏》本《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DZ 1208)后三卷，惟末尾有部分文字内容《道藏》本缺，可据《永乐大典》本补足。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第306—307页。《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历经六朝、唐代而流传至宋，今本文字有宋人编辑加工的痕迹。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02页。 (32)参见Stephen Little(with Shawn Eichman),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Chicago/Berkeley: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08-213; Luk Yu-ping,"Picturing Celestial Certificates in Zhengyi Daoism:A Case Study of the Ordination Scroll of Empress Zhang(1493)," Daoism:Religion,History and Society,2011年第3期：17—48；孔祥毓：《明孝康张皇后授箓考——以〈张皇后之箓牒〉为中心》，《中国道教》2012年第5期：第44—49页。 (33)张继宗著、曾念樱整理：《崆峒问答》，《上海道教》，1994年第3期：第21—23页，2；1995年第2期：第13—17页。 (34)DZ 1219,5.1b—2b。 (35)见丁煌：《〈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初研》，《道教学探索》，1994年第8期：第373—430页；1995年第9期：第199—380页；1997年第10期：第342—362页。 (36)参见吕鹏志：《赣西北流传的五雷箓》，“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10月25—26日。 (37)参见マイケル·R·サソ｜(Michael R.Saso)编、解说《道教秘诀集成》，东京：龙溪书舍，1978，第一部分《给箓坛靖元科》，第33页。承蒙日本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寄赠《道教秘诀集成》一书的影印件，特此志谢。 (38)六朝道书称前一种情况为“超受”。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95页。 (39)六朝道书提到重受更令箓的情况，参同上，第95页，注56。 (40)《上清镇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先生采访记》，口述人李水太，记录人张青剑，2001年8月12日。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0a31e70100tpgn.html。 (41)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95。 (42)参见大渊忍尔：《中国人の宗教仪礼》(东京：福武书店，1983)，第295—301页；张继禹：《福建道教见闻》，《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第6—7，48页；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道教研究学报》2013年第5期：第143—189页。 (43)参见《太上天坛玉格》，载《道法会元》(DZ 1220)，卷二四九—二五○;曹岳峻录、陈文生编校《龙虎山先天天坛玉格珍本》(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0)；明朝南昌修江混然子原著、王明阳编校注解《道教清微派传度天坛玉格品式》(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3)；陈宏良(陈雪庚)辛未年(1951)仲夏月授《天坛玉格》，载朱建明、谈敬德编著：《上海南汇县正一派道坛与东岳庙科仪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第670—686页；张应京校集，张洪任编正，施道渊参阅，朱高隆抄录，袁志鸿、刘仲宇整理《正乙天坛玉格》，收入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337—369页。 (44)参见王见川、高万桑主编，吴亚魁协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第96—98页；《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45)DZ 1470,3.3b—4a。也参大渊忍尔：《福建の道教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经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东京：创文社，1997)，第624页。 (46)参见气贺泽保规：《新发现的彭尊师墓志及其镇墓石——兼谈日本明治大学所藏墓志石刻》，《唐史论丛》14(2012)：第69—80页；王永平：《一方流失海外的珍贵道教铭刻——唐代〈彭尊师墓志铭〉研究》，《唐研究》18(2012)：第145—157页。 (47)DZ 777,2a—b。 (48)参见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第168页。 (49)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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