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整理1947年到1949年间台湾一场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议文献时，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而继之形象日益明晰。那终于从历史的烟尘中走来的人；那从文献材料的纷繁中显影的惊异，正是范泉先生(1916-2000)。
“建设台湾新文学”论议的第一篇文章，是欧阳明发表在1947年11月27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文章里引用了一个名为范泉的人所写的题为《论台湾文学》（1946年元月）的文章中的这一段：
……这正如范泉先生在其《论台湾文学》一文里所明白指出的，他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且台湾与中国文学不可分。前者是属于后者的一环……现在（按：指台湾光复、复归中国）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了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古有的传统，从而更建立起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新文学！”
事实上，最快、最早回应了范泉的《论台湾新文学》的台湾评论家，是参与过30年代“台湾话文论争”的著名作家兼评论家赖明弘。他在1946年2月号在大陆刊行的《新文学》（范泉的《论台湾文学》刊于同杂志1946年元月号）上，发表了《重见祖国之日：台湾文学今后前进的目标》。文章中也一字不差地引述了前揭范泉的话，并做了这激动的引伸：“对于（范泉的）这种部分见解，我表示同意……我们今后将要努力创造的台湾文学亦即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文学工作者也就是中国文学工作者。”这时距后来的“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有一年零九个月。
1948年3月29日，杨逵在“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中在新生报《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无独有偶，杨逵也引用了曾为赖明弘所引用的、范泉的同一段话的后半段。这就显示了这位范泉先生的文章《论台湾文学》受到当时台湾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注目。在初初阅读这些资料时，我们合理估计：范泉应该是台湾的一位评论家，他在什么其它刊物上发表的《论台湾文学》这篇论文显然受到包括杨逵在内的当时台湾文学界所广泛阅读与重视。
我们在这些历史文献上又看到了当时乍看与范泉无关的头绪。1948年6月25日，也是在《桥》副刊上，杨逵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台湾文学问答》，谈到1947年11月号的《文艺春秋》曾有边疆文学特辑，“其中一篇以台湾为背景的《沉醉》，是‘台湾文学’的一篇好作品”。于是我们又作了一个合理的估计：在当时的台湾，应该有一本叫《文艺春秋》的刊物。我们也很想一读为著名文学家杨逵所不惮于推介的小说作品《沉醉》。
历史以它奇异的方法，逐步透露它的谜底。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位可敬的日本民间学者横地刚先生，几年来独力寻访在1946年至1950年间活跃于台湾的、我国著名木刻家黄荣灿的足迹。横地先生发现黄荣灿曾经在新生报的《桥》副刊上刊出其木刻作品，并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木刻运动。横地也发现，黄荣灿还在出刊于上海的《文艺春秋》月刊上发表木刻作品。而《文艺春秋》的主编正是范泉先生。
原来《文艺春秋》不是刊行于台湾的杂志，而范泉是从未履足于台湾的上海的编辑人、散文家和评论家。
我们在《文艺春秋》上，因着当时尚在人世的范泉先生的协助，找着了小说《沉醉》，更从而找到了刊于《文艺春秋》的台湾光复之初在台外省籍重要作家欧坦生包括《沉醉》在内的六篇小说杰作。当然也从范泉那儿找到了早在1946年1月发表在大陆《新文学》创刊号上的，广为当时省内知识分子瞩目的论文《论台湾文学》全文。
二
今日看来，范泉无疑是最早关心、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最早研究台湾和台湾文学艺术的大陆知识分子。他的《论台湾文学》发表于1946年1月，距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的1945年8月才不过四个月。这说明范泉关注和研究有关台湾和台湾文学，已历有年所，是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事。果然，他在一篇为声援和同情在“二·二八”事变中受到镇压与威暴的台湾同胞而写的《记台湾的愤怒》（1947年7月）中有这记载：
……过去，由于我对台湾文学发生兴趣，我曾经搜集了五十种以上的论述台湾以及台湾文艺的日文期刊和书报……
和当时渡台的外省文化人雷石榆一样，范泉能读日本书。但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能收集到五十多种有关台湾和台湾文学的日文书籍与期刊，应该不是很容易的事。正是由于他收集了这些资料，在1946年，台湾光复不到一年时间，范泉一口气写了《论台湾文学》（1946年1月）、《记杨逵》、《台湾诗人杨云萍》（1947年，月份不详）、《记台湾的愤怒》（1947年7月）、《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1947年7月）以及同年11月刊出的《台湾戏剧小记》。这几篇重要的文献绝不只是资料的堆砌，而表现了范泉对问题的识见和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文化的深切感情，是当代大陆的“台湾研究”史上的十分重要的文献。
隔著一道海峡，民族睽隔了五十年彼岸的一篇文章《论台湾文学》，在台湾不唯引起了热情的反响，并且很快地引起了一场长达十数个月（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的关于“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重要的理论争鸣。
光复后最初几年两岸文化、文艺、思想的相互交流浸染之密切的程度，是超乎今人的想像的。在台湾，台独派向来有这说法，在日据时代只能说日本语的台湾文化知识界，在光复后的汉语世界中失声失语，成为惨痛的文盲。事实又是如何？1947年7月，范泉在《记台湾的愤怒》中写道：
……胜利后，我曾经在《新文学》半月刊发表了一篇《论台湾文学》。这篇文章传到台湾同胞手里，尤其对于祖国抱着无限热忱和希望的台湾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纷纷写信给我，或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或者是赠送书刊，希望和我做一个文学上的朋友，我因此结识了许多台湾的文艺工作者……
光复初年的“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台湾读得到大陆的以汉语白话出版的杂志，而且，读得通范泉以汉语白话写的文章，甚至还能以汉语白话“写信”给范泉议论问题，结交为“文学上的朋友”。台湾知识分子光复后失语、失声之说，当然不是全面性的事实。
正因为光复初年的台湾流通着大陆的一些重要杂志报刊，而且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能读这些汉语的白话的文章（例如赖明弘对范泉文章迅速、流畅而深刻的回应。当然，能读却未必都能写得流畅，但赖明弘却是杰出的例外），形成两岸间文化、文艺、政治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雏形，因此大陆政治、文化、文艺的思潮对台湾知识界起到很大的影响。范泉的《论台湾文学》启发和点燃了1947年至1949年间在台湾一场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著名争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三
范泉1946年发表的《论台湾文学》，现在看来，对于一年多以后发生于台湾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基本上在以下的几个方面起到了定音定调，谱写了主旋律的作用：
一、范泉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论。他说，从台湾（文学）著作的性质来看，“（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依然是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依然受中国文艺思潮统治着、支配着”，在日据时代后期，台湾作家被迫用日语写作，但“……改变的只是它的外表形式（即语言），它的内容性质，却始终带有中国遗留的血液。”这个对台湾文学的强烈中国指向性的论断，对台湾文学界的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发表后才一个月，赖明弘就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已见前述。在1947年展开的台湾文学大争论中，欧阳明就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既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绝不可以任何藉口分离”。接着，杨逵、杨明、林曙光、叶石涛等人，莫不强烈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环节，三复斯言，众口一辞，足见当时台湾文学界对范泉的提法产生了广泛、激动而深刻的共鸣，在1945年台湾光复、复归中国后，公开、坚定、明白地确立了台湾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归属性。
二、范泉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因为受到殖民政治支配的压抑和制肘，“不能自由地成长”。随着历史上台湾政治处境的变化，台湾文学先是受中国传统古文学的风华所影响，继之又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学的思潮所影响，再继之又受到日本殖民者强制性日语政策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的台湾文学，是完全陷于形式（语文）的蜕变过程中”，以致影响了台湾新文学的正常发展，以致“谈不上”有“文学上的成就”。
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因为受制于殖民统治而无从自由、充分发展的自觉意识，也强烈地表现在1947年展开的台湾新文学争论中杨逵、叶石涛、林曙光和田兵等人的论文之中。先此，赖明弘也在前引文章中指出，日据时台湾新文学在日帝“重重压迫”下，虽有“可观”的收获，“但还不能赶上祖国新文学的最高水准…”。杨逵在评论钱歌川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发言时，对钱歌川认为台湾新文学在日据苛政下“完全停摆”的意见是接受的。叶石涛说在日帝统治下，台湾文学走上“畸形、不成熟”的道路，因此，从全中国的观点来看，叶石涛说当时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最弱的一环”，极待“充实起来”。林曙光则说台湾新文学“在成就方面当然比不上大陆中国文学”，认为台湾日据下文学“不足讨论”的见解”，“没有多大的错误”。田兵说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若“刚生的苗芽，终都受到了暴力的摧残”，以致“台湾的新文学可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当然，对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成就如何评价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显著的争论焦点。主张台湾新文学在思想上、理论上不亚于，甚至先进于大陆的新文学，不能过低评价台湾新文学的论者有外省籍的孙达人和陈大禹等人，对台湾新文学在苛酷条件下的成就，充满同情与理解。
但是也应该指出，从范泉开始的一些评论，对日政下台湾新文学相对消极的评价，绝无关乎一些省外和本省知识分子对省内事物的歧视。这些消极评价，固然存在着评论者囿于当时对台湾文学史料和作品的不可避免的隔膜等问题，但客观地说，在中国文学有了理论和创作上重大进展的30年代，台湾抗日社会运动和阶级运动正遭受日帝当局的全面镇压。
30年代初，台湾的文艺和文化战线固然作了困兽之斗，但在理论发展和创作实践上，在日帝法西斯直接威暴下，斗争的势头微弱，相应的创作实践当然受到重大限制。1937年后，中国新文学在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上，又有组织上，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巨大收获，但同时期的台湾文坛则全面受到法西斯“皇民化”运动的压制。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黑暗与停滞时期。
因此，由范泉首先展开对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消极评价，一方面固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性（例如他对周金波的评价过当），同时又如实地提出了台湾新文学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并且恰恰在这对历史局限性的高度自觉上，提出了在台湾光复后“重建”或“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从而引发了1947年开展起来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广泛论争。
三、范泉期许光复后台湾新文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而这新的发展有这样的前景：“台湾文学”将“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了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古文学的固有传统，从而建立起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新文学！”对于范泉而言，日据下被压抑的台湾新文学历史只是台湾新文学的前史，是个“草创期”。光复以后，台湾文学将“把自己融合到母土文学的灿烂潮流里”。而在光复时，“台湾文学已堂堂进入灿烂辉煌的建设期了”。
范泉的这一看法，在光复后的台湾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激动人心的共鸣。欧阳明就说，光复后，台湾文学已进入“建设期”，这建设的长远目标，就是和中国新文学合一。他认为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是中国新文学之建设问题的一部分。林曙光说，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问题。对于叶石涛而言，光复前的台湾文学“畸型”、“不成熟”，而光复后要建设台湾新文学，其目的是“使中国文学最弱一环”的台湾文学“充实起来”。萧荻也和欧阳明一样，把战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看成整个中国文学建设的一个部分来理解。要之，台湾文学自日帝压制解放后，迎来了一个全面重建时期，即所谓“建设期”。而这建设的远景，是使台湾文学充实、成长，最终能与内地文学等量齐观、并驾齐驱。1947年开展的讨论中，大凡主张把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内地文学的“一般性”辩证地转化、矛盾统一的思想，皆源于此，足见范泉关于台湾文学的思想的深入的影响力。
四、范泉把台湾新文学终极发展和完成的远景，描写成“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发挥了中国古文学的固有传统，从而建立起新时代和新社会的需要，属于新中国文学的台湾新文学”，但又同时极力强调台湾新文学“唯有”经由本省作家的努力，才能创造“真正的有生命的，足以代表台湾本身的，且有台湾性格的台湾文学”。他切切期待的台湾新文学是一种具有“纯粹的台湾气派的”、“纯粹的具有台湾作风和台湾个性的台湾文学”。既看到要把台湾新文学建设为具有中国属性、有中国文学传统气质、面对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学，又强调台湾新文学唯有赖台湾本省籍作家的努力创作，才可能创造出具有“纯粹”的台湾独特风格的文学。别人不可代替。这种强调了中国的一般性与台湾特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在1947年开展于台湾的台湾新文学问题的争论中，影响明显而广泛。
萧荻就指出：“发展台湾新文学，立下基础，必得由台湾作家为主去努力才行。”他主张台湾文学的创作，并须“来自生与斯、长于斯的人民”，由“在台湾过一生，自艰苦日据以来的台湾作家来写”。雷石榆说，“台湾新文学的道路，还是（应）由台湾的进步作家去开拓”，“我们外省作家既隔着语言，也不若”台湾作家“熟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历史的内容及现实生活的态度。”
四
总之，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提出了“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构成中的一环”；台湾新文学发韧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备受压抑，不能自由发展，所以光复后台湾新文学应该，而且可以发展；光复后台湾文学进入了再建设的时代，而建设的远景是和全中国的新文学汇合、齐头并进；同时，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端赖本岛文学家的努力，通过台湾作家的自觉和自主的努力，建设“纯粹台湾气派的”、“代表台湾本身的”、“具有台湾作风和台湾个性的”台湾新文学等四个重要的论点。范泉的这些论断，透过他的《论台湾文学》，流传到初告光复的台湾，在台湾文艺思想界引发深广的影响，并且在1947年2月惨变之后的同年11月，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这一场重要争论以“建设”台湾新文学为题，并且也主要地围绕上述四大议题而展开。这都说明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正是这一场论争的总的思想源头，在台湾当代文学思想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947年中后期，范泉一口气发表了五篇关于台湾的文章。《记杨逵》是他听到讹传杨逵在二月事变中失踪后，怀想从未见面但有过书信往返的杨逵而写的短文。在很短的文字中，范泉精确地把握了杨逵“不曾被任何人所御用”，“从没有为（日本）军阀侵略政策宣传”，坚持斗争，“很骄傲地直立着”的高大形象。在《台湾诗人杨云萍》中，范泉精要地分析了杨逵“丰厚的光采”和龙瑛宗的“静谧和忧悒”后，以杨云萍为兼备杨逵的光采和龙瑛宗的宁静。范泉翻译并引用了杨云萍的诗《月夜》、《泉》、《寒厨》、《妻》、《巷里黄昏》和《新年志感》的片段。译笔精美，婉约而见淡然的哀愁，今日读之，犹为佳译。在《台湾戏剧小记》、《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二文中，前者将中国内地戏剧移转来台的时期推到了荷兰据台时代；后者以人类学、人类社会学的扎实的资料，介绍台湾各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原刊还刊出很珍贵的六张台湾少数民族生活照片。
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泉发表在1947年7月、距二月事变后仅仅四个月的《记台湾的愤怒》，表达了他对经受了“二·二八”事变的台湾和台湾人民深切的同情，也表达了他对暴政的谴责。在文章的末尾，范泉沉痛地责问：“……现在，台湾从异族的铁蹄下重又归返祖国的怀抱，对于这样一块有历史意味和民族意识的土地，我们应当用怎样的热忱去处理呢？是不是我们要用统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统治台湾？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顾台湾同胞的仇视和憎恨，而拱手再把台湾送到第二个异族统治者的手里呢？”五十二年前的范泉的责问所传来的历史的回声，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然，在光复当初两岸睽隔已有半个世纪，两岸同胞对彼此具体历史和文化十分陌生，而资料又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范泉有关台湾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资料和认识上的局限。范泉无疑读过不少日据下台湾文学的史料，估计也读了不少作品（如杨逵、龙瑛宗、杨云萍……），但受到条件的限制，他终究无法遍读台湾文学各期各家的作品。因此，在正确论断日据下台湾文学受到压抑、难于自由健康成长的同时，又过低评价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实有的成就，形成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皆属“草创”，“没有进一步分期的必要”的观点，至有“桥梁文学”（从草创期过渡到建设期的中间阶段）之论。在列举各时期台湾作家时，范泉的资料毋宁是惊人地详实，不料却独独缺了重要作家赖和。范泉是敏于改错的人，他在1946年的《论台湾文学》中，把周金波列为日文作家中的“重要作家”。但第二年发表的“台湾诗人杨云萍”中，对附日作家周金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周金波写下了屈辱求荣的《志愿兵》一类的小说而仍然毫不感到自惭。”当然，《记台湾的愤怒》中，明显地充满了不少讹传，例如说光复后台湾同胞以私刑大规模杀害日本人为报复之说；二月事变后台人掌握了日本人遗留及从菲律宾走私进来的武器，准备再暴动云云，确实都没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对今天的读者，重点已不在被范泉引用的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而在于范泉引述这些传言时所表达的，对于台湾和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以及对国府恶政的谴责。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范泉就带着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深厚的同胞之情，研究台湾和她的文学。今天回头，看范泉在五十多年前深具远见的工作，看见他透过诚挚而满怀着同胞情谊的工作，在“台湾同胞在对于统治者的政治和经济的希望成为泡影”之时，如何鼓舞、安慰了台湾文化文艺界人士受伤的心灵，坚强地呼唤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不能不让人对范泉这个名字充满了敬意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