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的几点思考_文学论文

关于当代文学的几点思考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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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虽小却好,虽好却小”

谈当代文学作品,大言高论多矣,可惜大都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有点市场,供互相褒贬、聚讼。原因明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空论太多,文多生造,缺少说服力,感染力。每读清末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这几句:“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便觉神往。神往它的“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的辨析,也神往它的对“儿女情”与“风云气”之多少的评价倾向。很明白,他认为所举这几个时期的小赋、小诗、小词,不仅篇幅小、容量也小,不能不说其价值还是比较小的。但“虽小却好”,其中艺术上有的可称精品。而艺术上的精品,与还具有磅礴大气的艺术精品尚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成果,所以又说:“虽好却小。”这些小赋小诗小词在他心目中乃“虽好却小”的成果,并非第一流。

把“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作品看成二流之作,不属上品,刘熙载赞同梁代钟嵘《诗品》对张华的评价。上面所引刘氏这几句话原是从钟氏的评语引发出来的:

晋司空张华,其原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格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诗品》卷中)

钟氏所以认为张华的诗不属上品(他评诗分为上中下三品,略同于现说一、二、三流)主要即因“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儿女情”指男女间的私人感情,“风云气”指某种大气候,奋发迈进的精神状态。儿女情与风云气原不能对立起来,并不是无所联系,但在联系之中,从作品的效果看,侧重在哪一方面,是重在儿女私情,还是在私情的表现中,仍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社会的脉搏,是写了儿女情又深深把时代社会的生活状态和发展要求显示了出来,就显然和只重在儿女私情的作品不一样。钟氏认为张华的诗在两者的联系中儿女情多了些,风云气却少了些,“兴托不奇”,即格调不很高,思想深度不足,也单调了些,所以只能放在中品,在中品里还是较弱的。他说,若把张放到下品里去就有点亏待他,故仍列张在中品里了。所以仍能列入中品,是因张诗艺术上相当精致,能“巧用文字,格为妍冶”,而且也不是没有一点“风云气”,只可惜少了些罢了。钟嵘《诗品》中很多新意,其重视风云之气,认为诗应吟咏情性,重在自然英旨,反对堆砌故实,多被音声拘忌,对当时评论著作中的弱点缺点,都勇于一一指人道书直言指出,可谓批评史上一位大家,他如此评价张华,在一般原理上我认为无瑕可击。他要求甚严,评自汉至齐的五言诗,列入上中下三品的诗人共只122人, 其中上品11人,中品29人,下品72人。被他列入已不易,列在中品甚难,如曹丕、嵇康、顾恺之、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任昉、沈约等都在中品,班固、曹操、王融等等则更在下品。他所评是否公允早有些异议,这里不论,他对张华如此安排却是有其明确见解,决非故意贬低而然的。

我认为钟嵘的见解还很值得今天借鉴。古人论文,多言简意赅,不要误解他们所肯定的“儿女情”会包括今天多见的借口描写人物性格,表现社会生活的需要,实际只是在迎合低级趣味而谋利自肥的色情本能描写在内。这种描写不惜毒害青少年身心,败坏社会风气,与纯真、健康的儿女情是两回事。也不要误解他所重视的“风云气”会是“文革”那样昏天黑地的暴戾之气,“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摧残国家、社会、人民一切生机的带来巨大灾难的什么云水怒和风雷激。今天的风云气自应反映人民义无反顾要求深入改革,为老百姓说话,争取应有权利的内容。

回到我想谈的对十多年来文艺创作的观感,总的说比前三十年有了很多进步。证明多元、多样是发展的必然,不可逆转。多数是万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要求改革发展。禁区逐渐减少,可以有点不同声音,文艺工作者不必总是临深履薄,心情比较自在,有了积极性,这些都是进步。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社会风气不佳,贪污腐败未减,分配不公,对文教事业投入太少,影响生活,烦躁、不安、顾虑等仍多存在。能坚持长期努力下去的还不多。表现在创作成果上,“虽小却好”的作品不少,毕竟“虽好却小”,正如钟嵘之视张华的诗,勉强可以置在中品(二流)罢了。有些作者,仍浮在人民海洋面上,随风飘荡,至今尚未有作品较深反映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地上这许多急剧重大的变化,变化中人民的希望与痛苦,我看如能较深反映出其局部真实,也当视为一点突破。带着枷锁当然怎能写好。目前评论所受商场影响最大的便是学会了充满夸大虚假和哥们气息的包装和炒作,负责的评论过多为传媒的宣传性报导所替代,未免人情大于原则,宣传重于探讨。在这种实际情况下,暂时还未能出现又好又大的真正一流作品,并不奇怪。人们可以制造出一些泡沫文学,把“虽好却小”甚至谈不上好的说成“里程碑”“史诗”之作,但真正一流的作品是只能在作家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有说真话的勇气,有出众的艺术修养,有宏观视野并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支持下才能产生,而且又在有更为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支撑下才能实现的。

毕竟我们已有了十多年来的进步做基础。“虽小却好”的中品之作多起来,多元多样之作多起来,已是进步。过去太多遵命、宣传之作,“虽小却好”的也凤毛麟角。今天外部环境再进一步改善,就是在为产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即融会了儿女情与风云气,具有积极批评精神的作品从量多到质高准备条件。这件事本来性急不得,难以计日程功。只要上下包括作家们自己追求不止,今天能耕耘下去,自有收获之日。

二、关于“深入生活”

作家应有尽可能深厚的生活基础,应该深入生活,这毫无问题。过去对反映生活与表现生活曾有不少议论,不无意义,并不重要。两者能截然划分?反映中无表现还是表现时不必反映?没这种事。照相还有角度、光线、背景之类的选择,文学作品中必然有更多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因素。而表现,虽然志不重在反映,写出现存情况毕竟是其比较、主旨的出发点和主要参照。两者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生活知识越深厚自然越好。此所以贴近现实的精神乃文艺工作者始终不能不有的创作品质,而不仅是一种方法。没有现实精神任何方法都写不出大作品。

多年来,人们对作家应有深厚生活基础,应深入生活,去火热斗争中生活之类,可说都已耳熟能详。现在当然还需要提醒,但光这样说,乃一般号召性质,有些问题还待进一步探讨,提得更具体一点,才有作用。

五十年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中,各种形式“下生活”的条件比前好得多了。深入工农兵,战斗第一线,走马看花式、下马看花式、长期蹲点,甚至下去落户式、落户带职兼点领导式,还有各色各样的访问、慰劳、学习等等机会,比起夏衍写《包身工》时优越得远了。结果如何?写出了多少够称真实而又较深的作品?这收获,毕竟不是凭什么煌煌套话文章,凭某些人自我宣讲的洋洋体会,而应以写出的作品实绩、作品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社会效果为凭才算数的。这样的作品显然凤毛麟角。为什么?能说提供的这些便利和所采取的方式不对?我看没有什么不对。那为什么很多作品缺乏生命力呢?这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好好研讨总结,寻出症结所在,吸取教训。但至今对这问题似未引起重视,以致还日常停留在一般号召上面。

具有这种便利通过这些方式原是能够帮助作家不断增长对生活的知识和体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对工农兵的生活都所知甚少,对他们的思想感情缺乏感性认识,下去亲眼目睹、直接接触后肯定有很多收获。相信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那些生活的真实,诸如总路线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化啦、大炼钢铁啦、三年自然灾害啦、穷过渡啦、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啦,各色口号以及种种豪言壮语未尝不曾激动过一下他们的心,可与实际中看到的情况未免距离太远。针对他们的疑虑,他们被谆谆教导也被严肃警告:“不要被现象迷惑,要看本质”,“要区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要站稳革命立场,不能动摇”,“要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感情问题就是立场问题”,一套一套多得很。他们当然无法保证自己看到的一定是九个指头和本质,加上57年那场“阳谋”和“交心”所造成的危险先例尚在眼前,知道禁区会在哪里,而按“一言堂”、红头文件、社论语言来写自然最安全,不管愿不愿意,一般就这样来“创作”“反映”了。“下生活”的多数作家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了他“深入生活”后的成果,而另有些人则是相中了这是一个大好机遇可作进身之阶,还迎合运动的需要争先超额完成响应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提供便利以各种形式深入生活的结果,反而写出了许多非常虚假浮夸的文章。认定作品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反而是根据它在宣传、推行错误路线方面有否起了有利的作用。多少说了写了些真实的话,反被当成一种罪证,从“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直到反动派都可能扣得上。理论上承认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实际上一切得服从“一言堂”,“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生活真相已经完全不重要,或者说这可以任意制造出来,症结就在理论与实际行动完全脱节,运动背离了文艺发展本身的规律。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得免陷入这种不幸、可悲的境地,即使没有写文章,在学习会上、批判会上连想保持沉默都不可能。

文学发展必须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要求它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紧跟路线政策走,变成宣传工具,而又希望如此写出来的能是精品甚至大作,这是做不到的。文学离不开广义的政治,例如通过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老百姓服务,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树立高尚的理想与道德、积极上进的人生观等等而起到一定作用。任何太具体、功利的狭义的政治路线、政策,由于它的总难避免有失误,需要不断改变、修正,如果作家必须或只能跟着这些东西随风转,那就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个性和创见,有可靠的生活积累,就会丧失了它本身生命力之所倚的改造生活批评生活表现生活理想的根本精神。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个至今仍可称其宽广视野的观点,既指出了文学作品的多种作用,也指明了文学作品应有的责任。古代曾有采诗官专门负责采集民间作品,以便从中了解民情风俗,及时有所改革更新,可说相当明智。这样的官府尚知应制奉迎之作起不了这种作用,因有识之士一般都耻当权贵者的吹鼓手。这是知识分子表现其有良知的本色,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作家做人的宗旨,无疑是一个好传统。这种品格同开明政治虽然仍有区别,但并非对立,“开明”总是能够互相依存,补充的。“开明”就是大方向求发展进步,大体顺应人民意愿办事,能听进些不同意见,不断扩大自由度,不是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唯一。若都认为现在必须继续改革开放,而且还须深化,深入改革开放可以表现时代精神,那么努力反映和表现这种社会生活内容并助其发展,自然就能成为具有共识的主题。一致而万虑,殊途而同归。要求两头落实,关键乃在实质,不在名称。多元多样都是民主的表现,共求国家、社会、民族、人类的繁荣兴旺,自是一条康庄大路。

我想,如果都能公正、公平、公开地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维护局部或既得利益出发,对困难问题的逐步找到解决办法一定方便、有效得多。具体到繁荣创作,要求多出快出精品、大作的问题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作家多方面提供深入生活的条件,必能产生正面的效果,就再也不会出现前面回顾到的那种借作家之手把生活真实削足适履的现象。鼓励作家不断开拓生活的领域,愿望在坚持良知的作品中,更多了解生活的真相,感受人民的脉搏,避免讳疾忌医,作为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要参照,我以为在一般号召的同时,在这方面要求取得共识非常必要,过去的阴影很难说今已完全驱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天网》以及较早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都是较能面对现实、触及时弊、有点突破陈规的作品,岂不是都在写作过程或在出版之后仍忧心忡忡,备尝风险么?陆天明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阻力,因知道他在写反腐败而涉及到一个位居副省长其实还不算多大官儿的人物;张平写《天网》得到受害老百姓的极大支持,可他却因此而给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要叫他吃官司;蒋子龙感慨现实题材的制约太多,威胁很大,一部小说就会招来官司,自身都难保,何谈繁荣文学?这些作品过去肯定出不来,现在能够出来,是进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至今仍会使这些作家心有余悸,担心贴近现实还意味着承担风险,这难道不该引起大家深思和警惕?这样的作家应该得到大家支持与帮助,那才可能出现更多深刻直面现实,反映广大人民疾苦与心声的大作。我赞赏报导里所举张平说的这个意思:作家为人民代言,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心声,责无旁贷;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没有忧患意识,他即使可能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三位作家事,参见贝佳《给贴近现实的文学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报导,载本年3月22 日《文艺报》)

如何增加并丰富作家的生活积累,有效的办法和方式可以由作家自己选择,也许更好。收获多少,深到什么程度,将来只能由作品自身来证明,与时间长短,方式如何,别人议论,都无必然联系。现能给提供必要的条件帮助作家得以努力完成他的写作计划,自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

近来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文件里对过去十多年的情况似也有所总结,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这很必要,有益。关键仍应重在实做。硬件建设固需要,软件即人们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更加重要。重要的是实绩,不能年年大家呼吁,年年都讲重视,能讲的话几乎都讲完了,形势年年还是严峻,更严峻,不可“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话十分警策,实际起到的警策作用尚不多。这些年来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是大好事。高楼大厦建了不少,可伴随着的,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令人不胜忧虑。文教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直接担当者和支柱,但投入微薄,奄奄一息,甚至连仅仅维持门面工作还极困难。由于生活相对困窘,人心浮燥,队伍难稳,各级负责人忙于张罗创收,自筹奖金,免得落后于其他垄断性有利单位太甚,哪有多少心思化在正业上。在这种情况下,究还有多少可以具体依靠的力量来做出实绩?人们都看到了贪污浪费之风依然盛行,分配不公也依然如故,不少家庭的收入是“老子不如儿子,儿子不如孙子”,是否效果差别即应如此?大成问题。对所说已无法较多投入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理由显然不能让人信服。觉得多年来总在压缩文教事业投入这一手确实最硬。造成的负面影响便是在社会上:各行各业不少凭所有权力乱收费,互相宰,恶性循环;金钱至上,权钱交易,人际关系淡薄,极端个人主义流行,假冒伪劣东西到处可见,封建迷信、崇拜帝王权贵、富豪等等思想沉渣泛起;对高尚理想、正直品格、勤劳朴实、忧国忧民等优良传统揶揄嘲讽以为不合时宜;社会不安因素,不一而足。诚然这些大都是前进中的困难,但困难的造成,很多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或由预防不力,或由管理松弛,或由在纸面上口头上虽似认识了,实际上思想未通,观念未改:还谈不上“坚持不懈”。抓了些小事,由于源头问题还没碰,规划还空,难有多少实效。目前报刊电台舆论工具很不少,坏人坏事多怕被传媒爆光,为什么不运用这种优势,真正发挥点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人力上应无困难,一面表扬真善美,同时鞭挞假恶丑,对树正气、刹邪风会有不小帮助。可惜这种作用远未发挥。有了的作用,只监督了个别极小的事情,对群众最关心、最痛心疾首的贪污腐败坏人坏事,很少触及,或尚无下文。久而久之,会使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无所用心,导致整个社会精神状态消沉滞后。这跟经济发展的形势已形成很大反差。如果许多人都陷入这种精神状态,只想千方百计为自己多赚点钱,享受生活,如此可以不择手段,文化素质如此低下,那经济还能持续发展下去?一些发展所得能不为种种精神堕落所消解?

现在确实需要大大发扬正气、浩然之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古人说这些话时具体指什么,可不论,力求发达的社会难道可以不要这种精神了?其中合理因素甚多,这种精神实质大可倡导。取法乎上,如还难于做得很好,总比不想做,甘于退却,只求自保为好。文学领域里,有人说现多小男人小女人的作品,意指多只看到生活琐事,嚼嚼舌头,侃侃大山,便颇自以为潇洒翩翩,确也不少。既有其读者,只要还健康有趣,可供娱情遣兴、消闲也好,总比地摊上那些视苦无睹却乌七八糟的货色强些。但若不是总准备只写这种货色,还有点别的追求,例如想到芸芸众生的愿望和渴求,那么我相信定能发挥出更多的作用。生而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想尽力为全社会做点促进的事,总能使生命更感充实而不致相反,我们不都是分享到先贤们各方面积下成果的滋养吗?

文学一定要贴近现实。说是“贴近”,无非是说文学不能是“纯自然”的照搬,而非从真实的角度说其间还应有一些距离。被诟病为小男人小女人的作品,未必全无真实,对作者个人来说,也可能全是实录,但视野太狭,没有挖掘,仅表层现象,含金量很大的矿藏还埋在它下面。或由于志不在挖,或由于挖掘未深,或由于矿情不明,没有中肯,于是便成为浮光掠影,从实质看对人无所启发的东西。到处有生活,但并非有点生活或一辈子就生活在此中的人都能认识理解其生活意义、其社会关系,再要能艺术地写出来就更须有表现力量。《阿Q 正传》的题材不能说是重大的,也非火热斗争,鲁迅却能写出了就其深刻性来说至今仍未逾越的大作。鲁迅是以其特有的途径和方式熟悉当时的农民的,看来成功的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途径和方式,不必也不能要求一律。怎样“下”,“下”到哪里去,要不要、好不好改行(如改到农村去、工厂去之类),是就地深入下去,还是自愿去熟悉另个行当,都可以,无须一律、勉强,最后总以感觉怎样做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利于写出较好的作品为准则。命题作文,按时交卷,一方面太急功近利另一方面急急忙忙求速成,唯恐赶不上这班车,都非好办法。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成熟。

对弘扬主旋律这个创作口号,现在还有些不同理解,并不可怪。要是按艺术规律多办实事,文学总仍会繁荣起来。每一历史时期其实都有过主旋律。“五四”运动后是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抗日战争前后是反独裁、抗日;建国后直到“文革”垮台是“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第一以至唯一;新时期以来是改革、开放以至还要不断深化下去。并非早已有“主旋律”这一称法,但这是客观事实。“主旋律”也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定得不准确的时候,即当时虽确为主流却起了不良作用,就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国家社会搞得分崩离析,民怨沸腾,文艺只准八个公式化概念化“高大全”的“样板戏”横行灌输。正是“文革”惨剧给人们带来的莫大创伤,永难令人忘却。对“文革”时期“四人帮”高唱的一切口号,一切做法,包括以坏为好,大吹“好人好事,歌功颂德”之类都极端反感。因为那是一个分明百孔千疮却只许人们高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时代;经常教育别人应该自我批评,却总在批斗别人的时代;任何几句诤言都会被当成“反动”罪行的时代。人们至今厌恶听到“八个样板戏”的声音,即因那是不幸的声音,那种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不是改革开放时代还需要,还能忍受的。当人们听到又在提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自然就要看看弘扬的内容要求究竟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了改革开放的精神。题材、时代、人物、性格等等都规定了框框吗?有好固当说好,坏的也该说好吗?好的便当一味说好,无限拔高吗?对贪污腐败等种种不正之风可以理直气壮揭露批判吗?这不是单从文件、社论之类的煌煌文章中就能使人看清,还要从表扬、奖励什么,阻碍禁止什么中看得更清楚。文学有宣传作用,但文学作品不能等同于政治鼓动文章,等同了就不能起到文学艺术原本能有的兴、观、群、怨等多种作用,这方面的教训过去实在太多,而且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仍不可低估,《苍天在上》《天网》《乔厂长上任记》等较能面对现实的作者在写作前后所经历的忧愤便足证明。我想,问题并不在于应否提出弘扬主旋律,而在究要弘扬什么,怎样弘扬,在这一点上有了共识就好。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认为继续深化下去又是解决或缓解很多现实问题的必由之路,在此目标下,不管写什么题材,如何写法,好作品总是最有生命力的。现在逐渐明确:只要是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进步、向上,同时又生动活泼,富有艺术感染力和创造性能为广大人民说话,这样就是较好的作品、精品,甚至巨著。这样的作品不同程度都符合时代的要求。只要这样做去,提否主旋律已无可无不可了。

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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