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论文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每年档案学论文的发表的数量，与世界各国相比，应该是最多的了。根据1996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统计，我国各种类型的档案期刊已达107种之多。如果把象《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等以公布档案史料为主的偏重为史学研究服务的刊物排除不计，那么象《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这两种专门刊发档案学学术研究论文的刊物及各地、各行业的综合性档案期刊，其数量也不下百种，如果我们把凡涉及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业务研究的文章都统计进来，把综合性档案刊物中报道性、故事性及公文性的文章排除出去，以比较保守的标准计算，每种刊物每期刊发10篇论文，这些刊物都按双月刊对待，那么每年档案期刊发表的档案论文应该是10篇×6×100=6000篇，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了，如果再把每年各地、各系统档案学会举办学术或业务研讨会征集的论文也统计进来，就更是一个了不得的数量了。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国档案工作者撰写的各种论文对促进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建设，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保证档案工作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与巨大的论文数量相比，我国档案学论文所应达到的水平还不能令人满意。水平不高的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方面是我国档案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思想与方法全部来自于欧洲，几十年来并无明显的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是面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中的许多具体业务问题，只有局部的、暂时的应对措施，而缺乏可以相对普遍、持续地指导工作的较系统、完整的理论。
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反映到学术论文的内容上，可以看出3种较突出的不足之处，简单概括一下，可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下面结合自己从事档案学论文编辑工作所接触到的一些文章，摆出其中正反两个方面的一些现象，谈一点看法，与对此有兴趣的同行们一起讨论。
一、空洞的论说不如提出有新意的观点
论文的作用在于通过论说，阐明自己的论点，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某一项业务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对实例的分析，探索其运动规律，并加以归纳、总结、概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得出自己的结论；另一种是对档案学现有的理论进行研究，或在原有理论上加以深化、扩展、完善，或对原有理论进行质疑，提出自己新的观点，或填补原有理论研究中的空白，创建自己的理论。
以上两种类型的论文，都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进行逻辑分析、推理的研究过程，其所得出的结论或可直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具体业务问题，或可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起到促进作用。不容乐观的是，在我国档案界每年产生的大量论文中，这样有价值的论文还不是大多数，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既脱离档案工作的实践，又缺乏理论的推导论证，基本上是空话、套话的堆积，冠冕堂皇、闪烁其词而没有实在内容。
有一篇论述农村建档工作的文章，开头先讲了一通开展农村建档工作的背景和重要意义，接下来写了6个问题，一是“领导重视”，说开展任何工作都必须有领导的支持，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必须要先让领导重视这项工作，否则就在领导心目中排不上位置，农村建档也列入不到工作计划之中去……二是“组织落实”，说凡做工作都必须要有组织保证，要有人、有工作班子，有一套完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并通过完善的组织去布置任务，否则工作就开展不起来……三是“宣传发动”，说光有领导重视，也有组织保证还不行，还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大造舆论，要形成大的声势，报纸上要有文章，广播中要有声音，电视上要有形象……四是“组织培训”，说农村建档中许多业务工作有一定难度，农村做这项工作的人员缺乏必要的业务知识，并且人员不固定，经常更换，必须有一套培训的办法，分期分批地组织农村档案员学习档案工作的基本知识，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整理积存文件，收集现行文件，学会立卷的方法……五是“检查指导”，说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一不抓紧就可能走了过场，所以必须分片包干，组织业务人员下去检查指导，同时要把上面下去检查指导与农村档案员互相检查指导结合起来，效果才会更好……六是“形成制度”，说农村建档工作抓起来不容易，但滑下去却很容易，要巩固农村建档的成果，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否则费了很大劲取得的成果就坚持不了多久……
此类与农村建档工作有关的文章中与这篇文章内容上大同小异的文章还很不少，其共同的毛病就是空话、套话、大话太多，既不涉及农村建档工作中的具体业务问题、操作方法，更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写这类文章不需要深入实际去探索研究，拍拍脑袋就可以即兴演说，这一套不切实际问题的话，讲农村建档工作可以，稍加改动用在讲其他工作上也不是不行。
与此相反，有一篇题为《如何填写村级立档单位全宗名称》的文章（注：王士亮：《如何填写村级立档单位全宗名称》，《中国档案报》第342期。）内容就很充实。文章讲到在开展农村建档工作中，市档案局规定“全宗名称由乡（镇）和行政村名组成”，但村级原存档案对应着的乡（镇）名称及村名多次变化，“乡”原来叫“公社”，后来又叫“乡”，村名也有变化，以前叫大队，村的隶属关系也发生过变化，有些年归这个乡，有些年又划到另一个乡，那么在整理这些档案时，同一个村的，不同年代、名称、归属又曾经甚至多次发生变化的这些立档单位的档案，如何填写全宗名称呢？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填写案卷内容所针对的乡（镇）、村（大队）名称更能反映其历史特征，成为真实记录，但这样做却会给管理上造成很大的麻烦，作者建议统一按整理成卷的现在时间所对应的乡（镇）、村名称填写，并给这种方法起了个名字叫作“泛对应”。这篇文章从实际工作之中来，针对一个具体的但又很重要的业务问题，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实际工作很有参考借鉴作用，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泛对应”，使这篇文章又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
档案工作是一项操作性比较强的工作，没有太深奥的理论，从事这项工作所强调的主要是一些原则、方法、标准，大家认同共同遵守就是了，所以对档案工作者来说，不论是在基层从事具体业务工作的同志，还是文化理论素养比较高，但缺少实践工作经历的同志，写论文时都不宜脱离实际工作去追求搞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大作来，最好能认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哪怕是比较小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能写出有实在内容，有价值的文章。比如按规定，文件归档时，正文与签发稿、印制稿、重要文件的修改稿都要一起归档，但计算机的使用开始普及后，许多文件签发稿与正本都是计算机打出来的，文字丝毫不差，修改又都是在机器上进行，也无所谓什么“修改稿”，如此，规定怎么执行，归档时怎么办？有同志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有根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尽管篇幅不长，也是一篇好文章。（注：王艳娟：《正文与底稿》，《兰台世界》2001年第9期。）
上面的两篇例文的内容是关于档案工作方法的论述，可以看出脱离实际的空话与具体问题的研究是有很大区别的。讲工作方法要结合实际，纯理论的研究也要结合实际。有一篇谈馆藏建设的文章，貌似纯理论研究，但通篇都是空话，说丰富馆藏便说这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基础，然后罗列了一下接收档案的来源：到期的各机关有价值的档案；撤销机关的档案；征集来的档案。要保证接收渠道的畅通，一是按《档案法》办事，二是做好接收前的指导检查，三是要具备库房、设备、资金等条件，四是与有关移交单位协调好关系，做好宣传等工作。说馆藏优化便是一要符合规范标准，二要门类齐全、载体多样，三要树立珍品意识。
这篇文章的内容既无理论深度，又无实践经验，几乎是从文件或教材中抄下来的，有的作者以为这样能使自己的文章更像理论，殊不知，照抄照搬文件或教材其实毫无价值。
同样是讲馆藏建设，讲优化馆藏，也可举出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作例子。（注：孙观清：《从中国档案馆藏现状看档案的优化》，《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5期。）这篇文章通过分析全国档案馆保存档案、利用档案、开放档案的数字而提出问题：馆藏档案数量增长迅速，而利用却呈萎缩之势，并且通过解剖一家基层档案馆的馆藏，分析全国馆藏现状，继而以具体事例、具体数字为依据讲优化馆藏的必要性与优化馆藏的途径，文章既有调查材料，又有理论推导，对实际工作与理论探索都有一定的价值。
从实际工作中选取具体业务问题进行研究，自然是撰写论文避免空话、套话的较好入口，但真正高水平的纯理论论述也并非都是空论。
“国家档案全宗”是档案界几乎人所共知的基本概念，教课书上这样写，老师讲课这样教，凡学《档案管理学》，都要学到这个概念，年年相因，代代相传，没有提出疑义。进入90年代，有人对此进行了质疑，（注：张辑哲：《“国家档案全宗”概念质疑》，《档案工作》1992年第8期。）其文章讲，构成档案学专业术语重要组织部分之一的“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的使用，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违反了一个基本的科学规则。作者以不容置辩的有力分析，建议废弃“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代之以新的概念，此文一出，斩钉截铁，应该说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大亮点。
不久前《北京档案》还发表了一篇很有价值的理论文章，（注：林清澄：《正确认识谢伦伯格的档案价值理论》，《北京档案》2001年第10期。）对在我国影响很大的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的4点不足之处：没有揭示档案价值的内涵，对档案价值缺乏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对档案价值属性的区分是机械的；其档案价值结构理论是不全面的；其档案价值理论只是“公共文件”价值理论，不涉及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私人档案。
以上例举的两篇文章应该说是高层次的理论文章，两文并没有结合档案工作中的具体业务问题去探索什么规律，但它们理论上的分析推理是需要多方面深厚的理论素养为基础的，其发现问题的独到眼光与分析说理的思辨使文章的论点既突出又能稳稳地立位，与那些充满大话、空话的文章相比，更有价值。
二、泛泛而谈，不如深入研究具体问题
在档案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冠以“论文”帽子的文章，其内容有些是泛泛而谈，既不涉及具体的业务工作问题，更谈不上什么理论色彩。有的是对一项工作活动的叙述，有的是一段时间内档案工作情况的汇集，这类文章大都属行政管理方面的总结、报告，充满着浓郁的文件味道，根本不应划入论文的范畴。但我国档案界局馆不分，行政调控与业务指导不分，事业管理与档案管理不分，日常工作与学术研究不分，这就使得许多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包括各级领导人，把自己工作中写成的文字材料都当作论文，要求刊物发表，要求在学术会议上交流、宣读，而所有这些其实不是论文的论文，大多由于作者本身工作性质的制约，大谈特谈的是面上的一般工作情况，缺乏对具体业务、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样大量的泛泛而谈的工作总结性的文章在刊物上越来越多，以致于影响了读者对论文内容写作方法的判断与掌握，使许多档案工作者误以为论文就是泛泛而谈，就是堆积材料，拼凑情况。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同志写这样的文章，还可以说是与本身工作的性质相关，而一些从事档案教育的同志，也喜欢站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人的角度大谈档案事业管理的历程，五年的发展、十年的回顾、十五年的总结，文章内容多是一些面上的情况，所用的材料也大多来自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历年制发的文件与领导讲话。这种文章不是不可做，也不是说高校的同志就不能做，但这毕竟不是高校同志的本业，从事档案学教育的同志有自己的优势，理论方面的探索应该是自己研究写作的重点。
一些在基层档案室工作的同志，有时也经常会写一些泛泛而谈的文章，其内容有的是叙述一项工作的全过程，开头讲意义，中间讲做法，最后进行小结。这类文章大多是罗列表面现象，文章内容既没有工作特点，也有没地方特色，从形式到内容都很相似，原因是这些同志大多是按照写一般工作总结的路子来写论文，平铺直叙，缺少分析、归纳，缺乏个性。
应当说明的是，泛论、泛泛而谈只是一种形式，我们不赞成的是缺乏实在内容的泛论，但并不排斥业务问题及理论问题方面的综述、总结，同样形式上是泛论，但后者却有实在内容，有参考价值。
有一篇评述有关文件中心设置理论的文章，（注：许存芝：《建立文件中心学术观点简评》，《兰台世界》2001年第10期。）从我国建立文件中心可行性论点的最早提出，到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建立的实践，及各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的争鸣，简要列出有关材料，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本文作者也许并未参与过文件中心建设的实践，也没有提出自己对文件中心建设的意见观点，只是综述了自己收集到的别人的论点，但这篇文章对研究我国文件中心建设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对有兴趣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提供了一种材料方面的支持，使读者看了这篇文章便可以概括了解与此问题有关的主要情况。
还有一篇分析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原因的文章，其内容也属于综述泛论性质，时间跨度大，从民国时期说到建国后，再到十年动乱，直至档案工作恢复整顿以后，横向上既有中国的情况，也有外国的情况，有中国学者的观点，也有外国学者的观点。作者分析了档案鉴定在我国久被冷落的历史原因，指出我国档案界对档案鉴定的意义认识不足，及近年来档案部门、档案人员对“丰富馆藏”存在的片面理解，认为我国档案鉴定理论不够完善，对档案鉴定的实践指导乏力，以及当前有些档案工作政策对此也有影响。
这两篇文章都属于总结性的综合论述，在形式上可以归入“泛论”的范畴，但与一般空泛的泛论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档案工作中的具体业务、理论问题，写作之前都有一个广泛、深入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的过程，后一篇文章又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因此都是以“研究”为写作基础，也就都可称为不错的论文。
三、追风、赶时髦的文章缺乏生命力
在一些档案刊物上，不时可以见到追风、赶时髦的论文，所谓追风、赶时髦，是指这类文章的主要特点是紧追当时社会上一些流行的学说，时髦的提法，把它们与档案学挂在一起。80年代档案工作恢复、整顿初期，社会上大讲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统称“三论”，一时成为时髦，我们档案界立刻也有作者追上去，把“三论”移植到档案学中来，大谈用“三论”指导档案工作，文章看上去理论性很强，强到让人几乎看不懂。后来又出现了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称“新三论”，原“三论”立刻成了“老三论”，于是新、老“三论”又成为一些同志写文章的内容。但时间不长，科学界有学者提出，协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同属系统学，突变论是一种数字理论，把这三者并列没什么积极作用。此说出后，无人能驳，档案界追这股风所做的文章也因此做不下去了。
但马上又有人开始论述档案学是“边缘学科”，原因是上面有领导提出要大力发展“边缘科学”，意图是如果搭上这趟车，那么一向不为人所重视，也没什么太高地位的“档案学”也会因此而风光起来了。但是“三论”也好，“边缘科学”也好，档案界的文章哪一篇也没说出它们与档案学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所有的论说不过在搞文字游戏，找来几个名词，套用几条原理，牵强附会，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认为档案学是“边缘学科”的文章所说出的道理不过是，档案学研究与历史相关的档案，又研究如何保护这些档案，不要让虫、霉、温、湿度变化影响档案的安全保管，这里又要用物理知识，又要用化学知识、生物知识，加上原来就少不了的历史知识，这还不是“边缘学科”吗？不仅是两门知识交汇的边缘学科，而且是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这样，档案学不仅成了“边缘学科”，而且还是比较高级的那种“边缘学科”了。
希望提高档案学的学术地位，这种动机应该说是好的，但不切合档案学的实际，盲目地追风、赶时髦的做法，其结果是适得其反。遗憾的是这种不深入研究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不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着边际地去追风、赶时髦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喜欢这种相对省事又讨好的“研究方法”。上边或社会上提倡什么，号召什么，流行什么，就马上跟上去做文章，不管上边或社会上新的号召或新的理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档案学都能靠得上去，都会有相应提法的追风文章出现。但这些文章共同的特点，一是文章来的快，你有什么，我马上也就有了什么；二是内容浅薄，强拉硬扯，最终在很快的时间内便消声匿迹了。不是说追风都不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搞研究、做学问与领会工作精神、完成工作任务不是一回事。如档案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服务，为编史修志服务，这是很明显的好题目，做好这两个服务，档案部门有自己的优势，发现这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这方面工作的规律，对做好档案利用服务有直接的意义。如档案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开发西部服务，则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研究，因为众所周知，档案馆藏中政治方面的红头文件居多，能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材料不是很多，要象找矿那样把反映方针、政策性的材料拿来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是那么容易。至于把档案学研究与“绿化祖国、种树种草”、“招商引资”、“脱贫致富”、“向××大会献礼”等联系起来，就更不是可以“说到做到”的了。其他象“信息隧道”、“纳米技术”、“数字化”等新提法、新技术在社会上出现后，档案界都有人贴上去做文章，根本不顾在档案界有关工作是否有一定的实践基础，有了一定的实践是不是还需要认真总结研究一下，于是就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地写起文章来，而时过境迁，返回头一看，这些文章与档案工作大多不着边际，大段大段的文字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有的稍加改动，有的干脆是原样照搬。
不少人说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档案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同时档案学的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比如当前叫得很响的“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入世”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有些文章显然是做了实际工作或进行了深入调研后写出来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也有一些文章是追风、赶时髦，没说出什么东西。
在一种新的或者时髦的东西出现时，档案工作者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哪些是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论有实质性联系的，可以借用来为我们服务的，哪些是我们已经固有的，哪些是与我们根本扯不到一块儿的，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外来事物，不搞虚的、表面的、大轰大嗡的事情。
在北京市档案局举办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姜之茂在发言中提到：“实际上目前对WTO的一些认识并不都是全新的。有许多的观点、许多理念，我们的档案工作在入世前也是必需的，只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入世后的新形势将促使这些观点、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注：晓章：《加入WTO会给档案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北京档案》2002年第1期。）
与那种刚一听到WTO，就立刻激动起来，千方百计也要挤上去，生怕误了这趟快车的言论文章比起来，姜之茂的发言既冷静、又客观。面对新事物，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弄明白它是什么；更要清楚、明白自己是什么，然后再去看看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双方的影响是什么。
“实事求是”是我们一贯尊崇的学风，但真正做到，似乎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档案界的一些文章存在“空论”、“泛论”、“追风论”的现象都与脱离了档案工作的实际有关。
20多年前开始，档案界有不少文章讲中国档案工作的辉煌历史，说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档案、档案馆、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还把一些名人，如司马迁、班固、章学诚等都说成是档案工作者。在这些说法风头正劲时，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张我德先生出来讲：“我国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经历了几千年，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的档案馆。”（注：张我德：《清代文书档案的研究及我国的档案事业》，《安徽档案》1984年试刊。）“我以为封建社会里没有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有的仅仅是文书工作者，有一些类似档案工作的事是由文书人员做的。”（注：张我德：《清代文书档案的研究及我国的档案事业》，《安徽档案》1984年试刊。）“档案界流行一种说法，说是档案界就出过名人……，不过把司马迁等人说成档案学家，总觉得有些勉强，没有多少史实根据。”（注：张我德：《清代文书档案的研究及我国的档案事业》，《安徽档案》1984年试刊。）“总之，我们研究档案工作的历史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注：张我德：《清代文书档案的研究及我国的档案事业》，《安徽档案》1984年试刊。）
业务、理论的研究及论文的写作，与我们的学风、文风是有关联的，不能说我们档案界的学风不好，但也不能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不实事求是，其实就是学风、文风中最大的问题。李铁映最近在讲到理论创新时说到：“理论创新，必须改进学风与文风，学风、文风之所以要改进，是因为当前在理论学术界，确有一些不良学风、文风……种种不良学风文风，本质上都是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都是必须逐步加以克服的。”（注：李铁映：《创新理论必须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求是》2002年第1期。）
从“十年内乱”结束以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值得肯定的成果，有了长足的发展，其重要标志即是许多高质量论文的出现，我们有那么多发表论文的阵地，有那么多热爱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工作者，如果我们能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中，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在档案学研究上，一定会取得更长足的进展，也就会有更多的高质量、高水平，有创新、有特色的论文涌现出来，我们的档案事业也将藉此而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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