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上的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阶级论文,属性论文,尊重知识论文,尊重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01)01-0007-08
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摇摆。这个问题按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1]这有各种原因，而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理论不彻底与偏颇，是最根本的原因。本文从下面三个问题加以说明。
1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谓的由来与界定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何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社会地位问题，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然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看法具有权威性。他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决策。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研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
从毛泽东在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来看，毛泽东从1925年到1957年上半年，认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是脑力劳动者，可以归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这种认识大体是正确的。虽然毛泽东多是从“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的政治视角，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并来断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但他在谈这一问题时，仍然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来得出结论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基本原理的。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关于“阶级”的释义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3]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揭示了阶级的实质与阶级相区别的基本规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形成阶级相区别的基础，也是阶级划分的最根本标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历史上存在过的基本阶级，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他是从事科学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不论是教授、教师、工程师、医生、会计师，还是作家、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脑力劳动和劳动技能来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这就如工人、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和劳动技能来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料是一样的。他并没有以自己的生产资料去占有他人的劳动。这无论是在旧社会或是新社会他们都应是“劳动阶层”（列宁语）中的成员。所以，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归属于类似中农。他们基本上属于不剥削人而又不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这样的规定，大体上是科学的，是正确的。
我们说毛泽东在从1925～1957年这段时间内，将知识分子划归为“劳动人民”的看法，大体正确，是从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规定来说的，而不是从他得出这一认识的立论的根据上说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规定的立论根据是不科学的。(1)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不能是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成因，因为知识分子中各种家庭出身的都有，尽管在旧中国，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是能供养起他们读书的有产家庭，但也并不排除通过辛勤劳动而供养子女读书的劳动人民。何况，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他是以自己的脑力劳动而来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他并非依靠家庭的生产资料去占有别人的劳动。(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一定的政治总是代表一定社会集团利益的，对政治的态度也往往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知识分子”就其基本属性来说，他是劳动者（雇佣劳动或自由职业劳动），因此，一切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政治，他自然拥护，否则则反之。若就“知识分子”个体成员来说，因为社会的复杂性，而对某一政治的态度，则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总之，不应以政治态度来作为断定阶级属性的根据，反而倒应以阶级属性来判断人们的政治态度。因果关系不可倒置。倒置了就使政治的正确与否失去了客观标准。(3)长期以来理论上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分属并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4]毛泽东也说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5]其阶级属性是看“为谁服务”，为谁服务就是“依附于”那个阶级。这一立论，无法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之下，广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文教工作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新闻编辑人员等）被老板或政治机构所雇佣并服务于它，那么，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就都归属于资产阶级了呢？他们是否就像资产阶级一样占有了“生产工人”的劳动，或从“剩余劳动”中分得了一定份额呢？从而，他们就不是以自己的“脑力劳动”而换取生活资料了呢？就由“劳动者”转为“剥削者”中的成员呢？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是不相符的。还有，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旧中国，广大中、小学教师，在农村、乡镇、城市教学生，广大学生并非都是资本家或地主、买办阶级的子弟。那他们是为谁服务呢？当然，他们所从事的教育总是有阶级性，是否就因为教育有阶级性，就可以说他们是依附于剥削阶级，就归属于资产阶级了呢？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里，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去谋取各种职业，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都是服务于该社会的。都是服务于该社会的统治阶级的。那是否就可以一个统治阶级而代替阶级的划分了呢。“服务”一词可作多样，以“服务”于谁来规定阶级属性是无理论根据的。
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可见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肯定了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政治态度以后，认为按世界观来看“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继后，他在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6]在1957年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6]，在1957年7月9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6]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一文中，[6]在1957年10月13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6]比较集中而明确地使用了这一称谓。后来，又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在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在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都一再说“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成为“权威的”论断，延续了20多年。其危害之大，其后果的严重是难以估量的。
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由“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重大转变，其根本原因是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是对国内主要社会矛盾分析与改变上的失误。毛泽东认定五百多万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他是从什么视角上作出这一断言呢？
1.1 依附论（皮毛论）：毛泽东认为五百多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是依附在私有制皮上的
毛泽东十分逼真的说：“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作梦也记得。……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6]
1.2 “世界观论”：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是从世界观上界定的
毛泽东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6]毛泽东以世界观来规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而又限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有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6]“……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6]并以此断定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
1.3 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势力的对比中，认为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可是又说：“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6]还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是不服气的。……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6]
总之，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错误地提升为“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基于对国内阶级形势，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什么1957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鉴此，他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反击右派进攻，认定今后知识分子是“吃得开”的，有“翘尾巴”的资本，是可以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一个很大的力量”，由此，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甚至认为是“革命对象”。[7]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与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有关。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它的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作了正确规定与论述。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年，由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由于反右派斗争，到了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毛泽东就改变了上面的看法，他认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7]又说“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了无产阶级手里，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是一个补充。”[7]进而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7]由于毛泽东在1957年后期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修改，就导致打断了从1956年下半年提出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过程，就为对知识分子阶级归属问题奠定理论的根据。尽管说“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在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策上，就不能不产生“歧视”的错误倾向。
2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两次争论
大家知道，解放以前，由于我国贫穷落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发展十分有限，按国民受教育程度，据1949年统计，在5.4亿国民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18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仅占3.4人。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人。[7]其中高校教授为4785人，副教授为2168人。到了1952年底统计，全国人口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为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1955年底，各类科技人员有了较大的增加，高级知识分子达到10万多人，高等院校毕业生增加到了21万多人。但这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再加上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以及面临着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等。知识分子问题就提到了党的工作日程上了。在此情况下，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8]报告中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认为：“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8]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予了正确的回答，认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8]将知识分子归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最早的一次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表述。会后不久，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与中央指示传达后，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思想改造，一方面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遗憾的是，正像薄一波说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注：据统计，整个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99%是被错判的。）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种变化，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1]
从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到1957年6月上旬“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开始，前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表述，就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取代了。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62年。
60年代初期，我们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科教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除了给一部分错划了的“右派”摘了帽子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又一次给予了科学的定位。然而，时隔不久，1962年9月，又一次的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从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开始的。1961年，中央连续颁布了《科研十四条》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高教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文艺八条》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在这些“条例”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关于坚持“双百”方针问题，都作了比较恰当的说明。澄清了50年代后期一些错误的认识，纠正了一些错误的作法，使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了顺利的执行。涉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问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判断问题，这就集中反映在1962年3月召开的后来称为的“广州会议”（注：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上了。
3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是“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在讲话中，他又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
3月4日，周总理动身回北京前，陈毅把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陈毅的讲话，认为我们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3月5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3月6日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在讲话中，陈毅元帅首先传达了周总理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坦诚地说，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又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还说，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愚昧是最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9]他批评了我们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的错误倾向。认为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激情地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7]
陈毅元帅的两次讲话，使到会的同志深受感动，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余次掌声、笑声。“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八个大字掷地有声。会后，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从政策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如对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等。这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了重新发挥。
然而，对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柯庆施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在周总理要求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主席也没有说话。到了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注：有的记录稿为：“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没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7]
1962年9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存在的若干问题的不同意见，包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的问题，都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与批判。自此以后，又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牢牢地戴在了知识分子头上。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长达20年。
3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表述与立论的理论基石
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此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所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是十分关注的。据统计，在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一书中，汇集了他在这段时间的47篇文章，其中有20篇直接或间接地论述知识分子问题。他的着眼点，还是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估量上，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进行拨乱反正。如，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0]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以专题来回答怎样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来回答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的问题，不仅是当时进行拨乱反正，对纠正被“四人帮”所扭曲的认识和政策有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是对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模糊认识的一个总结。这一认识也为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奠定了科学的立论的基础。应该说，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是最“权威”性的结论。人们将科学大会的召开称作是“科学春天”的到来，称作知识分子的“第二次解放”。
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呢，它的立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是否是因为他们已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了，就说他们可以归属于工人阶级呢？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正是这些年来理论界未完成的。
对这一问题理论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据笔者所知，有童大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11]于光远：《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问题》，[12]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13]笔者认为几篇有价值有影响论文的共同点是：
(1)以马克思经济理论，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为立论依据。
(2)一致的结论，认为知识分子是“生产工人”，是“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是“生产劳动者”。认为马克思的立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为“该是我们认真考虑这些观点的时候了”。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说明知识分子是“生产劳动者”，是“生产工人”，是“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呢？马克思大体是从两个视角分析这一问题的。
3.1 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马克思对知识分子劳动属性、阶级属性的考察
从简单劳动过程来看，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变换过程，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14]“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4]这就是说，生产劳动，一般地说，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劳动。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人就是生产劳动者，生产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规定，并未停留在上述一般的认识上，他认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得十分清楚，他说：“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14]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15]他认为不同的工人同生产对象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监工、工程师同生产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远了一步，“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15]
十分明确，从简单劳动过程来看——即从物质生产过程来看，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产品研制人员，……他们尽管没有在生产过程之中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尽管没有直接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但是他们是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们劳动能力同样汇集于产品之中，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工人。按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立论。知识分子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阶级之中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那部分人。
3.2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来看，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劳动属性、阶级属性的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册《剩余价值理论》中一再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15]
那么，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呢？马克思说：“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15]
什么是生产劳动者呢？马克思说：“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的行使者是生产工人。”还说：“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直接增强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是生产工人。”什么是非生产劳动者呢？马克思说：“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15]
总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15]是从“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者下定义的”[15]。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不是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角度，来区分生产工人与非生产工人的。
这样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产品研究开发人员……）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他们生产的是商品，是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不是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只是劳动同收入的交换。所以，从生产关系的地位来看，广大知识分子是“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他们是受剥削的。他们的阶级属性犹如工人一样，并非是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者，从而划归在资产阶级范畴之中。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必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
3.3 从精神要素向生产要素转化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劳动属性与阶级属性
马克思除了上述两个视角来规定知识分子是总体工人中的一部分，是生产工人以外，有时也谈到另一类的知识分子……即主要从事精神生产的那部分工人，如教师、医生、作家、记者等。这些人的劳动并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他们提供的劳动一般说来是使用价值，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教师的劳动具有提高劳动能力的价值，医生的劳动可以修补与恢复劳动能力。这正象恩格斯说的：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费用中找到自己的地位。”[13]
远离物质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在特写的生产方式下，他们的劳动更多地是与物质财富生产相联系，与生产价值相联系，尽管这种联系较为间接。而不是与占别人的劳动成果相联系。所以，他们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是与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联系较为紧密，而不是与资本占有者联系多，这样看来，知识分子应归属于劳动者，应归属于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应归属工人阶级一部分，除在理论认识上得以解决后，在法律上的规定，那就表现在1982年11月26日，全国人代会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了。彭真报告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三支基本社会力量。宪法修改草案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在《序言》中概括地加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里，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并列，是从劳动方式上讲的。那么，为什么草案第一条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联盟’？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差别并不是阶级的差别，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阶级性质来说，知识分子并不是工人、农民以外的一个阶级。这条是规定我国国家性质即国体，是从阶级关系上讲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里就包括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内。”彭真委员长的报告清楚讲明了知识分子应归属劳动人民，归属于工人阶级的。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归属问题，取得三点巨大的突破。
(1)“权威”性地否定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可归属“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不确切不正确的观点。
(2)以马克思的理论为立足点，理论上说明知识分子是参与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生产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了他们剩余劳动。一般说，他们是“全体工人”中的一部分。
(3)以立法的形式，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归属在劳动人民之中，归属在工人阶级之中。
收稿日期：200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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