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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3-0008-05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开放程度的急剧扩大，进入市场的领域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政府拨款的削减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大学不得不摆脱国家的供养，面对竞争的市场。然而，大学究竟能否完全进入市场，大学市场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学又到底应该与市场保持怎样的距离等等成为人们关注与争议的焦点。我们认为，大学市场化是大学组织活动中非教育活动的市场化，诸如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招生就业的市场化、科技转移和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以及入学管理的市场化，而并非大学教育活动的商业化或市场化。另外，即使是大学市场化的领域，针对市场需求，大学仍然应该有所适应，又有所超越。
一、大学与市场的接轨
从高等教育的属性看，大学可以接受市场的调节。高等教育不只是对社会有益的“纯公共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它没有排他性，为公民共同享用，如国防、公安、司法等。然而，高等教育则不同，一方面，它有一定的排他性，也就是一些人享用了这些服务之后，至少减少了另一些人对这些服务的享用。[1]另一方面，教育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投资，有很高的私人回报率。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个人的回报比对社会的回报更有效。其次，高等教育本身是种特殊的产业。人们一度把“产业”看作是工业，产品必须由物质生产部门提供。事实上，随着技术的革命，产业的概念已经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产业属性凸现了提供劳务为主的经营性内容。正是这样，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种产业部门。第三，高等教育产业的经营是教育发展方式的一次革命。高等教育作为第三产业（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第四产业），必须讲究经营的效率、服务的质量，接受“消费者”的选择。
大学与社会联系的紧密使大学接受市场调节成为可能。不能否认，中世纪的大学高居象牙之塔，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她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2]然而，19世纪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使知识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传播知识的学院和大学再也无法回避周围人们的需要。尤其是今天，知识产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机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甚至要求知识。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仅介入社会生活，大学的边界已经伸展到能够拥抱整个社会。[3]而社会生活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中既有非交易活动也有交易活动，而交易活动总要接受市场的调节。大学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从事教学活动的场所，大学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同时还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接受市场的调节，适应社会的需要将成为大学自觉的选择。
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要求大学走向市场。虽然早在19世纪大学就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但是大学并没有真正从封闭和沉闷中走出来，面对开放的市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政府财政拨款的相对削减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公立大学办学效益低下，大量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尤其是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相比，高等教育机构显得缺乏应有的活力。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看来，大学是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面向市场，引入竞争的机制。即使是一些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除美国外）也努力避免高等教育事业的市场化。直到80年代，加强高等教育的市场调节性才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大方向。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积极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政策，主张入学应与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一样，受市场规律的制约。为此，英国政府在8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政策上向美国学习，引进市场机制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德国《世界报》发表一篇题为《欧洲高等教育有扩大自主权的趋势》的文章，也指出美国可能将是德国改革高等教育的榜样，并认为把市场经济原则运用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发展方向。[4]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地推进大学的市场化。高等学校自主权利的强化、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教育公司的出现等等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注入了活力。例如，台湾1995年的《教育报告书》中指出：大学教育人力培育的规划应该兼顾整体资源的应用、社会需求及市场的机能。[5]长期在高度计划和集中控制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更需要由原来单纯的政府调节变为市场调节（当然并不排除必要的政府调节）。
尽管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发育与成熟的程度不同，但是，就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价值形成的教育因素在增强，复杂劳动力商品化在加剧，大学已经无法抵御市场的“诱惑”。然而，面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市场，大学究竟应该怎样回应市场的要求，大学的市场化到底会带给大学怎样的变革呢？
二、市场的需求与大学的变革
市场力量曾经造成许多产业的重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同样要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重组资源，调整结构。
（一）教育资金市场的挖掘与大学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1.政府垄断办学的打破
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和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滑坡，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世界性的危机。然而，相当一段时间，在很多国家，培养人的成本仍然几乎由政府全额支付，即使个人承担也仅仅占据很小的部分。就中国来看，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更多的是靠政府的指令来运作，大学更是完全由国家包揽，国家既是大学的举办者、投资者，又是大学的管理者和所有者。但是，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财政毕竟十分有限。正如布鲁贝克所说，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经费，除非社会愿意重新分配目前用于国防、空间探索、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国家资源，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普及高等教育。[6]可见，政府的财政无法随着学额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大学必须不断地寻求资金。另一方面，大学完全由政府来办，直接接受政府的全额补助，会使大学丧失成本意识，没有成本就不会去追求效益。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所说，公立教育是一种政策的垄断，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压力，因此造成教育的效率不高、质量不高、学生对学习不负责任。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教育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只有将教育托付于企业，而对市场的竞争才能得以改善。
2.市场在高等教育资金配置中作用的强化
无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如何，也无论财富集中与否，任何社会中都蕴藏着一定的闲散资金。而市场调节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使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开放高等教育的市场，有助于引导基金的合理流向。
第一，高等教育的私营化。面对教育“卖方市场”的存在，私人企业家或出于慈善的动机、或其他崇高的目的，或为了更长远的回报，或一种政治收益，也可能出于一种意愿会试图满足未能满足的高等教育需求。正是这样，近20～30年间，高等教育的私营化现象有了明显的发展，私人开办的学院和大学的数量有所增加，且私立院校入学人数的增长速度也大大快于公立院校。
第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收取一定的学费，争取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赠这已经为许多大学所采纳。重要的是通过多种融资等手段吸收更多的教育资金。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大学通过“产权联结”的方式吸收社会资金。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它曾经是一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学校，捉襟见肘的经费几乎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在金华市，政府没有钱、教育部门没有钱、也没有能够独家办学的企业，改制也困难重重。学院以联结产权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社会化办学的新路。据报道，1993年在金华市委、市政府的倡导下，成立了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章程规定，凡投资20万元以上的单位和5万元以上的个人，均由基金会董事局授予产权证书，并成为董事局的董事单位或董事。投资者拥有与投资相适应的产权份额。资金不可以抽回，但可以转让。迄今已有金华信托投资公司、尖峰集团公司、浙江迪耳药业有限股份公司等近10家大企业参股，积累资金1.5亿元。[7]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得到了孕育和壮大。出现了北京高科技产业投资公司、北京联利投资管理公司等，他们都瞄准了教育，把科教作为通向21世纪的黄金产业。可见，中国蕴藏着庞大的教育资金市场，大学应该有选择地面对这一教育市场。
（二）招生与就业市场的开辟与大学的专业与课程的改造
1.招生与就业市场的开辟
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招生与就业由国家来控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则打破了政府对生源市场（潜在的人才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垄断。就中国来看，过去高校的招生和分配都是由国家统一调配，学校既不用担心招不到学生，也不必为毕业生的出路忧虑，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大学也因此无须为设置什么专业，开设怎样的课程而烦恼。然而，随着大学卷入市场，大学的管理者既要为招收良好的生源而奔波，又要为毕业生的就业开拓市场。近两年，不仅民办高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招生大战，普通高校之间生源的竞争也已经悄然兴起。
2.专业和课程的改造
专业是学校的生命线。专业的设置直接影响着生源的招揽和毕业生的就业。首先，拓宽专业口径。单纯的某一工种或职业训练更适合于短期的需要，过去掌握一门技艺，就可以凭借这一种技能渡过一生，所谓获得了生存本领。然而现代社会，市场的多变和技术陈旧的加快，平均一个人一生要换2～3次工种和职业。其次，大学的专业和课程要具有适度的超前性。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国外许多大学不仅开展大量的市场调查，密切关注市场的需求，而且把校友的反馈作为课程设计的重要参考。美国Syracusc大学认为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是未来导向的，大学在为学生规划课程时，至少要能够预估5年之后的需求。第三，强化专业技能。为社会所认同的是人的职业技能，人才的技能需要在一定知识传授和专业训练基础上逐步形成。总之，大学既要设置新颖的专业，又要推进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引入与大学内部管理改革的深化
1.倡导经营的理念
大学需要有效的经营。近几年来，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为适应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经费不足的挑战，大学开始学习经营，注重成本效益。例如台湾传统的非盈利性式之大学经营方式正在转化为具有成本效益概念，学生需求导向之事业经营管理大学。[8]就在大陆来看，只有学会经营，大学才能在摆脱国家“供给”之后生存下来。目前我们一方面要精简机构，改变人浮于事的面貌。另一方面，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推进高校后勤的社会化。另外，我们还要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扩大服务的范围。
2.强化竞争的意识
有市场就有竞争。企业只能靠竞争赢得信誉。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也在竞争中发展。有竞争力的大学需要引入竞争的机制。而且，无论在人员的聘用上，还是在资金的分配上都要体现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的原则。
3.变行政管理为人本管理
计划经济把大学作为了政府的附属物，大学的管理也因此官僚化、行政化。而现代企业的管理更注重人的个性与潜能的发挥，讲究管理的效益。大学作为学术机构更应该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个性，提高管理的效益。
（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大学产学研的一体化
相当一段时间，大学崇尚科学，探索高深学问，但是大学的研究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实验到实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知识在指导这个社会发展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居于中心地位。知识成为了商品，出现了知识产业。大学的科研，特别是基础性的科研，不仅要与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还要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因为，科研不是最终的目的，科研的相当部分成果必须市场化，转化为商品，科研成果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9]就大学而言，它需要资金和载体以转化其科研成果；就工业界而言，他们渴望知识含量高的技术和研究成果，他们也需要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才象大学一样集中”。[10]大学具有比低税和廉价劳动力更大的吸引力，大学几乎无法抵御外界的诱惑，建立与企业的合作或接受外界资助兴办高科技产业等等，加速着科研成果的转化。
（五）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开发与大学的国际化
许多国家都把留学教育当作商业来运作。美国提出“引进留学生，深加工‘半成品’战略”，把高等院校招收留学生看作是美国第五大从海外获得利益的产业。加拿大为了向世界推销教育产品和服务，在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加拿大教育中心，在联邦国家贸易部成立了教育推销顾问委员会，广泛开展教育贸易。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部长明确表示，“加拿大教育体系在经济方面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是一种出口商品。我们必须以此种观点来认识教育。”经过向全世界推销教育，1996年加拿大共接受外国学生99335名，为该国带来了25亿元的收益。澳大利亚的口号是“要把外国留学教育当作澳大利亚国际贸易一样来对待。”另外，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也都将教育事业作为国家外汇收益的主要来原之一。
过去我国的留学市场大门没有完全打开，只有300家院校有资格接受留学生。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教育服务的市场也在逐步开放。事实上，开发国家教育市场不仅仅可以增加学额，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同时，它也刺激了国与国之间的教育革新。有利于学生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另外，从更长远来看，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三、政府、大学与市场
大学要走出封闭的象牙塔，面对开放的市场，但是，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学研究的动力源，它的存在与发展要在政府、市场与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一）政府控制与市场调节
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过多的干预固然给大学的发展带来障碍，但是高等教育完全为市场所左右也同样是危险的。
1.高等教育不能全部私营化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权力倡导把高等教育交给市场来调节，如英国的皮科克和怀斯曼主张，不必由国家投资教育，而应当通过给家庭教育凭券、资助和贷款的方式在市场的状态下进行自由选择。[11]但是，事实上，首先，没有国有化的学校，则不可能提供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所必要的共同的价值标准。[12]其次，私人办学极其不稳定，一旦完全进入市场，经营学校如同经营企业一样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然而，大学本身是难以承担这一风险的。因为教育是不允许后悔和失败的事业，也是不能走回头路的事业。失败的代价不仅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无法补救的。第三，提高高等学校经营效率的根本途径也不是改变所有制，而是有效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看，私有化只是促进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手段改革的一个方面。公私大学的共存更有利于竞争。
正是这样，就欧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尽管私立大学的学校自治、学术自由比公立大学更加充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大学交给私人团体或企业来经营，把高等教育彻底地交给市场的手中。毕竟高等教育和国家的关系太密切，即使经济学家也认为高等教育若走上完全市场化和私营化之路，并不能使社会整体得到最大的利益。[13]
2.大学市场化过程中允许政府必要的介入
有人说，大学市场化要求政府完全退出，由市场的需求引导大学的运作。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就政府而言，对大学的控制与管理是其不可摒弃的责任；另一方面，市场是极其不稳定和无序的，大学也需要获得政府的有效调控。例如，在一些专业的设置上、基础性研究的开展上……另外，中国的市场尚未成熟，很多人为的因素左右着市场，大学的市场化过程还需要法制的秩序加以保障。总之，市场的不完全性容易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和浪费，政府的干预具有其合理性。
（二）大学教育活动的内容与目标的非市场化
大学与企业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把学校办成私营企业。首先，目标上的不同。谢维和教授指出，“学校组织的功能目标不像其他社会组织那样是脱离或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而恰恰是组织成员自身发展的目标。而一般的企业组织的功能目标是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为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而不是为这个企业自身的。……”[14]这决定了组织成员之间特殊的关系以及活动的特殊性。其次，经营过程与内容的不同。大学经营的过程与内容更加复杂。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还有思维的开发、智力的训练以及文化的传承。贝斯特认为国家依靠学校和大学向所有的公众提供这种智力训练。[15]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产品的加工，不是一种投入产出的机械化程序，而是思维、辩论和决策等复杂的智力活动过程。
高等教育服务的非等价交换。教育不是学生和提供教育者之间的一种交易。按照市场的原则：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就是可以购买的。用钱就可以购买到入学的资格。事实上，大学需要坚持学院和大学的入学要求。
大学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经济效率只是衡量办学好坏的一个指标，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全部。大学教育需要挖掘学生的潜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思想的觉悟等等。另外，不仅每个学生个性不同，而且他们原有潜能和素质差异也很大，教育质量评价也变得更加难以确定。按照市场的原则，单纯地压缩支出，并不能真正地提高办学效益。
提供“全人”的教育。市场的调节要求大学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适应职业需要。但是，大学教育不单纯是提供一种就业的准备和职业技能的训练，过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会使人变成“碎片”。因为，全日制的大学教育不同于短期培训和一般的特长训练，它有其长期性、目的性、系统性，它应该是一种系统的专业教育和职业素质的养成，通过广博的文化教育培养成“全人”。
（三）大学与产业的适度分离
不可否认，高校兴办高科技产业或是与其他企业合作都是大学适应市场的一种选择，也是大学职能延伸的必然。同时，实践的尝试也向人们证明，大学从中也是“有利可图”的。令人担心的是，第一，市场会引导大学的研究转向应用研究，或者是潜藏着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如果理论研究屈服于实际应用的压力，就一定会阻碍学术，尤其是科学的发展。”[16]第二，产业有可衰期而大学可以是永恒的。尽管人们把高科技的产业比作是朝阳产业，但是既然是产业就潜藏着风险，尤其是面对激烈的科技竞争，很难保证哪一产业是永久的辉煌。大学与企业联系的过分紧密势必会使大学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总之，大学不能完全遵循市场的逻辑，大学只有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引导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亦步亦趋被动地适应社会。
收稿日期：2001-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