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经济思想及其义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义利论文,民本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5117（2000）04—0083—03
儒家“言义”，也“言利”，因而在儒家学说中，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然而，与其它学派不同的是，儒家经济思想不是从财富增值或理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惟其如此，儒家经济思想也就更具生命力，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思考。
一
在君、国、民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以国家社会为重。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孟子·离娄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1]（《孟子·尽心下》）这里， 孟子提出了一条十分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要得民心，最主要最根本的就在于解决人民的生计，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需要。“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孟子·梁惠王上》）因此，统治者“政之急者， 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2]（《孔子家语·贤君》）
儒家强调以民为本，主张“富民”，表面看来，与统治者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对此，孔子的看法是，只有人民富裕，国家才会富强，君主的统治才会得到巩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论语·颜渊》）荀子直接了当地说：“下贫则上贫， 下富则上富”[4]（《荀子·富国》）统治者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论语·尧曰》），而不可与民争利。儒家甚至将那些能为统治者聚敛财富的“良臣”斥为“民贼”。“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工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1]（《孟子·告子下》）如果统治者不顾人民利益， 任意搜刮社会财富以充实府库，追求所谓的“富国兵强”，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统治地位的丧失，就必然使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饥年不免于死亡。”[1] （《孟子·梁惠王上》）而统治者本身“暴其民甚，则身杀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1] （《孟子·离娄上》）从而将民之贫富与国之衰强、君之危安有机地辨证统一地结合在一起，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
那么，统治者应该如何使人民富裕呢？首先，儒家认为君主应施“仁政”，“正经界”让百姓有田可耕。“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1]（《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 既要使百姓服务于统治者，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同时又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使百姓家家拥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1] （《孟子·尽心上》）“方里而井”与“百亩而田”，表面看来似乎是儒家为了恢复西周王朝时期的旧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模式，但实际上其实质在于使人人有田耕、户户足饱暖，而不在于形式。其次，统治者应“以政裕民”，省刑罚、薄税赋。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为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勿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4] （《荀子·富国》）但是，儒家也不是认为赋税越轻越好，而应有一定的标准，因为赋税是“养君子”所必需的。而这个标准，在儒家看来以十取一最为合适。“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5]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1] （《孟子·告子下》）赋税过轻，不能够维持国家财政支出，无以“养君子”；而赋税过重，则是夏桀的暴政。可见，儒家的上述主张，不是主观提出来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社会贫富分化也日趋严重。董仲舒说：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悦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川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6]（《汉书·食货志》）
不仅如此，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也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在沧桑巨变之中，儒家一方面举起“周礼”的大旗，呼吁“克己复礼”另一方面，又从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入手，提出了其经济均平思想。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 （《论语·季氏》）董仲舒对此解释说：“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骄则为暴，忧则为盗，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之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7] 因此，在儒家看来，只有解决了人民的生计问题，消除大富大贫现象，才会使社会安定和睦。
其实，儒家的经济均平思想并非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维护“礼”——等级秩序前提下的一种经济分配主张。“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8]（《礼记·中庸》）“礼”体现在对土地的占有上， 即“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8] （《礼记·王制》）体现在爵禄上，即“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8] （礼记·《王制》）体现在消费上，就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4]（《荀子·王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礼”在儒家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伦理概念，而且也是其社会经济均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
“重义轻利”是儒家经济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伦理准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 （《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 （《论语·述而》）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实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必须合乎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否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论语·述而》）可见， 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义对利具有普遍性的制约和限制作用。
儒家主张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要符合道义，无论是国君、官吏还是平民，都不例外。然而，在具体要求上，却不完全一致。就国君而言，儒家要求只言义而不言利。因为，国君乃天下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9] （《小雅·北风》）因此国君应以道义治国，即行“仁政”。因而《礼记·大学》主张：“为人君，止于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君的利就是义，就是“仁”。孟子则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君主对义利的态度趋向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阐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则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 （《孟子·梁惠王上》）其中，“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一语，足令君王们闻之心惊而望利却步。
对于各级官吏，儒家则不仅言义，而且也言利。因为，官吏主要是依靠君主的俸禄来养家糊口的，因此，“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地。”[1]（《孟子·滕文公下》）“仕非为贫也，有时乎为贫。”[1]（《孟子·万章下》）然而，官吏求“利”也必须要合乎道义，即“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因为，在儒家看来，官可以享受俸禄，农可以耕种土地，商获取利润，工匠获得工费，应该各有所得而各养其家，而不可夺他人之利。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8] （《礼记·坊记》）董仲舒解释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缚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者，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有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6]（《汉书·董仲舒传》）
对于一般的社会平民，儒家主张要求利、致富，但同时又要为他人着想，“富而好礼”，富而好仁。孔子与弟子子贡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3] （《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看来，“贫而乐，富而好礼”才是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应达到的精神境界。但是，孔子也深知“利”对人的诱惑力是十分强烈的，即使有较高修养的人也难免在“利”的诱惑下而丧失理智和道德，故孔子不仅选择了贫穷一生却“乐道”的颜回为其弟子的表率，而且也尽量不“言利”。对此，朱熹倒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他说：“这‘利’字是个监界鏖糟的物事。
若说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说著利，少间便使人生计较，又不成模样……缘他是个理外牵连底物事，才牵着这一边，便动那一边，所以这字难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教人去就害，故罕言耳。”[10]可见，孔子“罕言利”非真“罕言利”，而是一种无奈中的“难言”。
儒家的“富民”主张和社会经济均平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的社会政治主张和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儒家企图依靠道德的约束力来制约人们的贪欲，进而实现“大同”的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儒家社会经济思想及其义利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对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