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复式”二元结构下西部城市化发展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我国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02)03-0317-05
城市化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西部开发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又是严重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问题有重要意义。
1 二元结构与城市化
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呈明显的二元结构。传统经济的不发达部门向现代经济的先进部门提供廉价、丰富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口在城乡（工农）间的流动是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造成的[1,2]。
在现实中，城乡间人口的迁移并非如此简单。按照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差异。其中，预期的差异是由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和在城市部门成功地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这两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决定的[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还要受迁移成本和费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一个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将遇到以下问题：
(1)迁出成本。即从农村迁出的农村人口不得不闲置、处理、放弃其原有生产或生活资料，从而使个人资产和收益遭受损失。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土地权益一般是按人平均分配的，只要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就有权获得一份土地收益，而如果进城按规定就得放弃这份收益。这正是农民最难决策的问题。因为在农村生活这份收益是农民基本的生活来源，如果进入城镇农民就想把它作为退出的“后路”或“保险”。
(2)迁入费用。为进入城市而必须缴纳入城费、增容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在城市居住还必须购置生产和生活资料；
(3)风险的代价。并不是每个进城农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能找到的工作也多属脏、累、工资低的工作，这样就存在着就业风险。
如果用△P表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数量，W[*,RU]表示农民进城者的期望工资水平，W[,R]表示农村收入水平，C[,1]表示迁出成本，C[,2]表示迁入费用，R表示风险的代价，则城乡人口迁移可以用以下函数表示：
△P=f(W[*,RU]-W[,R],C[,1],C[,2],R) (1)
而且只有当W[*,RU]-W[,R]>(C[,1]+C[,2]+R)时，这种迁移才是可能的。
这样，(C[,1]+C[,2]+R)就构成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即城市化的门槛。(W[*,Ru]-W[,R])-(C[,1]+C[,2]+R)反映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客观吸引力。在当前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职工下岗问题突出，下岗职工与农村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各个就业领域展开竞争的情况下，进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风险大大增加，(W[*,RU]-W[,R])增长停滞，降低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这是农村兼业者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
从城市和区域的整体考察，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要使一个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就意味着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城市生产和生活设施，并且使其具有城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的情况下，这要比安置一个人到农村居住和生产的花费多得多。而这些花费只能来自区域经济的发展，即区域GDP的增加。
从GDP的消费部分考察，假定G为区域GDP，G[,U]和G[,R]分别为GDP的居民消费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P为区域总人口，P[,U]和P[,R]分别为城镇人口数和农村人口数，则P=P[,U]+P[,R],G[,U]/P[,U]和G[,R]/P[,R]就分别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分别用X[,U]和X[,R]表示，K为居民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有：
G·K=GU+GR (2)
或G·K=(GU/PU)·PU+(GR/PR)·PR
(3)
即PU=(G·K-P·XR)/(XU-XR) (4)
式(4)说明，当GDP及其使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和区域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数量取决于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及其差额的大小，即二元结构的明显程度，二元结构越明显，城乡收入及其所决定的消费水平差额愈大，一定量的GDP可供养的城镇人口就愈少。可以这样认为，即每年新增的用于消费的GDP在保证乡村人口和原有城镇人口生活消费需要的前提下，其余额才可提供给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城镇自然增长的人口，以维持其按城镇生活标准的消费需求。在该余额和城镇自然增加的人口已定时，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的多少就取决于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及两者之间的差距的大小。消费水平高，差距大，则GDP所能满足的向城镇转移并以城镇消费水平生活的农村人口的数量就少，反之，则多[4]。
以上分析说明，区域经济实力愈低，二元经济结构愈明显，城乡差异愈大，则城市化门槛愈高，城市化水平愈低；反之城市化门槛愈低，城市化水平愈高。
2 我国“复式”二元结构与西部城市化问题
2.1 西部地区内部城乡差别仍然较大，二元结构特征依然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繁荣发展给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冲击。在东部地区，一个新的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已经从传统的农业部门中逐渐独立出来，并初步形成了与农业部门、城市产业部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另一种经济力量。从而使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国民经济呈现出三元结构的新局面[5]。东部地区的社会结构也从传统的二元特征——农村社会阶层与城市社会阶层转向三元结构——农村、小城镇和城市社会阶层[6]。然而，在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基础薄弱，除西藏以外的11省市区完成的乡镇企业增加值仅占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的13.3%，占西部GDP值的20.1%。其中，内蒙乡镇企业增加值为612.0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51.3%，广西、陕西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9%和29.2%，除此而外，各省区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在20%以下。相应的城镇发展也比较落后，80%-90%的城镇属集贸型，其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行政及文教服务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上，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以陕西为例，1982年以来，全省13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70万人，同期占有数量优势的县辖建制镇（包括县城共898座）的非农业人口仅增加了210万人（其中83座县城镇占了3/4以上）。此外，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比东部地区大（表1），1980年东西部地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分别为1.78和2.34，到1998年分别为2.05和3.02，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扩大速度亦明显的快于东部地区。可见，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足以成为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元，二元结构特征依旧明显。
2.2 西部城市化的发展不但受西部地区本身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受我国东西部地区间明显的经济差异的影响
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总人口的28.5%、GDP的18.6%。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GDP4206元，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1.6%，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地区的71.5%和46.2%。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就业机会相对较少，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在人口流动中就出现了表2中的情况。从表2中可已看出，人口流动总的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西部农村流向西部或东部的城市，也有可能流向东部农村的乡镇企业。西部城市人口流向东部城市，东部农村人口流向东部城市，也可能流向西部城市。这种人口的流动性选择导致了两种结果：
(1)“孔雀东南飞”：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吸引了西部大量中高层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向东南沿海，致使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大量流失。
(2)“打工潮”：东南沿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幅度上升，加上比内地高出许多的工资收入的诱惑，就出现了一场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打工潮，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东部城镇，据估计，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估计在6,000万，其中3,000多万属跨地区流动，即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7]。
上述人力资源流失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资金、技术的流失，不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环境的改善，结果无疑都会削弱西部城市化的力量，从而不利于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1998年，西部地区设市城市占全国设市城市总数的24%，建制镇占全国的31.8%，市镇密度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3.5%和41.7%、东部地区的8.8%和12.8%，以城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为18.2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近10个百分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西部12个省市区城市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09%)，其中，西藏、云南、贵州、甘肃的城市化水平不足25%。
表1 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1998)
Tab.1 Difference in economic between Western China and Eastern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西部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渝、桂、内蒙等12省区市，东部包括京、津、沪、冀、辽、苏、浙、闽、鲁、粤、琼11省市。
表2 区域间人口的流动性选择矩阵
Tab.2 Game matrix of interregio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betweencity and rural area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城市农村 城市农村
西部地区
城市 0 -
+ 0[-]
农村 + 0
+ 0[+]
东部地区
城市 0[-]-
0 -
农村 0[-]0[-] + 0
注：表中0代表不流动，+代表流入，-代表流出，0[-]表示基本不流动，但也有流入的可能，0[-]表示基本不流动，但也有流出的可能。
这种由于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因此而造成的人口流动性选择，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具有相同的原因、形式和结果。在这种态势下，东部地区犹如发达的城市部门（现代部门），西部地区犹如落后的农村部门（落后部门），也呈现出一种有如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因此，可以把这种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叠加重合认为是一种“复式”二元结构。正是这种“复式”二元结构影响了人口的流动性选择，对西部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复式”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复式”二元结构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地理和发展政策制度等原因而造成的东西差异，二是因为长期城乡隔离政策所形成的城乡差异。
3.1 东西差异
3.1.1 区域经济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看，西部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跨洋交换尚未大规模发展及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丝绸之路这种陆上交流通道在经济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交融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西部地区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其社会经济相应较为发达，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具有政治文化中心和区位双重优势，当然成为东方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唐代以后，一方面由于战乱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中心彻底东移，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中断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使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成为可能并取代了陆上交通，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要渠道，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依靠现代工业文明及技术进步，利用跨洋交换、贸易和掠夺极大削弱了陆上丝绸之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西部兴垦屯荒式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就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了。
3.1.2 从地理因素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日益加强，使沿海的地理位置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不但具有沿海的交通便利，毗邻港、澳、台、日、韩等发达地区与国家的区位优势，还具有侨乡的得天独厚的人文条件，又有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依托，从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西部除广西外都深居内陆，交通极其不便，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比较恶劣，人口稀少，经济条件明显不如东部地区。虽然西部12个省市区中有6个省区与10多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漫长，但接壤的国家大多属于不发达国家，且与我国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现状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日、韩及东南亚国家频繁，边贸多是资源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的交易，经济潜力较小。90年代以来，亚欧大陆桥的建设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此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沿途各国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尚未显现出来。
3.1.3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发展及投资政策上向东部地区的倾斜，加速了东西部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使东西部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实行了不均衡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将投资的重点放到东部沿海地区，并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给予特殊政策，以吸引资金、人才、技术，东部地区藉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但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及港澳台资金、技术，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国内中西部地区的人才、资金，这就使得本来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见表1）。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均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了1998年，广东和福建的人均GDP均超过10,000元，上海为28,253元，西北五省区除了新疆为6,435元外，其它省区均不到4,500元。整个西部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6.1%、东部地区的34.6%，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加大。
3.2 城乡差异
3.2.1 长期城乡分离的制度和政策障碍。1958年颁布的《户口管理条例》划分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并通过户籍管理、粮油供应、招工制度、福利制度等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行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户籍制度仍发挥着“篱笆作用”，把绝大多数农民甚至是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多年的农民当在“城外”[8]。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老体制遗留下的矛盾较多，城乡隔离的问题更为突出。
3.2.2 农村发展落后。与东部地区比较，西部农村地区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多，同时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限制较大，经济文化发展普遍比较落后，乡镇企业基础尤其薄弱，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农业，而农业又以种植业为主，其产量的增加主要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增长缓慢且潜力不大，城乡差距因此拉大。如1999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54元，比上年增加434元。而同期农民纯收入为1,456元，仅比上年增加5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8年的3.0增大到1999年的3.2。
4 在“复式”二元结构下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西部城市化发展的对策取向应该从有利于纠正“复式”二元结构的角度着手，即一方面要支持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增强西部城市的吸引力，缩小城乡差距。
4.1 加强国家支持扶助的力度
当前西部大开发已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国家的支持、扶持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国家已经公布了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包括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外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教育等四个方面。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然有利于西部开发的实施并将促进西部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必须注意这样一个现实，即当年沿海开发建设没有像西部开发这样大规模的展开，而是先在个别地方展开，通过对个别地方实行政策优惠，促使其在发展上尽快的相对于其他多数地方形成明显优势，从而有利于吸引国内外人才、技术、资金等向该地域聚集，促进其快速发展。当前，西部开发涉及12个省市区，优惠政策的大范围、普遍性使用，不但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而且还会由于不同省市区间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上的差异，加重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利于加快基础较差、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的发展。因此，必须倡导优惠政策的差异性，即要根据各地发展的现状基础、发展优势、存在障碍，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合理分工的原则出发，在普遍政策支持扶助的基础上实行差别扶持政策，使一个地方在某一行业发展上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优惠政策，从而有利于该地方该行业的迅速发展，避免因支持扶助措施雷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4.2 改善发展的软硬环境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受地理环境限制较大，其中交通运输更是制约西部发展的“瓶颈”，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减轻地理环境限制，促进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多属生态脆弱区，不少地方生态环境还有恶化的趋势，城镇发展的区域生态环境容量较小。因此，从促进西部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西部大开发中，硬环境方面必须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在软环境方面，要解决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限制问题。严格的户籍管制制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首要因素，要想使西部地区城市化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改革户籍管制制度，允许农民在城乡间自由选择其居住地点；其次，改革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处理好进城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留转问题和城镇土地成本过高问题，降低人口和企业进入城镇的费用“门槛”；第三，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进城人口后顾之忧，为其安居乐业提供保障；第四，改革城镇建设投资体制，突出市场在解决城镇建设投资上的使用，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化城镇建设投资格局；第五，城镇管理涉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许多方面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当前市镇管理人才缺乏，领导干部规划和建设管理观念淡薄是制约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大力培训城镇管理人才，提高领导干部的规划与建设管理意识；第六，改革现行市镇设置与管理模式，在市镇的设置中应尝试“切块设市、设镇”模式和“市管市”、“镇管镇”的体制，避免因“整县设市”、“整乡设镇”的市镇设置模式和“市管县”、“镇管村”的体制而造成的市镇管理职能复杂化和削弱城镇发展的现象[9]。
4.3 选择合适的城市化模式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与沿海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在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上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地域类型多样，区内经济地理差异较大。因此，城市化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分别情况采取不同的途径和模式[9]。根据西部实际，西部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加强城镇主导产业的培育，以主导产业的发展推动城镇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镇建设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城市化质量的提高；以大中城市的发展为重点，努力提高城市化的竞争力，通过发挥城镇辐射影响作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针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特点，要把非农化和城市化作为减轻生态压力、缓和人地关系的主要措施，以非农化和城市化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而达到寓治理于发展之中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1-01-01；修回日期：20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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