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民工荒”与宏观经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劳动力论文,水平论文,民工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3)09-0061-12
农村劳动力通常被认为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限制劳动力流动政策的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大规模产生，出现了“民工潮”现象。我们已经很习惯于每年春节前后的“春运”将数亿计的农村劳动力从城市运至农村，然后再从农村运回城市。
然而，2004年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长三角”和其他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颠覆了很多人认为中国劳动力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观念，也引发了学界对其原因的关注。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中国经济面临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出现了无法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的“返乡潮”现象。2010年，我国成功应对经济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后，劳动力短缺现象再次出现。
“民工荒”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的，标志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结束，并引发了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而“返乡潮”现象，也通常被认为是城镇就业不足，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暂时性的过剩。“民工荒”和“返乡潮”的交替出现，也就代表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在“不足”和“过剩”中摇摆。如何评价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呢？
本文拟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进行解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影响因素。相对于以往的同类文献，本文的不同在于，将能够供给城镇就业市场的农村劳动力分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和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两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概念，建立了影响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主要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第三部分识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提出并测算了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第四部分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了研究结论并揭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民工荒”出现之前的中国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情况，与刘易斯(Lewis)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相当吻合。在劳动者生存所需的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可以在相对不变的工资水平下获得大量雇佣工人，工业的扩张和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劳动短缺的限制。刘易斯在模型中也预测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终结时的情形，即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工资也按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1]后续研究者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工资开始上涨的转折点，称为“刘易斯拐点”。费景汉(John Fei)和拉尼斯(Rains)1961年改进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了二元经济转变的三阶段学说，强调了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2]后来，刘易斯继续发展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工资开始上涨的转折点称为“第一转折点”，并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的转折点称为“第二转折点”。至此，刘易斯理论和费—拉理论已基本趋于一致。
乔根森(Jorgenson)1967年首先提出具有新古典主义特征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业剩余产品的存在是劳动力流动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哈利斯(Harris)和托达罗(Todaro)1969年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同时仍然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移民这一现象，提出劳动力的流动不仅要考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在城市就业的概率，揭示了“就业预期”的重要性。[3]Ledent(1982)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描绘城乡之间人口净转出率与城镇化过程的紧密关系，提出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净额反映了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城乡之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平衡。[4]Lucas(2004)对发生在战后许多低收入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进行了理论研究。他将这个迁移过程看作是劳动力为获得潜力持续增长而从传统的、土地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转换。[5]
按照二元经济经典理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志是农村是否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劳动力工资是否开始上涨。而且由于劳动力工资上涨往往也通常被视为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后果和重要标志。因此，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争论的核心议题就是“民工荒”是由农村劳动力短缺造成的还是另有缘由，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阶段性摩擦或农民工待遇问题。
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短缺造成的。黄泰岩(2005)认为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工资偏低和由于2004年中央支农政策带来的农民比较收益的大幅度提高。[6]包小忠(2005)认为“民工荒”是由工资粘性造成的一种假象，提高农民工名义工资是解决“民工荒”的基本措施。[7]王诚(2005)也表现出了对于解决“民工荒”问题的信心，指出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诸多因素和潜在力量使“民工荒”尽快结束，经过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试和努力，建立良性循环的和互信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劳资关系，可以使中国经济较好地度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换轨道。[8]王检贵、丁守海(2005)甚至通过古典估算法、新古典估算法、标准结构比较法对中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重新估算和比较分析，得出了当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600万人的结论。[9]
以蔡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并不认为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倾向于认为“民工荒”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短缺的表现。蔡昉(2007)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指标的研究，说明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情况。[10]进一步，蔡昉(2008，2010)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判断，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解释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含义。[11][12]蔡昉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响应。王美艳(2011)发现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13]张晓波等(2012)发现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加速上涨，[14]都为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提供了证据。
即使如此，更多的学者仍然坚持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并不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出现了短缺。佟家栋、周燕(2011)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就业市场摩擦性现象，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中国剩余劳动力即将消失。[15]杨继军、范从来(2012)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16]Golley、孟昕(2012)的研究表明，尽管某些证据显示在2000-2009年间，城镇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短缺造成的；农村仍然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的且收入非常低的工人。[17]姚洋、张珂(2012)的研究也再次表明，中国还存在剩余劳动力。[18]汪进、钟笑寒(2011)也注意到，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偏高，仍有可能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增加劳动力供给。[19]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民工荒”可以同时存在。姚先国、来君(2005)尽管认可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依然巨大，但同时认为并不能据此推断出劳动力工资不会上涨或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过程还将继续的观点，说明了即使农村劳动总量供给充足，也可能导致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短缺。[20]奈特等(2011)的研究表明，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民工荒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有可能持续。[21]丁守海(2011)的研究认为，近年来中国出现的农民工工资上涨和用工短缺持续蔓延现象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当前的研究工作重点应是解决劳动剩余阶段出现工资上涨与劳动供给不足的矛盾。[22]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和“民工荒”问题原因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是由于与农村劳动力总量供给无关因素造成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很少，“民工荒”正是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正常反映。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民工荒”并不矛盾，当前我国的情况属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这一新的视角描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解释“民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并分析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影响，提出既要坚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又要保障劳动力供给的政策建议。
三、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
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难以精确确定。根据我国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和国家统计部门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我们从农村户籍劳动力中识别出两类对城镇就业市场供给有重要影响的农村劳动力，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
)，指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
)，指被国家统计部门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
第一类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了农村常住人口范畴，属于农村的流动和潜在流动人员。其基本特征是：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工作地点变化较大，甚至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无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无固定城镇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不确定，收入全部带回农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费)。这类劳动力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开始在城乡之间或农村之间开始流动的劳动力，属于现实的流动劳动力，另一种情况是尚未开始流动的劳动力，但这批人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或正在实施流动准备但未找到合适的流动去向，属于农村的潜在流动劳动力。
第二类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较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有较固定城市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一部分带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镇消费)。这类劳动力尽管已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还没有完成“市民化”过程，不具备城镇户籍，大部分人仍然过着“候鸟”式的生活，依然被城市管理部门视为“农村人”或“外地人”，不享有城镇户籍居民所具有的就业、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社会待遇，并没有融入城镇的正常生活中，不排除在城镇工作一段时间后还要返回农村长期生活，因此被视为农村劳动力更为贴切。
并不是所有农村劳动力都随时可能成为城镇就业人员的一部分。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和现状，第二类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市，并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的一部分，第一类劳动力()已经离开的第一产业，则即将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的一部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则在较长时间继续从事农林牧渔业活动，因此，+构成了农村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向城镇输出的劳动力总量。在城镇就业人员数量(
)一定的情况下，(+)/则代表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能够充分保障城镇就业需求的水平，简称为“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Labor Supply Security Level，LSSL)。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类劳动力的统计口径都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因此，本文中的第一类劳动力和第二类劳动力两类劳动力中都包括了“农民工”的一部分。如果“外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则包含在第二类劳动力中()，如果不在城镇就业，则仍包含在第一类劳动力中()。“本地农民工”如果在农村就业，则包含在第一类劳动力中()，如果不在农村就业，则包含在第二类劳动力中()。由于官方的“农民工”数据在2000年后才出现，在更长的时间序列内观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数量和特征，采用本文第一、第二类劳动力分类方式具有更高的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
1990年至2011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1990年以后离开第一产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甚至进入城镇就业的劳动力总数量(+)越来越多。由于第二类劳动力()是已经进入城镇并稳定就业的人员，新增的能够进入城镇就业市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第一类劳动力()。而我国第一类劳动力()的数量自1990年开始逐年上升，在1996年达到峰值后缓慢回落，并在2003年触底之后有所回升，之后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在持续增加的第二类劳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自1990年后逐步上升，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迅速回落，并于2003年触底之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1990-200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逐步放开后的政策效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乡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逐步释放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而城镇的快速发展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拉力”，在两种力量的复合作用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自然就产生了。在这个阶段，城镇需要多少劳动力，农村就会供给多少劳动力，表现出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因此，这个阶段不会出现“民工荒”问题。
农村尽管有剩余劳动力，但能够流动到城镇就业市场的人数是有限的，“人口红利”总有消失的一天。200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达到历史最大峰值，然后迅速回落，于2003年触底之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仍然继续，且从2000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上行周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还在呈刚性攀升。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大面积地出现“民工荒”问题。这也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结束，进入了一个必须提高绝对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劳动力持续供给的新阶段。
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反映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能够保障城镇就业需求的长期趋势。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自2003年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且随着城镇就业总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第一产业继续释放剩余劳动力能力受到限制，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还将持续走低。这表明我国劳动力长期供给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但是，长期劳动力供给形势严峻并不代表不会出现劳动力就业的短期调整，任何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变化均会在劳动就业领域有所体现，不排除“返乡潮”会再次出现。“民工荒”是长期的，“返乡潮”是暂时的。如果考虑到其他非劳动力供求因素的影响，也不排除“民工荒”和“返乡潮”同时出现的可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普遍认为我国在“四万亿”等刺激政策的综合影响下已经走出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于2010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本文中劳动力供求统计数据计算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两类劳动力的新增供给数量已经连续超过了城镇就业人口新增数量，进而导致2010年以来的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劳动力供给长期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现供给短期过剩，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宏观经济尚未进入持续快速的增长通道。
四、影响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和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数量的函数，因此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紧密相关。除此之外，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还受到多种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我们用代表被解释变量“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
、CPI为宏观经济解释变量，分别代表“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水平”、“消费水平”、“出口水平”、“货币流动性”、“贷款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失业指数”、“物价指数”。D为虚拟变量，代表“国际环境”，为与各解释变量影响方向保持一致，将东亚金融危机的1997、1998年和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赋值为0，其他正常年份赋值为1。
变量与指标说明如表2所示：
根据现有经济理论，解释变量、CPI和虚拟变量D影响方向一致，即随着变量系数的增大，将会扩大就业需求，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回归系数应为负值)。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各指标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要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1)》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报》。
根据以上变量定义，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根据上文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计算。各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即首先全部变量都进入方程，逐步剔除不显著和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
多元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见表3所示。
从模型1到模型6的输出结果表明，随着不显著的变量依次从方程中被排除，方程F统计量也越来越大，说明多元回归方程逐步得到优化，总体显著性很高。
解释变量
具有很高的显著性水平且为正，这与现有经济理论提供的信息不一致。贷款数量()的增加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会加剧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而回归结果提供了相反的解释，认为贷款数量增加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原因可能在于贷款数量的增加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
虚拟变量D最终留在方程中且系数为正，揭示出宏观经济运行正常年份的劳动供给保障水平高于经济危机的年份(如1997年、2008年)，这也有违一般的经济理论。由于系数显著性水平很低(0.10水平)，说明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揭示了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意义在于能够反映城镇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长期趋势。
扩大内需、增加出口是各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更是各国政府部门孜孜不倦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但其长期效应之一就是逐步降低了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因此，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紧张局面的办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放弃对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追求，而是应当保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
由于城镇就业总规模在不断扩大，稳定并提高劳动供给保障水平的可行办法就是继续扩大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特别是扩大第一类劳动力()的数量。扩大第一类劳动力()的规模需要第一产业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只有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第一产业才有可能进一步释放剩余劳动力。因此，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必由之路是依靠技术进步。
五、研究结论
本文识别出两类对城镇就业市场供给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村劳动力，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指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指被国家统计部门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LSSL)的概念。
通过测算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描述了1990-2011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变化趋势。200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达到历史最大峰值，然后迅速回落，于2003年触底之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上行周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在呈刚性攀升。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与劳动力需求水平上升在2003年交汇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我国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问题。
通过建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的影响。消费水平
和出口水平
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
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金融危机等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在保障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
“人口红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工荒”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仗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提高绝对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劳动力持续供给的新阶段。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提供的“人口红利”而实现经济增长，本身就涉及到了经济公平问题。劳动力工资水平的逐步提高是经济发展和实现长期经济均衡的必然趋势。
“返乡潮”是我国劳动力长期供给紧张情况下的短期调整。“民工荒”是长期的，“返乡潮”是暂时的。如果考虑到其他非劳动力供求因素的影响，也不排除“民工荒”和“返乡潮”同时出现的可能。2010年以来我国两类劳动力的新增供给数量已经连续超过了城镇就业人口新增数量，进而导致2010年以来的劳动力供给保障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宏观经济尚未进入持续快速的增长通道。
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是解决“民工荒”乃至“返乡潮”问题的根本途径。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全社会的生产函数，在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和更高质量的产出，避免因劳动力长期供给紧张带来的增长动力不足。这也同时要求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农村劳动力长期低端化和同质化的现状，更好与日益提高的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匹配，化解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