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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是在本世纪20年代，也就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新思潮。其代表人物，在20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30、40年代有冯友兰、贺麟，50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们复兴儒学的志向远大，重构儒学的体系宏大，但其努力成效甚微。到了80年代，出现转机，快速发展。新儒学的第三代传人，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积极活动于亚洲与欧美、大陆与台港之间，四处讲演讨论、著文立说，对现实的挑战，一一作出回应，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使之成为20世纪的一大思潮。
1985年，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在大陆引起了重视。这年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大陆宣讲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他认为由孔子到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现在已转入第三期。他以东亚文明即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腾飞为例，向人们论述儒学的现代活力。这一观点虽然大体来自40年代末牟宗三的儒学三期发展说，但对当时中国大陆学术界来说，犹如投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一时间儒学的过去与现在，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工业东亚，儒学本身能否现代化，等等，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1986年就有10多篇文章专门讨论新儒学，其中以方克立的《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和李泽厚的《略论现代新儒家》最为有名。1987年这类研究文章上升到30多篇。同年9月， 国家“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市举行了第一次现代新儒学思潮研讨会，使大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由分散、自发状态步入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迄今为止，已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多部专著。各高校和社科院的研究生以此为题选做硕士或博士论文的越来越多。
现代新儒学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忧患意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构文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和手段，再度光扬儒学是其追求的目标，“儒家的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生命意义”，等等，是这一文化思潮的总特征。它影响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新见解：
第一，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强调要珍重传统，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他们比“全盘西化”派和“国粹主义”派高明。“全盘西化”派主张全盘反传统，而“国粹主义”派又一味崇扬传统。现代新儒家虽然也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们一方面不排拒西学，主张融合西学，另一方面对待传统的基本倾向不在“复古”，而在通过“反省”进行“重建”。当代新儒家甚至提出要“分疏”传统，即有的该“继承”，有的要“解纽”。这是对传统文化既抱“温情与敬意”，同时又加大理智分析分量的态度。
第二，挖掘传统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并在现代社会中扎根。他们认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儒学伦理能够与现代科学知识、民主政治相联结。这种所谓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大陆学者主张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有近似之处。
第三，在探索中西学融合的途径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当代新儒家，他们较好地受过西方哲学思维的训练，主张“东西互补”，企图从认识论、价值论、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层面，分别汲取西学之长。
第四，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具有顺时代潮流而进的态度，提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具有比其前辈较为开放的心态。
但是，现代新儒学在构建中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中国文化本位和儒家本位说。这是现代新儒家与生俱来的“胎记”，是基本特征之一。如牟宗三提出“中国文化主位性的维持”的口号，就未脱“中体西用”的窠臼，显得狭隘，开放性不够。其二，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根本缺陷，而现代新儒家也未摆脱这一传统束缚。
尽管如此，从现代新儒学兴起以来70多年的历史来看，它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为人肯定的：
第一个方面，对民族、人类满怀挚热而深邃的“忧患意识”。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之后，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面前，如何重新寻找我们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不仅对于我们民族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也有普遍价值，尤其对于西方世界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体的困惑，能起到某些补偏救弊的作用。现代新儒家力图对传统文化之精华“好自护持，毋令断绝”，并非只是一种怀旧和思古之幽情。
第二个方面，献身于民族文化复兴，使中国哲学挺立于世界现代文化之林的学术追求。新儒家的成员基本上是“民间”知识分子，在祖国历遭劫难之际，他们胸怀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信念，通过对中外文化精髓的深层反省，力图摆脱情绪化的对峙，发愤创制民族化的哲学体系，在吸纳古今中西和印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努力，对于纠正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增强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相比，新在哪里呢？一般认为“新”在三点：第一，因时代之新而新；第二，具有自我批判意识，面对西学的挑战认识到传统儒学的不足。是清醒的保守主义者，可守则守，不可守则不守；第三，将学术的儒学同制度化的儒学区别开来，尽量保持儒学的学术的纯洁性，改变了传统儒学将二者混在一起的现象。
现代新儒学仍在发展之中。那末，大陆学者对它持一种什么态度呢？“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方克立教授讲了三句有代表性的话，即：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就是在全面研究、系统了解的基础上，对现代新儒学理论之是非得失予以准确的把握。对待现代新儒学，我们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努力克服其局限性，指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于儒学的作用，即儒学能否促进现代化，近年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学能够促进现代化。
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孔子已被国际社会推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仰慕和敬重。儒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明的源流，儒学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思想对现代化有促进作用：1.“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有利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2.注重道德和人际关系，比如“五常”说，有利于人们的道德修养；3.坚强的人格意识，比如“匹夫不可夺其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健”、“自强”等格言，能哺育众多英杰；4.求知求真的价值取向，譬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鼓舞志士仁人为真理献身；5.儒家提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是一个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杜维明教授1994年10月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中国对儒学资源的汲取应有迫切性。他认为新加坡社会通过共识达成的五个中心价值（又叫五大原则），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的体现，值得提倡。即：1.社会、国家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3.社会、国家对个人的尊重；4.协调而不是抗争才是解决冲突的正常途径；5.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儒学的负面效应很大，阻碍现代化，应该从总体上扬弃。
儒学的负面效应，有四个方面的表现：1.儒学过分强调人伦纲常，使得中华民族在生存意义和价值观上发生了畸形倾斜，比如：“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温、良、恭、俭、让”等观念，阻碍人们开拓进取，大胆创新。这也是目前一些人“温饱即安”、不思进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疲软的思想根源。2.儒学崇尚宗法等级观念，在我们民族性格上打下了盲从的奴性烙印，形成了“畏大人言”的性格弱点。儒家宣扬君权、父权的绝对权威，形成了唯上独尊、唯上是从、为尊者讳的恶习，这些封建糟粕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助长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和亲情关系网的滋生，阻碍民主与法制的建设。3.儒学“重道轻器”，把种田、经商、作战以及百工行业纳入“小人为之”、“君子不齿”的下贱行业，将科学技术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轻视科技、鄙视劳动的观念，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4.儒学倡导的“中庸之道”，使人不敢冲闯，遇事怕当“出头鸟”，怕为天下先，怕丧失既得利益，这是深化改革的思想障碍。
第三种观点认为，儒学总体上不利于现代化，但部分材料经过改造，也可为现代化服务。
儒家思想体系，是对立的统一，保守与进取的统一。如能发扬其进取的一面，弃置其保守的一面，对现代化仍有积极作用。例如：一方面倡导“轻利”，一方面又主张“重义”。“轻利”不利于现代化的激励机制，“重义”则有利于强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一方面主张“抑私”，一方面又讲究“乐群”，“抑私”妨碍市民阶层的成长，“乐群”有助于群体创业。一方面主张“忠君”，一方面又强调“民本”。“忠君”不利于个性解放，“民本”有利于民主的成长。如此等等，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儒学在下一个世纪的命运如何呢？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儒学将取代西方近代文化，独领风骚。
儒学是一种非宗教的、却又能为道德、人生价值提供根据的人文主义学说。科学与它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兼具求真与劝善、对外积极探索与对人生价值关怀、推动社会与调节社会等双重功能，却又不会有任何矛盾。这种文化在东亚业已形成。它一方面促使东亚国家和地区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避免或减少了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弊端。这种文化更适应未来的时代，将取代西方近代文化而独领风骚。
第二种看法认为，儒学再也不可能成为“显学”，但可作为一个学派存在下去。
在现代和将来的中国，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不可逾越的、指导人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作为凌驾于诸多思潮和学派之上的“显学”的时代，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份，作为现代中国新型文化的历史基因，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即使作为严整意义上的学派不能独立存在，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作为文化因素的遗传，是不可能灭绝的，也不是政治高压和学术围剿所能摧毁的。
第三种看法认为，儒学不可能现代化，只能对其内容作现代的解释。
我们不可能把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只能在两者之间找出某些结合点，从而一方面使儒学得以吸收马克思主义而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既不能把儒学当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又不能离开儒学所固有的内容而任意解释、发挥。我们所能作的就是对儒学所固有的内容作现代的解释，从而使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