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一九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建设是人类社会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而做出的自我矫正和调适。中国历史上虽无社会建设之名，但是社会建设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周礼》提出了社会建设方案：“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其涉及儿童保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荒年赈济及鼓励致富等方面，涵盖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汉代以后历朝政府制定社会政策之依据以及社会建设的蓝本。① 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从施行救济、完善社会福利到最终规划整个社会建设，构筑了合乎现代社会需要的环境、关系和制度，逐步形成了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担负着民族复兴和社会转型的重任，至1940年代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建设思想，其核心是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有计划地控制社会变迁，实现社会现代化。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理论、当代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思路，以及西方社会建设的现代性问题等方面已有所进展，但是对1940年代社会建设思想的研究尚待开拓。由于历史原因，“那段历史和学术积累，即便在社会学界，也有很多人都完全不了解”。② 目前仅见阎明在《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一书中，专章介绍了社会学家们当时参与社会行政工作的情况及相关研究状况。③ 因此，重新回顾这段尘封的历史，探究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的规律，或可为当代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促进当代社会建设“中国经验”的发展。
一、1940年代社会建设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凡是研究一种思想，必须追溯其思想的背景与渊源，才能彻底了解其形成与发展。1940年代社会建设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任务下的产物，并受到西方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发展的深刻影响。
（一）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双重变奏下的社会建设
18世纪以后，由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构成的连锁反应给予欧洲资本主义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至1914年，欧洲列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霸权，深刻地影响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而“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④ 中国现代化的心理动机起于雪耻图强。⑤ 19世纪下半叶，面对国家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效法西方现代文明制度，变法图强，实现民族复兴。从模仿西式武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到变革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这些努力促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到194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走停停，进展十分缓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用“挑战与回应”模式解释这种西方逼迫出来的现代化，并认为是由于中国传统无法适应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才致使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了失败的厄运。罗荣渠认为，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国情出发，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一个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与英国工业革命前约300年的稳定环境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约70年的稳定环境相比，中国在近代史上要保持30年的和平稳定也是不可能的任务。特别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饱受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到1930年代，通过“全盘西化”、“中国本位”和“现代化”的文化论争，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思考趋于理性，否弃了单纯的“西化”思路，把现代化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是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进而主动迎接世界现代化的挑战。⑥ 它的意义在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发展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同时，中国不必然要模仿西方模式，而是争取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或与现代要素的对接，完成中国本位的现代化。
社会建设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而提出并逐步展开的，并与现代化进程一样充满了波折。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加快了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速度，却忽视了农村和劳工的利益。因此，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非但没有改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处境，反而使社会失调现象更为严重。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敝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⑦ 传统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几近崩溃，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日益破坏，贫穷问题、农村问题以及劳工和人口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在社会问题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原来具有民主政治色彩的社会建设迅速转轨到社会领域。“社会建设”概念是孙中山在张勋复辟之后，为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而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教育民众学习民主集会程序。此后，实行宪政和民主自治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1920年代，黄公觉以宪政研究为主题，创办了《社会建设》杂志。可以看出，社会建设理念在初始阶段是为政治现代化服务的。不过，民国前期的地方自治运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地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如办理地方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公益、救助贫乏、养育孤儿、保存古迹等等，这些方面也被纳入地方社会建设的内容。随着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劳工问题的出现，社会建设的领域扩展到劳动救济事业和合作运动等方面。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就上述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规，目的是把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由于民国政府自身的弱势、无能以及民族危机的影响，社会建设成效甚微。
1930年代民间社会建设的主要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这场旨在应对现代化进程对农村社会负面影响的社会运动，由于知识分子的亲力亲为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引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它的代表人物晏阳初、梁漱溟等希望通过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方式，进行农业、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改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复兴和更新，以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沉重打击下，这个自发的民族自救运动基本失败了。
关于乡村建设的一些讨论为未来社会建设提示了新的方向，即从民间自发建设转向政府主导的计划建设。陈序经等学者指出，很多地方乡村建设的失败起因于它们是分散而无计划性的，这触发了乡村建设者们的思考。1933年梁漱溟、晏阳初、瞿菊农、杨开道、张鸿钧、许仕廉、章元善等人在山东邹平开会讨论未来发展问题，提出乡村建设应走出实验阶段，进入计划时期，使各个实验区在某种整体计划的指导下分工合作。⑧ 接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乡村建设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如改革地权、整理田赋及垦殖、水利、道路和农业推广等，都不是以往分散的各实验区所能独立解决的，需要中央政府通盘筹划；学者希望政府能在短期内在行政院或内政部之内设置一个乡村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乡村建设的指导机关，统辖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事宜。⑨
与此同时，受到民族危机的影响，社会建设的目标也从偏重乡村改造转向国家民族复兴的整体追求。“九·一八”事变以后，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复兴思想。在学术界探讨复兴路径的过程中，社会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论者认为，社会建设在民族复兴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清末以来，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和日俄战争等，国际地位日趋没落，国难激发了民族复兴意识和革命的热情。社会建设运动在此潮流中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地方自治、城市劳工救济事业和农村合作运动等手段，促使社会朝着进步发展的途径前进。即便受到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等变乱的干扰，中国社会仍然能依照预定的目标缓步行进，这是社会建设的贡献。“九·一八”之后，中国民众面临的生存问题比30年前更为紧迫。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基础的建立，需要从社会方面做一番切实的建设工作。⑩
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综合了上述认识后认为，为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对沉重的民族危机，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加快社会建设，其核心是制定适应社会需要的社会计划，“务使社会建设得依计划进行”。(11) 这种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建设与政治现实紧密结合的现实，也预示着社会建设将成为中国政府现代行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职能。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孙本文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对象、范围、目的、标准、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强调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因；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通过人才、资源、计划、组织四方面相配合，并从法令、教育、宣传三方面推进。(12)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有计划地进行全面社会建设的构想。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吴景超从“发展都市、救济农村”观念出发，认为中国除了工业化，别无选择。在农业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的中国，只有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控制人口数量，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一个人人生活有保障、人人上升机会均等、贫富差距缩小、阶级矛盾缓和的新社会。(13) 这是具有浓重工业化色彩、同时兼顾社会政策和制度重构的“社会建设论”。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它带来的物质主义、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剧变，让不少人对工业化持审慎、理性的态度。所以，在1940年代，孙本文提出的计划建设思想构成了社会建设研究的基础。吴景超的社会建设思想虽然也有追随者，但不占主流地位。
（二）1940年代社会建设的思想渊源
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是1940年代社会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社会学着眼于解决西方社会工业化、都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19世纪末，社会学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中国社会学介入社会、干预社会的传统。(14) 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学大致形成高等院校和科研系统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乡村建设运动等三种不同的取向。(15) 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受到排挤和打压，1930—1940年代从事社会建设研究的多属于高等院校和科研系统中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和部分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者。他们中的多数在西方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对自己在社会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有着很高的期许，希望能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西方同行们相比，他们更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改良运动。(16) 到1930年代初期，他们在学术界已有了一定基础，通过课堂、研究机构、调查站、专门学术刊物以及报刊杂志上的短文通讯，推广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作为从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过渡的一代，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理想在他们这里得到了新的生命和现代的诠释。(17)
高等院校社会学研究继承了孔德社会学的传统，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部分对于其他的任一部分来说都是“环境”，貌似毫不相干的社会领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社会发展是渐进的，当社会的一部分先于其他部分发生变动时，社会就会发生失调，产生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基于整体的观点，对社会进行改良。这些基本原理对社会建设工作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关注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调整和协调关系做准备，以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二是这一原理决定了社会建设的范围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或是社会的重新建立，而不是偏于一方面的改建。基于上述考虑，社会建设要求对社会各部分进行通盘的筹划、合理的配合，以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和合理化。(18) 因此，孙本文强调，“我们所谓社会建设，质实言之，只是谋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建设的总名。凡可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促进社会的发展的，无论其为物质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心理建设、文化建设，均应在社会建设范围之内。我们固不必谓一切建设，都为社会建设。如此广泛的意义，殊不能表明社会建设的真谛。但社会建设的范围，确为最广；物质、经济、政治等建设，确不能完全划出于范围之外。要之，社会建设是整个社会的建设，其着眼点在整个的社会，而不在物质、不在经济、不在心理等等，却同时注重物质、经济、心理、政治等等的建设。”(19)
1930年代，社会学相当关注社会变迁及其控制问题。孙本文在分析欧美社会科学家们的社会变迁思想后指出，“大体说来，依据现代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人类尚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的变迁。人类固已能征服自然，但尚不能征服社会。人类所可努力者，在相当限制之内，指导社会的变迁，以期达预定的目的。”(20) 在此基础上，孙本文认为，指导社会变迁的手段是进行社会建设，核心是制定有效的社会计划。1929年，美国政府与社会学者合作，组织了“社会变迁趋势研究委员会”，由社会学家乌格朋（W.F.Ogburn）任主任，目的是分析美国社会每年在经济、人口结构、都市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制定社会发展计划。这种做法给中国社会学界很大的触动。许仕廉一度打算模仿美国经验，于1931年访问美国并会晤乌格朋等学者，商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为政府建设及行政方针提供事实根据。可惜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21)
因为西方经济大萧条和苏联两个成功的五年计划的强烈对比，“计划”一词在1930年代备受关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其实也在探索计划发展的模式。受到经济领域计划建设的启发，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应制定社会计划，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并总结了制定社会计划的基本原则：社会计划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本着力所能及的原则确定社会计划，尽量减少不可控因素；社会计划要接近社会事实，符合文化和社会心理；社会计划的实施应审慎、稳健，应先实验再推行。(22) 此后，欧美许多高校陆续开设社会计划课程，教授有关的原理原则、方法技术。中国学界和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一思想。1940年代，民国政府社会部下设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聘请社会学家帮助研究社会问题，拟定社会计划，完成了农民、劳工、民族保育、战后社会安全初步设施纲领等四大社会政策及其实施办法。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西方不同。西方现代社会问题几乎无一不与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有关，它是内发的，由经济部门的进步引发，表现形式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工无产阶级化以及严重的劳资对立。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动因则是外发的，由西方文化输入造成的中国社会内部失调引发。“自西洋文化输入后，固有的社会特点，渐渐发生变迁，而社会问题即在此变迁中发生。由家族制度的变迁，而引发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妇女问题等；由农村制度的变迁，而产生都市化与工业化的各种问题，如劳资、人口、农村、犯罪、失业以及灾荒、贫穷等问题；由人伦本位文化的变迁，而产生种种法律、治安、教育、犯罪以及家庭、妇女等问题”。(23) 由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表现不同，所以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解决之道。欧美各工业国家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围绕着改善劳工生活问题建立健全了社会福利制度，在1930—1940年代进一步建立了社会安全制度。中国当时面对的是西方文化输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失调和社会解体，既需要社会文化传统的改造和社会秩序重建，以争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垒中保全独立完整性，又需要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以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中国不可能单纯进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而是需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进行系统重建。因此，社会建设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超出了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范畴，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
抗战以前从事社会建设研究的学者还不多。由于战争原因，社会学者几乎全部集中到大后方；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应用社会学研究，尤其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等方面。(24) 1940年民国政府成立社会部，旨在模仿西方工业国家，以行政的力量推进社会福利事业，解决战时社会问题。阎明的研究表明，当时社会学者积极参与社会部的工作，帮助拟定社会政策，建立社会行政体制，推广社会服务，培养社会工作人才。(25)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知识界、学术界各专业领域的人士开始关注战后重建工作，大力参与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行政等工作，社会建设研究队伍随之扩大。因此，除了社会学界之外，教育界、行政部门等，甚至部分政治活动家，也参与到社会建设研究中来，如瞿菊农、张鸿钧、程思远等。其中大多数人与社会学界关系密切，或者本身就出身于社会学界，因此本文在讨论1940年代的社会建设思想时，基本上以社会学界的研究为主体，兼及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
1940年代，社会建设研究的集中开展始于1943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第七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就是研讨战后社会建设问题。次年，中国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作为推动社会建设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研究有关社会建设的各项理论与实际问题”，包括如何确定社会建设的内容，如何规划社会建设的程序，如何加紧社会建设等。(26) 此外，该刊还探讨了社会行政、儿童福利、劳工救济、国民住宅、社会安全等具体问题。同时，社会学界还组织出版了《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专刊、《社会工作通讯月刊》、《社会行政》季刊、《社会服务》月刊等。此后的6年间，有关社会建设的理论、内容和组织实施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孙本文提出的社会建设理念，确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体系。1948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孙本文向社会学界提出：期盼今后能够根据社会问题、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的资料，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各方面，详细探讨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以供政府参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27)
二、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的探讨
1940年代，现代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社会问题的关注点由西方文明的冲击转移到工业化发展和战后重建，在理论解释方面更注重中国社会的特征，对社会建设的目标有了进一步的构想。
（一）确立战后时代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战前，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尚处于探讨的初期阶段，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经过抗战，在物质贫乏中抗争的国人再一次对工业化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加快工业化成为社会共识。人们更加重视工业化发展对国家独立与生存、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一派意见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他们指出，苏联已经用事实证明加快工业化对现代社会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工业化政策的成功将使社会得到彻底的改造，实现从落后农业社会向富强工业社会的转型。(28) 还有学者激进地主张，社会事业难以立竿见影，只有工业化是最迅捷的社会建设手段。(29)
瞿菊农、潘光旦等人认为，工业化是引起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对整个社会、经济以及道德的深刻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全世界经过此次大战，现代生活的缺点，事实上都暴露出来……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应当是世界的建设时代，战时与战后尤其是最重要的建设时机，而在各方面建设中，社会建设必占极重要的地位”。(30) 程思远明确指出，社会建设这种极重要的位置，就该在当时五大建设（心理、伦理、政治、经济、社会）中居于中坚地位，对于维护国家独立自由、现代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1) 因此，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社会建设不可取代。中国工业化是社会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社会建设应重视研究并解决工业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保障社会良性运行，既增进社会福利，又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学术界还有一种意见与此非常接近。有学者指出，秩序建设和物质建设是战后重建的两大主要任务。秩序建设是有关一切社会组织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设。与物质建设相比较，秩序建设更为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没有建立良好的秩序，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不健全，社会风气腐败，必将影响物质建设的进行。反之，如果国家社会秩序良好，即使先天条件差一点，物质建设在政府和民间的推动下，也会逐步发达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尽管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并受到严厉的制裁，但是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国家，其很快便重新站起来，并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素来是一个组织较松弛、而又缺乏良好秩序的国家，所以战后更应该加快秩序建设，以保障物质建设的进行。(32)
战后重建和工业化，决定了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空前浩劫，不仅腰斩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运动，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惨重的牺牲和破坏。既要做好战后重建，调整恢复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开展善后救济等事业；又要加快工业化，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巨大考验。这种情势既强化了社会建设的需求，也加剧了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劳动、人口、家庭、妇女、儿童、老弱残疾、保健卫生等问题势将接踵而来。因此，有社会学家指出，把战前已经发生的社会失调，战时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的问题，以及工业化建设带来的新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来一个总清算，以建成一个合乎时势需要及人民理想的新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是战后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33)
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需要拿出足够的智慧和创造力，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吴景超指出，英国1937年在教育、公共医疗、贫穷救济、住宅改良、鳏寡抚恤、健康保险及失业保险七种社会福利事业上共花了4.5亿多英镑，约等于战前中国政府预算的五倍。因此，如果经济建设跟不上，社会建设只能望洋兴叹。“有一件事是很显明的，就是我们的剩余财富有限，假如希望在经济建设上多花一点，那么在别的事业上，就得省俭一点，熊掌与鱼，是不可兼得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假如不能与英国并驾齐驱，但在社会福利事业上面，却企图与英国媲美，那是做不到的事”。(34) 因此，要不要社会建设，何时进行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进行到如何程度，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的学者。
（二）丰富社会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社会变迁理论是解释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工具，学界主要是接受了社会学家乌格朋的观点。在战前，孙本文等人已经开始修正社会变迁理论，以加强其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1940年代，因为预见到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将加快工业化的趋势，学者们格外关注本国工业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把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失调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乌格朋把社会失调的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各方面变动的速率不一致，因而引起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失调，尤其是在社会变动加快的时代；一类是人性与文化间的失调，这也可能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瞿菊农认为，理解中国的社会失调现象，还应该从人与社会关系角度，把社会失调分为个人对于团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失调，以及一团体对于另一团体的失调，使社会失调概念可以涵盖团体间关系的不协调、时代需要与原有结构制度的不协调、社会生活关系的不协调以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不协调，等等。这就提高了社会变迁理论的解释性。进而言之，凡是消除、调整社会失调现象，有所改革建树的活动，都属于社会建设的范围。(35) 因此，社会建设首先表现为协助个人适应社会，是“以科学方法调整个人与个人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协助其解决所受的困难，加以精神的与物质的协助与指挥，并研究社会病态的根源，预防其发生，使人人能与现实适应的一种事业”。(36) 进而言之，社会建设“即是由调整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紧密社会组织，而至倾力社会集体安全与集体福利为旨标”。(37)
社会变迁在形式上分为革命式的剧烈变迁和渐进发展。社会建设针对社会失调现象予以有计划地导引与控制，具有促成社会演进的功能。瞿菊农指出，社会建设的基本过程应该是，先“对社会的失调有科学的‘诊断’，有明了的社会理想。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理想计，有全盘联系的计划”，(38) 然后在社会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建设。在战后重建和工业化过程中，要根据计划，分清轻重缓急，一方面要解决好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积极增进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建设是一种有规划、有蓝图的科学建设，“以建立一个富泰康乐之社会为其目的与目标，以美满地解决诸般社会问题，为其手段或方法”。(39) 总之，以工业化为主要动力的社会变迁可能引起社会失调，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病症乃至于社会的脱节崩溃，构成了社会建设的必要性。为了指导或控制社会变迁，社会建设应该有清晰的社会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计划。
（三）进一步明晰社会建设的目标
社会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通过调整旧的社会关系，革新旧的社会结构，改造旧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平衡，甚至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文化。要达成革故鼎新的目的，首先要认清既有社会的特质，然后在此基础上构想出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为社会建设指明方向。20世纪以来，社会学界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研究，基本认为中国是家族本位、农村本位、人伦本位的社会。(40)
当时，相当多的人向往美国或苏联的发展成就。费孝通指出，西方的产业革命确实创造了现代技术，但是却没有创造一个与现代技术相配合的社会结构，虽然社会主义的出现表示了一种方向，但它仍需要继续完善。(41) 潘光旦也指出，这两个社会模式各有优长，但前者偏重个人主义，后者偏重整体社会，都有一定的缺陷，“我们应当个人及社会兼顾，对个人，求他健全发展，对社会，要使它能给每个人以适宜的地位及充分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协调的社会建设’的原则”。(42) 所以，在关于社会建设目标的问题上，社会学界大致认为，经过社会建设的新社会应是计划的、合理的、合作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它通过社会计划指导社会变迁，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抑制个体自私自利的竞争行为，保护和发扬合作行为，促进社会合作；能为个体提供正当发展的机会，满足个体发展需要。社会成员均享有平等的机会，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都是民主化的，承认个人价值，保障社会公平。(43)
柯象峰从组织形态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社会具有“小、分、横、疏、弱”等特点，经过社会建设，应该达到“大、合、纵、密、强”的状态（参见表1(44)），创造一个团结协作、经济发达、生活幸福的新社会。
这些社会组织观点的假设，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有助于社会建设规划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对社会计划指标设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远景思考进一步提升了现代社会建设理念，把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指向了探索新型社会结构、营造新文化的境界。
三、对社会建设具体内容的探讨
确定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以及完成社会计划，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因人口群体、地域特征的不同，而往往会有较大的差异。因专业、兴趣的不同，社会学家们对其具体内容的认知也颇有差异。言心哲等人持狭义的观点，主张社会建设就是社会事业或社会福利；孙本文、瞿菊农等人则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社会整体观念出发，对社会建设持广义的观点，认为应该包括社会事业、教育发展、文化建设、民主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一）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实务工作，因此人们往往把社会建设理解成：为解决各类社会问题而开展的社会事业，所谓“社会建设云云，则各种社会事业所进行之工作或活动之总名也”。(45) 社会事业的范围很广，主要包括慈善事业、救济、劳工福利、儿童保育、残疾人服务、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工作、社会保险、职业指导与介绍、平民住房供给、平民贷款，甚至人民衣食住行的改善等诸多方面。(46) 这些福利事业的开展，既可解决个人的痛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缓解贫富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又可以削减社会混乱的根源，成为保障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朱亦松提出，社会事业的具体内容很多，为了使它们不至于偏离社会建设的本意，应该从15个范畴去把握。这些范畴包括“一曰，社会安全。二曰，就业服务。三曰，居所宜适。四曰，亲亲睦邻。五曰，休闲娱乐。六曰，社会保健。七曰，社会兼爱与互助。八曰，社会节储。九曰，社会公益。十曰，计划经济。十一曰，习俗革新。十二曰，健全组织。十三曰，社会教育。十四曰，真善美与公道之追求。十五曰，进步的社会与进步的个人”。(47)
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学者们呼吁“社会福利”是一个亟待培养的观念，要关注社会保障问题。有学者指出，保障人民的生活基础，维护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不仅可以按照民生主义的要求保障人民基本的生活，也可以为抗战提供补给。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崩溃，社会建设便成为空谈。当时，社会保险的覆盖人群主要是劳工、公务员、军人和其他社会成员。(48) 社会福利制度也仅包括国民就业、儿童福利、残障福利与老年福利等四个方面。此阶段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事业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对军人保障问题的关注表明了这一点。同时，它的覆盖面比较狭小，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特别是对社会的主要人口——农民的保障与福利关注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人口数量庞大，国家财力尚不足以应付；另一方面则因为社会学家们身处社会上层，浓厚的精英意识使他们难以走进底层，去把握农民的社会需求。
（二）教育与再教育体系的发展
教育是社会复原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工作。20世纪上半叶，由于教育不普及，文盲占总人口的2／3以上，教育落后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所以，晏阳初等人在从事乡村建设时，始终把发展乡村教育、推广现代知识放在重要的位置，作为改变国人愚、贫、弱、私的手段。同时，教育不仅普及文化，还可以塑造良好的人格、树立社会新风尚。因此，学者们提出，应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扫除文盲，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在众多的教育对象之中，青年是国家社会自立重建的中心力量，所以应特别注重青年的培养。在教育方法上，除了发展系统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也要考虑到物力、人力不足等社会现实，提倡各种方式的社会教育。
同时，战后社会再教育工作任务紧迫。首先，彻底清除日伪奴化的教育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其次，相关的政治教育对于增进民众的政治兴趣、转移社会风气、培养公民意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社会重建需要民众的理解和参与，需要培养民众的自助精神和组织技能，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教育和再教育才能达成。(49) 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体现了社会建设以社会为本、民众为本的特点。
从社会建设内部而言，设置各类社会事业专门学校、培养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是扎实推进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民国政府社会部成立后，为补充社会行政人才的不足，曾经在国内外各大学选拔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并举办短期培训班训练人才。(50) 言心哲提出，用于社会建设的专业人才，必须接受合格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训练，这样他们在投身于社会建设事业后，才可以发挥社会建设骨干的作用，在社会上以身作则，成为民众的表率，进而形成一种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风气。(51)
（三）文化建设与心理建设
改造与社会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文化无疑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的逼迫下被动输入现代性，文化系统没有实现内发性创生，封建势力仍在作祟，造成了文化系统与社会其他部分的不协调。所以，社会建设要从文化、心理等方面入手，改造不符合现代生活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要注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旧文化各部分的价值，注意保存优秀的部分。
文化建设不可忽视伦理建设。中国传统伦理经历两千余年，虽几度衰微却依旧能保全根蒂，其基础深厚稳固，在培育健全的个体、巩固民族基础、防止崇洋媚外的不良心理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一切社会活动多以家族伦理或精神为根据……在此种社会中，内无独立的个人，外无合组的团体与国民。所以只有父的子，子的父，夫的妇，妇的夫，兄的弟，弟的兄而已。如此一方面易分散大群的组合，一方面又易牵制个人的行动和思想……所以在生活上养成懒惰，依赖，不振作，等等的病态习惯……养成不善劳动的心理……造成一种不平等的意识……个人的行为每偏于笃旧与迷信，缺乏变的意志与动的力量，这种不振作的人生观，殊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反，与今后的建国的工作背道而驰。”(52) 所以，在社会建设中，对传统伦理要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现代社会建设恰逢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这个过程对于个体来说是从“国民”向“公民”的转型，这就要求其伦理观念顺应历史趋势，重视提倡平等、自由等现代社会伦理。(53)
文化建设离不开心理建设的配合。这是因为，主观的心理因素和客观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会现象的两种基本因素，“前者表现于人们态度，后者存在于文物制度。任何社会建设工作，必须从主观方面，改变人们态度，从客观方面，革新文物制度，双管齐下，始克奏效”。(54) 国民心理实际上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折射出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思想习惯。郭任远特别指出，心理改造在社会建设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中国国势的衰弱，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原因还是其次，主要的原因完全在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上所表现的阿Q心理”，“若单注意于物质方面的改造而忽略于心理之建设，结果必至危险。”(55) 特别是经历战争后，民众的心理不可避免地遭到重创，战后心理的矫治和民族自信的提升等是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此外，民主建设是现代社会建设领域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建设的当然之意。在有关现代社会建设的大讨论中，学者们指出，实施民主，可以培养民众自己的力量，引发其自助合作，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未来社会形态将以城市社会为主，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要求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国际化，培植公民伦理和自强不息的社会心理。(56) 中国社会要现代化，民主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
经历长期抗战后，在物质建设遭到重创、重建成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学者们以人为本，着眼于培养新型的人民、新型的行为规范和新型的社会关系，提出以社会事业为主要实务工作，注重教育、文化、民主等方面的社会建设，是具有前瞻性的。考虑到社会建设内容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应该从实际出发，紧贴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
四、有关社会建设实施问题的探讨
社会建设是一项重在实践的社会工程。1940年代，学者们借鉴以往社会改革运动失败的症结，(57) 特别是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教训，充实了社会建设的组织实施架构。
（一）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的组织架构
社会建设的计划性，要求依托一定的组织架构作为实施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学者们提出，运用社会行政来完成社会建设，比利用其他的方法与手段要迅速、容易得多，其力道及效果也要大得多。政府的介入，使社会建设克服了分散局面，保证了高度的可控性，能够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有保障。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健全现代行政制度，充分发挥社会行政的关键作用，推进社会事业，调整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健全社会组织，以实现社会集体安全和集体福利。(58)
但是，社会行政也有先天不足或局限性。孙本文指出，社会行政只是国家机关众多行政中的一种，它关注社会事业的具体事务，如国家社会政策的决定、各级社会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调整、各种社会法规的制修、各种社会建设计划的确定、各种社会事业及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等，它只是完成社会建设的一种方法、手段与力量。(59)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它不利于调动民众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战争情况下，为强化国家、省县、乡镇、保甲等行政机构，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是必须的；在平时其能否如此发号施令、整齐划一，却是一个疑问。因此，对于社会行政的范围、使命、过程，以及原则、方法和步骤，都有重新进行研究和界定的必要。
同时，相关组织机构的设置要注意适合国情，符合国人的文化生活习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家族伦理关系之上的，而家族主义观念又扩展到地缘关系。虽然社会经历了百般变化，但“家齐为国治之本”的观念依然稳固，这也是中国与欧美工业国家的不同之处。学者们疑虑：在中国农业人口占多数、家族主义的力量又非常雄厚的情况下，社会行政应如何处理与家庭制度的关系？如果家族势力长期存在，“政府的努力如何可与家族（如祠堂）的工作配合？英美的社会行政，只有政府的工作，我们的社会行政，是否除政府之外应加上家族？”(60)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随后的社会变迁中，通过周详的社会调查发现“真相”，并予以解决。
（二）根据地域特征实施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实施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农村社区、城市社区与边疆区域等社会建设。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忽视农村的发展，其后果在抗战之前已经显现，在战后加快工业化过程中这种危险的趋势仍然存在。学者们指出，不能因为工业化就忘记了农村的发展。中国社会自古以农业社会为主，农业人口为中国主要人口。在抗战期间，农村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贡献最大，所以应把农村建设放在第一位，增加农业生产、教育、组织、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入。(61) 农村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改善整个农村社区的环境，增进全体农民的生活福利，全面提高其生活质量，而不是单纯的局部救济。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广泛地激发起民众的合作与自助，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原有社区的组织应设法提高其力量，改善其形式，并充实其机能……乡村有组织，社会工作始有着落”。(62)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折衷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承认农业在当时处于基础地位，可为“工业化”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未来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所以，社会建设应以整个国家为范围，不得偏倚城市或农村社区的建设，做到两者齐头并进。(63)
不过，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社会建设都要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讲求切合实际、因地制宜，不求形式上的统一。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要依托一定的行政区划，在社会政策的框架内运用各部门的专业技术和基层政治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社会建设；也要加强横向联系，打破行政区划，有组织、有计划地与其毗连县区取得密切联系。(64)
边疆社区是比较特别的社区类型。它捍卫着国家领土与主权，关系到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没有它的存在，就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与自主，社会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不少学者关注边疆建设的重要性。任乃强指出，中国边疆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边疆建设中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无论是沟通、交流还是政府命令的传达、理解都存在一定问题。其次，文化与生活习惯与内地相距甚远，边疆地区往往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有很大差距，很多地区的生产基础还在畜牧阶段。再次，其交通不便、距离偏远导致社会距离疏远。最后，当地官吏凭借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常有肆意妄为之举。(65) 这些因素极易受到国外势力的利用，或与主文化反目发生内部叛乱，导致社会关系、秩序失调。所以需要加强边疆地区及其文化的扶植、调整，开展各类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应注意边疆经济发展，重视发展实业，因地制宜，以现代科技应用于当地产业，如增加畜产、改良品种等。同时，要加强社会教育，造就现代公民，开展自助自立的社会建设活动。
（三）社会建设实施的阶段性
社会建设有临时性和经常性之分。临时性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各类社会救济活动。在战后重建过程中，社会救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收到成效，切实给人民的实际生活带来帮助，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因此社会救济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行政的重要工作。但社会救济针对的是各类社会问题的事后补救，只能缓解一时的问题，不能彻底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它是社会建设的消极方面。此外，应对社会变迁，不能坐等种种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还应注重积极的社会建设，即在社会问题产生之前或事态恶化之前进行积极的预防。从计划性的角度审视，这也是长期的社会建设。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吸取经验和教训，预防类似社会问题的发生，或减少类似问题发生的范围，削弱其破坏性。(66) 重视社会建设的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既可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可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造与新生活方式的建立，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稳定并保证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战后社会建设的起点非常低，它从解决各类最低等级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社会救济起步，但是这种消极性质的社会建设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是鼓舞民众从被动地接受救济到自动地创造美好生活的“桥梁”。(67) 学者们希望，通过教育的引导、文化的培养、心理的改造，及团体共进等方法，可以培养起民众自立自助的精神，逐步摆脱社会救济。此外，他们提出，应借鉴欧美等国家的经验，进行积极的社会建设。这些观念都是难能可贵的，颇具前瞻性。
（四）社会调查与实验是社会建设的必要环节
社会建设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验，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社会学家们指出，社会调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举行科学的社会调查，后作适合社会情形的计划，与先诊断病源，后开对症之药方，或先量足之大小，后作适足之鞋，是同样的道理”。(68) 如果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问题犹如恶瘤毒疮、潜伏的病菌，那么社会调查就犹如医生望闻问切，社会建设则是治疗各种疾病的总称。(69) 社会调查研究不仅可以发现社会问题所在，并从深层次探索原因，同时也可以为社会事业提供翔实的社区资料，如人口分布、构成及流动形态，社区内的区位形态及其变迁，社区的历史沿革，本地文化生活方面的普遍和特殊情况，具体机构或社会制度的详细情况等，(70) 为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县域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所以社会调查最重要的部分是县域的国情调查工作。李景汉建议，健全县级调查机构，完善县级调查制度，提高县级调查的精确度，以便中央得到各类系统的资料，作为国家建设计划的根据。鉴于以往政府举办社会调查存在贪大求全、浪费严重等问题，所以政府调查应先做那些急需的项目，在调查方法上要力求简单、经济。至于那些较为精密的调查，可委托给学术机关或大学的社会学系。(71) 此外，“个案社区”调查也是社会建设中相当重要的工作。李景汉建议在国内选择若干社区，采用同样的调查技术和材料整理方法，加以研究，然后进行分析比较，求得通则，作为中国社会法则的根据。(72)
社会建设不可忽视社会实验。一项稳妥的社会建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计划、实验、推广等步骤，才能在大的范围内应用之，因此在大规模的建设未开始之前，应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以观察其效果，发现其中的不足，特别是避免不合实际的成见、偏见和种种主观的想象性成分，以利于后期的推展工作。同时，社会实验还可以为社会建设培养骨干人才，因此“每一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必应附设社会事业实验机关一所，各就当地需要选取一二事业作实验”，(73) 培养能独立承担研究和实施工作的干部。
（五）民众参与是社会建设成功的基础
社会建设的主体主要由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组成。其中政府排在首位，实现社会福利的最终责任归属于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常常是社会性的，仅靠个人或少数民众无力完成；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一些社会建设直接涉及公众基本利益和国家长期发展，而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承担不了也干不好。所以社会建设必须主要依靠政府力量。但是，如果政府负担了社会建设的全部内容，政府就有可能变成“无限政府”。结合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事实，学者们认为，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社会建设的，政府应发动社会力量，并配合社会力量，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因此，社会建设一方面要自上而下地发动；另一方面要强化民众的组织和动员，调动民众的行动热情，唤起他们的自助意识，使之自下而上地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为了提高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政府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建立动员机制，在目标设置上更加贴近民众。在此过程中，相关干部和领导者还要挺身而出，以榜样的力量帮助人们克服畏难心理。(74)
鼓励民众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地方社会的合作与自治程度，让民间团体组织在社会建设和民众动员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瞿菊农指出，社会团体、私人力量对于社会的重建有莫大的助力。“此不特是民主原则之所许，也为实现社会化之必要条件。必如此才能深刻才有效力，才是重建工作”。(75) 所以，政府“对于已有的社会福利及救济机关团体，应善为指导，多方奖助，以发扬其服务社会之精神，并促其健全充实，而补政府设备之不足。在国家既定方针之下，应奖励社会机关团体发见社会新的问题与需要，研究试验新的解决方法，以供推广，藉求社会行政之开展进步”。(76)
综上所述，1940年代的社会建设研究发展了1930年代提出的计划建设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目标、内容和基本建设架构。同时，针对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况，社会学界及时修正了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虽然这些研究由于内战等客观原因大多还局限于“纸上谈兵”，没有得到现实的检验，但是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当前，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社会日趋繁荣。然而，社会转型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劳动力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失业、贫困、疾病、住房等种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同时，农业社会勤俭淳朴的风尚和传统伦理日渐式微。这些现象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已经失却平衡。因此，今后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必须平衡推进，以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消除经济建设可能遇到的阻力。1940年代提出社会建设应从社会事业、教育、文化、心理等方面有计划地整体推进，兼顾城市、农村、边疆三大区域，经常性建设和临时性建设配套进行，都可为当前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上的启示。就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1940年代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国际社会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在制定经济建设计划的同时，非常重视社会建设计划，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已经落后于经济建设30年，我们亟须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计划，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发展环境。
注释：
① 方奈何：《中国古代之社会事业》，《社会服务季刊》1942年创刊号，第27—33页。
② 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66页。
③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6页。
⑤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4页。
⑥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336、355—365页。
⑦ 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序”，第8页。
⑧ 许仕廉：《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社会学界》1934年第8卷。
⑨ 毛起鵕：《乡村建设运动之检讨》，《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3号。
⑩ 邵元冲：《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建设之演进》，《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
(11)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45页。
(12) 孙本文：《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学刊》1937年第5卷第1期。最近鞠春彦的研究表明，这篇里程碑式的文章所提出的见解极具合理成分，对当今的社会建设仍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参见鞠春彦：《孙本文社会建设思想述评》，《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8期）。
(13)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4) 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15) 韩明谟：《20世纪百年学案》（社会学卷），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16) 这些社会改良活动既有社会实践，也有学术研究，主要包括晏阳初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吴景超的发展城市救济农村之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潘光旦的优生民族自救论及陈翰笙等的农村经济调查等（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394页）。
(17) 江勇振：《现代化、美国基金会与一九三○年代的社会科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1991年，第219—220页。
(18) 柯象峰：《我国社会建设之展望》，《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28页。
(19) 孙本文：《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学刊》1937年第5卷第1期。
(20) 孙本文：《社会设计之理论与实际》，《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21)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220页。
(22) 孙本文：《社会设计之理论与实际》，《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1号。
(23)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59页。
(24) 孙本文：《七年来的社会学》，孙本文等：《中国战时学术》，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第64页。
(25)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219—225页。
(26) 《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发刊词”。
(27)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民国丛书》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285—286页。
(28) 赵康：《苏联的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64页。
(29) 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重庆：中华书局，1945年，“自序”，第1页。
(30) 瞿菊农：《社会建设引论》，《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20页。
(31) 程思远：《社会建设之意义与任务》，《三民主义半月刊》1944年第4卷第2期，第18页。
(32) 张良修：《中国战后建设的几个先决问题》，《民族月刊》1944年第1卷第5期，第243页。
(33) 柯象峰：《我国社会建设之展望》，《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29—30页。
(34) 吴景超：《经济建设与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47页。
(35) 瞿菊农：《社会建设引论》，《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22页。
(36) 袁月楼：《论社会建设》，《正气杂志》1946年第3期，重庆：正气杂志社，第27页。
(37) 吴湘山：《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社会建设》1948年复刊第1卷第5期，第17页。
(38) 瞿菊农：《社会建设引论》，《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23页。
(39) 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42页。
(40) 孙本文：《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56—60页。
(41) 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
(42) 潘光旦：《战后社会建设的途径》，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43) 陈定闳：《战后中国社会之新图案》，《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0号。
(44) 柯象峰：《我国社会建设之展望》，《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32—34页。
(45) 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42页。
(46) 由于篇幅限制，当时对于社会事业具体内容的阐述不能在这里详述，可以参看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及言心哲《社会建设论》（《文化建设论丛》第1辑，此为《民国丛书》第4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47) 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46页。
(48) 何德鹤：《合作保险与社会建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第92页。
(49) 瞿菊农：《战时与战后之社会重建问题》，《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72—73页。
(50) 谷正纲：《中国社会行政之过去与现在》，《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7期，第2页。
(51) 言心哲：《抗战期中社会事业实施的方针与步骤》，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16页。
(52) 柯象峰：《我国社会建设之展望》，《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31页。
(53) 李安宅：《边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69页。
(54) 孙本文：《社会建设的基本知识》，《社会建设》1948年复刊第1卷第1期，第15页。
(55) 郭任远：《社会建设与心理建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3、2页。
(56) 柯象峰：《我国社会建设之展望》，《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34页。
(57) 这方面资料可参看贺岳僧：《论改革运动的失败》、郭子韶：《论改革运动之症结》，分别发表在《独立评论》1936年第220、223号。
(58) 张鸿钧：《社会行政诠释》，《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15页。
(59) 孙本文：《社会学与社会行政》，《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4—5页。
(60) 陈达：《我国社会行政的主要问题》，《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13页。
(61) 张雪岩：《战后农村社会建设》，《社会行政季刊》1944年第1卷第1期，第73—78页。
(62) 瞿菊农：《战时与战后之社会重建问题》，《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73页。
(63) 毛起鵕：《我们需要的社会建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3页。
(64) 张鸿钧：《县政建设关系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46—63页。
(65) 任乃强：《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上），《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71—81页。
(66) 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43页。
(67) 瞿菊农：《战时与战后之社会重建问题》，《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71页。
(68) 李景汉：《社会调查与社会计划》，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116页。
(69) 朱亦松：《社会建设之内容》，《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42页。
(70) 陈仁炳：《社会调查与社会事业之关连》，《社会建设》1948年第1卷第8期，第4—5页。
(71) 李景汉：《社会调查与社会计划》，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117—120页。
(72) 李景汉：《社会调查》，《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3期，第9页。
(73) 毛起鵕：《我们需要的社会建设》，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第6页。
(74) 孙本文：《社会建设的基本知识》，《社会建设》1948年复刊第1卷第1期，第16页。
(75) 瞿菊农：《战时与战后之社会重建问题》，《社会建设》1945年第1卷第2期，第72页。
(76) 张鸿钧：《社会行政诠释》，《社会建设》1944年第1卷第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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