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早期西南民族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大学论文,民俗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890(2008)03-046-12
一、20世纪初外国学者的中国民俗调查
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多是经史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田野作业方法是从西方引入的，调查实践也是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率先开始的。
有明以降，西方就不断有传教士和商人到中国来，在中国的生活和旅行很容易激起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一些对中国文化有赞赏之心的耶稣会士将一些中国典籍和在中国的见闻介绍到西方，在18世纪末叶曾在西方引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但这种更多基于想象而不是实际的热度，不久就渐次消退。”①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西人大增，著述再次蜂起，风土人情等见闻类的著述尤多，如著名英国旅行家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个澳洲人在中国：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的旅行故事》②，讲述的是鸦片战争后作者从上海经汉口穿过四川、云南到缅甸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作者对中国西南地理、风俗，以及种种人际关系的看法和评价。当然，这些著述的目的是给西方人看而不是为要给中国文化作贡献的，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学者，尤其是一批留学归国人士对民众风俗的关注。
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是较早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专业学者。他从1895年开始了在中国的调查，1902年7月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1903年3月，“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③日本人对中国的民俗调查有很强目的性，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就有浓重的殖民色彩，但在客观上很好地为我们保存了一批民俗资料④，而且对于触动中国学术阶层，尤其是留日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华西协和大学是较早关注西南民族的高等学校，该校博物馆早在1919年就开始搜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还成立了“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16名会员，多为在该校任教的外籍教师，1923年开始不定期出版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⑤。
俄国人则在中国的东北显得特别活跃，史禄国是较早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专业学者。沙俄皇家科学院曾经组织“中亚东亚探查队”，史氏则担任过领队，他在《北方通古斯》自序中说：“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年到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1917年科学院又派我前往中国的蒙古以及西伯利亚毗邻的各地方，使我得以继续过去几年的考察。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些调查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圣彼得堡的一些东方学、语言学和民族学者“对当时还没有进行过全面调查的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方的新资料(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搜集工作非常关心”⑥。史禄国调查的兴趣点及其调查方法跟后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西南民族调查有着直接的关系。
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十几年间，外国学者在中国的田野作业基本上都是打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或者民种学的旗帜在进行的，当时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的比较著名的西方学者有格罗特(J.J.M.de Groot)，葛兰言(Marcel Granet)，甘博(Sydney Gambel)，步济时(John Stewart Bnrgess)，葛学溥(D.H.Kulp H)等人⑦。
即使我们在此排除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的大量有关中国各地风俗的旅行日记和调查报告，我们还是可以数出一些专业的民俗学书籍，比如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W.Grube(1865-1952)1898来华旅行，次年离开，1901年整理出版了《北京民俗学》(Pekinger Volkskunde)，1911年又写出了《中国的宗教礼俗》(Religion and Kultus der Chinesischen)。
二、西南民族调查的向往者
1911年夏，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先生在结束七年留学生活回国的时候，曾取道云南、贵州、湖南转汉口，“他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⑧1914年，丁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的时候，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风俗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先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和《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文章，主要记录了他测量粟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⑨。但他毕竟是个学动物学的，这种调查主要还是集中在人体测量，而且由于人类学调查的准备不够充分，连测量工具都是临时制作的。
1923年5月，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该会议决的调查方法中有一条是“实地调查，我国幅员辽阔，而调查者尤当以其人之生长地为标准。”这一做法固然是方便了调查的开展，但也降低了田野作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以当时调查者的田野作业素质而言，其结果很容易就会掺杂调查者的想象和回忆。风俗调查会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风俗调查表》，表中“旨趣”第四云：“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知真相，愿意供给材料者，尤为特别欢迎。”⑩可见当时的学者已经有了少数民族风俗调查的愿望，只是限于经费和条件，一时无法大面积铺开。
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并设有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2、3期(1927年)曾发布启事征集有关苗族、瑶族的生活状况等风俗资料，以及福建各民族的族谱资料等，虽然未有丰硕成果，但总是表达了学界对于少数民族风俗资料的渴求。
厦大国学院关闭，顾颉刚、史禄国等人均转往中山大学。傅斯年、顾颉刚早有民族调查的计划。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专门提到要“集合校内教授导师及校外参加人”进行“广东及邻省之民俗及人类学材料征集(创设人类学馆)”；1928年的招生计划进一步明确是“珠江流域各省之民族，及人类学研究，并创设民族民俗学馆。”而且计划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进行“民族学旅行”(11)。
由于经费不能落实，事实上该所直到1932年才开始招生，创设人类学馆的计划自然告吹，但与中央研究院的合作却因为史禄国的到来而如愿展开，也即后来杨成志等人的西南民族调查。
顾颉刚不是那种坐等经费到来的人，在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之初，他就已经开始组织从史书中挖掘资料，打算先出一期《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作为前期成果。钟敬文首先把自己一年多前的一篇《惠阳輋仔山苗民的调查》拿出来，文章从“輋仔山地址及苗民人数、苗民生活、苗民身体及性情、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四个方面来展开，具体内容虽然不够科学，但试图以当时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格式来结构文章则是无疑。钟敬文很实在的在文末作了这样的说明：
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得颇详细，虽然他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他托过一位住在輋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密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12)。
这种调查的方式和态度都不可取，但写作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难能可贵，再说文章写作本身的目的就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对于少数民族风俗调查的兴趣和重视。
1928年3月底，广东省国民党开第三次党员会议，连山代表团带来一批瑶民，专事民族舞蹈以助兴，容肇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方便民族调查的机会，提出访问计划，于是钟敬文、陈锡襄等人就“前往接洽，请其来校跳舞，并即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13)。调查结果由莫辉熊写成《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14)，内容非常简略。调查过程则由陈锡襄写成《瑶民访问记》(15)。又如，1928年6月，暑假临近，课时稍微松动，容肇祖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事务会议上提议往韶关北江一带调查少数民族和风俗古物，会议决定由容肇祖与商承祚两人前往，结果正赶上剿匪，两人在韶关待了几天，只去了一下瑶山黄茶坑，到一两户瑶人家庭略略看了看，拍了几张照片，很快就回到了广州。其间经过和收获，后来由容肇祖写成了《韶州调查日记》(16)。
1928年3月26日，民俗学会曾经计划“制就各种调查表，预备实地调查。”(17)但是久无下文，于是6月28日的语史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议决“由本所印就《西南民族调查表》，分发本校学生就地调查。”(18)好像还是没有下文。
顾颉刚喜欢利用专号这种形式造声势，《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夏天如期出刊，但该刊大部分文章只是“概况”、“述略”、“记游”、“略考”、“杂谈”，以及陈锡襄这种“访问记”一类，多是道听途说，或是故纸堆里的工作。这是当时流行的历史研究的方式，显示了一定的文献操作的实力，但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这期精心策划的专刊不仅没有得到学界的赞扬，反倒招致不少的批评，丁文江就曾在写给该刊编辑的信中批评这些文章“大抵出于编译，错误极多，例如贵州之仲家实与僮人言语相同，与苗无关，……专号中所言皆非科学的也。”(19)其实有些错误是文献本身的不可靠，不是编译者的错，但没有田野调查的取证，总是无法为自己开脱。余永梁自己也在“编后”中说：
这专号我们不很满意，因为也是整理纸上材料多，实地考察的少；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做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于若干次专号。这才是中国语言历史的一种新建设啊！(20)
打破这种沉闷局面的不是语史所的同仁，而是一位对人文科学抱有同样浓厚兴趣的生物学家。
三、辛树帜及其领导的瑶山风俗调查
1928年，辛树帜是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他在该年夏季领导的瑶山考察虽然是以生物考察为主，但其所附带进行的民俗考察活动，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的西南民俗调查。
辛树帜虽是理科教授，但对文科具有同样的学术敏感，对民俗研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曾与傅斯年同在德国留学，两人在柏林时，相互就有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活动(21)，到中大以后，还曾参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做了“人类学及民物学组”的特约研究员。
顾颉刚对辛树帜评价很高，他在《湖南唱本提要序》中说自己“自从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里创办了民俗学会，设备了风俗物品陈列室，始竭力在广东各地搜集唱本，先后得到数千册。理科教授辛树帜先生见了，很表同情，当他去年(1928年)暑假中回到湖南的时候就和石汉声先生一同搜集本地的唱本，并由石先生按篇作了一提要。开学回校时，拿给我看，这真使我欢喜欲狂，想不到我多年理想中整理唱本事业竟于一刹那间实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两位先生，他们为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开辟了一条新道路。”(22)辛树帜带回的这些民间唱本，多达七八十册，姚逸之说它是“湖南的民间文艺，第一次呈献于民俗学界。”(23)又说这些唱本“量的方面虽然不多，而品类悉备，也可以说是蔚然大观！所以从这些唱本中，很可以察知湖南民间文艺的大概情形。”(24)
辛树帜在中大的执教生涯中，不仅自己投身到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之中(25)，连带他的学生和属下也动员起来了，他的一位部属曾说：“今年(1929年)暑假，衔生物系之使命，回湘探采雪峰山脉植物标本。辛树帜教授嘱随地征集民谣，以供语言民俗学之研究。”(26)另一位部属姚逸之也说：“本校辛树帜教授，今年(1928年)9月，从湖南带了很多的民间歌曲和鼓辞来，他因事忙，命我帮助整理。”(27)于是花了“数月”时间，“专心将辛树帜先生所采集的湖南唱本清理出一个头绪，成就了简短的提要。”(28)
辛树帜还在德国的时候，就已从他的导师处对瑶山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知道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瑶山中的语言、习惯、风俗、民情，都未曾有过专门考察。虽然地方志上记载有瑶人的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也很不完善。于是，辛树帜决定带一考察团，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辛树帜很早就意识到了西南民族调查的重要性，他在1927年11月5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即已提到“望兄在史地科组织团体，赴两广云贵等处搜求材料，使吾国南方史地开研究之生面。”(29)他自己则率先身体力行开赴广西瑶山，他在同一封信中说到自己的打算：
昨晚(5号晚)，由苍梧乘小轮启行。闻今日下午二时得达江口，拟明日由江口步行赴瑶山(距江口70余里，瑶山由瑶人居住得名，桂省极大山也)。抵瑶山时，除作生物采集外，并拟请任国荣君调查瑶人风俗，作一篇长文，以登兄与颉刚先生所办之周刊(30)。(任君懂瑶人所说之普通语，且与瑶山下之瑶人有一次之接洽。此次吾人更购有小镜及丝线等物以赠瑶人，若能得其欢心，当可探出其生活之种种状况也。)
但这次调查准备不够充分，只能算是一次探路，辛树帜本人也在路上感冒，感觉“身体固苦极也”，大约以此耽误入山行程，只得几名助手入瑶山住了四五天，基本上只是走马观花，任国荣未能对瑶人风俗作出比较系统的调查，也没能写出“长文”，只以猎奇的笔调写成一篇《瑶山纪游》，登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
1928年夏，辛树帜再次带领考察队到了广西平南县，于5月24日进入瑶山(31)，在途中“触暑小病，幸已痊”。这一次他亲自指挥调查，情形大异任氏“纪游”，成果丰富。
顾颉刚说“本校生物系教授辛树帜先生，助教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诸先生，于今年五，六，七首尾三个月中，到广西中部的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他们住过寨山瑶的金秀，花篮瑶的罗丹，正瑶的罗香，罗运诸村落。他们在没顶蓬蒿之中钻走着，在满山的竹子之中攀缘着走，在恶蜂，山蛭，毒蛇的巢穴中搏击着走。……但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他们在白天采集动植物，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做采集歌谣，标注方音，和探问风俗的工作。”(32)
辛树帜自言“瑶中生活最苦者，为无人理发，吾人现已俨然‘长毛矣’。次之则食物不足，不特一月不知肉味，即求青蔬亦不可得。再次则山岭崎岖，溪涧深阔，跋之外涉尤为苦。读书人决不能做，非带几分野蛮气质者，必苦不堪言。”(33)
此前对于瑶人的传闻极其恐怖，称其犷悍不驯，“性质凶蛮，做皇帝的动辄宰人以为乐”(34)，但辛树帜等人为着学术起见，毅然决定冒险深入，遂向平南县署申请了一连的护送兵士，武装齐整，又找了熟悉瑶人情形者为向导，结果发现“入瑶山并无甚困难，瑶人亦殊诚笃可亲；唯瑶村附近各处之汉人，类多奸狡绝伦”(35)。
入瑶山半个月，辛树帜感到“此间情形大佳，不得不扩充预备，作大规模之搜集”(36)。6月上旬末，即派任国荣带了一个他认为忠实可靠的瑶人村董“赵君”，特回广州一趟，为备长住的物用，同时带回一批瑶俗用品，捐给语史所的风俗物品陈列室(37)。对于任国荣带回的这个瑶人，辛树帜也是有目的的：“故任君此来带有瑶人一个，如贵系欲作详细之调查，可择谙粤语者一人，向之询问，唯此人两日后仍当随任君返山，如愿从事，务请着速。”他自己则以通信的形式，不断向傅斯年报告山中情形：“弟在此已得五种瑶人，对于瑶人风俗习惯等，亦略有把握。山川地理，以望远镜及高度表之助，亦已得其端倪”(38)。
辛树帜激动于此次的瑶山之行，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弟因此山生物情形甚佳，刻正筹思设立研究所之计划，深望吾兄亦设法计划作瑶山语言历史民俗研究所，与弟同时进行，此种研究所成立后，于瑶人语言人种上种种问题，当必能得一总解决，其贡献之大，自不待言。”(39)
顾颉刚极赞辛树帜此行的成绩：“树帜等五人到广西瑶山三月，采集成绩极好，鸟类昆虫类至数千头，植物标本至数万种，风俗歌谣亦得若干，将移置风俗物品陈列室”(40)，又将石声汉所编《瑶歌》书稿交给了商务书馆的夏剑尘(41)。
9月，顾颉刚开始将这次广西之行的风俗调查成果编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瑶山调查专号》，并亲自为之作“跋”，书出之后，又亲自送往辛树帜处(42)。
此一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风俗调查，更在杨成志之前，当是最早的学院调查，正如顾颉刚所言，“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
在辛树帜这次成功的瑶山调查之后，中大生物系的风俗调查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1930年12月4日的校报有《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广东北江瑶山采集日程》，很把生物系的风俗调查作为一件要闻来报道：“5月7日住荒洞，雨大雾，调查瑶人养女招郎制度，结网取雨情形。并观瑶人在庙中敬神仪式，调查庙内所供木偶之名称。”(43)
这次调查的时间长一些，1930年“3月15日出发，22日入山，5月26日返校，阅10周又2日”(44)。担任民俗调查的主力是庞新民，他在回校后写成《广东北江瑶山杂记》，刊于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庞在序中说“本篇材料之收集，得李方桂先生及黄君季庄、黄君兼善、姜君哲夫诸同志之助力极大”，可见又是一次辛氏“集体协作与个人为主相结合”采集方式的结晶。庞氏这一“杂记”，体例已经相当完备。
之后，在1931年春季，生物系采集队第四次深入瑶山，主队住在罗香，另有两个支队，分住古陈、罗蒙。庞新民住在古陈分队，悉心收集民俗资料，又写成《广西瑶山杂记》，颇可补任国荣氏《广西瑶山两月视察记》之不足(45)。
1932年春，辛树帜离开中大，北上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而中大生物系的民俗调查，虽然未有上规模的大动作，零碎的调查活动却从未中断。
瑶山考察，开国内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类似考察后来又有多次，范围已远远超出瑶山地区，涉及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蓬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南部的金童山，广东北江流域等部分山区，共采集标本6万余号。其中植物近千种，哺乳类动物40余种，鸟类210种，爬虫类40余种，两栖类20余种，昆虫类600余种，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揭开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其中最突出的是辛氏鳄蜥、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20多种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新属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摄得照片数十张。对当地风俗习惯做了大量笔记，印行《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文字资料。
四、史禄国及其西南民族调查小组
1928年初，中大有意聘请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教授，《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于4月30日刊出学校与史禄国的合同内容，史禄国每月工资400元，中山大学和“大学院”各负责200元。
史禄国曾于1928年4月到穗几天，后于5月12日正式到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事务员杨成志前往迎接(46)。一星期之后，5月19日，傅斯年宣布“本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计划下学期赴广西各省为人类学之调查”(47)。从时间上来看，这一计划应与史禄国的到来有很大关系。
其时傅斯年、顾颉刚受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托，正在广州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研究所人员几乎就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全班人马，两所关系被称作是“同胞之姊妹”。两个单位各有一定经费，“在(1928年)10月22日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处，设在中山大学校区之内，与该校新成立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设备、人员甚至经费方面都很难划清。”(48)
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央研究院以及该院的民族调查计划作一交代。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议设中央研究院，并确定为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该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蔡曾在德国专攻民族学，他的《说民族学》被认为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中央研究院内设民族学组，蔡元培亲自兼任组长，他也因而被后来的民族学者称作“民族学之父”(49)。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还在筹备时就已计划在几年之内先后对西南各省的苗族、瑶族进行调查，并着手筹设民族学博物馆，但一时无法有效展开工作。1928年，蔡又决定与中山大学合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点设在广州柏园，该所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开始工作时没有聘到组长，史禄国负责研究工作，辛树帜、容肇祖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由于该所地处南国，得地利之便，顺理成章就做了西南民族之学院调查的首发者。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的这个调查项目，初定人员是史禄国夫妇和杨成志(50)。后因容肇祖、商承祚在北路韶州的“调查瑶民考求古物”活动提前于6月29日结束(51)，于是，7月7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有《加派容教授往滇调查罗(52)人种生活》的消息：“本校人种学教授，史禄国君，及其夫人，带同助理员杨成志及工人，前往云南省，调查罗罗人种生活，状况，由粤出发，路经安南，请交涉署转请法领事发给护照，经志前报：兹加派容肇祖教授，会同前往，再函交涉署并案给照，及函请政治分会，令行云南省政府，接待各员，并饬属加意保护云。”(53)
7月10日，由中央研究院作东，傅斯年、顾颉刚、邝嵩龄、杜定友、罗常培5人在广州南园酒家为赴滇调查的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4人饯行(54)。
7月12日，赴滇调查人员出发(55)。拟“从广州起程附轮直抵安南海防，再从彼处搭火车至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向罗罗山地考察。调查时间拟在云南驻足三个月，下学期开学时乃回来本校。”(56)
事实上他们于1928年7月13日到香港，15日下午4时到达越南海防(57)，16日大早，热带风暴跟着杀到，7月17日他们转乘汽车抵达河内，河内通往昆明的铁路被这番大水冲坏，容肇祖曾打算雇电船由水路通老街，未能成功，一班人只能焦急地等待。
史氏夫妇住在Hotel de Metropale，容肇祖和杨成志则住在同利旅馆。容、杨两人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天天在法国远东大学图书馆等处抄写各色稀见汉学资料，偶尔收集一些“槟榔传说”之类(58)，杨成志形容是“朝到图书馆，暮回同利来”(59)。史氏夫妇活动不详，容、杨两人的信中似乎都不大愿意提及。
这样一直等到7月29日才有车北上，大约在3、4天后抵达昆明，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热情接待了他们，但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过于危险，要随军队前往才能保障安全，因此不能马上成行。
容、杨两人的调查目的与方式都与史氏夫妇有着大的差别，前者的兴趣在于民俗学或是文化人类学的调研，而后者则侧重在体格人类学的测试(60)。史禄国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容、杨两人的工作不得不屈从于史的安排，彼此矛盾不小，以致杨成志称之为“蚁务”，又说“我的时间因史禄国先生测验学生及犯人，大半为消磨去。”(61)
当时的西南彝族(罗罗)在汉人的口中几乎可作野蛮的代名词，他们的“奴隶社会及其原始状况似乎令史禄国感到恐惧”(62)，所以“史夫妇又以长途危险，裹足不前。”(63)
容肇祖颇有意于做一些有意义的风俗调查，可惜只几年前与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成绩可观，后来的调查没有一次是达到过预期目的的。这次西南之行是容肇祖最沮丧的一次，时间一再被耽误，转眼临近9月，中大马上就要开学，三人之中只容肇祖有课，他不得不中止调查赶回广州，只为中央研究院购得几种《云南省通志》和一些地方书籍(64)。
据说容肇祖带回的民俗物品共有100多件，包括一些书籍和拓本，其中一部分是在越南购得的(65)。容于9月4日回到广州，9月6日向顾颉刚汇报了两个月的游滇经历，并说了史禄国的一些“不可靠”事(66)。9月17日，汪敬熙到顾家来，也说“史禄国在云南，不调查而打扑克”事。
因杨成志主动要求深入川边，史禄国分了600多元经费给他，随即打道回穗。
10月29日，学校有关部门专门“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汪敬熙态度激烈，定要学校辞退史禄国，顾颉刚评论说：“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67)。最终史禄国虽被保留教职，但自此被中大教授排除在主流学术圈外，各学术场合不再有史的出现。
五、杨成志孤身入凉山
四人入滇，最后只有杨成志独自雇一随仆，跟随国民革命军第97师师长孟友闻的部队，“9月1日从昆明出发，7天而抵东川，5天而抵巧家，尝尽跋涉之苦。后由巧家渡金沙江至六城坝而深入凉山罗罗之地”(68)。
在当时许多外国学者的眼中，罗罗是一个野蛮而原始的民族，杨成志在滇的时候，向几位英国老牧师借过三本关于罗罗人的书籍：(1)In Unknown China；(2)Eamwel Pollard：(3)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觉得要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原始时代，‘独立罗罗’是最重要的目的地”，因此决意深入，“我觉得此回独自远途旅行，成功与失败，实未可预料。成功可作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失败由我自愿牺牲”(69)。
因为杨成志是孤身入滇，除去他本人的回忆和当时的信函之外，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来复述这次艰苦的西南之行。以下叙述，主要根据杨成志当时寄回给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诸同事如傅斯年、顾颉刚、钟敬文、余永梁、容肇祖等人的书信(70)。
1928年9月28日，杨成志在六城坝分县衙门曾给傅斯年、顾颉刚写信汇报在该县的情况，第二天就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足足睡了五六天才渐渐告愈。在病床中，夜闻江风的怒号和猛犬的高吠(因罗罗夜间来偷袭汉人)，恐怖的情景令我感到‘出门不如在家好’。有一夜二十余个罗罗，闻我抬有四个木箱来此境，竟于九句钟时候来袭偷衙门。他们先以石头抛上屋背，以探里头人的动静。即由衙警开了两火枪，他们才向别家抢去。”(71)
10月上旬，杨成志病一好，马上开往凉山，“爬过50余里的高山险谷抵Loga.地方Lokgaga”，此地“保头”(72)听杨成志自称是奉云南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12路总指挥龙云之命来拜谒亲戚的(73)，马上就派十余个奴隶以宰杀大黄牛的形式隆重欢迎杨的到来。
杨成志在这里住了7天，又在小gaga住了7天，然后转往Gelu' mokwe，本来他打算在凉山地区调查两个多月，“只因此地寒冷非常，住食直似牛马，这几天竟下雪至盈尺，使我不能踏出门口多事考察”(74)，再说，金沙江西岸的四川罗罗不买龙军长的账，杨成志担心“进去必受捆绑或惨杀”，只好回转，于11月4日回到巧家六城坝县佐公署。
扣除行程用时，杨成志在凉山共住了25天，“足迹所及纵横凡两百余里，经过的乡村亦达百余”(75)，“共计收集各种民俗物品约两担，并摄得各种风俗影片四打许。当摄影时，异常困难，因该地土人谓照相是吸收灵魂，余初渡金沙江抵六城坝时，与胡县佐共摄一相，未几该县佐病死，由死更增加土人之迷信。”(76)
杨成志凉山之行的调查内容主要是罗罗的地理分布，社会组织，人情风俗及语言文字等。据称，凉山的独立罗罗分为外八支、内九支，此次调查，虽然只有云南外八支的50％，但也难能可贵。杨成志自己很满意，他说：“凉山‘庐鹿’之地，无论那个汉人都目为掳杀的大本营，毫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但是我当时渡金沙江抵六城坝后，我的热情战胜畏缩，遂冒险独进，……其间数遇危险，然能安然归来可谓幸矣！”(77)又说：“有此成绩，自觉颇佳，若假我以时日，自信《罗罗的社会组织》一书或可写成也”(78)。
语言交流方面，杨成志主要借助了Paul Vial的《罗罗文与法文字典》(Dictionnaire Francaise Lolo)。
1928年11月4日，杨成志回到六城坝。当时刚刚发生一些罗罗掳杀汉人的事件，巧家县长孟绍尧被迫要用兵攻打凉山，杨成志知道以后，马上叫人给孟县长带去一信，尽力劝阻。可能此信正中孟县长下怀，11月10日，县长特去信感谢，一切按杨的意思办，一场兵祸随即得到化解。
另有一件趣事，杨成志在六城坝时，居然还以调查员的资格做了12天的代理县佐，任内也没有抢劫案发生，杨成志认为这是“凉山人信任我的一种成绩”。
六城坝是一个瘴疠之地，杨成志说这里江风一吹，疾病随生，“从凉山归来在那里住了30余天竟害了四回病；若我没有带些药品和学得吹两三口鸦片烟(因病和避瘴而吹，是不得已的，不好误会！)，或许继前胡县佐而长逝了。”(79)
苦于在凉山学得的罗罗文字不多，回到六城坝后，杨成志决定请一位白毛先生来教他语言文字，费了许多心思找到一个“老而疑心颇大的Bi：tsu先生”。教了十来天，那老师就偷偷地跑了，隔了几天，杨成志通告“大保头”把他找了回来，过了三天又跑了(80)，杨成志苦恼不已。
在六城坝做不了什么事，12月中旬，杨成志又渡金沙江，在寒风中走了两天山路回到巧家城，住在县教育局。该县各界称其勇敢过人，闻讯而来拜会的官绅络绎不绝，请吃饭请喝酒的接踵而至，杨成志得意地说：“这几天来我的肠胃实在有些福气”。
杨成志本想休息两天就转往昭通，无奈沿途土匪蜂起，行动不得。“在此彷徨当中，既不能前进，又不愿白费光阴，遂从事于征求和编辑‘巧家民间文艺集’的工作，因这里是民间文学丰富之区，如山歌，儿歌，孝歌，神歌，散花歌，谜语，谚语，土话，对语……都值得研究的……余此以外，我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他今天抵步，并带有夷书，实即经文十余本……可惜者，这位老官，眼睛失明，不能写夷字，以资我作汉夷文对照的工作。”(81)
学习文字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事，反正去不了昭通，杨成志也就改变计划，安下心来住在巧家学罗罗文。
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从史禄国先生手拿1422块滇币，除买了两匹马，器物，食用，夫脚……现在所存的只有百余块而已……这回我自告奋勇冒险而来，完全本于求学的冲动，而今得此成绩，算是万幸中之幸，若学校要用我时也望打电给我，以定行止。”(其实顾颉刚早在1928年10月24日就已专为杨成志旅费问题致函朱家骅校长(82)，11月初校长批了480元，加杨成志自己的4个月工资共800元，汇出之后，因交通不便，未能及时收到)
又说：
我从7月12日从广州出发直至今日，没有接到家人，朋友的一只字，家乡杳茫，毫无音信，深夜思之，常流苦泪，若先生肯拨冗给我一封长书，或托颉刚先生写之亦可，详述学校情形给我知道，则感激无既矣(83)。
身在险地半年，杨成志根本不知道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早已沧海桑田，钟敬文已被戴季陶所辞退，傅斯年也离开了广州，顾颉刚正要北上，余永梁或者已经病逝(84)，而杨成志却还在痴痴地一一给他们写着信。
因为巧家原是苗族的地方，苗族文化资源也很丰富，12月28日，巧家的保安大队长杨心白又为杨成志找来一个苗族“白毛”，“拿着一本厚有七尺(600多篇字，以草纸抄写的)，宽四尺，长六尺的苗文经(85)，我接看后自觉暗喜不住。据他说是数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从贵州带到此地的，先辈的白毛能读能念，传到他们这一辈已没有人能懂了，虽有些白毛，如我一样，能做‘道场’，不过是照口传念去，一字不懂的……这个时候，我自恨没有三头六臂来学习苗，蛮，夷三种文字！请了白毛来，又要懂得汉语者做翻译，若有一两个人同我来此地，岂不是一个研究的绝大机会么？无论如何，我当尽我个人的精神，力量，时间对于上三种文字努力下去。”(86)
杨成志从苗、蛮、夷三种经书中各抽誊了一篇附在信内寄回，可惜当时的印刷技术不能原本印出，以至不存。
因巧家的学习条件好，杨成志在这里一呆就是5个月，拜凉山“白毛”为师，每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及诗歌，他说“我的生活简直每天从早上坐到晚上专攻‘庐鹿’(即罗罗，彝族)的语文，因太机械故，虽有时觉得枯燥不堪，但从比较上和发明上来着想，精神上实得着完满安慰的。”(87)这段时间，杨成志“研究其语言文宇，计分两种方法：一就其不相同之每字中，各成语句；一就‘八种文法’中分门别类以晰其语句上之组织。至诗歌方面，可分为六：新年歌，挽歌，山歌，新婚歌，火把节歌，儿歌。业已搜集百余首且译为中文，阅之便知卢鹿民间文艺，确带有初民气习，且富有自然艺术的风味云云。”(88)
六、杨成志在昆明附近的调查活动
杨成志结束了巧家的学习，没有继续北上，大约在1929年的4月底或5月初回到了昆明，这时的杨成志虽然身无分文，却因其冒险的成功而获得不小的声誉。他在5月10日的信中说“已由巧家返昆明，近日各学校均来邀讲演，各学术团体及外国人络绎不绝来参观此次所收集之罗蛮夷苗各种物品，几至应接不暇。更有外国人向余要求，准其摄各种物品的照片，因版权所有，已直言拒绝。内有一部苗经，据前来参观者May君言，至少值法币四千元之数。”(89)
杨成志在昆明听说美国博物学家F.Rck携美金十余万来滇调查，收得的民俗物品达百余只驮马运载之多，一面羡慕不已，一面自豪地说：“然在中国自能发起调查西南民族，并深入凉山实地考察的，要以本所为第一了。深望此后本所经费得以增加，作更进一步之调查，获得完美之结果。”(90)
在昆明安定之后，杨成志本来打算先往城西40里外大板桥和麦雨龙潭一带调查，幸运的是，当他“顷到昆明师范演讲时，知该校学生中有昆明县境内的散民，民家，白子，子羌，及苗子等族之学生，一校语言多至六种，彼等均属各乡前来肄业者，见志来滇欲作民族之调查，极愿帮助赴其本村考察，并担任作向导。得此机会，将来调查结果当较为真确”(91)。6月19日的信中说“昨得大板桥之散民学生杨李二人介绍，至大小麻左村访张白毛先生，此人汉语既好，且通汉文，为大板桥最著名之巫术师。与伊谈话之下，得阅其所有经书二十余本，觉得所谓散民者即与迤东一带之罗罗类似一种，盖其语言与文字，甚多与志前所学于罗罗者相同，故该族之源流，现拟从事探询研究。”(92)
之后的两三个月，“此地自张胡(因攻昆明城)失败，散兵四布，昆明人民均不敢越雷池半步，然成志仍继续工作，冒险至四乡调查散民，白子，子君，夷人，花苗民家等民族的起居风俗”(93)。他在9月1日的信中说“现在收集各种风俗物品不少，正在设法先行寄粤，整理陈列，俾供众览，籍资研究”。9月8日的信则说“到散民村已有月余，关于他们信仰上的各种神会和神名的考察，记载起来，最少可成一书，殊堪告慰。现在拟转赴西乡一带调查，可研究多数种民族状况，详情将来细告。关于云南历史人物的各种传说或记载，前星期曾在民众日报登出广告征求名人：阿育王，诸葛亮，司马相如，狄表，建文帝，永历帝，沐英，傅生德，吴三桂，陈圆圆，杜文秀，岑毓英，蔡松坡及唐继尧，其它……等等。将来收集起来，不特可在周刊上出一专号，并可作实地的史料也。将来西乡调查完毕，回昆明时，拟逗留数天，致各县长及教育局长索取县志及民族记载诸材料，未识能办到否耳。兹寄回散民族之照片六张，阅之便略知该民族之装饰种种……”(94)
杨成志此后的短期打算是“拟以三月之时间，将昆明全县的散民，子君，摆夷，黑夷，白夷，白子，民家和花苗等八族，调查清楚，辑一部‘昆明民族的分析’，目下已得有四种文字，想从前汉人欲觅此种文字材料，异常困难，除‘古滇土人图志’篇首有二三十个鹿卢文字举例外，无籍可稽，因此，这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也”(95)，长期打算是长达三年以上的西藏缅甸之行。
但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分家已定，傅斯年、顾颉刚也已离开中大，人事、经费都已不复当年，杨成志没有了继续调查的条件，不得不结束这次极富冒险色彩、意义深远的西南之行，于1929年10月回到广州。这次调查“前后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现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96)
注释：
①颜玉强：《前言》，[澳]莫理循《中国风情》，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②英文原名An Australian in China：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urma
③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④日本“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14年编印了《蕃族调查报告书》，1922年编印了《台湾蕃族惯习研究》。
⑤参见《华西边疆研究所缘起》，《中国边疆》第一卷第2期，1942年。
⑥[俄]史禄国：《作者序言》，《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⑧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⑨丁文江在《漫游散记》中把这次旅行所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云南的土著人种》发在《独立》第34、35期，第三部分《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发在《独立》第36、42、46期。
⑩转引自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页。
(11)以上资料参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中山大学1929年1月出版，第5—7页。
(12)钟敬文：《惠阳輋仔山苗民的调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期，1927年12月6日。文章写于1926年3月15日。
(13)分别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中山大学1930年1月出版，第59页；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前者称会议议决“容肇祖钟敬文两先生前往接洽”，后者说“我就和中大同事陈锡襄几位先生去访问过他们”，本文以前者为计划，后者为现实，取后一说。
(14)莫辉熊：《连阳瑶民状况的概要》，《民俗》周刊第6期，1928年4月25日。
(15)陈锡襄：《瑶民访问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7月4日。
(16)容肇祖：《韶州调查日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9期，1928年7月25日。
(17)《所务实录》，《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58页。
(18)《本所大事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6页。目前尚无材料说明该项计划是否得到落实。
(19)《编者的话》，《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1928年9月19日。
(20)《编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
(21)辛树帜在1928年6月22日写给傅斯年的长信中曾说“兄前在柏林时，曾语弟谓有一种罗马字母，可拼汉字，此时(按，即瑶山调查时)即可应用。”(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
(22)顾颉刚：《序》，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9年。又载《民俗》周刊第64期，1929年6月12日。
(23)姚逸之：《湖南民间文学的一瞥》，《民俗》周刊第40期，1928年12月26日。
(24)姚逸之：《自序》，《湖南唱本提要》。又载《民俗》周刊第64期。
(25)《民俗》周刊第29、30期合刊曾发表辛树帜《临澧童歌》。
(26)何观洲：《湖南安化歌谣》，《民俗》周刊第110期，1930年4月30日。
(27)姚逸之：《湖南民间文学的一瞥》。
(28)容肇祖：《序》，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又载《民俗》周刊第66期，1929年6月26日。
(29)辛树帜1927年11月5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6期，1928年2月14日，第111页。
(30)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31)辛树帜5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入瑶山已经7日”，可知入山时间为5月24日。
(32)顾颉刚：《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
(33)辛树帜1928年5月30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110—111页。
(34)转引任国荣《瑶山两月视察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合刊“瑶山调查专号”。
(35)辛树帜1928年5月30日致傅斯年信。
(36)辛树帜1928年6月7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第112页。
(37)如信中提到：“粮瑶之服饰等，当嘱石君摄影奉上，至服饰中比较特别之数种，已设法购得，由任君带来，即以敬赠贵系，以供参考。”
(38)辛树帜1928年6月22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第17页。
(39)辛树帜1928年6月某日致傅斯年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2期，1928年8月15日，第24页。
(40)顾颉刚日记，1928年8月16日。
(41)顾颉刚日记，1928年8月30日。
(42)参见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12日至12月1日。
(43)《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广东北江瑶山采集日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2月4日。
(44)庞新民：《自序》，《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该书收录于娄子匡编印的《北京大学民俗丛书》。
(45)1934年，中华书局将庞新民两篇“杂记”合为单行本，以《两广瑶山调查》为题出版。
(46)《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博士抵校》，《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5日第1版。
(47)傅斯年：《文科告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9日第1版。
(48)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232页。
(49)参见[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50)《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7页，《大事记》记1928年7月7日：“派容肇祖教授北路考察古物并函北区善后公署妥为保护。派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及其夫人，助理员杨成志及工人一名，赴云南调查罗罗，并函法领事请发护照。”
(51)容肇祖：《韶州调查日记》。
(52)罗罗是lolo的音译，即今之彝族。
(53)《加派容教授往滇调查罗罗人种生活》，《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7月7日第2版。
(54)顾颉刚日记，1928年7月10日。
(55)《本所大事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27页。
(56)《学术界消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7期，第36页。
(57)越南重要的港口城市。
(58)杨成志抄录的《槟榔的传说》后来发表在《民俗》周刊第23、24期合刊，1928年9月5日。
(59)以上内容详见《安南通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4、45期合刊，1928年9月5日。
(60)容肇祖说史禄国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少数民族的头骨”，参见容肇祖《我的家世与幼年》，中山大学《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出版社2001年11月。
(61)杨成志1928年8月22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6期，1929年4月10日。
(62)顾定国称是杨成志这么对他说的。参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第67页。
(63)杨成志1928年11月15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6期，1929年1月30日。
(64)参见容肇祖《我的家世与幼年》。
(65)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115页。未详原始资料出处。
(66)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6日。
(67)顾颉刚日记，1928年9月17日、10月29日、10月30日。
(68)杨成志1928年11月15日信。
(69)杨成志1928年8月22日信。
(70)这些书信大多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部分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和《民俗》周刊。由于内容琐碎，除直接引文外，其它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71)杨成志1928年9月28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1929年1月23日，第33页。
(72)杨成志在1928年10月10日信中说，“保头是一个酋长，他的权力支配一切……一个保头常管辖哇子或百余家，或数百家，与别个保头是各自为政的。且无论何人都不能独立，必投一个保头以讨生活，否则一定被人欺侮或掳杀的”。外国人称这里为独立罗罗(Indpendent lollo)，并称其社会组织是“封建制度”，杨成志却认为还在“部落时代”。
(73)龙云也是罗罗人，即今彝族，所以凉山罗罗都认之为亲戚。
(74)杨成志1928年10月20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
(75)杨成志1928年11月6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5期。
(76)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78、79页。
(77)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2，《民俗》周刊第57、58、59期合刊，1929年5月8日。
(78)杨成志1928年11月15日信。
(79)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0期，1929年2月27日。
(80)当时罗罗人与汉人矛盾很深，白毛先生担心受到汉人迫害。
(81)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信。
(82)顾颉刚日记，1928年10月24日。
(83)杨成志1928年12月26日信。后来在1929年3月26日的信中，杨成志说当天接到一封吴北明的来函，知道《民俗》出了很多专号，希望编辑部将语史所的两种周刊寄几十份到云南商务印书馆，以便分送。
(84)余永梁大约在1928至1929年间病故，具体时间不详。
(85)按今天的尺寸，这本书足有6立方米大。即使尺改为寸，7寸厚的书也难以装订成册，以尺而论更无可能，不知是计量标准不同，还是杨先生的笔误。
(86)杨成志12月28日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0期。
(87)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2。
(88)杨成志1929年3月26日信1。
(89)杨成志1929年5月10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84页。
(90)杨成志1929年5月10日信，第84页。
(91)杨成志1929年6月19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0、91页。
(92)杨成志1929年6月19日信，第90、91页。
(93)杨成志1929年9月1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7页。
(94)杨成志1929年9月8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9、100页。
(95)杨成志1929年9月8日信，《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第99、100页。
(96)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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