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台湾大选提名制度分析
杨晶华
国民党中常会于2月27日决议，将采用现行提名办法规定即“七成民调，三成党员投票”来决定台湾大选提名人选。备受关注的国民党台湾大选提名规则终于尘埃落定，然而现行规定并未完全排除二阶段启动征召程序取代初选规则提名的可能，从而提名争议并未停息。
国民党台湾大选参选人提名规则争议与伏笔
2020年台湾大选已然开打，因选情看涨，国民党内各方政治人物表态参选较为踊跃，如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前台北县县长周锡玮及张亚中等都已宣布参选，党主席吴敦义也一直跃跃欲试。起初，围绕初选机制的确定党内引发强烈争议，主要观点不外乎四种：一是支持全民调，以朱立伦及其支持者为代表；二是支持党员投票，以吴敦义及其支持者为代表；三是将民调与党员投票进行加权，其中有人坚持以“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的办法为依归，也有人建议仿效“美国公民初选模式”，即以党员两票加权为原则。四是二阶段初选模式，周锡玮在党内“投雷”，提出当民进党参选人或独立参选人出现后，对可能胜选的党内人士进行全民调或协调，选出“最强候选人”。初选规则的产生沦为一场政治权谋的较量，并可能演变为国民党选情的“不定时炸弹”，崩解原本并不稳固的团结。
国民党中央日前公布初选提名将遵循《中国国民党党员参加公职人员选举提名办法》第3条规定采取“七三制”。但第4条也规定“必要时得办理征召提名”，并且吴敦义也抛出“二阶段征召”可能论，2019版国民党台湾大选候选人提名规则也并没有排除二阶段征召的可能，也就是说党中央仍有权力在第二阶段否决初选结果而采取征召方式重新提名更有利于取胜的参选人。被外界视为“征召”热门人选的韩国瑜虽然表态2020年台湾大选不在他的考虑之内，并且任高雄市市长一职尚短，慰留声浪较强，“再攀高峰”的合理性存在不足，但从网络声量与民意支持看，韩国瑜已经俨然成为“蓝营新共主”。“形势比人强”，韩国瑜仍有可能被征召参选2020。对于“出线权”的争夺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国民党台湾大选参选人选择模式变迁
自1949年国民党撤入台湾将活动舞台局限于台湾地区一隅至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从1996年开始采取直接选举方式，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提名制度也伴随党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现行国民党参选人选择模式大体形成于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并随实践的发展，提名原则更趋制度化，即先以党内沟通协调方式产生参选提名人，协调无法达成共识时由党中央办理民调与党员投票两部分初选，必要时不排除以征召方式产生提名人，也就是说，在初选结果作为提名、核准党员参选依据之外，党组织仍旧保留了对初选提名结果进行干涉和限制的权力。
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背景与政党文化影响，历届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仍以协调、共推模式产生居多。2015年6月12日至13日，国民党举办了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初选。初选方式采取先联署后登记，联署门槛3万份，完成登记后先行沟通协调，若无法达成协议时，由中央党部办理全台民意调查。根据2007年7月18日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八十七次常务委员会议修正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公职人员选举提名办法》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提名，由中央委员会依据“党员投票”(占30%)与“民意调查”(占70%)的结果，决定提名名单，报请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备后，提报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之提名，由副候选人推荐，报请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备后，提报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但必要时，得推荐非本党籍人士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因有民意代表联署要求改为全民调，根据候选人同意，也可以采取全民调或改变权重的规定，党中央最终决定初选采取全民调，并将民调比例从对比式85%，支持度15%调整为支持度和对比式各占50%，设“防砖门槛”(防止民调过低者出线)即支持度不低于30%。唯一跨过联署门槛成功登记的参选者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以46.2%支持度获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提名，但最终国民党中央于10月召开临时党员代表大会，以投票方式废止提名洪秀柱，而改为征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选。
如图4所示，负荷率“80%～90%”是指大于等于设计负荷80%且小于设计负荷90%的热负荷.对于居住建筑30%～70%设计负荷出现的时间最长，占到总采暖时间的80%.超过设计负荷90%的时间，只有不到50 h.因此，对于耦合供热系统，合理分配热源承担设计负荷，避免不必要的初投资浪费，是有重大意义的.
历届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选择方式一览(1948—2016)
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的选择更重“人治”而非“法治”
一是党内政治角力掣肘初选制度的公正性与严谨性。国民党内斗性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作为台湾地区最高层级的选举，既与执政资源相捆缚，也与党内派系政治力量相挂靠。尤其在选情被看好的情况下，候选人出线权势必成为盘根错节的党内派系竞相争取的目标与利益交换的筹码。当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提名规则的制定被党内派系政斗绑架，难免沦为政治角力的衍生品。在此前的选举中，“因人设制”或“因人易制”现象不乏有之。《中国国民党党员参加公职人员选举提名办法》自1994年6月出台至2007年7月，已被增修16次，频繁的修订依然无法阻挡“专案专办”模式出现，从而导致“党意”很难与民意并行不悖。从历次国民党提名看，虽然标榜顺应民意，推选“最强候选人”，但经常会出现有悖民意的情况，尤其在早期。如2000年大选挟高民意支持度的宋楚瑜，仍然无法扭转迫于李登辉压力的国民党主流派一边倒支持连战的“党意”。连战获提名后，宋楚瑜脱党参选，从而导致国民党分裂，宋楚瑜以不足3%的劣势败给民进党籍陈水扁。2016年大选，国民党启动二阶段征召，将通过“全民调”方式出线的洪秀柱拉下马，上演新版“党意”高于民意。
从威权体制下的政党转型为民主体制下的政党，因应选举制度的变迁，国民党的候选人选择模式也发生了制度化增强、集权性减低的变化，但其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提名规则仍旧“形同虚设”，至今并未产生真正通过初选机制被提名的候选人。提名规则的稳定性与严谨性屡遭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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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传统政党文化制约初选制度的制度化与模式化。“百年老店”国民党在革新的同时保留了很多文化旧弊，甚至其政治土壤特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从而影响政党竞争力与创新力，具体到初选制度层面，体现在阻滞其模式化发展，导致其结构性缺陷存在。其一，“老人政治文化”重资历更胜能力。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权的有利争夺者多属“政坛老面孔”，有生力量很难通过现有培养模式或上升途径进入高层核心圈，从而导致政党整体运作“老化”。其二，“码头政治文化”“集团作战”多于“单兵作战”，党内山头林立，仅依靠个人力量很难在党内各级初选中“过关斩将”，因此投靠“山头”成为很多政治人物的选择，获得靠山的同时也要遵从集团整体协调。其三，“宫廷文化”色彩较重，欠缺“草根性”，“想选怕输”氛围浓厚，缺乏“敢拼善赢”精神。在选情看衰形势下，党内各方政治人物多选择礼让回避或等待“黄袍加身”以降低败选成本；在选情看好形势下，各方政治人物多选择竞相角逐或透过协调使利益最大化。在此政治土壤下，“先协调，后初选，不排除征召”的候选人选择模式属政治博弈产物，并存在较大变动性。
三是选举制度与政治生态影响初选制度的稳定性与常态性。一方面，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取直接选举方式，并与立法机构选举合并举行。因此，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直接取决于民意的支持，也借助民意代表选举的助推，同时，民意代表的选情也在很大程度上倚仗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拉抬，即所谓“母鸡带小鸡，小鸡推母鸡”选举效应。因此，党内初选规则提名的候选人既要是党内政治力量协调后的共识，也要是民意代表与民意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出现多层次因素复杂交织的局面，而增添提名变数。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政治生态发展具有较强动态性，尤其在网络政治盛行与庞大媒体力量催生的时空背景下，“网红”或“速红”明星政治人物多有出现，并能够在短期内凝聚民意支持，甚至有颠覆传统政治力量基本盘结构的爆发力，从而冲破党内政治博弈钳制，增加激活初选征召机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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