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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1-0014-06
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就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中国历史上，鲁迅这个名字可谓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消亡（注：这里是在哲学层面上使用“结束”、“终结”、“消亡”的概念的，它们指的都不是旧的东西的被消灭，而是被扬弃。），现代知识分子的面世……一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由腐朽转向新生，由传统转向现代。惟其如此，中国人民从这个名字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对他刮目相看，就对他进行观察，分析，研究。80年来，这种研究从未间断。尽管其间不断出现曲解、反对甚至诋毁的不合谐音，但这种研究随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步而不断走向深入。郁达夫在哀悼鲁迅逝世时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民自觉出了民族的尚有可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鲁迅的灵枢，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1]鲁迅逝世后60余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是知道珍爱自己的伟大的人物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随着鲁迅所呼唤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逐步觉醒，西天角一片微红的新月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中华民族在步履艰难中一步步走向复兴。而也正是在这沉重的脚步中，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制约民族腾飞的关键在于人的素质的严重滞后，因而也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鲁迅思想对实现民族复兴的无比重要（注：这样说肯定会受到某些智者的奚落，认为我把鲁迅看得过重，把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看得过重。的确，在12亿中国人中，持这样看法的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哲人的思想，都只是为少数人所认识，所掌握，都是由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传播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这种趋势与社会现状的矛盾，向鲁迅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鲁迅研究在既有的基础上健康地发展，以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
关于鲁迅研究的新路向问题，近几年人们已经谈了很多，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鲁迅研究的历史，以史为鉴，温故知新。80年来，几乎每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有成就可谈，但我觉得最为辉煌、最值得浓笔重书的还是80年代。新时期伊始，被文化大革命踏为一片荒地的文学研究领域犹如初春的原野，万物复苏，绿意盎然，但首先表现出勃勃生机而且一直保持旺盛势头的还是鲁迅研究。这并不是因为文革期间鲁迅研究还允许存在因而容易起步，其根本原因还是由鲁迅自身的性质和时代需要所决定的。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然而这一转折真正成为变革主体的主观自觉，还是由五四开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目的不同。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五四以前的一系列变革或注重器物层面，或注重政治制度层面，而都忽略了这一根本目标，特别是忽略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传统入学的深刻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五四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为实现这一历史目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一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其核心是科学与民主；一是打破由传统人学构筑的禁锢中国人的“铁屋子”。比较起来，后者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而鲁迅则是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而冲锋陷阵的猛将。在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鲁迅是最具有清醒而自觉的历史使命感的人，是最能体现五四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主题的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把建立“人国”，也就是实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从日本回国后近十年的痛苦实践与思索，又使他认识到实现“人国”目标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人学对人的漠视与禁锢。始终以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为思考问题出发点并因此而对传统人学展开深刻而激烈的批判，这是鲁迅与新文化运动其他先驱者的重要的同中之异。正是因为有了五四，有了鲁迅的文化批判，中国历史才得以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我们说鲁迅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其根据就在于此。就是鲁迅和时代的关系的本质所在，是鲁迅和中国历史的关系的本质所在，是鲁迅作为历史潮流推动了这一历史转折。这个转折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国际和国内双重因素所决定，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救亡图存和阶级解放，但从根本上来说，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最终目标还是人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指导思想的失误，使得这一历史任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历史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十年浩劫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是对五四的反动，对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反动。浩劫结束，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才猛然发现五四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于是人们呼唤五四，纪念五四，重提五四。一时间，思想理论界特别是知识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五四情结。鲁迅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可以说，在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鲁迅研究以其特有的思想资源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与时代的需要相契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契合，鲁迅研究才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以鲁迅人学思想为核心，鲁迅遗产的各个方面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开掘，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形象清晰地屹立在国人面前。与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历史作用相关联，鲁迅研究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鲁迅的人学思想成了研究者观照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尺度。不仅如此，80年代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深入，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都与鲁迅研究密切相关。
80年代鲁迅研究的辉煌也许不会再现，但它却留给我们永远难忘的启示。鲁迅是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和人的解放的思想家，牢牢立足现实，密切关注现实是他最重要的思想品格。他的思想因现实而生，为现实而在。但他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就事论事的庸人，他有着执着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这就是人的解放。执着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注在他的思想中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使得他关注的现实总是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因而他笔下的现实中总是蕴涵着历史和未来。谈到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编辑出版，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2]1·P29230年代，他再次从上述角度谈起他的杂文，指出其特点“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2]5·P4。这说明他所针砭的“时弊”，乃是民族的乃至人性的劣根性的“标本”。因此他又说他的杂文反映的是“中国的大众的灵魂”[2]5·P40。就是这样，鲁迅从“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2]1·P212。这样从历史与现实出发，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不合理以及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并且特别揭示出这种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指出由于历史的积淀所造成的现实的顽固性。这就使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突破了具体的时空限制，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诚然，同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已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人的解放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定的国情，我们的社会从各种体制到生活实践，都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封建传统观念的余毒还严重存在，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又广泛孳生严重泛滥，人的发展还受着多方面的制约，人的解放不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只要打开鲁迅著作，就会惊奇地发现，他很多作品好像就是写于今天。我们不能不惊叹他对我们的民族性乃至整个人性的高度洞察力。这深深地启示我们，当今的中国仍需要鲁迅，社会的变革，特别是人的思想的变革仍需要鲁迅思想的推动。这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像鲁迅本人那样密切关注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进步，要像他那样把终极目标和现实关怀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人的解放为中心，不断深入挖掘他的人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并以此为指导，去观照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危害人的健康发展和最终解放的种种消极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完全像鲁迅那样直接去抨击时弊。鲁迅研究者的责任不是撰写鲁迅式的杂文，是通过对鲁迅形象的正确塑造，通过对鲁迅思想的深入开掘，给作家、给社会提供一种思想资源，一种精神营养。其实，任何一种可以称之为研究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和现实拉开一些距离，由真正的学者组成研究主体是研究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是研究的基本品格。从这一意义上说，学院派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没有学院派学者参加，都构不成真正的研究。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鲁迅研究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研究主体是不是鲁迅那样对人的解放抱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注，在于研究主体是不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的发展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只要研究者具备了这样的思想自觉，只要研究者心中总是高扬着人的解放的旗帜，那么，不管他是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撰写鲁迅研究的论著，他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都会对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乃至民族的健全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大凡伟大的思想家留给人类的都不仅仅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光辉思想，还有他那与此相联系的光辉的人格，和那作为这种人格具体体现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人生哲学。鲁迅就是如此。在鲁迅遗产中，比起他的光辉的人学思想，他的人生哲学更具有超时空的形而上色彩，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更具有恒久的意义。
童年时代家庭败落后的人生经历，使鲁迅看到了人性的黑暗和丑陋，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课堂上的幻灯事件，加深了他这方面的感受，他决心弃医从文，改造这窳劣的国民性。他从尼采、易卜生等人那里接受了个性主义，从拜伦、雪莱等人那里感受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2]1·P66的摩罗性格，他特别倾心于拜伦的“绝望奋战，意向峻绝”[2]1·P88的英雄气概。但是，由于毕竟年龄尚轻，阅历不深，他对国民性改造的艰难还缺乏更深的感受。回国后的接连碰壁，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深重黑暗，使他童年时代的人生感受进一步深化，他深切地感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2]8·P20，这样的状况“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变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2]1·P164。他因此而“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1·P20。现实生活的锤打，使“绝望奋战，意向峻绝”的摩罗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升华，他把自己对“黑暗与虚无”的反抗称作“绝望的抗战”[2]11·P21。他的散文诗剧《过客》就是他这种心态的形象再现。过客明知前面是坟，是埋葬生命的处所，但他还是不听老翁停下来向回走的劝告，执着地向前走去。鲁迅当年回答一位青年读者的信中这样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以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2]11·P442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特有的思维和语言，是鲁迅特有的人生哲学。
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反抗”。绝望的心理来源于现实的黑暗，所以反抗黑暗既包括反抗自身的这种心理，又包括反抗黑暗的现实，而且落脚点是后者。在鲁迅的心目中，反抗就是“与黑暗捣乱”[2]11·P79，就是要在黑暗势力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2]1·P4。而这“捣乱”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寻路的过程，因此他特别强调行动，强调实践，强调“走”。他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便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2]11·P15他不相信那些自命导师的人给人们所指的路，他认为“地上本没有路”，但他坚信“走”，坚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1·P485。他在文章中反复引用匈亚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望，正与希望相同”，也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的这种实践性品格使他心中既有“理想的光”，又总是牢牢地执着于当下，执着于现在。他从不像他笔下的阿Q那样做逃避现实的自欺欺人的幻想，也从不相信某些人许诺的黄金世界，而总是立足现实，坚持反抗现实人生的种种黑暗。他有着非凡的文学创作才华，但他却从反抗黑暗的人生选择出发，致力于杂文创作。有人曾劝他“不要做这样的短评”，他却执意不悔。他说：“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3·P4这种信念和实践贯穿他的一生，直到晚年，面对论敌对他的杂文的攻击，他仍以这样的信念作答，而且说得更为明确肯定：“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2]6·P3
鲁迅这种主要源自现实人生感受的人生哲学是人类社会赖以艰难行进的精神动力之源。人类其实就是在不断反抗绝望的斗争中艰难行进的。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天起，大自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人类自身也从未停止过为自己制造生存的麻烦。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追求适应环境被动地生存，人则有没有止境的欲望，没有止境的追求。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物质享受的自由和精神愉悦的自由，性爱满足的自由和权力支配的自由，减轻劳动强度的自由和征服利用自然的自由……这种自由有正值与负值，负值的追求则不断引发人类自身的矛盾与纷争。阶级压迫，政治斗争，国际争端，民族战争便不断产生出来。这种现象迄今没有停止，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不会停止。虽然人类在实践中会不断走向理性，走向成熟，但这种趋利避害，不断追求欲望满足的本性在认识能力的限制下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征服自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崇尚科学遇到科学带来的弊端，向往现代化又不得不吞下现代化的苦果……人类社会恐怕永远没有止于至善的境界，而永远不断陷入新的问题、新的灾难、新的绝望之中。所以，这种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可贵。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饱经磨难的民族，特别是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苦难的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负累，压着我们的翅膀，使我们难于起飞。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并没有摆脱落后的局面，而且我们的脚下问题重重。旧的体制制约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严重地吞噬着我们民族的活力，社会道德滑坡，人的素质低下……这一切，都使我们的现代化大业困难重重，步履维艰。21世纪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世纪，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或者走向腾飞或者更加落后，或者步入强国之列或者更加被动挨打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生机与绝境同在。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谈到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2]3·P54721世纪对我们来说就是如此。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兴衰的重要关头，我们更需要鲁迅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情怀激励民族斗志，使全民族同心同德，踔厉风发，共创大业，共度难关。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以为中华民族提供重要的思想、精神和智慧的资源。
三
鲁迅研究在21世纪能否得到更加健康深入的发展，关键在于研究主体的综合素质能否得到尽快的提高。
8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鲁迅研究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鲁迅的文学创作、人学思想、人生哲学都得到了深入的开掘，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形象被不可动摇地确立了下来。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理论功底、知识结构的限制，研究水平难以有新的更大的突破。
鲁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着异常深厚的学养，这对研究者的学识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即以鲁迅和异域文化的关系而言，就需要研究者有相当的西学功底。众所周知，鲁迅的人学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西方文化的启发，特别是他早期的“立人”思想，与叔本华、施蒂纳、尼采、易卜生以及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这些思想家、文学家要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尼采。在西方思想家中，尼采是和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不仅是思想，包括个性特征，包括作品的文体风格、语言特色，鲁迅都深受其影响，不真正了解尼采，就不能真正了解鲁迅。可是直到目前，鲁研界尚缺乏对尼采的深入的把握，这与研究者对西方思想理论的隔膜不无关系。与此相关，研究者还要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化思想史，因为鲁迅接受尼采，是以日本思想界为中介进行接受的（注：日本是鲁迅接受域外文化的重要中介，不仅留日时期，鲁迅后来进一步接受西方启蒙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另外，鲁迅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对于这些译作，研究者应认真阅读，深入研究，以了解鲁迅思想和这些译作的关系，从而更准确深入地把握鲁迅。
关于鲁迅的宗教思想，也是人们不时谈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根本原因也还是研究者缺乏深厚的宗教学根柢。以鲁迅和佛教的关系而论，鲁迅受佛教思想浸染甚深。据许寿裳回忆，“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3]。查鲁迅日记“甲寅书帐”，这一年所购几乎都是关于佛经的书籍。鲁迅不仅专心攻读，而且亲自抄写（注：鲁迅日记1913年3月16日记有“写《法显传》论，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而且捐款刻印（注：鲁迅日记1914年7月29日记有“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他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4]其对佛教心仪之情，于此可见一斑。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5]五四时期，他在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佛教。他反复强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3·P45他揭露佛教的死后报应说，指出“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2]3·P201。他甚至专门写了小说《长明灯》，把佛教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黑暗与愚昧的重要象征予以批判。然而深通佛学且与鲁迅交往颇深的徐梵澄又认为鲁迅晚年“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6]——他解释说这是鲁迅的佛学涵养所致。究竟该如何评价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如果不深通佛教，则很难作出深层的解释。鲁迅和道教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2]11·P353。鲁迅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如果没有对道教的深入研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则很难作出令人释然的解答。
研究鲁迅，最主要的知识要求还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功底。鲁迅所以为鲁迅，不在他的早期，也不在他的晚期，关键在于五四时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激烈批判。鲁迅的名字是同狂人、阿Q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3·P13这样的言论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2]1·P212“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2]7·P312这样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其批判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坚决，威力之猛烈，斗争之彻底，在中国可谓第一人。鲁迅为什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这样的批判？为什么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这样的批判？他的批判是否合理？如果没有他的批判，中国文化是不是也会自行调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他是不是全盘反传统？他对中国文化到底持一种什么观点？抱一种什么态度？……这恐怕就要深究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刻的了解。鲁迅说：“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利”[2]3·P214，“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2]1·P286。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也必须“读过古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看得较为分明”。其实，这不仅是深化鲁迅研究的要求，也是鲁迅研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要求。近来人们热衷于谈论鲁迅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鲁迅研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主要不在当前几个年轻人对鲁迅的说三道四，而在90年代以来而且21世纪将更加如此的国学热的勃兴，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蔓延。近10年来文化思想界的历史不断启示我们，“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人们对现代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因而对传统文化吸收消化能力的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演化和蜕变，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因子将会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误解，以为这都是新儒学的效应，并把它与五四作出更为错误的对比，这将成为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注：这是我4年前发的感概（参见拙文《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4年来的情况，更加深了我这种感受。）。这才是对鲁迅研究的真正的挑战，釜底抽薪式的挑战。而要回应这一挑战，不仅需要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还要有对现代新儒学及国内张扬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的深入了解。
以上只是谈了鲁迅研究者综合素质急待提高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问题当然不只这些。当然，不可能要求鲁迅研究者都成为鲁迅那样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但起码要有能解决各方面问题的专才。只有如此，21世纪的鲁迅研究才有新的希望。
[收稿日期]200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