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五次论战”及其方法论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论战论文,第五次论文,效应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2-0099-10 毛泽东研究在国外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最初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后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该研究领域发生了若干次大论战。一般而言，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同存在四次较为著名的论战，即60年代初期发生于以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之间关于“毛主义”(Maoism)是否是“传说”(Legend)、毛泽东的思想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第一次论战；70年代中后期存在于左派学者佩弗(Richard M.Pfeffer)、沃尔特(Andrew G.Walder)与自由派学者史华慈、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之间关于毛泽东的思想(Thought of Mao Zedong)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地位，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第二次论战；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白鲁恂(Lucian Pye)、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以及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历史学派与以耶基莫娃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关于能否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毛泽东的第三次论战；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发生在1986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②上的以约翰·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等学者关于毛泽东总体评价问题的第四次论战。上述四次论战的基本界分，最初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在1993年编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时提出的③。上述界划成为国内学界研究国外毛泽东学的重要准则，此后出版的若干关于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和论文都基本上延续了四次大论战的划分方式。然而，笔者近期通过查阅相关英文资料以及在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尼克·奈特(Nick Knight)教授、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保罗·哈里(Paul Healy)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的学术交流中发现，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还爆发了一次近乎被遗忘却十分重要的论战，即关于毛泽东研究方法论反思的论战。此次论战的一方是尼克·奈特与保罗·哈里，另一方是沃马克与施拉姆等。④较之于前四次大论战，此次关于方法论反思的论战，无论就其议题还是实质内容而言，对于拓展当前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发掘新的理论生长点，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一、一个概览性描述：此次论战的缘起及其过程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此次关于方法论的论战，与第三次大论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二者都是单方面的论战。奈特、哈里批判施拉姆、沃马克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缺乏自觉性、仍停留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理论误区，而后者并没有给予直接性回应。此次论战的最初缘起是施拉姆于1984年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题为《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Mao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的文章。该文是对毛泽东逝世近七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发表的若干重要文献的评价与反思，是为了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现状进行基本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基本路径规划。正如施拉姆所言，该文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评价近期毛泽东研究成果的优劣之处，而是为了总结它们对于理解毛泽东增加了什么，以期发掘出毛泽东研究的新趋势⑤。在毛泽东逝世后七年内国外毛泽东研究大量发表的著述中，施拉姆对沃马克于1982年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一书中的研究范式给予了极高评价。沃马克在该书中使用了一种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有机解读法”(in vivo interpretation)，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构成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因而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理解必须置于具体的政治环境之中加以考量⑥。这种研究范式受到施拉姆的高度评价，他在上述评论性文章中将沃马克的研究视为毛泽东逝世后七年内出版的最为成功的著作⑦。施拉姆与沃马克的理论思考与最终结论都建立在对毛泽东文本的精细阅读基础之上，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也普遍赞同上述研究路径。施拉姆本人十分重视毛泽东著作在研究过程中的基始性地位，尤其是关于文本“本真”状态的发掘。因为在他看来，文本作为作者真实思想得以呈现的载体，只要充分而真实地掌握毛泽东本人的一手文献，便可揭示毛泽东的思想的原生形态。对于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而言，在文本占有、语言掌握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重视文本尤其成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的基本“路径依赖”。这也是缘何施拉姆一生花费巨大精力与心血翻译、编辑出版大量英文版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未经修饰的讲话与书信》⑧与《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⑨等)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纵观施拉姆的著述，经常会发现诸如“证据”(the evidence)、“事实”(the facts)、“明显的证据”(obvious evidence)、“毛泽东的著作”(Mao's writing)和“文本”(the texts)等彰显所谓研究客观中立性的高频词汇。尽管奈特对上述认为单纯占有文本便可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提出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本人也深受上述研究范式的影响，重视文本的占有也成为奈特在毛泽东研究之路上首修的“内功”。正如他后来所言，尽管他与施拉姆(奈特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间不断发生争论，但是施拉姆对他的最大影响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阐释过程中必须注重对毛泽东文本的详细分析(detailed analysis)⑩。 但问题是，上述施拉姆和沃马克等一大批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所推崇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而言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即认为通过单纯的文字阅读便可揭示文字背后包含的真实信息，对停留于文本表面的信息之阅读便可揭示毛泽东的真实理论意图。这种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不仅存在于施拉姆与沃马克的相关著作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这也是奈特之所以以上述两篇著作为“靶子”进行方法论批判的重要原因所在。奈特于1985年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毛泽东与历史：谁评价和如何评价》一文，集中批判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认为历史可以自动呈现关于毛泽东评价的观点，他集中从认识论视角对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进行了评判，正式掀起了此次论战的帷幕。奈特认为，沃马克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有机解读法”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才能理解政治环境？在经验主义者看来，直接反映真实存在情况具有可能性。沃马克认为，通过对毛泽东文本的占有，可以重建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任何历史或政治环境，因为对历史的重建深刻地根植于当前的理论假设与提问方式之中，这是对认为文本是链接过去的观点的质疑。二是沃马克根植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有机解读法”与他所强调的主要任务是理解毛泽东的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特定矛盾。根据沃马克的分析，实践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建构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是对实践张力的过分倚重并不能较好地阐释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面临重要转折时抽象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三是沃马克的研究范式在认识论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沃马克遵循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传统研究路径，基于毛泽东在《实践论》及其他著作中的阐释便将其视为经验主义者。但问题是，毛泽东关于实践重要性的阐释，并不能得出将他描述为经验主义者或运用经验主义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结论。因为单纯的经验主义或逻辑归纳主义从根本上不可能直接获得知识，任何知识的获得或实践的展开都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单纯以经验主义为指导的研究范式，在理论上就缺乏基本的合法性。(11) 奈特此文的写作得到了哈里的支持与帮助，哈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从奈特在文章开篇对哈里的致谢中可以窥见一斑。在与奈特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哈里于1990年在《当代亚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发表题为《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的问题》(Reading the Mao's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的长文，阐释了毛泽东文本中蕴含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矛盾，并集中批评了经验主义范式。哈里认为，毛泽东著作中所呈现的一个问题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不成比例与非协调性，与毛泽东关于认识论阐释相一致的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可以被划分为客体领域与思想领域两个方面，客体领域可以脱离于思想领域而具有独立自存性，而通过特定中介实现二者的链接就实现了对客体的知识把握。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特定的理性概念、规则实现对上述两个领域的把握，但是知识又必须要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因此哈里认为，毛泽东的“语料库”(corpus)中产生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矛盾。(12)哈里明确反对以沃马克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外学者将毛泽东视为经验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沃马克将毛泽东认识论中的知识生产都归结为各阶段所获得的经验，甚至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的经验主义。此外，哈里也批判了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实践论》中具有培根式经验归纳主义的观点。有趣的是，哈里在此文中对奈特在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所涉及的毛泽东“经验主义方法”也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但是，他在随后的注释中进一步指出，奈特的上述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奈特已不再将毛泽东所宣称的认识论视为经验主义形式，并指出他们二人在此问题上所进行的紧密学术交流。哈里明确指出，他关于毛泽东文本的另类阐释路径是直接与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和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的研究范式相对的。因而，从哈里与奈特二人持有的相同批判对象、相同理论预设、相同分析范式和研究路径以及密切的学术交流来看，我们有理由将他们视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也有理由认为他们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反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另类研究范式。(13) 二、文本意义与读者作用：此次论战的理论焦点与核心议题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主要具有如下两大基本理论规定性：一是在对待毛泽东的文本问题上，将文本视为代表作者思想的客观中立性领域(a neutral realm)，并且以同质化思维范式坐架文本。换言之，在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看来，文本存在的意义不外是为了展示作者的理论意图。文本作为作者思想的唯一载体，只需客观把握文本即可“无损”地揭示作者的原初思想。然而，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本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这一重要问题，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追求纯粹客观中立性“经验事实”(文本)的占有过程中却被自主性遮蔽。也就是说，这种研究范式将毛泽东的文本视为无任何差别的同质化存在，视为彰显毛泽东的思想的客观证据，只需从上述文本出发即可复原毛泽东思考的原初语境。但问题是，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写作的文本，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具有极大的差异性特征，而经验主义所谓的客观中立性倾向对文本异质性特征的抹杀，直接导致在寻求所谓文本证据过程中对文本的“无根性”消解，即将毛泽东文本视为无任何差异性的“无根浮萍”或者是同质性“语录堆砌体”，只需从中任意挑选出符合自己理论预判的部分便可轻松地揭示毛泽东的原初思想肖像。二是在关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上，经验主义范式过分倚重文本的自存性与文本意义的自主性彰显，因而将读者的作用仅仅局限于通过对文本经验事实的占有而理解文本自动彰显的作者思想。经验主义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对作者意图的理解，读者仅仅处于被动性地位，读者的意义就是通过对所谓客观文本事实的占有而揭示作者的理论意图。奈特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就理论性支援背景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受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方法的影响。“症候阅读”与作为线性直观反映的“经验主义阅读”是相对立的，“所谓症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14)。可见，“症候阅读”本质是由“场所变换”引起的，是在新的问题式坐架之下的新的理论生产。因此，从“症候阅读”模式出发，通过透析显性证据背后深藏的问题域，可以达致新的理论范式，获得与“直接阅读”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上述在阅读过程中先在性的“理论前见”“理论空白”与“问题式”等直接关涉阅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经验主义阅读那里都处于理论盲点状态。 在奈特看来，经验主义范式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泛滥，直接造成如下两大理论不足：一是过分注重对“客观事实的考察”(objective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即对毛泽东文本证据的直接占有，而忽视了对上述分析中所内具的理论观点、理论前见等因素的考察，因而内在催生了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贫困”(poverty of theory)；二是由于无法洞察毛泽东的思想勾画过程中先在的理论前提，往往拘泥于所谓文本证据而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同质性“语料库”，并且从中挑选出若干“语录”以证明自己的结论甚至反对其他人所挑取的不同“语录”的武断主义(15)。拘泥于被肢解的毛泽东文本而反对另一方对毛泽东文本的占有与阐释，直接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前两次大论战的基本生存图景与争论方法。以关于“毛主义传说”的第一次论战为例，面对史华慈等自由派学者基于毛泽东关于农民等问题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而将“毛主义”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异端”的做法，魏夫特通过大量引证毛泽东关于农民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正统”以证明“毛主义”概念的“传说”性质，即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不过是苏联的“远东阴谋”。当然，史华慈在答辩中所使用的策略在本质上与魏特夫是一致的，他不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著作的另类择取而证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史华慈与魏特夫都是基于毛泽东的客观性文本，并且将毛泽东文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对照性研究，以维护自我观点并反对对手的论点。上述从毛泽东客观文本出发的阅读方式看似具有客观科学性，但在本质上仍基于文本是可以直接彰显作者理论意图的中立性产物的理论预设之上，仍坚信读者的作用就是通过文本以达到与作者意图的绝对统一，而且客观中立性文本在此过程中成为联系作者——读者视域的唯一中介，也构成了评判阅读过程的终极标准。这种经验主义阅读模式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就是任何阅读都不可能具有纯粹客观中立性，因为阅读无法超脱读者所负载的理论前见等先在因素的制约，都无法回避读者的提问方式对整个阅读过程的影响。而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前两次关于如何判断毛泽东的思想的性质的争论，从根本上而言是在经验主义阅读范式指导下所进行的“徒劳、武断的争论”(the futile and dogmatic clash of discourse)。在奈特看来，这种争论除了在彼此了解自己的观点与政治立场之外，在学术上不存在任何价值，所造成的结果不外是加剧了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贫困”，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裁决双方争论的标准。(16) 而在哈里的理论视域中，以沃马克和施拉姆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策略，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认识论的误区，从根本上而言具有非逻辑性与循环论的色彩，因为这种基于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判断的基本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本身就存在问题(17)。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基于毛泽东对经验优先性的强调而将经验主义视为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范式，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为了“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理论概念(包含毛泽东的认识论)，这可以通过重构毛泽东的具体实践及其历史环境(毛泽东在其中扮演“演员”的角色)而达致，但问题是在重构具体历史环境之前是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理论概念和认识论的，那么如何运用尚且不知的认识论去建构基于这些认识论基础上的研究路径？可见，在沃马克和施拉姆看来，毛泽东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先在预测了读者可以通过对毛泽东历史性实践活动的重构来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并且对于这种认识论的把握也必须基于对历史经验的重建基础之上。其次，哈里认为，施拉姆与沃马克基于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的判断，而过分强调了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进而使他们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表现出一种感觉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再次，经验主义范式认为掌握毛泽东的经验事实便可直接把握毛泽东的思想的观点，在知识生产的理论学意义上也不具备合法性，因为在任何知识生产过程中都无法从根本上回避理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最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对经验的把握便可认识到客观中立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都是在特定理论指导或争论中介之后才能获得的，在一定程度上根本不具备纯粹的客观中立性。(18) 由此可见，此次关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论战主要集中于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文本？毛泽东的文本是否是同质性的逻辑流变，是否是“超时间性存在的整体”(a supratemporal whole)构成两派相互争论的焦点之一。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将毛泽东的文本视为直接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的客观中立性证据，因此，作为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的文本之间就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差别的同质性整体。在阐释、论证毛泽东的思想的过程中，只要从毛泽东文本出发，从由文本所构成的“语料库”中提取符合读者意愿的部分便可直接彰显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前两次论战中普遍存在的对毛泽东文本的孤立化、片段化占有的方式，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证明自身对所谓文本证据占有的合法性以及对方占有其他文本证据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阐释的非法性。其实关于这一悖论，里普·伯克利(Rip Bwdkeley)在1977年就曾在关于《实践论》的相关研究中明确质疑了“经验优先论”的合法性。正如他所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确立了经验是从外部世界获得数据的主要来源，但这并不能解释缘何一些人的经验高于另一些人，更不必说缘何一些人的经验另一些人却无从获得(19)。伯克利对《实践论》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奈特和哈里对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即缘何基于对毛泽东文本的部分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判断在理论上能够驳斥基于另一些文本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经验判断。 二是如何对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即如何理解阅读的问题构成了此次论战的另一重要议题。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阅读不过是通过对作者“客观中立性”文本的占有而直接揭示读者的原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要做的就是占有文本即可。而在奈特和哈里看来，毛泽东的文本不是简单的所谓客观可以直视的符码的堆砌，而是在特定理论方式坐架之下呈现的复杂结构。笔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坐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本人在撰写文本时，就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言的“问题式”。阿尔都塞在阅读马克思《资本论》时认为，在劳动问题上马克思区别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巨大理论创新之处，就在于他读出了“理论空白”，即“劳动”背后的“力”字。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在撰写“两论”时，所肩负的理论框架不仅仅是单纯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而且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并且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在其理论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更具有基础性。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两论”中所谓具有客观中立性的“词句”“概念”的“直接阅读”(direct reading)，而忽视了表面字符背后所隐含的深层“问题式”，就会得出毛泽东“两论”是对苏联教科书“抄袭”的肤浅结论。第二，这种“理论构架”体现为作者在写作文本时就是在特定理论框架的指导下进行的，读者的阅读也是在负载着大量理论前见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解释学认为，不可能存在所谓客观中立的解释，任何解释都不过是为了实现作者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融合问题。 三、从现代性文本学到后文本学：关于此次论战方法论效应的再思考 此次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方法论反思的论战，尽管奈特于1985年就早已开启，从时间上而言早于1986年爆发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的第四次论战，但是考虑到哈里教授一直介入此过程并于1990年发表了关于经验主义的集中、系统性的批判，加之此次论战的持续性影响及其争论焦点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普遍性意义，我们更倾向于将此次论战界定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五次论战”。这里所言的“第五次论战”不单纯局限于时间意义上的秩序先后，更多的是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普遍流行的研究范式的总结性反思，这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从方法论层面所激发的理论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较之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前四次论战，此次论战的议题和争论方式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普适性意义，代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水平的制高点。前四次论战要么基于毛泽东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否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毛泽东及其思想等具象化命题的争论，要么立足于毛泽东不同文本攻击对方观点的化约主义争论，更要么是裹挟于特定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非学术性争论，其理论水平都无法与本次关于方法论的论战比肩。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基本上处于理论盲点之中，尽管爆发了若干次轰轰烈烈的争论，但是各家对于自己和对方分别持有的方法论或理论前见并未自觉地加以认识与把握，因而使得争论除了增加了一些新的无意义的恼人问题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上述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基本上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此，奈特与哈里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代表了对整个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普适典范”的批判，这种批判具有重要的普遍性意义。正如奈特所言，尽管《毛泽东与历史：谁评价和如何评价》一文直接针对的是沃马克和施拉姆的著作，但由于其中内具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普遍性存在，因此他也将这种批判视为对整个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理论缺点”的一般性批判(20)。那么，缘何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如此普遍性？笔者以为主要具有如下两个的原因：一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最早是从“中国学”(China Study)研究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学”偏重于对历史性考证与史实研究的学术传统也被国外毛泽东研究者潜在地继承下来，并成为许多研究者未能自觉认识到的支援背景而在研究中发挥隐性影响。这种对于所谓客观中立性证据的考证、把握和占有，对于事件“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经验层面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诸如费正清、施拉姆等一大批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的路径依赖。而国外毛泽东研究者“中国学”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缺乏以及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贫困”。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前两次论战(关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各方无论是认同毛泽东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还是否认毛泽东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正统，都存在一个显著问题：由于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忽视了理清究竟何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这一前要问题(21)。二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者关于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的判断，是直接造成经验主义在研究中泛滥的重要原因所在。施拉姆和沃马克坚信，毛泽东和马克思在认识论上存在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质性差别，因而在对毛泽东研究时必须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认识论中都存在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张力关系，因而单纯从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角度理解毛泽东或马克思都具有特定的片面性。(22) 另一方面，此次关于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和对研究过程中方法论自觉的强调，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走向学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契机。在任何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都处于不容忽视的前要地位，无论研究者是否自主性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面对同一文本，在不同研究方法和理论前见的指导下，甚至会规设全然不同的理论生产路径，得到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然而遗憾的是，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方法论的自觉问题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指导下的“直接阅读”模式，直接造成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理论贫困状态。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事实”可以自动呈现自身，毛泽东研究者的任务不过是为了观察和反映上述“事实”。但实际情况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任何结论都并非是纯粹真理，而是理论的产物，是由研究者所持有的特定理论假设、价值和暂时的理论视角所共同型塑的结果。(23)此外，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还存在将毛泽东的思想同质化、均等化的缺陷，即将毛泽东的思想视为“无根性”的文本碎片，只要是毛泽东关于某一理论命题的论述都可以被类聚起来，进行单一定性。任何解读者只要根据其主观需要，都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的“语料库”中任意选取符合其认知框架的“原料”。因此，此种研究范式很难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也很难全面占有毛泽东的思想的丰富性、真实反映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其实，这种对于文本“有根性”的消解与所谓“直接”占有，从根本上扼杀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丰富理论空间。奈特与哈里对此问题的自觉、自主性反思，使得对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不再拘泥于对所谓客观中立性文本的考证与直接占有，而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作用下进行“症候阅读”，代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新的发展路径，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与全新理论图景的开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并且，奈特和哈里在毛泽东研究方法论自觉问题上的坚守与号召，对推动国外毛泽东研究走向学术化、规范化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便是1997年出版的由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奈特和哈里共同主编的《毛泽东的思想的批判性透视》(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一书。该书自觉摒弃了基于毛泽东文本的经验事实把握而直接彰显毛泽东的思想的“经验主义”模式，转向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深层理论解读，开启了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图景(24)。有学者认为，上述著作“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25)。 尽管此次关于毛泽东研究经验主义方法反思的论战对于推进毛泽东研究的学理化、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实事求是而言，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理论批判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理论空间。很明显，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主义解释学思想的影响。因为在现代主义解释学之前，关于“阅读”或“解释”的理解仍然停留于前现代主义阶段，如认为文本是代表作者思想的唯一载体，阅读的作用便是通过占有文本以揭示作者的原初思想。在此“阅读”过程中，读者、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处于绝对的“父权制”关系之中，即作者对于文本和读者具有绝对的控制作用，文本由作者写作、反映作者思想，读者的作用就是为了揭示作者的思想意图。因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作者的思想及其载体的文本处于绝对的“神性”膜拜之中，绝对占有作者的文本、忠实反映作者的思想成为读者的唯一存在价值及其阅读任务。那种认为只要一睁开眼就可以实现对对象(包括文本)的“全景式”把握的观点，在本质上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神学幻象，因为只有神才具有直达永恒真理的视线。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对毛泽东文本及其思想的神性崇拜，深刻彰显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前现代主义解释学的理论本质。因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面对毛泽东本人的文献，读者赋予毛泽东的文本以崇高的神性地位，认为毛泽东写作的文本必然会百分百反映毛泽东的思想意图，读者只需揭示这种意图即可，此外的任何增补都是一种修正和歪曲(26)。相反，现代主义解释学力图消解阅读过程中的“神性崇拜”，它明确指出阅读过程中读者先在负载的理论前见与文本的不可直接被占有、被理解等问题，因而阅读的过程就不再如经验主义者所言的那样百分百揭示作者的思想，而是在特定理论前见坐架下实现的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问题。奈特和哈里对经验主义的理论批判，在对读者作者的解放与阅读过程复杂性的揭示等问题上，确实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从解释学与文本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而言，奈特和哈里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及其号召的“深度解读”从根本上仍停留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幻象之中。因为在他们的深层理论逻辑构架中，作为被解释者的毛泽东仍然居于主导性地位，“阅读”仍然是为了探寻作者思想的“真谛”，读者通过实现与作者视域的融合的目的仍然在于无限“接近”“还原”“符合”作者的原初思想。而在后文本学那里，“其实根本不存在视域融合之类的事情，两种视域或观点的相交融是一个幻觉，因为在任何一种文本解读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新旧视域的结合问题”。解释的过程就是读者基于其自身内具的特定理论构架，通过文本实现作者思想的当下激活与重新构建，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论再生产”的意义。即使存在所谓的视域融合，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历史性视域的相互交叠，即“两种不同思想构境之间的相交。并且，两者相交，读者的思想构境总是处于权力话语的地位，不在场的作者和沉默的文本总是弱者”。(27)但是，这一重要的理论质点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与理论发展阶段性特征等因素的制约，并未成为奈特和哈里进一步推进研究的质点，在他们关于经验主义方法的批判中，仍然深刻地凸显其研究代表毛泽东的思想本真状态的“还原论”“符合论”的绝对主义色彩，从本质上难逃“现代性文本学幻象”的理论窠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而言，由奈特和哈里所开启的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经验主义方法批判的第五次论战，从方法论高度理清了推进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重要理论地平，对于深化国外毛泽东的思想研究的理论高度、拓展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新的理论视点的开启，对于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也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局限或者传统研究路径依赖等因素制约，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也是造成国内现有毛泽东研究很难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开启新的理论图景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关于方法论的反思也必将成为深入推进国内毛泽东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此次论战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与借鉴，这也是我们着力向国内学界介绍此次论战的重要原因所在。 注释： ①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前者更多的是基于1981年历史决议精神基础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论概述。因而，“毛泽东思想”是作为集体意向性的产物，它并非是毛泽东个人思想(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思想)的代名词。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学界对“毛泽东思想”集体属性的界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区分。而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理论解读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毛泽东的思想”，因为在一些国外学者尤其是左派学者那里，诸如“文化大革命”理论等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恰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所在。并且，大多数国外毛泽东研究者认为，使用“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可以将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涵盖进来，更加有助于研究的顺利开展。尽管在毛泽东的思想是否具有连续性或断裂性这一问题上，国外学界仍然存在着激烈争论，但对于“毛泽东的思想”这一具有时间贯穿性与整体性概念的使用，在国外学者看来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可操作性。国外毛泽东研究代表人物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Stuart Schram.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该书书名是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而非The Mao Tse-tung Thought。这并非简单地是一个概念表达方式的差异，其实折射出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解与国内学界的重要差异性空间之所在。 ②1995年以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更名为《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封面汉字由原先的“澳中”改为“中国研究”。该杂志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主办，从2012年7月第68期起，改为每年出版两次(1月和7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④尽管《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一书在“第四次论战”中收录了尼克·奈特1986年发表的关于经验主义批判的《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文，但此文从基本理论预设上而言，是对奈特于1985年表的《毛泽东与历史：谁评价和如何评价》(Mao and History:Who Judge and How)一文主要思想在关于毛泽东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此一具体问题上的应用与发展。并且，较之于“第四次论战”收录的其他学者的论文主要是在毛泽东逝世十年后，尤其是随着历史决议的公布，所作出的关于毛泽东是非功过的整体性理论评价，我们更倾向于将奈特这一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单列出来，视为从学理性层面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理论反思的新突破。因而，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奈特和哈里所开启的关于经验主义批判构成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次全新论战或“大批判”。 ⑤Stuart R.Schram.Mao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No.97(Mar.,1984),p.96. ⑥Brantly Womack.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vi. ⑦Stuart R.Schram.Mao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No.97(Mar.,1984),p.110. ⑧Stuart R.Schram.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71,Penguin Books,1974. ⑨《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21—1949)是由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资助出版的目前西方学界编译的最全面的英文版毛泽东著作，一共预计出版10卷，由施拉姆担任总主编。从1992年至2005年，已经由M.E.Sharpe出版社出版七册。因施拉姆教授于2012年病逝，该丛书第八册(从延安整风到联合政府)的编辑工作已转移至副主编齐慕实教授手中。根据笔者最近对齐慕实教授的学术访谈，该册内容正在进行最后的校对工作，有望于2015年初出版(具体情况可参见笔者对齐慕实教授的学术专访《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⑩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vii. (11)Nick Knight.Mao and History:Who Judge and How,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3(Jan.,1985),pp.124-127. (12)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s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0 No.3(1990),pp.330-331. (13)笔者通过与奈特、哈里二位教授的相关学术交流，非常清楚地发现他们在批判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学术旨趣，他们之间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密切沟通、交流与合作。根据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即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等集合体，我们有理由将奈特和哈里在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经验主义批判问题上的相关理论阐释视为一个共同的新学术研究范式的开启。 (14)[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著，李其庆译：《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5)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6(July,1986),p.11. (16)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6(July,1986),p.13. (17)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ss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0 No.3(1990),p.351. (18)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s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0 No.3(1990),pp.348-351. (19)Rip Bulkeley.On "On Practice".Radical Philosophy,No.18,(Autumn 1977),p.7. (20)Nick Knight.Mao and History:Who Judge and How,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3(Jan.,1985),p.122. (21)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抑或是异端的问题，可以参见奈特《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一文(Nick,Knight.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in 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1997,pp.84-116。译文可参见[澳]尼克·奈特著，张明编译：《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奈特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明确指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何为是回答毛泽东的思想正统与否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概念本身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考察，因为这一“正统”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判断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正统才能被运用于这种比较之中；如果这种比较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那么对于正统的严格的理论建构仍然需要加以讨论。 (22)Paul Healy.Reading the Mao's Texts: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0 No.3(1990),p.351. (23)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17. (24)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1997,pp.6-7. (25)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6)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27)张一兵：《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标签：认识论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施拉姆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实践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