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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当前的社会生活稍加留心的话，就不难发现，在许多领域或角落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称颂好人，为好人祝福，为好人鸣不平的情况。由于这些现象所表现的内涵是社会对好人的渴慕、渴望和渴求，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些现象为“呼唤好人”现象。
好人——一个既含糊又确定的赞誉称谓
一提起好人这个概念，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它在以下两种情况的使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好人是一种罪名，是阶级觉悟不高，斗争精神不强、政治迟钝、明哲保身等不良表现的代名词。当时称有上述一些表现的人为“好人”，称以这些表现为特征的处世哲学为“好人主义”。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好人概念，是对好人概念真正含义的歪曲和否定。但是透过这种歪曲和否定，我们也可以从中感悟到，好人这个概念是有着确切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蕴的，不然，别有用心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在好人这个概念上大作文章呢？使用好人概念比较多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民间对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中人物的评价。这时好人是作为坏人的对立面而存在并受到赞誉的。这种把历史中、作品中乃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高度抽象为好坏两种的看法，无疑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这种评价方法正因为没有含概许多人的复杂情况，因此也就少受这些复杂情况的困扰，从而保持了评价的本质性、自主性和朴实性。
好人，是一个内涵既含糊又确定的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位、不同水平、不同经历的人，对好人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就此可以说，好人的内涵是含糊的、不确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好人的内涵的理解和看法，又在基本方面有一些大体相同的东西，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就此可以说好人的内涵又是清晰的、确定的。
那么，好人的内涵、或者说好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和条件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对国家和事业的无限忠诚。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从事一定的事业。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一切好人的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不爱国不干事的人，难以被称为好人。
第二，对于他人的极端热诚。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人在生活和干事业的过程中，总是与众多的他人发生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如何对待他人是判定这个人品德好与差的重要标志。好人对于他人总是怀着爱心，愿意多为他人做一些事，愿意给别人增添一些快乐，愿意为他人分担一些忧愁，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他们“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灵”。
第三，为人处事的襟怀坦诚。好人为人做事总是清清白白，光明磊落，襟怀坦诚，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呈现什么，不涂脂抹粉，不装腔作势。在政治或社会的重大是非面前，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总是合情合理地善待人生。
从现实社会的大范围来考察，好人是一个巨大的多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共产党人和各种先进分子。他们由于受了伟大思想和伟大理论的感召，而自觉地去为事业献身，为他们献身。然而更多的人之所以成为好人，则是社会公德、传统道德影响和社会教化的结果，他们有一种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一颗善良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人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概念，各个历史时期和每个国家，都有大体上相同的好人。
呼唤好人——对现实社会中真善美的赞誉和对假丑恶的批判
呼唤好人作为一种社会舆论，既是对社会上各种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现象的歌颂和赞誉，又是对社会上各种虚假的、丑陋的、恶劣的现象的鞭挞和批判。而不论是赞誉还是批判，又都包含着明确的目的，即都着眼于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具有紧迫意义的实际问题。
当前呼唤好人舆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并直接表现为鞭挞那些腐败分子和道德水准低下的人；同时颂扬那些清正廉洁和道德高尚的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鞭挞以权谋私，颂扬廉洁奉公。以权谋私的人或身居高位，或身居要职，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他们利用这些权力大搞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贪污腐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前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呼唤好人，就是以孔繁森、李润五、张鸣岐等廉洁奉公的好人为镜，透视出这些人的丑恶嘴脸，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化。
第二，鞭挞非法谋财，颂扬遵纪守法。非法谋财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摆出一副大款大腕或这个家、那个家的架式，干着非法谋财的勾当。他们或者偷税、漏税，把本应属于国家的那部分钱窃为己有；或者用欺骗手段骗贷国家巨资不还，个人却任意挥霍；或者大搞伪劣假冒产品，个人和小单位受惠，却坑害社会和国家。呼唤好人，就是以遵纪守法的老实人为镜，反衬出这些人的卑劣和低下。
第三，批判恃才高卖，颂扬无私奉献。恃才高卖的人不愿意把他们的才能贡献给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甚至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高出于普通市民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报酬，总是待价而沽，寻求善价，企盼高卖。呼唤好人，就是要用好人那种付出多，所得少的人格和境遇，与恃才高卖的人两相对照，并向社会说明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道理：才高不一定人格就高；社会必须尊重人才，但同时又更需尊重人格。
第四，批判只取不付，颂扬尽职尽责。只取不付的人每天盼着长工资增奖金和多得一些各种名目的福利，但却从不认真地履行自己应尽之责，也很少想到自己给予社会的究竟值多少。呼唤好人，就是以好人那种忠于职守的社会责任感和付出多所得少的高贵行为，与这种人的懒散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两相对照。
第五，批判玩世不恭，颂扬慎对人生。玩世不恭的人以调侃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社会、对待他人。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没有意思，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可有可无，一切都没好没坏。对于那些辛勤地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活得太累，没有意思；对于那些恶人恶事，他们虽不苟同，却认为管也没用，不如听之任之。对于改革发展等重大举措，他们虽不反对，但从不热心投入。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是这样，改也改不到哪去，发展也发展不到哪去，莫如我是我，他是他，任凭他去。呼唤好人，就是以好人那种认真严肃地对待生活，对待社会，对待他人的态度，批判那种对己对人和对社会都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呼唤好人——一部巨大的社会启示录
呼唤好人是当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是一部涉猎广阔，含概巨大的社会启示录。认真分析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观察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就能从中受到许多珍贵的启示，甚而得出一些极为有益的结论。
一、在制定和实践各项制度和政策中必须坚持最终有利于好人的原则。我们制定与实施各项制度和政策，从根本上说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但这“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个对各种表现的人究竟更有利于谁和最终有利于谁的问题。不言而喻，应当有利于肯于付出，肯于奉献和付出多，奉献多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平，才能激励进取，才能使许多好人心情舒畅地为社会做贡献，才能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效率。
二、在组织工作和干部人事工作方面，必须更多地重用好人。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重用好人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解决好；相反，表现很差甚至很坏的人，却常常受到重用。更多地重用好人就是要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提拔等方面，充分重视道德修养、品德修养、人格修养在人才评价中的地位和意义，把品德高尚当作人才的基础的必备的条件。对于党政干部特别是职位高、权力大、担子重的党政领导干部，更应强调对品德修养的要求。
三、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领域，要更多地、更准确地宣传好人。对于宣传对象特别是作为典型宣传的对象，应进行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即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但要看他的政治表现，而且要看他在家庭、婚姻、社交等多方面的表现；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的表现，更要看他在较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事情上的表现；不但要重视领导机关、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同时也应重视他身边的普通人对他的评价。真正做到了这一些，就能大大提高对人宣传的质量，并大大提高宣传工作在广大好人中的威信。
四、每个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应自觉强化个人的人格修养，处理好讲政治与做好人的关系。他们在自身修养中，必须特别注意政治的锤炼，即特别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注意继承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没有或者弱化这些方面的修养，作为党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干部和作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党员，就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不能看清和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不能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及工作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干部和党员必须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满足于好人的水平。但是，从自身修养的角度看，讲政治不应也不能离开做好人这个基础条件。如果讲政治不是在对国家和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他人的极端热诚和对自己的襟怀坦诚的优良品德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或者是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的真谛使认识走偏方向；或者是在社会主义政治中参杂进各种庸俗的实用主义，甚至蜕变为个人的追名逐利和投机钻营。
在讲政治与做好人的关系上，有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即认为当政治家就难以做好人，而要做好人就难以当政治家。讲政治同讲人格，从本质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从正面经验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又都是人格高尚被广大人民群众称颂为好人的人，周恩来同志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从反面经验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没有当好政治家，犯了错误或罪行，绝非因为他们只按照好人的要求待人处事，而恰是因为他们丧失了人格，没有选择好人应走的人生之路。陈希同、王宝森的所做所为，为这个道理做了最充分的注释。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经验。都告诫我们，当干部不但要练达为官之道，而且要洞明做人之理；当党员不但要增强党性，而且要修养人格。呼唤好人这种现象和舆论，在这方面向我们进行了最朴实然而却是极深沉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