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分合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音论文,音韵论文,分合论文,圆音正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尖团音是尖音和团音的合称，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圆音正考》一书中，由于该书用来对译汉语精组细音字的满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尖头的，而用来对译汉语见组细音字的满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圆头的，（注：尖头字母和圆头字母参看附录《圆音正考》15页书影。）所以就称精组细音字为尖音字，称见晓组细音字为团音字。由此我们可以说，精组细音为尖音，见晓组细音为团音。这一点《圆音正考·存之堂序》已说得很清楚：“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郡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
一 《圆音正考》所记之尖团音
《圆音正考》，无名氏撰，成书于1743年（或以前），其创作目的是方便翻译。《圆音正考·乌扎拉文通序》对此有一个说明：
夫尖团之音，汉文无所用，故操斛家所置而不讲。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讲之，惜曲韵诸书，只别南北阴阳，亦未专晰尖团。而尖团之音，翻译家绝不可废。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之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必须详辨。存之堂集此一册，盖为翻译而作，非为韵学而作也，明矣。
乌序告诉我们，《圆音正考》时代汉音中没有所谓尖团的区别，作者是用满文中的尖团的区别来解决满汉翻译中的国名、地名、人名的“还音”问题。比如，按照当时的实际读音，“星”和“兴”翻译成满文都是"sing"，但如果要把满文的"sing"这个音节还原为汉文就会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形，是翻译成“星”（来源于精组细音），还是“兴”（来源于见晓组细音）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所要对译的汉语的精组细音和见组细音已经合流，失去了对立，即所谓“尖团不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只好人为地将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区分开来。一般说来，区分尖团的模式有三种：
a.精组细音为[ts]、[ts‘]、[s]；见晓组细音为
。比如河南郑州方言、河北邯郸永年方言等。
b.精组细音为[ts]、[ts‘]、[s]；见晓组细音为[k]、[k‘]、[x]。比如粤方言、闽方言和江苏赣榆方言等。
c.精组细音为；见晓组细音为[k]、[k‘]、[x]。比较接近的有山西的阳城方言，山东的烟台方言等。
《圆音正考》用哪一种模式来区分尖团音最为合适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满文的音变规则。满文经过达海天聪六年(1632)改造之后，已经具备了汉音的全部。但是满文中不能出现[tsi]、[ts‘i]、[si]这样的音节，因为满文有这样几条音变规则：
事实上《圆音正考》中所记尖团音的满语译文也是这样的，请看表一：
表一《圆音正考》所记之尖团音
由此，我们知道《圆音正考》中所谓的尖音是，团音是[k]、[k‘]、[x]，与我们传统上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这所谓尖团音的区分是为方便满汉翻译而人为设置的。《圆音正考》时代汉语北京音系中已经尖团不分了。
关于《圆音正考》的尖团音问题我们还有必要再多说几句。王力(1958)认为《圆音正考》时代北京音系中的尖团音已经合流。冯蒸(1984)也持相同观点。但是冯蒸(1990)又认为《正音切韵指掌》还没有出现舌面音。《正音切韵指掌》是清代满族人莎彝尊所撰，成书于咸丰庚申年（公元1860年）。根据我们的考察，该书在处理尖团音问题的方法和满文的标音上与《圆音正考》完全一致。《圆音正考》时代北京音系中尖团音已经合流了，到一百多年后的《正音切韵指掌》时代北京音系中尖团音怎么又分开了呢？论者可能没有摘清楚《正音切韵指掌》中与精组细音对应的满文是
和[k]、[k‘]、[x]的对立，属于C模式，这也是为了方便满汉翻译而人为设置的，实际上《正音切韵指掌》时代北京音系中的尖团音早已经合流了。冯蒸先生的误解导致了他在两篇文章中的结论自相矛盾，冯先生没有将《圆音正考》和《正音切韵指掌》看作一个系列来比较两书的满文标音。另外，日本学者藤堂明保(1966)通过考察《圆音正考》，认为《圆音正考》时代北京音系中见系细音已经腭化，而精系细音仍然是舌尖音。导致这种看法的根源是藤堂先生误认为《圆音正考》的作者是乌扎拉文通，这一点冯蒸(1984)已经指出。此外麦耘(2000)也提出一个假设：“十八世纪中叶的北京音仍有尖音（舌尖前音）与团音（舌面前音）的对立，而《圆音正考》是写给分不清舌尖前音和舌面前音的满族人看的汉语辨音字汇。”这实际上也是不了解满文音变规则所致，把《圆音正考》的尖团对立误认为是北京话仍有尖团对立。
二 《音韵逢源》所记之尖团音
《音韵逢源》是一本同音宇谱式的等韵图，成书于清道光庚子（公元1840）年。作者裕恩，满清正蓝旗人，清和硕睿恭亲王淳颖第五子，（注：《清史列传》称裕恩为禧恩之弟、纯颖第六子，我们认为此说不确。因为在禧恩写的《音韵逢源序》中有“已亥孟冬五弟容斋以手订《音韵逢源》一书见贻”这样一句话。禧恩称裕恩为五弟，那么裕恩就当为纯颖的第五子。）生年不详，卒于道光廿六年。《音韵逢源》是以当时京师音系为基础而编成的，因而它基本上可以代表清中后期的北京音系。（注：我们认为《音韵逢源》的基础音系是北京音系。《音韵逢源序》说：“惜其不列入声，未免缺然。问之则曰：‘五方之音，清浊高下，各有不同，当以京师为正。其入声之字，或有作平声读音，或有作上去二声读者，皆分隶于三声之内，周德清之《中原音韵》、李汝珍之《音鉴》皆详论之矣。’”）下面我们主要考察《音韵逢源》的作者裕恩是怎样处理汉音中所谓的尖音和团音的。
同《圆音正考》相同的是，《音韵逢源》也给所谓的尖音字和团音字注有相应的满文译音。由于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因此满文译音就成了这些尖音字和团音字的注音工具。我们正可以根据这些满文译音来探讨《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的分合情况。为了能和《圆音正考》作比较，我们选择表一中的字作为比较的对象，请看下页表二。
表二 《音韵逢源》所记之尖团音
面对《音韵逢源》所记录的尖团音，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耿振生(1992)认为“本书声母系统没有严格从北京实际语音归纳……并且也不反映已经出现的‘尖团不分’现象。这是兼顾满文的结果。”耿先生只说《音韵逢源》尖团不分，但没有明确指明该书中的尖团音的区别属于哪种模式，然而，如果不了解
、[k]对立模式，将直接影响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的正确拟音。其后林焘、耿振生(1997)也没有给《音韵逢源》拟出舌面音，且认为《音韵逢源》的声母系统与当时的北京音系相差较大，这显然表明论者误认为《音韵逢源》中所体现的尖团音区别是[ts]、[ts‘]、[s]和[k]、[k‘]、[x]的对立。李新魁(1983)对《音韵逢源》的精组细音没有论述，但也认为见晓组细音仍然没有舌面化。这三位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音韵逢源》中体现出的尖团对立是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k]、[k‘]、[x]的对立，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对立是为了方便满汉翻译而人为设置的。日本学者岩田宪幸(1988)指出，他不否定舌面音的存在，认为如果有舌面音的话，舌面音与舌根音在齐撮呼和开合呼形成互补分布，并认为从音韵论上讲，将这些声母处理成[k]、[k‘]、[x]和[ts]、[ts‘]、[s]也没有问题。岩田宪幸的观点虽是从结构主义音位学来考虑的，但却忽略了音位归纳的“听觉感知”的原则。舌面音与舌根音在齐撮呼前在听觉上是相差很大的。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直到现在，北京音系中也没有设立舌面音的必要，这是很难接受的。
三 《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之比较
比较表一和表二，我们发现《音韵逢源》中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的满文译音与《圆音正考》中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的满文译音如出一辙，可见它们出于同一个满汉对音系统，这个系统在清代应是官方认可的，因为满文是清王朝的国书。相同的满汉对音系统所表现的尖团音的对立应当表现相同的语音现象。也就是说，《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表现的尖团音现象及所反映的语言事实应当是相同的。然而我们知道，许多学者对《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的认识与对《圆音正考》所记尖团音的认识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认为《圆音正考》时代汉语的尖团音已经合流为了，然而研究过《音韵逢源》的学者，却认为《音韵逢源》没有表现出汉语尖团音不分的现象，因而在给《音韵逢源》的声母拟音时没有拟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研究《音韵逢源》的学者只注意到韵图表面上尖团是对立的，从而认为当时的精组细音和见组细音还没有腭化，但都没有注意满文译音。此外，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圆音正考》和《音韵逢源》所记的满文译音会如此一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汉语的尖团音在当时汉语“京师”音系中本来就是呈现出与[k]、[k‘]、[x]的对立，但这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阐明了；第二，满语不能如实地反映[k]、[k‘]、[x]腭化后的音，根据规则(2)、(3)、(4)，这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第三，《音韵逢源》的作者裕恩是满族人，满族人面临汉语京师音系中已经合流的尖团音，在翻译国名、地名、人名时也必然会遇到《圆音正考·乌扎拉文通序》所说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圆音正考》在满文字母框架内只好采用了、[k]对立的C模式来区分尖团，裕恩也仿效了《圆音正考》的做法，将那些已经合流的尖团音区分开来。显然第三个原因是真正的原因。根据我们的考察，莎彝尊在《正音切韵指掌》中也是这样区分尖团音的。莎彝尊也是满族人，由此看来，满人这样做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解决满汉翻译时的困难。
至此，我们已经揭开了《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表层上的面纱，它将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分开是人为区分的结果，是一种假象。但我们必须搞清，即使《音韵逢源》所记是实际情况，它的尖团对立也只是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k]、[k‘]、[x]的区别。事实上当时北京音系中的精组细音和见晓组细音都是。应该说早在《音韵逢源》时代之前，北京音系中的尖团音就已经舌面化了。
四 结语
尖团音问题是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它主要体现在《圆音正考》、《音韵逢源》和《正音切韵指掌》等一系列有满文标音的韵书之中。学术界一般认为，《圆音正考》是反映“尖团音”合流的最早文献。然而，诸多学者对《音韵逢源》所反映的“尖团音”分合现象却持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音韵逢源》不反映“尖团音”合流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从汉语单一角度封闭性研究《音韵逢源》内部音系结构，而未能将满文的音系纳入研究之中所造成的。另外这种研究也未考虑《音韵逢源》与《圆音正考》等有满文标音韵书的创作目的、表现形式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音韵逢源》的音系性质、地位和价值不得彰显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将《圆音正考》和《音韵逢源》等有满文标音的韵书看作一个整体，从它们的创作目的和处理满汉翻译难题的角度关照这类韵书的表现形式，并将满文的音变规则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真正搞清楚这一系列韵书的音系性质、地位和价值。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才能真正搞清楚尖团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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