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效益论文,社会效益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在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机遇。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
1985年，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思想文化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这个指导思想，是成功地进行出版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繁荣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小平同志这个指示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都是对行为的一种规范，它意味着必须遵循，不得背离。“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又是针对不同范围提出的不同要求。“唯一准则”，它要求思想文化部门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社会效益为规范和目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文化影响。思想文化部门担负着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产，培养“四有”新人任务，检验这些部门的工作方向，衡量他们工作的尺度，只能是社会效益。这里只有一个准则，而没有别的准则。对于思想文化部门所属的企业，说得广一点，就这些部门所属的产业来说，社会效益就不是“唯一准则”，而是“最高准则”，因为文化产业客观上存在两个效益的问题，既有社会效益问题，又有经济效益问题，处理两者的关系，应当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如同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出版业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我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一、弄清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性，把握好出版业的性质。
文化产业之所以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由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一个需要由物质部门去满足，后一个需要由精神生产部门去满足。当然，这仅仅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观察。实际上，物质生产也对整个社会发生文化影响，精神生产依托物质力量发挥社会影响，其中也包括对物质生产的影响。精神文化产品，它塑造人们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智慧，激发人们的情感，影响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社会风尚，一句话是对社会发生文化作用的。我们所说的社会效益，首先就是指的这种文化作用，这种文化价值。当然，从社会文化学角度看问题，各类产品和经营活动都有文化意义，诸如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食物精品的价值决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规定性，也包含着它的艺术规定性。衣服的款式的价值往往高于面料的价值，就是其中包含了制作的艺术技巧。这种文化凝结到物质上的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我们对诸如此类的商品经营活动不提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因为它们一般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一般不具有完整的文化价值。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产部门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所有文化产业只有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才能保持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出版业，是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产业，它凭借出版物（包括图书和音像制品）这个物质载体，发挥着宣传教育的功能，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以及文化积累的功能。它的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功能的发挥，它的价值的实现，在一般情况下也要经过交换和流通，即要进入市场，这是和一般商品相同的地方，但它显然不单纯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即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进入市场，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多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这是它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地方。“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把这个特殊商品完全交给市场”，这个论断是中肯的。所以，出版业应该界定为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这是就它的本质属性来说的。
鉴于上述，出版社改革应该首先从自身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出发，其目标模式应是“现代文化产业”。这里是两层意思：首先一层它是文化的产业，因而它必然是受精神产品生产规律的支配，以社会效益（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适应程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和推动的程度）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最高准则”。再一层它是现代的文化产业，即它是开放的、社会化的、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产业，因而它必然要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在保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书养书”，获得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同时它必然要吸取国际上现代出版业的成功做法，逐步地与国际图书市场接轨。
二、多出精品，探索并抓住两个效益的结合点。
出版界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两为”方针不动摇，体现在提高质量，多出精品，追求出版物的高品位、高格调，体现在时刻把读者放在心中，把精美的精神食粮送到需要的读者手上。多年来，江苏的十几家出版社和国有书店系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江苏的出版物多次在全国重要的图书评比中获奖。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我的经济观》、江苏少儿出版社的《爱我中华》丛书以及江苏科技出版社的《高科技知识丛书》先后被中宣部评为全国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的入选作品，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学术界中引起巨大反响。过去有个流行的看法，似乎精品、学术著作注定要亏本，现在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精品、学术著作可以做到不亏本，或者还有赢利。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并抓住两个效益的结合点。
两个效益的结合点，就出版业来说，就是要多出双效书，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的书。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从市场调查、选题设计、作者物色、编辑加工、印刷质量保证到销售方式的搞活做系统的细致的工作。显然，“双效”的衡量尺度，对各类不同的出版物应有不同的要求。判断某本通俗读物或学术专著是否畅销，能否获得“双效益”，不能用一个尺度。这里讲的市场调查，核心的问题是读者调查。这是因为所谓“市场需求”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大众实际文化需要的反映，但有时由于多重中介的折射而变得扭曲、模糊不清。无疑出版社需透过市场，弄清楚不同层次读者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弄清楚某一类图书、某一本特定的图书读者对象有多少？他们的购买能力有多大？换句话说，即要弄清楚“目标读者群”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且读者的需求是动态的，因而我们的调查也应是“追迹的”、“连续的”，以摸准读者需求和文化消费心理变动的轨迹，做到产品“适销对路”、“快速反应”。可以这样认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多数图书能成为“双效书”，那么它的日子就比较好过，它就可以用相当部分的赢利来补贴那些确有价值但读者面比较窄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或用作重大出版工程的投入。在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两个效益的互动关系：社会效益保证经济效益的正确方向，社会效益随着经济效益同步实现，经济效益提供社会效益更大化的物质条件。
三、妥善解决“结构效益”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五百余家出版社，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来观察，在主观努力大体一样的情况下，其效益却呈明显的差异。近年来，这种差异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究其原因，就有一个类似由于土地肥瘠这个自然条件差异而带来的“级差地租”的现象，即由于出版物门类不同而带来的利润高低悬殊的问题。我姑且名之曰“结构效益”。在一定的定价标准下，受市场需求的制约，利润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印数的大小。相当多的高品位的学术专著、思想文化类读物往往由于印数少，而产生亏损，或经济效益极差。更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很难进行出书结构的调整，这种出版社之间利润悬殊的格局就凝固了起来。现在，到了正视并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经济工作都要讲宏观调控，出版工作的宏观调控更需要。正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
怎么妥善解决这个“结构效益”问题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是：（1）对某些出版物、 某些出版社（数量不会很多）实行政策性补贴。（2）对不同类的出版物实行不同的税率。（3）对教材、教委指定的教辅读物、党和国家指定的干部学习材料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进行垄断性的生产经营。除此以外，在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坚持出版方针以及专业分工的前提下，各出版社平等竞争，在竞争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优化服务，形成特色。（4）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出版集团， 调整和优化出书结构，以及进行其他必要的内部调节。
四、以高效率获取高效益。
在出版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出版社的效益与效率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只有那些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出版社才能站稳脚跟，成为胜者。这似乎成了一个铁的法则。显然，进一步解放出版生产力，提高出版社的活力和效率，是出版社改革的目标之一。
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出版社，内部有编辑、校对、印刷、发行这样一些环节，需要它们围绕着“多出好书，多发好书”这个中心，明确职责，紧密衔接，形成一条龙，高效地运转。而且，出版社越是走向市场，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越需要加强内部协调，越需要发挥整个机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