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对实践概念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但它的深入却有待于与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据此看来，黑格尔关于实践的理论便尤其引人注目。本文的主旨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黑格尔的实践概念作新的考察，说明黑格尔由于对传统的实践概念作了根本的变革，从而使他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完成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任务。他的实践理论的合理思想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传统的实践概念
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形而上学对此问题的解决采取了独断论的态度。康德的批判哲学揭露了近代形而上学所陷入的重重矛盾和困境，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所在：在康德看来，要构成真理知识，必须要有与概念相应的直观，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只是理性的理想，没有相应的直观，因而只是主观的理念，其客观实在性不可证明。对此，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论来解决这一似乎不可解决的困难。他指出，理性概念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那么它本身就是真理，无须相应的对象，它只能通过实践来创造出符合于理念的直观对象。这就是黑格尔实践理论的基本思想。
然而，传统的实践概念绝不能担当联结主客体中介的重任，不对传统的实践概念作一番改造和变革，论证主客体同一的使命便不可能完成。为了考察黑格尔对传统实践概念的变革，有必要回顾一下哲学史。
把实践理解为伦理活动，把理论活动看作优于实践以至脱离实践的优秀活动，是历来的传统。亚里士多德曾为此作过论证：从知识的层次来看，理论知识属于智慧的最高层次，因为它掌握了原理和普遍原因，其它学科和技术则低于它。从知识的目的来看，理论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它出于惊异，为求知而研究。哲学是自由的科学，它的对象就是神或思想，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静观(theorein)才能达到对神观照的最高境界，因此静观活动是最愉悦、最美好的活动，是最高的善。古代哲学对实践的态度，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脑体劳动的分工，劳动只是奴隶的事情，实践活动不包括劳动，是公民的伦理和政治活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性也规定了对实践的态度。本体论预先假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把认识论当作附属的部分，更不考虑实践的认识论意义。
近代哲学虽然以研究认识问题为主，但仍受传统哲学的思想束缚。“我思”的认识论仍是一种静观。在此情况下，人的主体能动性，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想被机械论所吞没。人的认识只是被动地观看自然，人的实践作为伦理活动不是对神的理智的爱就是走向以情欲为基础的功利主义。
康德哲学革命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修正了传统哲学的理论高于实践以至脱离实践的教条，提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主张。康德指出：人类关于本质的理性要求只有在实践领域中才能得到满足。理论理性是现象界法则的源泉，实践理性是本体界法则的根据，因此实践对于理论便有优先的地位：现象统一于本体。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性还在于自由是纯粹理性体系的拱心石，由于实践理性保证了本体界的客观实在性，理论理性的现象知识才有可靠的基础。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尽管对知识没有构成性作用，却有调整性作用。实践理性为理论指明其来源、目的和意义。然而，康德对实践的高扬却以认识与实践的分离为代价。康德自己宣称，自由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把认识与实践分开。
康德提出的观点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的结合原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康德对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引起了其理论上的种种矛盾。康德宣称，实践理性超越经验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理论知识却不因此而扩大。但他又承认，真理和知识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既然理论理性证明了理念的主观性，实践理性证明了理念的客观实在性，这就表明理论知识在实践那里得到了扩大。对此康德辩解说，认识的实在性不同于行动的实在性，后者不能对知识有所扩大，于是康德又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高于实践的观点中去。康德说自由是纯粹理性体系的拱心石，意在以实践理性统一整个体系，然而，既然自由之成立只在于认识和实践的分离，自由作为整个体系的拱心石便不可能，最后不得不以反思判断力来统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费希特努力消除康德关于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他发挥了康德的“自由是整个理性体系的拱心石”这一原则，以实践理性为基础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他就不仅把理论认识作为自我的行动，而且把实践第一次赋以认识论的意义，即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知识学的第一原理自我设定自我，它作为本原行动，表达了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又表达了认识的根本条件，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第一原理一开始就表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实践高于理论的优先性思想。但费希特没有能根据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解决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这是因为他的实践概念只是主观的道德努力和冲动，这种冲动不能对客体有因果性，仅停留在观念活动上，因此自我只能在观念上而不能在现实上创造非我。他没有找到一种对客体起因果性作用的目的性活动，因而也就无法克服绝对自我的主观性。
二、劳动概念的提炼和引入
黑格尔超出前人之处，不在于首先提出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也不在于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这些费希特和谢林都已经做了（谢林论证了实践的社会性），而是在于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的形式——劳动。他对劳动概念进行了哲学的锤炼，铸成了涣然一新的实践概念，造成了哲学史的重大突破。黑格尔之所以作出这种突破，有两个因素是需要指出的：第一，黑格尔研究哲学的起点是实践。青年黑格尔一开始就以理性和自由作为自己的目标。他的早期论文研究了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他走向认识论问题，也推动他去在社会活动方式中寻找新的实践形式。第二，黑格尔与他的前辈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受到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古典经济学。卢卡奇指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分析经济问题的哲学家，不仅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而且伸展到英国具体经济状况①。黑格尔对经济研究的哲学成果就是提炼了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概念，这样，他不仅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之处，也接触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之处。
黑格尔对经济学的研读主要在法兰克福时期，其研究成果最早见于他在耶拿时期所写的手稿《伦理体系》（1802-1803年），讲稿《耶拿实在哲学》（1803-1806年），他在文中已从哲学上详细分析了劳动的要素、性质和特点。以后在出版的各种著作中，每一本著作都涉及劳动概念。
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基本观点，就是把劳动作为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在早期手稿中，他明确指出，要真正克服意识与自然界的分离必须借助于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劳动。劳动之所以是人及世界之间的中项，黑格尔作了四点分析。第一，他认为，劳动是一种工具性活动，是以客体为手段或工具作用于客体的目的性活动。使用工具或手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他说：“在工具中，主体把他自己的生疏笨拙以及客观性同他自身分离开来，它让他物去承受消灭，把遭受消灭的主观部分转移给它……”“由于劳动工具具有这种合理性，因此它作为中介物，既高于劳动，又高于……劳动对象，也高于享受或目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处于自然阶段的民族也都对劳动工具表示那样的尊敬”②。黑格尔在劳动的三个因素中特别强调工具，说明他把劳动理解为物质性活动，这就与康德、费希特的伦理的纯粹观念的活动有了本质的区别。费希特的实践努力，当它指向特定客体时是冲动，但这种冲动对客体不能有因果性，只是主观的活动，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工具的目的就只停留在主观性。谢林的自由活动同样不能客观化，因为客观化就是有限化，这便失去了自由。但黑格尔在自由活动和机械性客体中插入了手段和工具，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主体利用了工具，有了“理性的狡计”，目的躲在客体的相互作用背后实现自己。第二，黑格尔揭示了劳动的社会性，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指出个别人在个别的劳动中不自觉地完成一种普遍的劳动③。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一节中论述了“需要的体系”、“劳动分工”。第三，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进一步提出劳动的“外化”和“异化”概念。在《实在哲学》中，黑格尔提出了劳动的工具性外化和劳动的社会性“异化”。关于工具性外化，他说：“我做成了某个东西，我就实现了外化，这种否定是积极的；外化也就是获取”④。关于社会性异化，他指出，由于劳动的抽象性和劳动分工，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人不再生产他所需要的东西，人们之间的普遍依赖造成了异己的力量，他越是征服自然，他就越卑微，就越离开自然界。第四，黑格尔揭示了劳动过程中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因素，指明劳动是一种普遍必然性活动。劳动目的是为了满足欲望，因而是特殊的，但劳动工具却具有普遍性，“劳动的主观性通过工具而提高到普遍性”。劳动过程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过程，这样，劳动和具体概念有了同一性，与逻辑有了本质联系，劳动由此提高到逻辑范畴。劳动概念引入认识论便成为可能。黑格尔把劳动引入认识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三、实践概念变革的意义
黑格尔对传统实践概念的变革，使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于前人的质的变化，取得了一系列的积极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把劳动引入认识论，使康德以来的辩证法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康德揭示了认识的辩证法，但到费希特、谢林那里，辩证法仅仅取得否定的结果。费希特无法解决自我对象化问题，在他看来，自我对象化意味着自我成为有限者，因此费希特虽有正题、反题和合题的辩证进展，但这种辩证法陷入了无穷进展，无法返回到主客体的统一。谢林以理智直观来使自我对象化，其辩证法带着非理性的色彩。他们俩人的辩证法的最终结局都是陷入信仰主义。黑格尔得劳动辩证法之助，其概念辩证法获得了一种新的思想内涵：外化、异化和扬弃异化的思想。这样，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转化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辩证法由消极理性一跃而成为积极理性，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成为自觉的辩证法，这对于解决主客体的对立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第二，劳动概念的引入，使哲学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机械性和目的性的对立第一次得到了解决。黑格尔指出，以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是一种目的性活动，它包含三个环节，成为一个推论：目的——手段——客体。它有两个前提或两个关系。目的和手段是第一前提，手段和客体的关系是第二前提。在第一前提中，手段本身就是由客体构成的，它之所以服从于目的，是因为客体服从于自身的概念，它与作为概念的目的是同一的，目的支配客体就象灵魂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在第三前提中，手段对客体的关系是直接关系，是客体对客体的作用，是机械化学的过程。手段带着目的的使命而规定客体，使目的得以实现。在这里，目的在手段对机械客体的合目的规定中回到自身，机械性客体也在被手段的规定中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的内在概念。在此过程中，目的的自由行动在这个机械过程之外，它并不直接客观化，而是通过手段客观化，并受到手段的保护，在机械过程之外独立自存，同时又在机械过程之内保持自身，实现自身，这就是理性的狡计。因此，不是目的的自由行动受到机械必然性的支配，而是它通过手段支配机械必然性。因此，当概念（目的）向客观性转化时，概念没有失去自己，而是真正地实现自己的自由。由此可见，实践的目的性活动实现了目的性和机械性的统一。近代形而上学把机械性作为客体的本性，把目的性作为主体的本性，因此，机械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意味着主体和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这里顺便指出的是，控制论学者维纳指出，机械性和目的性统一的基础是具有反馈机制的系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机械性和目的性统一的论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黑格尔的思想的证实。
第三，劳动概念提高到逻辑的格的高度，为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可能。劳动实践历来为哲学家们所不齿，他们认为高尚的实践是伦理道德实践。近代哲学家至多达到对实验的重视，但也只停留于经验水平。甚至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也把实践局限于日常生活实践，看作是犹太人的卑污活动。把劳动逻辑化，是对工业革命的哲学概括。古代劳动是奴隶劳动。中世纪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这种劳动是经验性劳动，不仅主观上只依靠经验的指导，而且客观上依赖于各种经验条件，受到天灾人祸的严重影响，这些劳动有很大的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从目的与手段的结合不一定能推论出产物来。只有工业劳动和机器劳动，是受科学技术支配指导的劳动，它不易受其它因素的影响，有确定的操作规程，有时间的定额指标，可进行科学的计算，因此工业劳动是依据科学技术而与广泛市场联系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劳动，可以理解为一种逻辑的格的活动。因此，恩格斯说：“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但是必然性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理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⑤。
第四，劳动概念的引入，使黑格尔的认识论与传统哲学认识论分道扬镳，康德所提出的论证理念的客观实在性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康德认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理性的理想，它没有相应的直观对象，因而只有主观性，而没有客观实在性。这表明康德依然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对实体“静观”和笛卡尔的“我思”的传统。康德固然提出“我思”以范畴对感性质样进行综合统一，从而构造出对象来，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但这种主体能动性仍然停留于“我思”的藩篱之内。黑格尔把这种对于客体的构造第一次跳出了“我思”的藩篱，跨入到实践中去，从而把康德以来的主体能动性思想飞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念，不在于寻求一个静观的相应对象，而在于通过实践创造出相应的对象，创造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他指出：“这种活动实质上正是客观概念和直接现实自在之有的同一之建立。……当外在现实由于客观概念的活动而变化，从而它的规定也被扬弃时，它恰恰因此便失去了仅仅是现象的实在、外在的可规定性和虚无性，于是它也就被建立为自在自为之有。……因此，自在自为地被规定的概念的理念建立起来了，它不再仅仅在活动的主体中，而且也同样作为直接的现实，并且反过来，这种现实，正如它在认识中那样，作为真有的客观性”⑥。
第五，劳动概念的引入，使黑格尔哲学体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有些人对马克思这句话有一种简单片面的理解，以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只不过是精神劳动而已，别无其它。实际上，马克思马上紧接着说：“因此，黑格尔认为劳动的本质，就是那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⑦马克思之所以说黑格尔只承认精神劳动，是从本质看问题。黑格尔把劳动的本质看作是哲学的本质，而哲学的本质就是思维，就是概念。在他看来，劳动或实践的目的性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概念。目的之所以能把客体作为手段，客体之所以从属于目的，是因为客体是潜在的概念，目的是实现的概念。目的性活动因而就是概念的客观外在性的展开。机械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劳动才有可能。由此看来，不是劳动实践使概念成为可能，而是概念使劳动成为可能。这样一来，黑格尔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他一方面说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它不仅是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现实性的品格，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实践使概念认识成为可能。既然劳动是一种工具性活动，又可以引出唯物主义的结论。这样，他的体系就有了倾覆的危险。因为黑格尔把思维看作其体系的基础，主客体的同一建立在思维和概念的基础上，如果有比思维更高的东西，那么整个体系的基础便动摇了。费尔巴哈只是从批判宗教的角度来否定黑格尔的体系，马克思则抓住了实践高于理论的这一思想，炸开了黑格尔的固若金汤的体系。
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变革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不可囿于传统的实践概念，只有结合时代提出的现实哲学问题，不断探索新的实践形式，丰富实践概念的内涵，才有可能推进哲学研究，目前尤其需要如此。
注释：
①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5页。
②黑格尔：《伦理体系》，汉堡1967年版，第20页。
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234页。
④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第2卷，第2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⑥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8页。
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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