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夷氛纪略》：一篇严重失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史料论文,夷氛纪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署名赘漫野叟撰《庚申夷氛纪略》，是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津地区战事经过的一篇私家著述。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它辑入《第二次鸦片战争》。这部丛刊于1978年正式出版，此篇“野史”首次刊行于世〔1〕。 它篇列该丛刊“第三部分·北京的失陷与英法联军的暴行（上）”的第2种，居第2册第5—27 页（以下凡引自此文，只括注第××页），全文约15000字。 据该丛刊所附“书目解题”（全文）：“本书记载北京被英法侵略军占据时的情况，对侵略者的抢掠行为及僧格林沁的畏葸态度有所揭露。唯书中论及林则徐的抗英事迹则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对穆彰阿之流又推崇备至，可见作者是属于投降派一流的。此书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仅题赘漫野叟所撰。原本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2〕
通阅《庚申夷氛纪略》（以下简称《纪略》）全文，写法是夹叙夹议。叙述1860年从大沽口至北京失陷的经过，穿插夹叙有1859年的大沽口之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浙东沿海之战等等。夹议中则有对“外夷”的陋俗淫风、英法侵略军的奸杀抢掠的鄙夷、愤懑和指斥，对林则徐、裕谦、僧格林沁，穆彰阿、伊里布、胜保等历史人物明显偏颇的抑扬褒贬。仅作为史料记载，对作者的“立场”和明显倾向性，本不必过多拘泥、指摘。而文中所述具体史事，确有一些可从当时的奏报谕旨中得到佐证，并且有不少相当“生动”的纪实性描述。据文中自述，作者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浙东沿海地区任“风尘末吏”，并曾“见危授命”（第17页）。1860年北京失陷时，他家居城中，并一再称“予亲目见之”（第17页）、“自予门前经过”（第18页）。全文之末，作者还署记撰于当年“十月”（第27页）。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出自亲见亲闻的深刻印象。
关于1860年京津地区之战的实况，清方的奏报多失之概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4、5册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7册。两书以下分别简称《丛刊》和《夷务》）。英法亲历者的忆述虽较详细，但从中看不出清方的具体布署和战斗过程（参阅《丛刊》第6册）。给人以亲见亲闻印象并且颇具纪实性的《纪略》，自然会引起史家的重视。
据所知，较早引用《纪略》的史学专著，有正式出版于《丛刊》之前的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稿》（上册，第184—192页）。其后，国内凡具体缕述此次战争经过的论著，多数都征引、依据此著。近年来，各种中国近代史专著、教材多不胜数，笔者难以遍阅，仅举几部以此《纪略》为据的较有影响的史著：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396—400页），1983年中华书局修订第三版《中国近代史》（第85页），1984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版《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一册（第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纲》（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全史》丛书之一《中国清代军事史》（第102页），以及1992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第1册第168页）。其中，凡述及僧格林沁在战争中的“畏葸态度”的具体史事，全都引自《纪略》，而别无它证。
80年代中期，由电影《火烧圆明园》引起的“僧格林沁热”中，曾有论者主要依据《纪略》而对僧格林沁痛加贬斥〔3〕， 但也有人对《纪略》所述僧的“畏敌如虎”持异议〔4〕。 还有一些史著，虽述及战事具体经过，却似乎对《纪略》“视而不见”，未予征引。如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版《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第87—9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清代全史》第七卷（第102页）。 而茅海健的专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指挥人员刍论》（《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除了《丛刊》、《夷务》，还引用多种中外史料，却绝口不提赘漫野叟此著，明显给人以拒绝征引的印象。
是否征引也即是否信用赘漫野叟所撰《纪略》，直接体现为我国有关学界、学术成果中的歧见。它不仅关系到僧格林沁这个历史人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还关系到廓清有关战事的具体过程，关系到治史者是否将真实的历史讲述给读者。所以，有必要对这篇著述的史料价值和可信程度，举要予以认真辨析。
1.《纪略》叙述1859年大沽口之战，依序为：（1 ）“各夷船于五月内”齐至“大口”，“僧王拒不放入”；（2 ）美使“别由小口登岸，于六月二十八日入都”，受到款待，并引述“上谕”予以说明； （3）“英夷”坚持由“大口”登岸，导致激战，并引述了“僧王奏报”；（4）“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大沽闻变”，乘轿而逃，“观者如堵， 齐声大叫‘好好好！’……”。（第7页）
此处（1）、（2）、（3）所述，包括具体日期和上谕、 奏报的大体内容，均可从《丛刊》所录档案和《夷务》有关各件中得到佐证。但是，其一，（2）、（3）两事明显时序颠倒；其二，“大口”、“小口”显指大沽、北塘，作者未加明辨（后文第8页即又提到“大沽”）， 说明既得自传闻又不谙海口舆地；第三，（4）所述本为1858 年大沽失陷之事，显然将两年的史事混为一谈，似乎出自亲历者的“生动”描述，则犹显荒诞无稽。
2.1860年天津沿海之战及僧军撤往京郊的经过，《纪略》所述大体为：是年五月英法联军入寇，僧王只守海岸炮台而“不于陆路设防”（第5页）；炮台失陷后，僧王“自保身命，遂弃天津府城于弗顾， 狂奔至杨村而后息焉”（第5—6页）；其后，“越一日，窜蔡村，又越数日，再窜至张家湾”（第8页）。
僧格林沁率军坚守大沽未成后一直撤至京郊，确系史实。僧王虽未在北塘设防（奉旨留作外国使臣和平登陆的口岸），但是北塘、大沽后侧的新河、塘沽、新城等处均曾派兵驻防〔5〕；战事不利， 僧格林沁曾想“寄身命于炮台”，经咸丰帝一再严词谕令，他才率军撤出大沽〔6〕；不守天津而退防京郊，乃僧王一再申明天津地理形势不利战防， 并获旨准后的结果〔7〕。赘漫野叟未知其间的诸多事故， 加上其明显的贬抑倾向，笔下的僧格林沁自然是为了“自保身命”而一“窜”再“窜”了。
问题在于，《纪略》作者可以不知或弗顾僧格林沁撤守大沽直退京郊的原因和实情，治史者却不应不加查考、审辨地信《纪略》以为是。
3.《纪略》所述八里桥之战经过，依序为：（1 ）胜保首先“一马直前，与贼目对面接话，大喝曰：‘我是胜保，尔等亦尝闻我之名乎！’”麾下清军为之振奋，勇猛杀敌……；（2 ）“无奈瑞相[指大学士瑞麟，时清军统帅之一——引者注]一军，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3）“僧王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撒队而逃。……”；（4）“胜公中鸟枪伤颏，血满胸前，犹带伤血战。……复被炸炮击碎胜公所乘马首，炮子由鞍鞒穿过，烘伤胜公两胯，马倒人翻……”（第10页）。
上述战事进程，可称十分清晰、明确，尤其是（1）、（4）两节之“真切”，非未亲临战阵者所能描摹。但是，考诸当时清军前敌统帅的奏报，即可知其谬：
所见清方战况奏报共有4通，且均为八里桥之战当日发出：A、僧格林沁奏折（《丛刊》第5册，第99—100页；又见《夷务》第 7 册， 第2335页）；B、胜保致军机大臣函（《丛刊》第5册，第107—108页）；C、与前函同时拟就， 胜保为“临阵受伤请假调治”的奏折（《丛刊》第5册，第104—105页，参阅B）；D、前函、奏之后， 胜保与瑞麟的会衔奏折（《丛刊》第5册，第105—106页；又见《夷务》第7册，第2351—2352页）。
在A中， 僧格林沁只简要奏报了本部兵的作战经过：联军“扑犯”时，他“当即督兵进剿”；激战“两时之久”后，发现联军抄袭侧后，遂“一面抵敌，一面缓缓退撤”；“该夷仍向前进”，经蒙古马队奋力冲击，将敌阻止……。B、C、D所述大体经过则是：（1）两军对阵后，是“僧格林沁亲督马队与贼接仗”（D，B、C意同）；（2）瑞、胜二人“恐马队为时已久，或有疏虞”，遂亦督队迎战（D）；（3）僧部马队“始而获胜，继而退撤”（B、C、D）；（4）瑞、胜两部步队继续鏖战“两时之久”（C、D，B为“鏖战时许”）；（5）胜保“左颊左腿俱受炮子打穿，登时落马不省人事”（B，C、D意同），所部“人无斗志， 纷纷退撤”（D）；（6）胜保将所部交瑞麟指挥（C、D），瑞麟继续坚守八里桥，直到“各路官兵纷纷逃散”（D）。
另据英法方面亲历者的忆述，两军对阵后首先冲来的是清军马队，且前仆后继，正面、侧面反复冲击、迂回，直到终被炸炮、霰弹惊散、败退；联军随后发起进攻，经激烈鏖战，最后攻占八里桥等处清军阵地。（《丛刊》第6册，第287—294页）
从这些真正出自第一手的基本史料记载，可知（一）首先接仗并主动进攻、反复冲击的是僧部马队，而非胜保所部，更无所谓话本、传奇式的“对面接话”。（二）胜保伤在左颊、左腿，且系同时被炮子打穿、登时落马不省人事，既非先中枪弹（仍坚持战斗）、后中炮子，亦非伤在颏部和两胯。（三）僧部马队确系较早退撤，但僧并非“撒队而逃”。至于身为被清廷倚为“长城”的蒙古族悍将，其是否乘骡车撤退，亦应存疑。（四）瑞麟率军坚持到最后，更不是先已溃散。
《纪略》的记述如此经不起勘核考对，即使得自传闻，亦属严重失实。
4.正如前引“书目解题”所说，《纪略》中几乎处处反映出作者的“投降派”观点。不过，作者的“立场”却并非始终“坚定”，对胜保的主战、力战，则竭力褒扬、渲染、虚构、夸张（第8、9、10、17页）。联系前引各节，可见作者抑僧（包括瑞）扬胜的明显倾向性，已影响到史事本身的客观叙述。
综上所述，即便作为私家著述，《庚申夷氛纪略》也远不是严肃可信之作。文中所记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的活动，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述有关京津地区的战事，则舛谬迭见。它虽然也依据了一些谕折、邸报，但是在有关基本档案已刊布并极便利用的今天，其作为史实记载的引用价值已不复存在。由于历史的局限，即使对出自第一手的谕旨折奏，也还需要尽可能的勘校、查核，何况这样一部确属“赘漫”无羁的“野”史。
注释：
〔1〕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2〕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634页。
〔3〕孙顺霖《论僧格林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4〕王道成《僧格林沁的无知与八里桥之战》，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9日。
〔5〕参阅茅海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7〕齐思和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第468、469、473—474、479、481—482、483、492、496—497、502—503页；第496 —497、500—504、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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