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圈论文,互动论文,五大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2)04-0021-008
人们习惯地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并形成一种刚性的研究模式，譬如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东、西方宗教、文化等等。讲中国史的往往脱离整个世界大背景，讲世界史的只是捎带提到中国。其实，“东方”与“西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意义，方位的确定很大程度是欧洲人的视角，或者是站在亚洲的本位上去看欧美，而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分类体系。分别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异同固然是必要的，但就整个世界文化来说，都使人产生一种割裂的错觉，看不清世界文化的源流与脉络，忽略了其间许多相关联、影响、渗透与互动的重大情节，因而防碍对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文化总是要不断传播和相互影响的，因此观察世界文化的视野必须日益扩大，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而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一个长过程中考察世界文化，事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就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是往后的事，其间有一个漫长、纷繁的历史演化过程，绝对不是用简单分类法就能理清它们的谱系。当今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已成必然，再人为地从“理念”上筑建一道东、西分隔的高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要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文化发展的轨迹，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把研究引向深入。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的文章，文章说：“世界文明的星辰，最先在欧亚大陆和埃及升起，东方显得特别明亮。”东方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必须重新认识，它是世界文化的源头，给人类文明第一次巨大推动。我的根据有三：第一，四大文明古国在东方，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最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它们不但文明起源“古老”，而且最先有了“国家”；第二，关系世界的重大发明，譬如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还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等，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第三，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源于东方，它们对世界文化的传播曾经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地中海文明值得高度重视，它是世界文化交汇与激荡的漩涡，不但是欧洲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渊薮，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地中海处在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它介于欧、亚、非三洲之间，很难判定它是“东”还是“西”。奠定地中海文明的首先是埃及和巴比伦，而文化传播的则是腓尼基，由此引发了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也许是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许是历史的机遇，由于航海、贸易和战争，使希腊、罗马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最先受惠者，他们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把古代文化推向高峰。正因为人类文明在东方已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文化积累，使希腊一开始便可在较高的平台上树建自己的丰碑。然而，它的发扬光大，并使地中海文明充分交融的却是波斯与罗马帝国。要特别注意的是，地中海文明不仅包括埃及，巴比伦、腓尼基、波斯、希腊、罗马等许多文明在内，而且渗入了印度文化因素，中国的“丝绸之路”也以地中海为终端。因此，地中海文明与古代东方的文明是前后相续的两阶梯，是“源”与“流”的关系，而不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系统。
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演绎出多种文化，并逐渐形成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文化圈，它们是：佛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游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文化圈”的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和奥地利的施密特创立的，核心是文化传播。文化的多元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有的淘汰，有的衰落，有的崛起，于是，获得优先发展并处于强势的文化，便向四周辐射，影响其他的文化，逐渐扩大范围，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这五大文化圈的形成，与四大文明古国和地中海有密切关系，而且传播文化的媒介和载体不同。它们并非一成不变，依时间、空间、条件而有盈缩，相互间有接触、碰撞、渗透、交叉甚至挤压、重叠，情况非常复杂，统称之“互动”。“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崛起，“西风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世界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一)
在五大文化圈中，有三个文化圈的形成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范围，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在整个世界中世纪，世界文化的面貌很大程度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关，这种影响到近代尽管有所减弱，但是依然存在。在欧洲，希腊、罗马的文化并没有直接传承下来，而是通过基督教影响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才把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拯救出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向外传播，南传到斯里兰卡、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北传到西亚、中亚及中国，形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后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几乎覆盖整个亚洲。伊斯兰世界的扩展是惊人的，八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以后陆续将伊斯兰教传入非洲、中亚、中国、印度次大陆、马来半岛及印度尼西亚，到了16世纪已造成很大势力。
从宗教历史形态学的观点看，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是一次大的飞跃，它表明原始的宗教形态已渐消蜕，人为的因素上升到主要地位，也就是说，“人为宗教”的出现，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而不是纯粹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又是一次飞跃，它在一个较大范围把信仰统一起来。而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更是一次巨大飞跃，它突破了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国家的政治疆域，不因国家、民族的存亡决定它的命运，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找到适合它生存、发展的土壤。
不要认为宗教是“傻子遇着了骗子”，事实上，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宗教，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种种困惑与不解，正是宗教得以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这一层面上讲，世界宗教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一小群人及其周围的环境，也不仅仅是某个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生死攸关的人和事，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其教义都饱含人生哲理，包括对人生现实的态度，对痛苦与烦恼的解脱，对“内在生命”的净化，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等等。人们常说宗教是“统治工具”，这当然是不会错的，因为，宗教信仰的确是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要重视的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给被欺压、受凌辱者一种“安慰”和“希望”，虽然死后未必进入“天堂”，但起码不致于完全绝望。正是这种原因，世界宗教既得到统治者支持，又为一般人所接受，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更渴望宗教使他们获得解脱。
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于亚洲，决非偶然，这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直接关系。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植根于既往的文明，而世界宗教只能在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高文化区产生，譬如印度和地中海。希伯来的宗教，若不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决不可能产生基督教这样的世界宗教，充其量像犹太教那样。同样道理，佛教与印度文化结合，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结合，才能取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否则就走不出国门。世界宗教与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相依傍，以这种文化作依托才能走向世界，并以宗教为媒介把这些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在这里，哲学思想是重要的，没有较深的哲理，就不可能把信仰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而也不可能使人心悦诚服。宗教具有使人“感而化之”的潜在力量，关键在于潜移默化，所以需要文学艺术，需要许多感人的故事，没有文化品位是不能产生魅力的。因为这些古老文化都包含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工艺、历史、地理之类，所以，在这里科学与宗教杂揉，自然科学往往被包裹在宗教信仰之中，因此，简单地把宗教与迷信等同，把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这几种古老文化能够传遍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宗教的推动力是伟大的。
佛教最先兴起，它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又是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地方。佛教产生于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它以反对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而登上历史舞台，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在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剧烈斗争中，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婆罗门“正统六宗”和众多的反婆罗门“沙门思潮”；佛教就孕育在这种哲学昌明的环境里。佛教哲学偏重于社会人生，它以“苦”为出发点，要求人民面对惨淡的现实，把生、老、病、死以及爱、憎、别离、贪欲都看成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进而探求“苦”的根源，反复论证事物的因缘关系，从而劝告人们行“八正道”而进入不生不灭、无忧无虑的“涅槃”境界。印度的哲 学，逻辑学(因明)、禅定的思维方式都进入佛教，印度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被吸收 进来，佛教的“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就是这种结晶。有了对人 类命运的关怀，有了印度文化的支撑，佛教终于走出印度，走向世界。
佛教文化圈的根源在印度，但它的扩散却影响整个亚洲。八世纪后印度佛教衰落，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汉文化结合产生了汉传佛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科技乃至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汉传佛教又把中国文化带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地方。在这里，佛教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有所重叠，或者说汉字文化圈中加进了若干印度文化因素。密宗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对西藏社会和文化有极深的影响，并扩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及蒙古、中亚、不丹、尼泊尔和锡金。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文化结合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把印度文化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同时，还要看到，中亚、中国的“西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也曾是佛教盛行一时的地区。
继之而起的是基督教，它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形成于罗马帝国，四世纪被罗马帝国认定为国教，从此奠定了它在欧洲传播的基础。基督教渊源于犹太教，但一开始就与犹太教分道扬镳，打破了犹太民族“特殊宠论”的狭隘观念，宣布凡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而可以得救，对一切苦难的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基督教毕竟是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有三个重要观念被继承下来，其一是“至高一神”的信仰，其二是“救世主”的观念，其三是信仰“先知”及其“启示”，所以一开始便是“绝对一神的宗教”。犹太教的经典也被继承下来，成为《圣经》的《旧约》部分，“安息日”演变为“礼拜日”，“愈越节”演变为“复活节”，教会组织形式和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都沿袭下来。
基督教产生于东方，它通过犹太民族的历史传统，吸收了巴比伦、埃及、波斯文化，又在“希腊化”的背景下充分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东西文化兼容的通阶上，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古巴比伦《创世史诗》与《吉加美士史诗》中，有关创世和洪水的传说，后来成了《圣经》中的“创世纪”、“伊甸园”、“洪水记”之类。古埃及的许多传说，如奥西里斯死而复活以及死后审判、阴间冥府的描写，都被纳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波斯的善恶二元论、末世观念及天使、魔鬼，对基督教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除了把解放“信奉上帝的人”为己任而外，与希腊、罗马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形成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是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和数字神秘主义，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善德的学说，还有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回忆说“灵魂不灭论”及“世界等级模式”。古罗马的文化也为基督教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直接对基督教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作用，新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也为基督教所采纳。将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的是犹太哲学家斐洛，集其大成者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奥古斯丁。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东、西罗马分裂后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派(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派(东正教)，对整个欧洲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异端如景教还一度传入西亚及中国。宗教改革后出现基督新派，影响波及欧美及世界其他地方。
伊斯兰教兴起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是宣扬“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古兰经》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而《圣训》便是穆斯林思想言行的规范和行教的重要依据。伊斯兰认为今生短暂、后世永存，死亡只是连接今生和后世的桥梁，到了世界末日，一切都将毁灭，死者将被复活，在真主面前受审，或进天堂或入地狱，这便是“信后世”。“信前定”的思想，就是相信现实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信后世而重今生，十分重视实践，所以在行动上有严格要求，必须履行“念词作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封斋节欲、朝觐天房”的五功。伊斯兰教宣布“在真主面前平等”，既不放弃今生的努力又给人予未来的希望，因而易于为人接受。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它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原质特色，兼取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思想而形成，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理论，而且包括语言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文学、艺术等等，同时还包括以《古兰经》、《圣训》为准则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伊斯兰文化是在地中海孕育形成的，和基督教文化一样兼有“东西合璧”的特征，因此，硬要把它们说成“一东一西”显然是主观的。首先，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都是世界文化较早发展的地区，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把这些文化囊括起来并纳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同时推广阿拉伯文。八世纪至九世纪中叶是阿拉伯帝国最强盛的时期，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海上航运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昌盛，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智慧宫(包括研究院、图书馆和翻译馆)，在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学、史学、哲学、法律、地理等方面也不少成绩，而且将希腊的、罗马的、波斯的、印度的古典著作大量翻译成阿拉伯文，使伊斯兰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也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沟通东、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学者纷纷来到西班牙，把大批阿拉伯文著作译成拉丁文，这对欧洲的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化艺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扩散到世界许多地方，自然把这种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传播开来，并且与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发生接触碰撞，在某些地区挤压了佛教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我国的“西域”。
回顾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看到一重要事实，世界三大宗教产生于亚洲并非偶然，它与古代东方和地中海文明有极密切的关系，三大宗教凭借着这些古老文明而走向世界。如果不是有意回避历史的话，应当看到，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及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灭亡或衰落以后，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教传承和接续下来，并通过宗教传播到亚洲、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三大宗教把古代东方和地中海文明延续下来，传到近代人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创造出近代的文明。因此，对三大宗教的历史意义应当重新审视，恰如其分地评价它们的历史功绩。通过三个文化圈的分析，不难看出“东西两大板块”理论有许多破绽，同在地中海产生和形成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就很难“削足适履”地装入这种僵硬的框架，何况三个文化圈还有许多互动与纠葛。
(二)
我们再来看汉字文化圈，东西文化平行发展的理论更是难以成立。汉字文化圈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限于汉族，而且影响国内许多民族，并辐射到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圈的内涵极其丰富，它以汉字为重要标帜，用汉字来表现各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等。在这里，汉字既是文化载体，同时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正如法国学者汪德迈在《新汉字文化圈》中所说：“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行于四邻的汉字。”站在世界的高度看，汉字文化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这个文化圈产生于中国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最先古老，但是，新巴比伦王朝在公元前536年被波斯吞并后便销声匿迹，埃及虽然延续了三千年最终却沦为波斯治下的一个行省，印度在贵霜王朝极盛一时之后便渐渐衰落。曾经放射奇光异彩的古希腊在公元前338年竟被“马其顿方阵”踏平了，雄峙地中海大约6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也在公元395年分裂后一蹶不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相继没落，唯有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而不衰，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汉字文化圈可分为三个层次：汉族、汉字和汉文化的形成为“本圈”；由于它的主导作用而影响国内其他民族形成“内圈”；而它在国外的扩散则构成“外圈”。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超过10亿。她的形成与别的民族不同，融合了许多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渐成长壮大。考察汉民族的形成，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历史证明，她是民族融合的产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壮大。汉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血缘成分的人，包容国内外多种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她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靠文化，文化是她的基因，她的灵魂，是维系这一族群的纽带，并通过文化传播来扩大群体，因而民族的认同感来自共同的文化而不是血缘。纵观中国历史，伴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是不同民族更迭执政，然而文化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由此看来，所谓“汉文化”，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不断融合多种民族文化的结果。在汉族和汉文化形成中，汉语和汉字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有了汉字，有利于知识的积累；有了汉字，文化可以世代传承，积淀日益深厚；有了汉字，汉文化方可得到充分发展，拓开许多领域；有了汉字，汉文化便可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因此，汉字是汉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远播的根源，是形成“汉字文化圈”的传媒工具。
汉族的优势之一，就是人口多，分布广，与所有民族都有接触，就像是一种极强的粘合剂，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汉族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是以汉族地主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并在这个中心的强力作用下，把周边各民族先后纳入封建化轨道，形成一个多民族、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中国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构成的，不能简单地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但应当看到，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随着汉族人口的播迁，以人为载体把这种文化带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从而使汉文化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南方民族绝大多数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均为孤立语，且惯于具象思维，因而造字方法大同小异，文字多属方块字类型，如东巴文、哥巴文、水书、彝文。汉藏语系民族其语言与汉语有某种亲缘关系，且因与汉族长期交往，比较容易接受汉字。阿尔泰语系不是孤立语而是粘着语，不便直接借用汉字，于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由表意向表音方向转化，形成拼字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许多民族原先没有文字，明清以来，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到近代已有21个民族通用汉字。在清代，满文与汉文并用，至清末满人即多习汉字了。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自近代以来，由于与汉族交往渐多，而且学校、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都使用汉字，因而汉字也成为沟通各种民族文化的工具。从历史发展来看，以汉字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扩大范围，影响国内各民族，连结整个中国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意义十分重大。
在亚洲东部，除了中国以外，并没有出现像印度、巴比伦那样的高文化中心，因而中国与周边各国虽然很早就有文化交流，但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不如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高文化中心的存在，周边国家不断受到辐射，致使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被纳入“汉字文化圈”。中朝两国山水相依，历史攸关，文化渊源深厚，由于历史上的这种特殊关系，汉文化的传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很早便进入汉字文化圈。日本原先没有文字，所以汉字输入后便用汉字作书写工具，起初是原样照搬的“音读汉字”，继后改作用日语读音的“训读汉字”，进而出现“和化汉字”、“万叶假名”，创造出平假名和片假名，于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了日本文化。越南从“郡县时代”开始便源源传入汉文化，早先使用“儒字”，继而用汉字记越语而成“字喃”或“喃字”，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海外华人是汉文化圈向外扩展的另一种形式，以东南亚最为突出，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由于汉字的桥梁作用，这些地区和国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民风、风俗。
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汉字文化圈并不是孤立形成和发展的，它受到其他文化圈的影响，特别是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还有来自西域的各种文化。中国文化当然包括长城内外的文化，长城以南是“田园居国”，而长城以北是“游牧行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流动，经济、文化相互交流，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因而在汉文化中不断渗入的游牧文化，南北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与印度、地中海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方面是“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
汉字文化圈从地域上来说虽不及佛教文化圈宽广，但属于这个文化圈的人口却不下十三四亿，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意义在于，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具有典型的东方色彩。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不但荟萃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还充分吸纳了印度文化、西亚及中亚文化，与佛教文化圈、游牧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均有某种搭界与重合。它绵延五千年，不断丰富、发展，充满生机，对世界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一个“游牧文化圈”，是因为它不仅独特，而且重要，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在人类由向自然界索取物品的采集、狩猎经济转变为靠生产来创造物质财富的伟大变革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农耕与畜牧，由此开创了两种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并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事实上，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一方面是创建“四大文明古国”的农耕民族，另一方面则是驰骋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进入“文明”的时间并不比农耕民族为晚，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草原帝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不要以为游牧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要认真研究“马背上文化”的丰富内涵。他们优先发展了畜牧业，在牧畜养殖和兽疫防治方面显然比农耕民族更有丰富经验，并成为畜产品的最大供应地，特别是良马。如果说在农耕民族中狩猎呈消退趋势的话，那么，狩猎在游牧民族中始终伴随畜牧业发展，因而弓弩箭矢的制造遥遥领先。游牧民族使用的武器、盔甲、器皿、饰物多为金属制品，开启了治铜铸铁的先河。最先使用牛车、马车、驼车、狗车的是游牧民族，骑射也以游牧民族为精。裤子的发明权属游牧民族，毛纺、制毡、制革也是他们的优势。因此，抛开游牧民族而言世界文化是没有理由的，必须重新认识“游牧文化圈”。
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传媒手段是宗教，通过宗教进行文化传播。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基础，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徙、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般的激变，因而文化传播的手段始终离不开迁徙、贸易和战争。
“马背上的文化”，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一条滚滚的长河，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不畏艰险，敢于开拓创新，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由于经济起伏、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过程中，因而文化积累远不如农业民族，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文化传统。其三，人口大幅度流动，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故同多于异，轻裘，宝马，骑射，歌舞，毡房，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其四，游牧民族四海为家，视野特别宽阔，能够接纳各种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时有改变或几种文化相兼。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因而战斗力极强，堪称“金戈铁马”。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判若天渊，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与农业经济相比，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不可能像农业那样“自给自足”。“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游动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放大，由夏至冬逐渐缩小。可是，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整个游牧圈便必须移动，有时一去千里。一个部落的移动，往往使其他部落不得安宁，争夺牧场风波由是而起，所以，草原上的风波很难平息，经常是戎马倥偬。社会组织深受“行国”制约，最直接的联系是血缘的氏族，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动辄以“控弦数十万”而称雄。然而各部落兴衰无常，一时勃兴，一时衰败，此起彼伏，动荡不安，尽管是“一代天骄”，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游牧民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叱咤风云，不断改变政治形势，牵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掀起阵阵狂涛，引起风云突变。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游牧文化圈”时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进入中国、西亚、南亚及欧洲，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是游牧民族，匈奴与秦汉的对峙，魏晋时“五胡”进入中原，进而造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隋唐时期周边存在许多游牧民族政权，接着是宋与辽、金、夏的纷争，元朝统一中国，清代是满洲人的天下。西亚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不断有游牧民族进入这一地区，如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种、阿拉伯人等。深入南亚的雅利安人对印度文化有过重要影响，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和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更是煊赫一世。在欧洲，匈奴西迁推动了“蛮族”大迁徙，颠覆了东、西罗马帝国，蒙古人西征更成为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游牧民族的马蹄声震撼欧亚大陆，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游牧经济难以“自给自足”，必须经常与别的民族，特别是农业民族交换产品，所以，从游牧民族出现之时起，便与贸易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世界上最早、最活跃的商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经济互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是国际贸易的先驱，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开辟国际交通线，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和“草原丝绸之路”，就是游牧民族的壮举，通过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传到遥远的欧洲。中亚的粟特人，是往来于欧洲、西亚及中国之间的国际商旅，不但进行长途贩运，而且使粟特文成为一段时期较为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介入其他各个文化圈，联系范围最为宽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波斯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使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多年的波希战争，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西域”的许多物产也传入中国，并从波斯传来了袄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帝国建都犍陀罗，促使希腊、罗马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产生了犍陀罗艺术，而佛教东传对中国又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是“世界之桥”，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使之成为东西亚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又发展了海上贸易，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范围空前扩大，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伊斯兰教也大量传入中国。元代，基督教的景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统称“也里可温”。不但如此，“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以后逐步形成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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