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新的占有与控制——（注：本文写作过程中赵坚先生曾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进化论经济学对工业化过程的新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过程中论文,经济学论文,表示衷心论文,宝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18世纪后期以来的工业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它剧烈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人们一直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工业化的产生与发展。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技术和制度创新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分析基础却十分薄弱，往往只能得出“需求拉动”这样简单的结论，即用市场扩大的需要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动因(Magnusson,1994)。这种结论不能说明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原因，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企业在实现技术进步中的作用，也忽略了影响技术进步的制度和其他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尽管关注技术与创新的重要性，然而新古典理论的核心结构却使其无力从根本上解释这些问题。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信息是完全的。在这种假定下，人们随时随地都会自觉地，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并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实际上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所面临的决策环境是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而人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也有局限性。人们的决策常常是在缺乏信息、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外，人们价值标准的多元化，社会、文化、心理、情感等因素都对人的行为有影响。因此，人的理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对所有的决策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第二，传统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是静态的，必须作出技术与制度不变，即它们属于外生变量的假设。在静态条件下价格机制非常重要，新古典理论及其假定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而在长期变化的动态分析条件下，原来假定不变的那些东西，如技术和组织制度都会发生改变，而且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古典理论就失去了原有的解释能力。第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企业被认为是根据生产函数来确定最优产量的一种不可细化的基本分析单位。它只是坐标平面上的某一条生产曲线或成本曲线，只能服务于用供求曲线表达的市场关系分析，而不能用于解释内在的创新过程。最近甚至还出现了否认工业革命作为一种突变过程的意见，即用所谓逐渐连续变化的工业化观点来取代过去已被普遍接受的突变的工业革命概念。例如有人认为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并没有过去所说的那样大，也有人淡化手工业与大工业的界限，以至提出前者可以代替后者(Magnusson,1994)。这些主张工业革命是渐变的观点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工业革命原因与过程的局限性有关。
我们显然需要一种关于经济动态变化的理论，它可以把人们在微观和静态层次上的经济行为与诸如经济增长、技术变化和创新等宏观或动态经济过程联系在一起。
二、制度、常规以及对创新的占有
以科斯、威廉姆森以及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继承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他们使用交易成本概念、企业组织理论和制度变迁等分析方法，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使其更接近现实。例如，科斯开创性地用交易成本的概念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以及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他认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方式有外部分工和内部分工两种。外部分工是指在企业外部，由价格机制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内部分工则是指由企业内部协调人通过企业内部交易进行协调。在一定范围内企业组织产生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人们之所以选择企业，就是因为相对于市场组织而言，它在一定范围内能节约交易成本。诺斯提出了路径(path)和锁闭(lock-in)的概念，他还利用产权方法强调了技术创新中制度因素的影响和技术创新需要激励机制（诺斯，1991）。但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之一仍然是没有完全突破传统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使得它在宏观和动态问题上的解释力受到影响，还不能代表制度因素在创新这一命题中的全部作用。
近年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进化论与熊彼特主义结合的方法去分析动态的经济过程。其中，经济进化论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能够生存并得到发展的只能是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企业，认为经济的变化过程很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描述的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过程；熊彼特主义则主张企业家创新理论，强调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不断打破市场上已有的均衡，形成暂时垄断和创新利润，进而不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把这两种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的进化论经济学强调现实经济中信息的不完全、不确定性和人们的有限理性，关注经济过程中的“变化”而不是“均衡”，强调企业在经济变化中的作用，主张不能无视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学习”和“继承”这些“历史”因素，同时也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和制度变迁等一系列分析方法。例如，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温特(Sidney Winter)1982年就曾提出了“常规”(routines)的概念。与新古典理论中企业只是根据赚取最大利润的需要做出决策不同，尼尔森和温特认为动态的经济过程会使得企业产出具有不确定性，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时这一点更加明显，这造成企业很难像在静态分析中那样按照最优选择的原则随时做出决策。企业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们的生产功能，而且在于它们是评价和储存过去选择结果的一种重要组织。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企业的决策中实际存在着若干“常规”和“选择常规”的行为。常规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企业在复杂纷繁的经济环境中以“满意”为原则所形成的行为常规在根本上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决定的，这使得企业不论在是技术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的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都要受自身结构与当前使用技术的约束。常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就象基因在生物机理中的作用，不是想改就能改的。这一方面把组织因素代入企业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企业每一个决策步骤之间可以存在根本区别的结论。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观念强调，创新所依赖的激励因素产生于企业主动追求获得暂时垄断和创新利润的机会。
把尼尔森和温特的理论进一步推向动态应用的道席(Giovanni Dosi)特别强调私人占有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私人占有和技术机会是企业在市场中能够创新的两个决定性条件(Dosi,1984)。玛格纽森和马克伦德在道席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在强调私人占有的条件时必须分析技术创新所产生出来的知识与信息，因为这是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产品或商品。知识与信息作为创新的成果，由于它们的特殊物理性使其不能象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地为私人所占有，而是内在地具有一种向“公共物品”转化，即由公众无偿使用的倾向。在一般的交易过程中，私人对某一商品的产权随时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于创新取得的知识，私人的完全占有却困难得多，这使得知识与信息的交换不同于其他商品。创新者可以由于他的创新而获得额外利润，但他无法永久地占有这种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因为知识和信息能够传播，他的竞争者也会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而且新的和更好的创新会使得原来的创新失去价值。因此他们认为，动态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对额外利润或者暂时垄断地位占有的竞争，企业对获取利润的决策行为也会演化为对创新知识和信息的尽力占有或控制(Magnusson & Marklund,1994)。
这种进化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企业本身和仅注重静态分析不同，它把在市场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以及企业的行为作为真正理解技术进步过程的核心，同时又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组织机制；还认为技术创新的实现与扩散过程是由其所发生的组织的经济制度形式所决定的，该组织的形式也是做出技术性选择的边界，组织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例如也有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此外又把决定私人占有的产权概念作为理解技术进步这一广义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三、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产生：对控制的竞争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集中生产的工厂，传统上对其为何会产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说蒸汽机的出现使得生产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增加，二是说当时需求方面的增加产生了对集中生产的要求。第一种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工业化的历史记载表明，技术的变化一方面引起了集中生产和建立大工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另一些适合分散生产的可能性，如珍妮纺纱机在西欧家庭的普遍使用。第二种解释也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人们同样可以问为什么没有采用增加独立生产者的办法去满足扩大的需求呢？
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在1974年曾提出一种解释，认为工业化时期出现工人以劳动班组为单位的工厂生产形式，主要原因是由于要对劳动力进行控制。把工人分成班组，工厂主一方面可以加快生产进度，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对一些关键性的过程加以控制，包括对重要生产技能、销售渠道以至防止雇工偷盗的材料或半成品实施监控。
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威廉姆森深化了科斯提出企业理论，分析了资产专用性的影响，认为资产越是专用，其潜在的外部交易成本越大。在资产呈现出高度专用性特征的行业，企业内部协调的效率高于市场的外部协调，因此，随着资产呈现出高度专用的特征，企业内部组织将取代市场(Williamson,1985)。
玛格纽森和马克伦德最近提出，应该把控制的作用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以便理解工业化过程为什么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特色。他们指出，要想使威廉姆森的理论能够实际解释工业化的历史过程，首先必须把“资产专用性”的概念本身进一步明确，它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创新所产生出来的知识与信息(Magnusson & Marklund,1994)。根据他们的观点，尽管人们现在都承认创新对于一个成功企业的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过去那种分散型的小生产方式下，创新活动给私人带来的回报率却是很低的，因为大家都用一般的技术在生产，个别的工业者就算有创新但只要投入使用通常就很难防止别人效仿，创新利润很快就扩散了。很显然，这种对于创新不利的产权制度不可能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工业化过程可以看成是对控制企业专用资产的竞争，而这些专用资产包括适应市场需要的生产技术与知识以及创新过程等，为了形成企业的这些专用资产，就需要引进新型的建立在集中和工人班组化生产基础上的组织形式——工厂。在工厂中，如何组织某种产品的生产是作为一种财产由管理者或所有者控制着，而对这种垄断性的占有，是很多企业能够扩大市场并获取超额利润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工业化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形成集中化生产的工厂以便有效控制创新过程。这种从广义上理解的控制，即除了对工人劳动的控制以外，还包括对新产品的开发、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营销方式等的控制，是一种在微观基础上对工业化进行分析的新方法，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大规模生产与兼并
对19世纪后半期以大规模生产与企业兼为特色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解释，制度经济学已经跳出新古典主义单纯强调市场需求的框框。例如，70年代钱德勒提出大企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纵向管理结构一体化，认为组织上的变化是促成现代大企业出现的实质性原因。他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现代工商企业的变迁历史，指出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的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上的科层组织以后才能实现；而科层制度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其本身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钱德勒，1987）。钱德勒的研究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了这样一个解释，即技术创新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使管理上的协调成为必然。威廉姆森也用强调交易成本节约的重要性支持了现代企业与纵向一体化的结论。
但进化论经济学认为还需要从创新角度对其加以补充。从制度经济学与创新过程结合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创新既包括技术与生产过程方面的，也包括企业组织方面的。当时最重要的技术因素是由于钢铁生产在成本和质量方面的明显进步，以及钢铁与蒸汽动力结合推动的运输革命促进了流通范围的急剧扩大；企业组织方面的创新则包括纵向科层制度的形成以及生产线概念的引进。这些变化为企业大规模生产与销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而为了解释其内在的动因，玛格纽森和马克伦德认为还是要从分析企业的基本行为入手。他们认为对企业专用资产包括创新的控制，以便减少交易成本并占有从技术和组织创新获得的利润，仍然是当时竞争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企业行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Magnus-son & Marklund,1994)。显然，要做到着一点，就要尽可能扩大对影响交易成本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和更大的市场渠道的占有和控制，形成适应此时市场要求的最佳企业规模，以便获得熊彼特所说的那些暂时的垄断和创新利润。一旦某个企业实现了交易成本最小化或者合理化的经营规模，那么它在市场竞争中肯定是成功的，而其他很多不能达到标准的企业只能面临失败，企业主无法收回他们的投资。为避免过大的损失，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那时选择了各种形式的合作或兼并，以致形成了以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和普遍兼并为特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五、战后经济增长中控制与占有的特点
二次大战后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世界市场迅速成长、技术因素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政府对经济生产甚至对企业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企业的规模一方面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大批与新技术联系密切的小企业。有人称这一时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技术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但占有技术与知识的方式与节约交易成本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却是战后时期的新特点。技术进步在战后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无数大大小小的技术创新，特别是电子工业和重化学工业方面的新技术扮演了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角色，产业界所使用的技术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对企业来说，掌握新技术成了在这一时期能够赢得高额利润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技术与知识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都被作为企业专有财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知识与信息也成为最重要的投资内容之一。由于新技术对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取得新技术方面如何节约交易成本也成了极其重要的问题。靠“买”的方式取得新技术，或者是太慢或者是根本买不到，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上任何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都会设立专门的“研究与发展”机构并投入了大量资源，而这又引起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新变化。为了保持日后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很多超前性质的研究必须要做，一些企业宁肯把暂时不用的新技术储备在那里，也要抢先“占有”和控制它们。而由于这种研究代价的巨大，使得即使一些大企业也难以单独承担，因此出现了企业的进一步兼并与规模扩大(Magnusson,1994)。但是，由于大公司严格的层级管理方式在另一方面又会形成无法满足某些类型技术创新的要求和适合创新者个性的环境，结果使得一部分快速更新的高新技术产业走上以小型企业为特征的创新占有与控制模式。
政府过去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主要起的是规则制订者或产权裁判的间接作用，例如通过政策影响私人对创新利益的占有程度、影响创新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改变外部竞争威胁的强度。在市场中的企业肯定要根据这些变化了的条件改变自己的行为，去寻找创新和获利的机会，而从这里可以就看出不同国家创新制度或创新机制的作用。目前，各国政府目前越来越倾向于积极地直接干预影响大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这种倾向，玛格纽森和马克伦德认为应该通过经济的国际化和大企业对各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加以解释(Magnusson & Marklund,1994)。在今天的世界中，大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对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企业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于是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就演变成国家创新制度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对创新过程的占有与控制已从企业层次上升到国家层次，而在这种竞争中政府显然应该起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