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该体系在传统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养老基金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行。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并在此后经历了一个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和增加养老保险金来源的过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体系实际上是一种被国际上定义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的养老保险体系，即用当代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缴纳金维持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这是一种混合模式，它要求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过渡。但是，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在1997年后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第一，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隐含债务由谁承担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统筹后困难企业的养老金交纳有问题，因此确保养老金的发放成了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重点；第三，由于中国的人口包袱和人口老龄化过程不断加快，目前尚能维持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均衡的地区，在不远的将来也将面临养老基金收支不平衡的严峻挑战。因此，1997年确定养老体系的目标模式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实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继续运行至今。笔者认为，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问题上，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没有理清楚，例如，为什么要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两大体系的养老金增长及其均衡运行的基础是什么？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均衡？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不同的人承担这一转轨成本对宏观经济的长期运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上述问题都解决了，并且证明过渡是必需的，那么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时机选择问题以及过渡的前提条件准备问题？等等，需要一一加以分析。本文将从宏观经济学动态运行的角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问题作一较为全面的经济学分析，进而提出关于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战略性思考。
一、养老保险体系理论分析的简单回顾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养老保险体系的兴趣渐浓，出现了一批关于养老保险理论的经典性文献。最近几年，由于欧美等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面临支付危机，因此对养老保险问题的讨论非常活跃。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对养老保险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体系存在的合理性；(2)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比较，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过渡是否必要以及这种过渡的可行性分析(Artus and Legros,1999)。
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利他主义(altruism)和老年福利理论。因为每一个人（或每一代人）的福利还取决于其他人（或其他代人）的福利，有工作能力的年轻人不能漠视失去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福利，给他们以金融支持是必要的；第二，强制性公共养老保险是一种代际合同；我们给予上辈支付养老金，是因为将来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后辈给予我们同样的养老金支付(Fleurbaey and Michel,1992)；第三，在养老保险领域，存在信息非对称以及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因此商业化的保险公司无法为养老进行保险，政府的强制性公共养老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将养老风险在代内及代际进行分散(Kotlikoff,Shoven and Spivak,1986)。另一方面，强制性公共养老体系还可以纠正家庭在行为选择上的某种“近视”性，帮助家庭选择最优的消费路径(Diamond,1977)。
关于现收视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比较，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引进的叠代模型(Samuelson,1958)来分析和论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萨缪尔逊在一个储蓄型叠代模型中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体系的运行机制，并指出在一个纯粹储蓄型（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经济中，养老基金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当人口按n速率增长时，每一代人实际上是按n比率向上一代人的储蓄支付利息，因此在一个纯储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此后艾伦(Aaron,1996)在叠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来修正萨缪尔逊的模型。在艾伦的叠代模型中，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发展，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经济学界有人主张逐步放弃现收现付制，建立部分个人积累制，甚至完全的个人积累制(fully fuded)。以美国哈佛大学弗尔德斯坦(Feldstein 197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存在会对私人储蓄带来负面的影响。他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由于公共养老体系的存在，私人储蓄呈下降趋势。很显然，当一个经济的储蓄在现收现付制下不能达到某种最优状态时，引进个人积累制的养老体系，将提高私人储蓄，改进经济的效率。但是所有证明公共养老体系具有挤出私人储蓄并使社会最优储蓄下降的模型都假定经济行为人不具有利他主义考虑，如果在模型中考虑经济行为人的利他主义因素，情况就不一样了。巴罗(Barro,1974)构造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每一代人都通过他们自己的孩子与下一代人发生关系，这样一来，公共养老体系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就大大值得怀疑了。与此同时，很多经济学家展开了对完全积累制养老体系的储蓄效应的研究。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讲，两大体系对储蓄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压力下，世界上大多数奉行现收视付养老体系的国家均面临财务困难，需要寻求一条可以避免清偿不足风险(insolvency risi)和实行养老体系长期均衡的改革道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更多地愿意夸大一个经济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过渡的好处。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改革传统养老保险体制来展开的。因而更多地是从比较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养老保险体制的角度进行讨论。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先给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分析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问题。
二、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运行机制比较
为了有效讨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选择问题，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体系下养老储蓄报酬率的确定是我们整个讨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现收现付制
首先我们来考虑现收现付制下养老储蓄的报酬率确定问题。我们在这里引用类似萨缪尔逊的叠代模型，假定每一代人生活两个时期：工作期和养老期。我们考察在t-1期工作的一代人，他们根据τ[,t-1]从工资中交纳养老保险金，因此他们的养老金交纳数额为τ[,t-1]W[,t-1]。到t期他们进入退休期，每一个人可以从政府养老体系可获取养老金，养老金的数额p[,t]由下式决定：
p[,t]=(1+x)τ[,t-1]W[,t-1]
(1)
其中我们定义X为养老金储蓄额τ[,t-1]W[,t-1]的报酬率。根据现收现付制的特点，是用下一代人的养老金交纳来维持上一代人养老金的给付，如果我们用N[,t-1]表示在t或进入退休期的老一代的人数，N[,t]表示t期工作的一代的人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养老金交纳与给付的均衡等式：
p[,t]N[,t-1]=N[,t]τ[,t]W[,t]
(2)
假定养老金的交纳比例始终不变，在我们的模型里τ[,t-1]=τ[,t]，人口的增长率为n，我们有：
N[,t]
─────=1+n(3)
N[,t-1]
同时，我们又假定两代人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完全体现在实际工资的增长上，因此我们就有：
W[,t]
─────=1+λ (4)
W[,t-1]
综合以上各式，我们可以获得：
p[,t]=(1+n)(1+λ)τW[,t-1]
(5)
p[,t]≈(1+n+λ)τW[,t-1]
(5a)
因此，上述(1)式中的养老储蓄的报酬率X≈n+λ，即现收视付制下的养老储蓄的报酬率由一个经济中人口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之和来确定。
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下有几个重要的参数值得讨论。
(1)老年人口和就业人口之间的比例被称为赡养率(DB[,t])
N[,t-1]1
DB[,t]=─────=─────
(6)
N[,t]1+n
老年人口越多，就业人口的赡养比率就越高，相反，就业人口增长越快，赡养比率越低；
(2)养老金给付与工资的比率被称为替代率(RR[,t])
P[,t]
RR[,t]=────────=τ(1+n+λ) (7)
W[,t-1]
替代率由养老金的交纳比例、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因素共同决定，反过来说，养老金的交纳比例τ由下式决定
RR[,t]
τ=────────(8)
1+n+λ
上式表明，如果要维持养老金的替代率不变，当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或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时，养老金交纳比例必须提高，即社会负担程度必须提高，这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往往会降低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上面描述的现收现付制运行机制，该养老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以收支的短期平衡为原则，因而该体系不会形成巨额的资本积累，这一方面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基金贬值风险；另一方面该体系也不存在为巨额资金寻找合理投资渠道的必要，最后也没有基金营运的压力和风险；但是，第二，由于没有资金积累，该体系的长期均衡极易受到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如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其结果不是养老水平的下降，就是就业人口负担的增加，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该体系面临着清偿风险，最终可能导致养老体系的破产。第三，由于政府是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最后担保人，因而这种清偿风险有可能转化为政府是否继续履行养老承诺的政治风险。
（二）完全积累制
在完全积累制下，在t-1期就业人口中的每一个人上还是根据一定的比例，比如说还是根据与现收视付制同样的比例τ从工资中扣除养老金，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将养老金扣除数额(τW[,t-1])交给一个公共养老管理机构，而是交给一个养老基金营运公司，投资于证券市场，当这一代就业人口在t期退休时，根据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r获得养老金给付，因此t期的养老金由下式决定：
p[,t]=(1+r)τW[,t-1]
(9)
但是，在一个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体系下，一个经济的长期的资本报酬率由什么来决定？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借用索洛(Solow,1956)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讨论问题（注：一个更为严密的论证请参见（袁志刚和宋铮，2000）。）。该模型假定产出由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决定的生产函数，生产过程遵循规模报酬不变和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两个要素的价格——利率和工资分别等于它们的边际生产率。从长期看，劳动力的增长为n，即N[,t]=N[,0](1+n)[t]，如果以每一期人均消费量最大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现在我们来分析在完全积累制养老体系下的资本增长和利率确定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问题，我们设想一个经济中的总储蓄可以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形成资本的储蓄，按照索洛模型的推导，这部分储蓄是由资本的利润转化而来的储蓄，即所谓“资本家积累起其资本所得，工人消费其工资所得”。这部分储蓄再100%地形成资本K。第二部分储蓄是就业人口的养老储蓄，每一个人的养老储蓄为τW[,t-1]，全社会的养老储蓄额为τW[,t-1]N[,t-1]。在一种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系中，经过n代人之后，每一代人的养老储蓄同时作为另一代人的养老给付，第二部分养老储蓄与养老给付之间的关系将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状态。当经济一旦处于索洛所描述的黄金增长路径时，我们就有：
K[,t]-K[,t-1]
────────=r-δ=n+λ
(10)
K[,t-1]
该经济中资本的增长必须保持这样的关系：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即利率r）减去资本折旧率之后等于人口的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在经济处于黄金增长路径之下时，也就是以每一期人均消费最大作为标准的经济最优增长时，资本市场所能获得的毛利率应该为：
r=n+λ+δ (11)
净利润应该为：
r[,net]=n+λ(12)
将上式中的净利率r[,net]代入(9)式，我们有：
p[,t]=(1+n+λ)τW[,t-1)(13)
我们发现(13)式同(5a)式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当现收视付制下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个人积累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因此，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的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改进的改革。在现实经济情况中，美国的居民储蓄被一致认为是不足的，这是美国经济学界主张养老体系应该降低现收现付制的比重，增大个人积累制比重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西欧国家，讨论过渡的一个更为现实的背景是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所面临的清偿风险，以及这些国家政府在政治上的考虑，即如何让政府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最后承诺人角色中退出来，让市场机制在其中起更大的作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展开。因为，中国在其经济获得迅速的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尤其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对人口年龄结构造成巨大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严重威胁现收现付制的均衡运行。因此，中国在1997年将部分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个人账户制相结合（称为统账结合）的模型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在弄清楚上述两大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就可以分析这种混合模式养老体系的运行机制。
四、中国混合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
1997年我国确定的养老保险模式为“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该模式规定城镇企业和职工共同的养老金缴纳应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其中的11%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统筹支付。根据设计，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给付由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的部分和个人账户的积累部分。我们用τ表示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交纳比例，μ表示个人账户的交纳比例，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下述两个式子：
其中r为储蓄利率（等于资本市场的投资利率），RR[,t]为t期社会统筹的养老金替代率，对于t-1期的每一个就业人口来讲，他在t-1期的消费和储蓄等于扣除社会统筹养老交纳和个人账户养老交纳之后的工资余额，在t期该就业者进入退休期后，他的消费将等于社会统筹的养老金给付RR[,t]W[,t-1]，加上私人储蓄的回报[s[,t-1](1+r[,t])]和个人账户积累资金的投资回报[μW[,t-1](1+r[,t])]。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部分的收支均衡还是由下式决定：
τW[,t]N[,t]=RR[,t]W[.,t-1]M[,t-1]
(15)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进而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
RR[,t]
τ=────────(16)
(1+n)
在中国养老目标模式设计的设想中RR[,t]应为20%，即今后社会统筹的养老金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0%，如果出现将来就业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时，为了维持社会统筹账户的均衡，要么是替代率RR[,t]不变，但社会统筹养老金交纳比例τ大大提高；要么是社会统筹交纳比例不变，但替代率大大下降。在混合模式中，养老金的收与支只占社会总体养老水平的一部分，因此该部分的变动可以由其他部分（如私人储蓄与个人账户）的变动来进行补偿。另外，这种体系的好处是政府可以逐步转换其养老保险的惟一承诺者的角色，降低政府的政治风险。但是，混合体系的个人账户和私人储蓄部分的养老保险能否实现以及其报酬率如何，关键在于金融市场的报酬率如何确定。在前面索洛式的封闭经济增长模型里，我们已经证明了，投资的报酬率取决于一个经济的就业人口的增长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但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随着中国进入WTO，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是迟早的事情）前面所论证的关于投资回报率的决定机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那时中国居民将可以持有国外金融资产，其投资报酬率可以与国内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分离。如果在模型中我们再引进本国政府的债券，中国城镇居民的私人储蓄和个人账户投资可以采取三种存在形式：政府债券、国内金融资产和国外金融资产，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下式：
s[,t]+μW[,t]=b[,t]+f[,t]+(1+n)k[,t]
(17)
其中s[,t]是私人储蓄，b[,t]是政府债券，f[,t]是国外投资，(1+n)k[,t]是国内资本投资。因此在一个开放经济里，最优储蓄率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养老储蓄的规模与国内劳动人口的增长率也不再紧密相关。因此经济的全球化为养老体系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的转轨又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支持。
但是，所有养老体系转轨的国家都必须面临一个转轨成本的消化问题。艾伦(Aaron)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存在一种“社会保险悖论”，因为现收现付制度开始时的第一代退休者并未缴纳养老金，但是他们却获得养老金给付，他们是养老制度创新的纯收益者。在制度的连续过程中每一代人的福利的增加，均来自于后续一代的收入转移。从精算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存在“社会保险悖论”。但是，由于现收现付体制的连续的无限性而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只要现收现付制无限连续下去，是不会有问题的，前面提到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大变动而导致的清偿风险，实际上或者通过交纳比例的提高，或者通过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调节。但是，一旦体制转轨，即从现收现付制到积累制，就会碰到转轨成本问题。中国的养老体系要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统账结合”的混合制，意味着目前就业人口养老金交纳的一部分要建立他们的个人账户，这部分养老金不再作代际转移，这样自然会出现一块“缺口”，这块“缺口”就是转轨成本。由于现实情况远比我们这个叠代模型要复杂，因此转轨成本在我国实际上涉及两种人的养老金交纳和养老金给付问题。第一种是已经退休的“老人”，由于他们以前没有“个人账户”，他们面临的是由谁支付他们未来的全额养老金，第二种是“中人”，他们尚未退休但是已经有相当年份在现收现付制下交纳了养老金，如果他们今后根据混合制的目标模式从社会统筹部分领取一部分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积累基金中获取一部分养老金，那么他们过去年份中应该有的那部分个人账户如何“充实”。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转轨过程中，转轨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目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应该获得的养老金总量减去将来从社会统筹中可以分配给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所有我们上述定义中的“中人”为充实他们以往年份中的个人账户所需要的金额，这两部分相加就可以获得中国养老体系转轨的成本。
五、关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转轨及其均衡运行的几点思考
前面我们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现收现付制和部分个人积累制相结合的混合制以及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过渡的成本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要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向混合制的目标模式过渡，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转轨成本的消化。实际上，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的收支均衡尚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转轨成本由谁负担的问题尚未落实，1997年以来，尽管我们确定了“统账结合”的混合养老保险模式，但是个人账户还是“空账”，转轨的关键一是要对转轨成本进行精确计算；二是要明确转轨成本的分摊方案，比如可以通过国家减持国有资产和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建资金，通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逐步消化转轨成本。当然，不同的分摊方案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要努力使转轨成本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第二，养老保险体系转轨的时机问题。何时进行现收现付制体系向混合体系的转轨，关键要看中国当时的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何种状态。是国民储蓄不足还是储蓄过度？如果是前者，引进个人账户可以提高国民储蓄，这也是投资的报酬率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如果是后者，引进个人账户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过度储蓄，投资的报酬率难以得到保证。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来看，我们是处于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不高，投资不足，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如果加速养老体系的转轨，将对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养老体系的转轨从长期来讲是合理的，目前从时机上来讲不一定是恰当的。
第三，养老金维持长期收支均衡的物质基础。如果从一个封闭的角度考察一个经济的长期运行，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完全积累制，或者是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混合制，养老金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年轻一代人口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将有一个重大的变动，人口老龄化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因此指望将来就业人口的增长来维持养老金水平是不现实的，惟一因素就是下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物质资本投资的折旧率很高，相反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却较高，因此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产业，增加独生子女辈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中国将来养老保障体系获得均衡运行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
第四，个人养老基金安全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个人账户的养老基金能否在长期内保值增值并保证其营运安全，关键是需要具备良好的养老基金营运公司和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场以及严密的法律监管体系。与现收视付制相比较，个人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的长期营运风险很高，比如通货膨胀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和资本市场的泡沫风险等等。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实行养老金保值增值和安全营运所需要的条件，如何加速培育这些条件在当前是十分紧迫的。
第五，开放的资本市场对人口年龄结构面临不利变动的中国养老基金的营运十分重要。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那么中国养老储蓄就可以避开国内最优储蓄的讨论，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的保值增值来维持一个较高的报酬率。日本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比其他国家严重，个人储蓄的养老金就是通过投向国外资本市场，尤其是购买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来提高其收益率。
最后，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体系内部我们也可以找到在一段时期内均衡运行的调节手段，如养老金交纳比例的上升，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以及退休年龄的推迟等等。这几方面的手段在一个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养老体系出现收支失衡时都可以使用。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中国经济目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目前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只涉及城镇职工，只是全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未来10～20年正好是二元经济不断一元化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时期，我们完全可能找到一条独特的维持养老保险基金均衡运行的出路，即通过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城市和农村地区不断城市化的道路，扩大城市年轻劳动力人数，降低城镇养老体系的赡养率。与此同时，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由于农村养老水平可以相当程度地低于城市水平，使全国养老保险体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维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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